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斗争：1944年华沙起义——德军视角

来源：装甲维修部

本文主要来自一个二战老兵马丁内斯·申克的回忆，他是一名归化到德国的比利时人。当时在国防军的突击工兵（Sturmpionier）部队服役，华沙起义时，由于他所在部队的特殊性（毕竟是善于搞爆破的部队）而被调拨到了著名的SS指挥官德吕万格手下。申克在华沙经历了许多次战斗，其中仅仅是白刃战就有19次之多。他的所见所闻后来成为了解德军方面在华沙行动的第一手资料，其经历更是被改编成了电影。

“参军就能开大卡车？算我一个！”

~马丁内斯的军旅生涯实际上充满了讽刺和机缘巧合——如果把他参军前一贯的行事风格串起来看的话，相信很少有人会把他和参军联系到一起：

出生于德比边境的的马丁内斯家境优渥，拥有自己的农场，而小时候马丁内斯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兽医；欧战爆发后，比利时很快沦陷。而马丁内斯的家乡则因为其特殊的文化氛围（以说德语的居多），而被直接划入了德国境内。不过当别人家的见面问候变成“嗨，希特勒”的时候，马丁内斯家还在倔强的使用“Guten tag”——这让他们家平白受了不少白眼。

除了这些，马丁内斯家的离经叛道还包括且不限于：不在窗户上张贴万字标识、不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放纵自家孩子偷越边境、藏匿协助犹太人逃跑、以及救助逃跑的苏军战俘。因为以上原因，马丁内斯家没少被盖世太保请去喝茶；不过所幸当时战事还算顺利，因此也没有受到太多的为难。受到此等家庭氛围耳濡目染的小马丁内斯自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和表弟丹尼尔制作了一台收音机收听敌台（BBC），并因此遭受了自己父亲的一顿暴打；协助他人偷越边境被巡逻队抓住，还好巡逻队员是给他们家做皮鞋的鞋匠，马丁内斯才得以避免更大的麻烦。

随着战局越发不利，德军亟需人手来弥补兵员的短缺。因此就把主意打在了这些“归化”了的比利时人身上：当时国防军第46突击旅正好驻扎在马丁内斯家乡附近的Bonn,军队的征兵人员声称要为军队征募卡车司机——在那个科技还不太发达的时代，卡车司机可是每一个男孩子梦寐以求的职业——于是马丁内斯怀揣着开大卡车的梦想，不假思索的报了名。随后就领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制服和风镜，这些大男孩们就这样戴着新发到手的风镜，开开心心的坐着军队的卡车来到了驻地。临行前，马丁内斯的母亲给他塞了一串黑色的玫瑰经念珠（他们家是天主教徒）。

刚到驻地Bonn，马丁内斯的上司费尔斯（Fels）中尉就“热情”地“欢迎”了远道而来的马丁内斯一行新兵：

“你们这些懒惰的猪，这身制服穿在你们身上就跟那唱戏的一样，赶紧把那该死的风镜给我摘下来！”

自此之后，马丁内斯他们再也没听到半点关于“卡车”的消息，而他的军旅生涯也就这样荒诞的开始了。

~为了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德军征召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军队（比如本文讲述人18岁就去了华沙），这些少年兵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接受充分的训练——尤其是巷战训练。

为了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德军征召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军队（比如本文讲述人18岁就去了华沙），这些少年兵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接受充分的训练——尤其是巷战训练

下一站，巴黎？

时间推进到了1944年7月20号，这天马丁内斯正和好友彼特想办法溜出了军营，在外面找了家餐馆吃饭。他们喝着豆子汤，边吃边聊他们的榆木脑袋上司费尔斯以及那些昨天开小差逃出军队的战友；虽然马丁内斯在刚进军营那会儿也很想逃走，但是参军的时候盖世太保警告过他如果他胆敢逃走就把他父亲送往东线，因此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餐馆老板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讨论他们的元首——不过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电台里说他们的元首遭到了刺杀，目前生死未卜。原本喧嚣的餐馆很快就安静下来，人们屏息静气，纷纷伸长脖子去收听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而餐馆外面，士兵们骑着摩托车在街道上来回巡逻。

