苏联大清洗背后诡异逻辑,一群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革命建立了苏联

文：读史阅世     历史学副教授

1934年12月1日，同年1月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基洛夫遭遇枪击暗杀，当场殒命。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线一触即发。此次初期以“寻找杀害基洛夫的真凶”为名的运动，前期牵涉达50多万人。

虽然在赫鲁晓夫时期，他曾发表多次讲话直指此次刺杀为斯大林自导自演，但无论真相如何，死亡与阴影确实无法阻挡地到来了。

紧随其后的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为“大清洗”运动做了充分动员，这场爆发在30年代的黑暗血腥运动，在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共党内矛盾与国际共产主义矛盾激化的最巅峰时期。

时至今日，苏联“大清洗”直接与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仍待考察，根据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首次公布的大清洗受迫害致死的人数为681692人，这份1937－1938约一年间的数据占了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判死刑政治犯总数的90%，可见当年集中突出爆发的血雨腥风。

1937年2月~3月，斯大林于苏共中央全会中提出了其著名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即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阶级敌人的反抗将不能不导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这一阶级斗争理论斗争矛头直指“前富农”、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斯大林执政时期及执政前的所有反对派成员、国家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甚至是历史上被怀疑有过告密行为、其他政党经历的人。

其中包括了除列宁与斯大林本人外，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其他5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五人全都死于非命，无一避免。

而数位开国元勋的落马及大量革命功臣的处决不免令人泣血讥笑:一群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反革命建立了苏联。这场苏联大清洗背后的诡异逻辑，令人诧异的同时，又感到苏联时期政治的可怕。

“大清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苏联“大清洗”的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而缺乏监督体制，导致由个人思想路线的错误危及苏联改革与共产国际组织体制。可尽管“大清洗”主要动作在30年代，但巨大的阴霾早于20年代就笼罩在苏联的上空。

20年代三大党内斗争，为30年代在肉体上清洗党内反对派擂起了锣鼓。

1923－1925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1925－1928联共中央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托—李联盟”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同布哈林的斗争。

在三次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彻底压倒了反对派，其个人的权利走向极端膨胀。而在1927－1928的“粮食收购危机”中，斯大林起初拒绝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粮食危机，赞同布哈林的判断。

即首要原因为“谷贱伤农”，粮食收购价格太低；其次，国家高速的工业化建设导致的“商品荒”，导致大多数平凡的日用品有价无市，致使农民不愿意将粮食卖出粮食获得货币，而宁愿自己储备粮食。

显然，这是由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造成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牺牲民生与农业哺乳工业，但辩证看待当时的历史条件，当苏联被西方资本主义围攻，想要尽快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求下，经济建设上的路线无可厚非，可以理解。

但在政治上，外敌猖獗，斯大林粗暴地进行党内斗争，搞垮同僚，走阶级斗争路线，而非团结建党，这对于苏共的发展无疑是毁灭性的。

事实也印证了这点，仅仅四个月之后，斯大林突然改弦易辙，将经济建设问题上纲上线，在公开会议上宣称:“收购危机反映了农村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一次反动进攻……”后续相似的狂言还有例如针对“沙赫特事件”。

面对沙赫特矿区矿井爆炸这一生产事件，斯大林非但没有对各级政府部门推诿责任进行严正调查，反而一心钻研怎么干翻布哈林，粗暴总结此次事件为“工业战线的阶级斗争表现，是国外的资产阶级专家企图反苏反革命，破坏苏联工业。”

这一歪曲事实，只顾自我的狭隘利益，不追求政党政治路线的长远利益的做法，是长期以来框住苏联的铁笼，而早已僵化的苏联，在1991年分崩离析。除此之外，“大清洗”还对苏联造成了毁灭性的人才损失。

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乌鲍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普特纳、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雅基夫等8位功勋显赫的军界领导人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这些军界英杰的冤死，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被处决，是苏联最大的损失，这位伟大的军事将领，是希特勒在对苏作战时处心积虑想要除掉的眼中钉，而在“大清洗”中，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地帮希特勒达成了心愿。

枉顾将领的军事理论，军事建设，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付出了深重代价。战争中，德军伤亡1180万，其中死亡及失踪人口380万，而苏联伤亡2960万，死亡及失踪人口达915万，且德军深入苏联腹地1200公里，1740万苏联平民死于战争。

上至军政界高级官员，下至普通士兵，从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至底层工农，猩红的血液无一不至。

斯大林体制运行之下，要求绝对的意志统一，扼杀一切自由争鸣的声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路线，暴力血腥手的镇压手段体现了专权的内质，是个人私欲与对社会主义认识产生偏差的结果，斯大林模式既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支，更不是必经之路。

共产国际对斯大林模式的水土不服

斯大林实施的“大清洗”，不仅在国内大舞屠刀，在国际社会也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

南斯拉夫曾有800多名共产党员在大清洗运动中殒命，居住在苏联的100多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被送往集中营，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被苏联方逮捕，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

其中受到镇压的还有共产国际创始人、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阿·苏丹·伊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普罗赫尼亚克等人。

制造冤假错案、在这一基础上大发阶级斗争言论，似乎已经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一大模式化手段，国内人心惶惶，人民谨小慎微。

而在中国，中共从成立到遵义会议的这段时间，一直受苏共的直接指导，同时，以王明为首的留苏返中人员坚持“不调和的无情斗争”，走阶级斗争扩大化路线，这一错误倾向在中国引起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并首先被毛主席等人意识到了。

毛主席坚定地认为，搞批判运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并且我党鞭辟入里地指出，王明所坚持的深受斯大林模式影响的批判、斗争思维，是“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研究分析，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这一深刻的分析是中共独立思考进而探索自己的道路的重要一步，不得不说，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偏激的斯大林思想被暴力同化，取决于领导人理性的辩证分析思维。

如何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照搬他国的模式，注定要走弯路，甚至摔断腿。而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不能通过改革，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

而北洋军阀，国民政府的统治，又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

斯大林“大清洗”给我们以惨痛的的启示，个人决不能凌驾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之上，上级要能听见、想听见不同的声音，这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将苏联“大清洗”反动地视为苏联前进道路或者是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必然牺牲，是对历史与生命的漠视，以数十万人民献祭个人私欲，无疑是暴政。

而如何保证权利的集中、警惕修正主义与防止专权导致的权利膨胀迷失自我迷花双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全面的行政监督体系为这个问题做出了最好的解答，而同时，保证监督机构的纯净性与保证党和人员的纯净性是完全挂钩的。

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吸取其经验教训，反向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步，这是当代党员学习党史、斗争史、世界历史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