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平庸之恶」只是假象

对纳粹历史的描绘，《万湖会议》显然选择了极端之恶的立场——并不是一群被动参与者「无思想、无意志」地执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国核心权力的人，在极端思想和狂热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积式激进」，最终在一场70分钟的会议上接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杀人流水线。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热的人。

文｜卢美慧

图｜电影《万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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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讨论主题，和而后真实发生的残酷历史，《万湖会议》实在是部沉闷的电影——汽车开到柏林郊外一幢乡间别墅，纳粹高官从各地汇集而至，寒暄、试探、虚与委蛇，然后按照各自内心的算盘，在会上为各自团体争取最大利益。他们全程平静，举手投足间不忘德意志民族严谨乃至死板的传统，会议按照流程，圆满结束，高官们渐次散去，电影在同样沉闷的平静中结束。

但这个会议，讨论的是二战期间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并最终造成600万犹太人死亡。就电影说电影，针对这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在若干展现同一历史时期的影片中，《万湖会议》给出的是截然不同的解读——

《钢琴家》中的纳粹军官威廉，因为主角一段美妙的钢琴演奏，选择将枪口抬高一寸，作为执行者，他在暴行面前选择了消极抵抗，面对濒临崩溃的主角，他不忘鼓励，「再过两周你就自由了。」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铁丝网两侧的两个小男孩，发生了一段秘密又珍贵的友谊，在孩子的世界里，成人世界的「黑暗理性」尚未发生作用，丈量他们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聚焦人类历史最黑暗最残忍的一段时间，电影选择用巨大的篇幅歌颂纯真。

《辛德勒的名单》，影片结尾，原本借犹太人的劳动发着不义之财的辛德勒摘下自己最后的胸针，痛哭着说，「这至少可以再换两条命」，获救的犹太人赠予辛德勒的指环上写，「当你救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便救下了全世界。」

永远的《美丽人生》，身处纳粹集中营，父亲奎多选择用欢笑和谎言呵护儿子的天真，即便穿上条纹服，也知道等待他的残酷结局，但面对儿子，奎多还是高高兴兴地问，「看呐，我这制服不错吧？」

总之，数十年以来的电影工作者们，更愿意在光影世界中展现那场持续数年的暴行中难以被摧毁的部分，人类的善良不死，浪漫不死，同情不死，天真不死。

但《万湖会议》选择了这一切的反面，它自觉绕开了某种具备抚慰作用的抒情传统，或是干脆说人类天性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不敢直面真相的软弱，剥离一切情绪渲染或戏剧化的呈现方式，以一种接近纪录片式的手法，重现了这场决定1100万人生死的会议。

这种做法当然不讨喜，拍抒情和感人的故事片，或大场面的战争史诗，或聚焦于希特勒的狼狈和帝国的毁灭，纵然满足了人们内心对「公道」的需求和期待，但那些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

历史的残酷在于，辛德勒和钢琴家是少数，美丽人生更是少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那种让纳粹儿童和集中营男孩互换命运的巧合，更近乎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愚顽痴想。

说起来令人沮丧和悲哀，历史的真相是，绝大多数时候，不是辛德勒的名单或是一位父亲满含爱意的谎言，而是万湖会议，是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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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湖会议，后世有诸多近乎专属的形容词，惨绝人寰，臭名昭著，丧心病狂，这与会议自身的平静形成强烈反差，也让这部全程没有鲜血、没有死亡，甚至连像样的争吵都没有的电影，散发出一种彻底的恐怖——15个人，70分钟的会议，600万人的生命，影像与历史时空交汇，不管是平静还是其背后的残忍，一切看起来都难以理解，这不是人类一厢情愿以为的那个世界，善良和浪漫，同情和天真，世间的道义和应有的人性，在《万湖会议》里没有一丝影子。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与会的15位纳粹高官，并非人们想象中恶魔的样子，他们普遍出身所谓的德国精英阶层，其中8人拥有博士学位。

大约初次打开《万湖会议》的人，面对这群「精英」，内心总会有一丝侥幸的期盼，但从始至终，他们讨论了种族问题，效率问题，运输问题，劳动力分配问题，他们心疼假如射杀1100万人需要的1100万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工作也要花费的488天时间。片中最为「人道主义」的一个瞬间，竟是考虑射杀犹太人给德国士兵造成的心理问题，但在提出毒气室方案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他们甚至讨论了元首的喜好和午餐特供的三文鱼，讨论了一战的经历和对退休生活的畅想，会间休息问候了彼此的妻子和儿女，但中间没有哪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疑问，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决定1100万人的命运。

演员们也异常精准地复刻了80多年前的这群纳粹「翘楚」，电影中的海德里希不动声色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作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缔造者和推行者，海德里希陶醉于自己构想的狂热，完全不负「第三帝国黑王子」的名号，切换一下视角的话，甚至不难理解当年希特勒对这位帝国接班人的喜爱和倚重。

电影中唯一一次把1100万人试图作为个体看待，是彻底否认这种看待的正当性——会上，海德里希跟同僚们阐明立场：「请您弄清楚，犹太人将这场战争强加给我们，当我们严厉反击，就必须意识到这种严厉态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必要性，而不是忙着追问，究竟这个或那个犹太人，个人是否做错了什么？」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长期追踪和关注纳粹时期的历史，在其著作《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里斯写道，「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同样，作为奥斯维辛的预演，作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诞生地，万湖会议，最终也没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图源《奥斯维辛：纳粹和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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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的前身是一部六集纪录片，劳伦斯·里斯以一种治学的严苛对待自己的影像表达，他曾介绍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