餐馆里很快就没了人——显然这条消息让他们放弃了吃饭和付钱的想法，马丁和彼特也趁势从餐馆后门溜了出去；回到军营，军营里警报大响，一片混乱；士兵们人心躁动，不知所措。

“希特勒死了么？”一些士兵问道。

“闭上你的臭嘴！”费尔斯上尉咆哮道，“即使只剩下我们，我们也要为元首尽忠！谁要是有半点犹豫，我就枪毙谁！”

费尔斯说罢便在军营周围安排了许多卫兵加强防守——这一做法遭到了士兵们的嘲笑，因为这些卫兵中有很多人甚至连把枪都没有，只能徒手站岗。

几天后马丁内斯的部队终于领到了步枪和手雷，准备停当后开往前线。他们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列队前往火车站——每个人都红光满面，洋溢着热情和喜悦——这倒不是他们急于三生报国；而是因为他们确信他们会被送到战事吃紧的法国——那边可是开小差逃跑的绝佳场所。火车上的条件对于一个大头兵来说简直是天堂：他们分配到了足够吃两天的食物，大量的红酒（5.2加仑，约合19升），开放式的车厢上面铺满了晒得松软舒服的干草；战友们枕在稻草上边喝边唱边玩牌，好不热闹；而倒霉的马丁内斯则被打发到车尾去领另外19升红酒，结果因为火车太长，临发车的时候马丁还没到达他所在部队的车厢，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货车之间的连接处凑活了一晚上。

黎明时分，火车在一处村庄停了下来，马丁惊奇地发现情况和他们所想的不一样：从一马平川的地形和稻草屋顶的房子来看，他们怕不是被送到了波兰。马丁找到了他的部队，大兵们看到酒到了，就又开始大喝起来；那天是八月一日，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得很，暴饮过后，他们便又枕在稻草上，听着火车在铁道上“哐哧哐哧”的声音，享受着难得的惬意。

突然，几声枪响划过耳边，身边的战友有人中弹；一时间，车厢充斥着飞溅的鲜血、粉碎的护栏木片和中弹的战友凄厉的惨叫；大兵们迅速从醉酒中醒过酒来：

“有——敌——袭！”

“见鬼，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俄国前线！”

每一个人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都感到惊慌失措，马丁内斯看了眼身边的连长费尔斯，他还处在惊魂未定的状态——显然让这样一位指挥官来指挥战斗是不太合格的。好在这场袭击很快就平静下来，附近的孩子们也纷纷一拥而上向士兵们讨要面包。这时候，他们看到远处的田野上跑过来一个士兵，那个人的脸上满是鲜血，显得格外恐怖：

“华——沙——发——生——了——起——义——！”他叫道。

炼狱

进入华沙城的马丁内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当中：它源源不断地把波兰人和德国人吸入其中，伴随着猛烈的炮火和倾斜而下的沙砾，将他们一同化为飞溅的尸块和熊熊燃烧的黑烟。

“我们踩着鹅卵石进入了华沙城，波兰人在暗处放黑枪，而我们则只能在明处干挨打。城市的许多房子都插了白旗，我从一个碎开的窗户上跳进了一间屋子，在楼梯上我看到一对男女躺在那里，额头上有一个枪眼”

“我们逐屋和波兰人进行争夺，在进攻的过程中我们惊奇的发现，我们在每一个屋子里面看到的平民，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额头上都有枪眼。当时我们正在打通前往党卫军军营的道路，友军有个连队和我们一道执行这个任务，结果在开往前线的途中他们的卡车司机不认识路，把车径直开到了波兰人的阵地前面。很多卡车被打成了火球，一些身上着火的士兵到处乱跑求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径直逃到了波兰人火线的方向而遭到射杀，有个中士就这样倒在了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一辆隶属于秩序警察部队的福特V8-51卡车在新世界大街（我们上篇提到的地方）被反抗军打成了废铁

和危险的环境一道出现的，还有上级指挥官草菅人命式的残酷压榨：

一个架设在花园里的德军机枪组

“第二天我们接到命令攻占一条道路，我们穿过一个小花园来到一栋建筑前，指挥官费尔斯上尉在后面急切的催促着我们往前冲，我们只能顶着对面猛烈的火力把房门炸开；我们往屋里扔了几枚手雷然后跳了进去，屋子里到处都是波兰人。因为屋里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掏出匕首抵挡一阵之后只能从屋里逃出来，等到我们逃到一个灌木丛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和我一起在火车上喝酒的弟兄阵亡了；费尔斯上尉又开始在后面催促我们进攻，但是那些波兰人藏的很好（贸然进攻只能是自取灭亡），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如果我们后退的话，在后面压阵的费尔斯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向我们射击。天色很快入夜，整个夜晚我们被困在那个小花园里就像受了惊吓的动物一样又饿又渴，我设法找了些西红柿来解饿，整整一天我们都在向那栋建筑不断射击。”

第二天步兵部队曾经试图营救被困在花园的马丁内斯他们并一举攻下那栋建筑，但是遭到波兰人的激烈抵抗，未能达成目标。不久之后，马丁内斯看到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党卫军部队前来增援：

“这些党卫军士兵看起来非常奇怪：他们的制服上没有任何军衔，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伏特加难闻的酒气；他们在大喊一声“呜——哇（hooorrraaay）！”之后便一哄而上，然后成打成打的被敌军射杀，死伤枕籍。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指挥官，一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神秘男子，仍然在后面怒吼着，驱赶着他的手下向前进攻。过了一会儿，一辆坦克开了过来，我们和党卫军士兵跟在后面开始了冲锋；然而当坦克开到离那栋建筑几米左右的时候，它被击中了，整辆车发生了爆炸。（爆炸的冲击波是如此的猛烈）它的气浪直接吹飞了一个士兵的帽子，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就又撤了下来。

另一辆坦克见到这种情况，便停了下来。这时候，在前面掩护撤退的马丁内斯等人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场景：

“党卫军士兵开始从周围的房屋里驱赶波兰老乡，并把他们聚集到坦克周围，还让其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坐在坦克的前装甲上；这其中有一位穿大衣抱着小女孩的波兰妇女，聚拢在坦克周围的波兰老乡七手八脚的帮着这一对母女上车；就在他们托着小女孩准备上车时，坦克启动了，小女孩从车上跌了下来然后被战车碾了过去。那个妇女看到这一幕不禁发出了绝望而可怕的叫声，这叫声实在是非常凄厉以至于惹恼了那些党卫军，一位SS士兵皱着眉头走上前去，照着她的脑袋就是一枪。在解决了这个扰人的声音后，他们继续前进，在此期间，所有试图逃跑的波兰老乡都遭到了SS的射杀。”

有了波兰老乡们的庇护和加持，这次这伙党卫军的进攻非常顺利，波兰人撤退了。

"那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男人"（左起第一位）

很多躲在地下室的波兰平民纷纷从地下室里钻了出来，他们高举着双手，用德语叫道“nicht partisan（我们不是游击队）”。因为要增援友邻部队的缘故，马丁内斯接下来不知道这些可怜人后来经历了什么，但是他听说那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神秘人”对他的手下咆哮道要杀了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一个典型的波兰地下室，摄于华沙起义期间

“我和另外两个战友跟着波兰人冲进了那些屋子里，我们被困在一楼，而波兰人从地下室和楼顶不断地袭击我们；屋子里堆满了家具和各种杂物，整个夜晚我们都在清理那些杂物好让自己看的更清楚一些，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用刺刀和他们进行搏斗……….到了凌晨时分，我身边只剩下了一个战友：另一位战友不幸在白刃战中被刺刀撕破了喉咙，屋子里到处都是尸体。