长时间追踪那段历史，驱动里斯的是，让人们充分认识纳粹时期那样骇人的罪恶何以发生，「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

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那是一群人类对另一群人类的屠戮，「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

《奥斯维辛》的中心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希特勒一个人杀不死600万犹太人。

书中着重强调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

《万湖会议》平静沉闷的表象之下，压抑的即是这样一股暗流。

起初，他们讨论的是，在军工领域重要技术岗位上的犹太人，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老弱病残的犹太人——也就是比较有用、暂时有用和完全没用的犹太人，接着是纯种犹太人、二分之一血统犹太人，以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血统犹太人，起初讨论的是运输问题和枪杀造成的效率问题，接着思维很快发散到强制绝育和毒气室灭绝。

总之，暗流涌动之中，「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由一连串的累积式激进锻造而成。它最终无情地吞噬了六百万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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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湖会议》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是阿道夫·艾希曼。15个与会者中，艾希曼职级不高，整部电影中，他几乎从始至终保持着同样的表情，一个剥离了情绪和情感的帝国军人，在海德里希的授意下按部就班地介绍最终解决方案的详细内容。

真实的历史当中，艾希曼在万湖会议后真正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他被海德里希任命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也就是说，而后数以百万计犹太人的运输和屠杀工作，都是由艾希曼主要负责。

1961年，逃亡至阿根廷的艾希曼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抓获，而后在耶路撒冷，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当时，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全程报道了这次世纪审判，并写成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今天的人们对艾希曼的熟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

在阿伦特后来的描述中，法庭上的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沉闷无趣，刻板机械，「个人素质极为肤浅」。那场审判，也借由转播镜头同步播出，难以计数的人们在电视镜头中看到一个西装革履、戴黑框眼镜的枯瘦老头儿——斜身坐在玻璃屋子中的艾希曼全程平静，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完美官僚，只是出于公民的服从和军人的天职做应当做的事，「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图源网络

于是，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用以描述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但是，自从「平庸的恶」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在学界就一直面临争论。批评者们认为，「平庸之恶」的概念忽视和遮蔽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消除自我思想、放弃价值判断的无意识和无思想，只是艾希曼和无数纳粹分子面临审判时的包装术。

德国学者贝蒂娜·施汤内特在其著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中试图撕去这种包装，理清被「平庸之恶」所遮蔽的真相。

借助艾希曼亲手写下的1300多页笔记和阿根廷一个纳粹沙龙上留下的73卷录音带，施汤内特颠覆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述，「艾希曼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疲倦地伪装自己，逃亡期间还与其他纳粹残余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

在阿伦特的时代，许多人还不知道，逃亡至阿根廷的纳粹党人依然不定期举行着各种秘密集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拥有一家养兔场的艾希曼是其中的绝对主角。让很多人失望的是，耶路撒冷之前，这些人余生的每分每秒都不曾为曾经的恶行忏悔，他们怀念着第三帝国旧日的荣光，遗憾自己的虎落平阳，继续着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除了失去权力的庇护让他们沮丧失落，一切都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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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因为「平庸之恶」太过著名，甚至著名到遮蔽了阿伦特自己的关键论述。阿伦特当年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显然，无论对于圈定艾希曼这一纳粹特定符号，还是万湖会议中其余14位纳粹高官，更适用于他们的「极端之恶」，是当历史给予少数人决定众多人命运的机会，居于决定和设计位置的所谓纳粹精英们，如何利用极致的黑暗理性放任内心的恶毒，以至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阴暗冷酷的一页。

对纳粹历史的描绘，《万湖会议》显然选择了极端之恶的立场——并不是一群被动参与者「无思想、无意志」地执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国核心权力的人，在极端思想和狂热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积式激进」，最终在一场70分钟的会议上接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杀人流水线。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热的人。

电影中，希特勒一直作为绝对权力的幽灵出场，午餐会的时候，高官们三三两两讨论最终解决方案，一段对话是：

——全欧洲的犹太人？这谁能想得到啊？

——这是元首的愿景。这下跟孙子们可有的讲了。

——有多少人能说自己如此近距离见证过世界历史呢？

这时，一个人插话说道，「我会说，是『塑造过』。」

海德里希在会上也有类似的表达，「命运偏偏选中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这个任务，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反感它，就拒绝执行。我们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会乐于为病人截肢。但是，如果我这是救命的唯一选择呢？」

设置对立，简化思想，自我感动，就是在这样的运行模式之下，纳粹官僚机器冷酷碾过了数百万人的命运。

遗憾的是，纳粹的产生并不来自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出自历史的循环。从这种意义上说，《万湖会议》作为一部电影试图努力的方向是，还原历史局部的关键细节，引导人们明白罪恶的产生。

在如今如此急躁分裂的世界，这类记录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永远可以作为一种警醒存在，人类曾踏入过那样的深渊，而那样的深渊，从来未曾真正彻底消失。

万湖会议结束后，600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