一个狙击手在对面街道的屋顶发现了我们并向我们射击，但没有打中我们。我们随后还击并打中了他，他从屋顶上径直跌了下来，然而跌落过程中他的腿别在了建筑的裂缝里，于是他就这样倒挂在那里直到很久之后才断气。”

结束了战斗的马丁内斯和他的战友一道回到了连队所在地，在这一路上，他们目睹了一张张活生生的地狱绘卷：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大街上堆满了波兰人横七竖八的尸体，那些尸体多到下不去脚：如果你想从街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么除了从这些尸体上跨过去，你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时值盛夏，硝烟和灰尘遮天蔽日，尸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快速的腐烂着，乌压压的飞蝇群嗡嗡作响，白色的蛆虫在尸体上欢快的蠕动，布满了大街小巷；而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一晚上的战斗让我们的制服浸满了鲜血，在炎热的天气作用下，穿在身上感觉就像胶水一样黏。

回到驻地，那个蠢货上尉费尔斯欢迎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两头放肆的猪，死哪儿去了？ 他随后称赞SS同僚们简直做了个大好事。 我们当时什么也不想吃，唯一能做的只是呕吐”

德军于1944年8月5日到8月6日期间对沃拉区以及奥楚塔区的反击，蓝色实线为1944年8月5日进度，虚线为8月6日进度。集中Wolska大街南部的区域为德吕万格部的作战区，可见其面对大量波军单位依然势如破竹；而负责进攻铁路南线的卡明斯基部队（与之对垒的仅有两支反抗军）则可以说是几乎毫无进展。

我们叫他“屠夫”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将邪恶和智慧结合到一起——除了奥斯卡·德吕万格（Oscar Dirlewanger）,他于1922年在工作之余考取了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但是他的智慧没有用到正道上：1934年他因为诱奸一名14岁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即便是这样，SS当局还是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而委以重任。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将邪恶和智慧结合到一起——除了奥斯卡·德吕万格（Oscar Dirlewanger）,他于1922年在工作之余考取了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但是他的智慧没有用到正道上：1934年他因为诱奸一名14岁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即便是这样，SS当局还是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而委以重任。

后来，马丁内斯才明白之前那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神秘男子是大名鼎鼎的SS指挥官奥斯卡·德吕万格，而他手下那支可以被他肆意咆哮的SS部队就是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德吕万格旅”。这支部队诞生于1940年3月23日小胡子的一个奇思妙想，它原本由那些犯了偷猎罪的服刑犯人组成，因为小胡子觉得这帮人拥有不错的枪法和猎人般的潜质。不过等到1944年的时候，这支部队充斥着各地的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和窃贼，以及那些在正规军和SS部队中犯了大错而将功补过的军人。和这些三教九流一道充斥在这支部队的，还有他们所在地区平民的鲜血——比如在俄国，当地的妇女儿童就曾经被他们屠杀并拿去喂狗。

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反映德吕万格旅成员在华沙战斗的照片，根据德军的武器编制，照片中拿着MP40这位应该是这伙人的班长

德吕万格本人也和他的手下一样暴虐，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管他叫屠夫——他每周四都会随着性子绞死几个人，有时候他们是波兰人，而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的手下；而每到进行绞刑的时候，他都会亲自踢开被害人脚下的凳子，送他去另一个世界。

即使在几十年后，马丁内斯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依旧记忆犹新：

”这个恶习真是太蠢了”他笑道“这大概也是一种对于这次起义的 纪念品 ”

更让马丁内斯始料不及的是，很快德吕万格就要成为他们的上司了。

“战斗了几天之后，我们被指派给了德吕万格，每个SS排分到了三个突击工兵；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些SS士兵开辟道路，炸开所有挡在前面的障碍的大门、冲进房子，赶出里面的波兰人。虽然我们是费尔斯手下的国防军士兵，但是在战斗中我们要接受德吕万格的调遣。”

“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工兵总是冲在最前面，安放炸药、爆破、然后跳进房屋一气呵成。德吕万格旅的那些乌合之众就跟在我们后面，他们看起来就像乞丐一样，衣衫褴褛，制服上全是污垢。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武器，不少人徒手上阵，然后从其他死者的手里拿起武器继续战斗。每天早上他们都喝伏特加，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空腹喝它：因为如果你空腹中弹，这至多只会让你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如果你的胃里充满了食物，那么对不起，你只会痛苦的死去。”

“德吕万格通常走在我们后面压阵，有时他会乘坐坦克前进——总之他总会想办法让自己得到安全的保护；而对于他的属下，他就没有这么爱惜了。任何在战场上拖拖拉拉，徘徊不前的人，都会被他在后面射杀。”

由于战斗区域绝大部分在城区，逐屋争夺非常常见，因此双方都配备了大量的火焰喷射器。

由于战斗区域绝大部分在城区，逐屋争夺非常常见，因此双方都配备了大量的火焰喷射器

举着白旗的护士们

突击工兵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用各种手段将进攻部队的障碍清扫干净，而这往往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通常一个大撬棒就能解决大多数房屋的大门；如果遇到那种比较难开的门，我们就用炸药或者把三个手雷捆在一起来解决它；而那种最重的门——比如主教宫殿的那种双开式的大门——我们就用炸药在门的两个不同位置爆破，炸开之后，我们发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华贵的紫色。在厨房里，我发现上面的食物还是热的——显然他们还没有走远——不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尝试去吃它 ，因为我们都担心波兰人在里面下了毒。

把炸药安放在何处可是门大学问：放在中间还是放在一侧取决于你希望门被爆破之飞往何处。而这一切必须小心翼翼同时静悄悄的进行——因为波兰人会趴在门后面听动静并向你射击，因此我们有时候会在安炸药之前在门上乱抓来误导波兰人。”

华沙起义德军四大金刚，从左到右：总司令冯·德·巴赫、莱因费斯战斗群指挥官海因茨·莱因费斯、德吕万格旅指挥官奥斯卡·德吕万格、卡明斯基旅指挥官卡明斯基。虽然还有很多德军其他部队也参与了行动，但是后面三位所在部队是战争罪行最多的（图片来源自http://www.warsawuprising.com/）

而有一次的爆破经历，让马丁内斯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在旧城区，我正在一座大门后面安放炸药的时候，听到有人在里面喊‘别开枪，别开枪（Nicht schießen! Nicht schießen!）’，一个拿着白旗的护士随后打开了大门。我们端着刺刀走进了那个屋子，那是个很大的大厅，地板上铺满了床和床垫；伤员到处都是，还有一些是受伤的德国人——他们乞求着那些SS士兵不要杀波兰人；一个波兰官员、一个医生和十五个波兰红十字会护士向我们投降。

德吕万格的部队跟在我们后面，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一个离我最近的护士推进了一个房间里并设法锁上了门。这些SS士兵可并没有理会他们德国同胞的乞求，他们用枪托砸烂了每一个波兰伤员的脑袋，杀死了这里所有的波兰伤员。那些德国伤员目睹此景，绝望地又哭又叫，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做完这一切之后，德吕万格的人马很快扑向了那些护士，他们剥下了那些护士的衣服，而我们则被打发出去看门站岗，即使站在门外，那些女性的哭叫依旧不绝于耳”

~大约有4000名女性参与到了华沙起义当中，很多人是护士、导航员或者是抵抗军战士，有非常多的女性牺牲在了同德国人的抗争当中。

大约有4000名女性参与到了华沙起义当中，很多人是护士、导航员或者是抵抗军战士，有非常多的女性牺牲在了同德国人的抗争当中

晚上，我们听到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上传来一阵咆哮声，那声音就像是在战场上的那种咆哮一样，于是我和我的战友爬上了墙去一探究竟：各式各样的部队，包括SS、国防军、卡明斯基的哥萨克、德吕万格的部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围在广场上有说有笑；口哨声、说教声此起彼伏；那些医院里的护士们双手抱头、赤身裸体地冲过广场，鲜血顺着她们的大腿淌了下来；那个男医生穿着被他鲜血染红的衣服，脖子上套着绳圈，头上戴着用荆棘制作的头冠。所有这些人被带到了广场的另一头——那里有一个绞刑架，上面还挂着几个被绞死的受害者。当他们开始绞死那些护士的时候，德吕万格亲自踢掉护士脚下踩着的砖头来送她们上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准备跑回我们同班所在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看到几个卡明斯基的哥萨克正在追逐那些平民。这些人里面有个波兰孕妇在逃跑的途中摔倒了，一个哥萨克见状调转马头用鞭子抽她，她连滚带爬的尝试逃命——但是失败了，那些哥萨克骑着马从她身上踏过，杀死了她。

~在华沙起义期间，德军，尤其是德吕万格旅和卡明斯基旅，发生了数起屠杀医护人员及伤兵的事件。比如申克讲述的这一起，以及发生在Dluga大街医院的这起屠杀事件。

~在华沙的三号突击炮，德军在此战中投入了大量的突击炮——出于对巷战中不必要的损失的担忧，大多数突击炮都聚集在广场附近。

为了忘却的记忆………..

在战斗的间隙，马丁内斯和他的战友们只能在地下室和衣而睡；然而不绝如缕的警报声、高强度的战斗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常常难以入眠，为了忘却这些记忆，他们只能喝掉大量的伏特加以及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来麻醉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会畅谈很久，’也许明天我就受伤回家了’，我常常这么讲。”

然而即使睡着，战斗中的那些惨象依然会在梦中出现：

”我们常常做噩梦，有时我会在睡梦中突然大声尖叫起来。接着我的战友们会把凉水泼在我身上让我清醒：‘布比（马丁内斯在军中的昵称），你得了华沙狂躁症’。“

”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在战斗的时候你无所畏惧，但是当你回到营地之后就会开始发起抖来；不止一次的，我们听到墙的另一头波兰人在唱一些欢快的歌曲，有时我听到之后会潸然泪下——唯有喝酒，才能克服这一切。“

一支德军火焰喷射器小队在一辆四号突击炮（看尾部大概是的）的掩护下进行突击。在华沙，类似于这样的逐屋战斗对于申克来说可以算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替SS炸毁一堵阻碍视线的墙，SS士兵们计划从建筑的另一侧发起突击；当我的战友用撬棒砸门时，我发现一个波兰人出现在我的左边。我迅速扑向我的战友，带着他躲进了墙上的一个洞里，但是我们俩还是中弹了——一发打在了我的弹匣上，而另一发打中了他的肺——当他呼吸的时候，鲜血就会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为了帮他止血，我找了些泥土敷在他肺部的伤口上。藏身处还有一些尸体，我就和这些死伤者躺在一起；稍后我起身靠在墙上，波兰人往我们这边扔来了两颗手雷，我把其中的一颗扔了回去，而第二颗却滚到了我够不到的地方。随着一声巨响，我被炸的血肉模糊。”

“下午的时候，四名国防军士兵带着担架赶了过来，我们设法突破了对方的的封锁，但是我受伤的战友却因为在突围过程中身中四弹而牺牲了。我当时悲伤的说不出一句话，浑身发抖然后吐了起来。”

“少校给了我一天的假期，借着这个机会，我参加了战友的葬礼；他们把他的鞋子脱了下来，把他们扔进了一个埋着其他阵亡者的深坑，随后撒上石灰粉进行埋葬——所有这一切全部由波兰平民来完成。”

华沙城的德军墓地，整个华沙起义期间，德军大概有2000-17000人阵亡，另有9000人失踪

~华沙城的德军墓地，整个华沙起义期间，德军大概有2000-17000人阵亡，另有9000人失踪。

“升天突击队”

一辆被击毁的四号坦克，位于Grochowska大街。该坦克隶属于第25装甲师，和申克所属的突击工兵一样，坦克也被分配到各个战斗群提供火力支援。

“老战友们一个个的死去，新兵蛋子们一个个的补充进来。我可能比较走运，也许是因为费尔斯老是想让我‘像狗一样死去’（笑）——我可不认为这是他喜欢我的表现。
突击工兵经常被人叫做‘升天突击队（Himmelfahrtskommando，Himmelfahrts在德语中有宗教意义的”升天、飞升“的含义；英文注释中称为Commando of Ascension，飞升突击队）’，因为我们常常冲在第一线，不知从哪儿打来的子弹就会从你耳边嗖嗖飞过，随便一发子弹就能结果你的性命，把你送上天堂。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些聪明的波兰人究竟藏到了哪里——他们往往会从屋顶的瓦缝上露出枪管向我们射击。他们中的很多人穿着德军制服同时说着流利的德语，这甚至把我们搞得不敢在战斗中戴头盔——因为很多波兰人也带着那玩意，我们实在是担心我们的友军会把我们当成波兰人误击。”

有时候战争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尤其是他渴望在战斗中活下来之后——比如说战争成功的让马丁内斯从一个不会用右眼瞄准的人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左眼射手（考虑到98K的枪栓在右手边，这实在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

“一开始，我的射击水平非常差，常常因为打不中目标而被罚——因为我闭不上我的左眼——而战友们老是以为这是我装出来的。他们把我送去医院诊断，医生告诉我说可以从枪的另一边射击。这句话点醒了我，我很快成为了一名左撇子枪手，这让我在巷战中非常得心应手。”

“在一次肉搏战中，一个波兰人从我的新同伴那里抢走了他的枪，费尔斯命令他把枪找回来；那个孩子吓得浑身哆嗦，于是费尔斯拔出了他自己的枪并命令他跟着那些波兰人把枪夺回来。过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着一把刀回来了，他伤的很重，尖叫着，血流不止。

1944年9月15日，我看到维斯瓦河的对岸出现了三辆俄国坦克。当时我们都吓坏了，那些俄国人显然对于我们的阵地一览无余，但是他们没有射击，随后自行消失了。

举手投降德军战俘，应该是8月20日反抗军攻陷PAST大楼时所摄；整个起义期间反抗军对国防军战俘非常人道，而SS和RONA成员则往往会在被俘后被处决

尽管常常遭受上司费尔斯的白眼，但是马丁内斯还是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在经历了15次战斗之后，马丁晋升为了下士。甚至到后来就连费尔斯也会提到马丁的勇气——尤其是马丁因为一次拯救战俘的行动而上了《国防军》杂志的时候。

不过对于此事，马丁颇不以为然：

”那完全是个巧合，我当时只是准备去炸开一道门，当我安放炸药的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人用德语喊道‘不要开枪！’，接着我看到窗户里面有人挥舞着白旗。我打开了门，里面跑出来了大概30名德军士兵。他们见到我高兴的哭了出来，从上到下的亲吻着我。他们说那些俘虏他们的波兰人对他们很好。”

因为这次勇敢的行动，马丁内斯被授予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我的妻子在一旁酣然入睡，而我却在数着他们………”

有时候电影上会演一些有关于华沙起义的情景，但是那里面有很多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从未跟人说过这么多有关于那次起义的细节，你（指采访者，译者注）把事情事无巨细的问了一遍——这是你的权利——但是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又会再次在我脑海里萦绕；我们不清楚那些被我们杀掉的人是否会真的死去——因为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所有的事情都发生的那么快，射杀，射杀，陌生的脸，所有这一切都在强烈的撞击着我的回忆。
(申克用双手掩住了他的脸)。

我们曾经炸开了一所学校的门，当时孩子们都站在大厅里和楼梯上。他们中的很多人看到我们都惊恐的举起了双手，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儿直到德吕万格冲进来——他下令把那些孩子全部杀掉——于是他的手下射杀了所有的孩子，然后站在孩子们的尸体上用枪托击打着他们的小脑袋，鲜血顺着楼梯汨汨而下。后来人们在那里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350个孩子在那里遇害——不过根据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大概有500人。

~很多孩子和大人们一道参与了这次起义，女孩子们往往从事护理之类的工作，而男孩子们则会充当信使或者担任引导员。

很多孩子和大人们一道参与了这次起义，女孩子们往往从事护理之类的工作，而男孩子们则会充当信使或者担任引导员

或者那个波兰妇女（申克也记不清具体是哪次行动了），平时我们突击那些地下室的时候，德吕万格的部队往往会轮奸那些躲在地下室的妇女——他们常常急不可耐，做事的时候手里都拿着枪，速战速决。

在一次战斗中，我当时紧张的要命，找了堵墙正靠在后面平复我的紧张感。这时，德吕万格的士兵冲了进来，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拽着一个女人——她非常漂亮，很平静，没有尖叫。那个士兵强奸了她，一只手拿着刺刀，一只手抓着她的头发把她狠狠地往桌子上撞。他一开始用刺刀划开了她的上衣，完事之后又一刀刺进她的身体，从胃部直接划到了喉咙，鲜血喷涌而出——你知道，夏天的鲜血凝固的有多快么？

还有一次，德吕万格从大街上站着的人群里面抱走了一个女人的孩子，他把孩子高高举起，然后扔进了火里，然后他射杀了孩子的母亲。

或者那个从地下室里面突然跑出来的小女孩，她看起来大约有12岁，蓬头垢面、又矮又瘦；当时她夹在我们和波兰人的阵地中间，站在墙边不知道该往哪跑。她举起了她的双手，嘴里念叨着‘Nicht Partizan（我不是游击队）’。我向她挥了挥手，示意她不要害怕走近一点，她就这样举着小手慢慢靠近；当她即将接近我们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小女孩的头爆裂开来，一小片面包从她手中滑落。晚上，我们来自柏林的排长走到我面前微笑着，骄傲的对我说‘上午那枪真是大师一击，不是吗？’

孩子们经常来找我们，因为他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在战争中丧生了)。这些孩子饥肠辘辘，渴望着我们能够分享一些面包。有一个小男孩曾经在我们执行守卫任务的时候给我们送吃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战俘，不过我认为他不是。虽然小男孩不会德语，但我们之间可以依靠手势交流。有一次在我给他香烟的时候，一个SS士兵正好从他身边经过。他向那个男孩挥了挥手示意跟在他后面，于是男孩就跟在他的后面走远了。不久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我迅速跑了过去，那个死去的男孩倒在了楼梯上。在他的身旁，SS士兵用枪指着我，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走开了——这就是在华沙发生的事情。

一名指挥战斗的国防军军官

我们小队的吉祥物是个残疾的孩子，他大概有12岁；虽然那个孩子失去了一条腿，但是他却可以用自己剩下的那条腿飞快的跳来跳去——他对此非常骄傲。他常常围着我们左右横跳，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我们都认为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运。

一天，几个SS士兵叫住他，他非常开心的朝他们跳了过去，那些人大笑着要他跳到远处的树林里去；在他们说话的当口，我在老远就看到他们往那个孩子的包里塞了两颗手雷，不过那个孩子没有发觉。那些士兵在他身后大声喊着“跳快点，跳快点啊！”然后一声巨响，那个孩子被炸成了碎片，SS士兵们见状笑个不停，空气中充满着快活的气息。
我常常很早就被噩梦惊醒，而我的妻子在我身边睡得香甜，有时候我会梦到那些被杀死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我会梦到我试图去数那些我曾经杀死的人，但他们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

蓝色内衣所带来的麻烦

华沙曾经有阵子很缺水，那时候在我们连队洗刷的地方有一个澡堂，那里存了很多自来水；一次我直接跳进了水池，紧接着其他人也跟我一样跳了进去；一个医官悄悄地告诉我说在附近的一个废弃地下室里有很多内衣，这些内衣是蓝色的，不是军用制式物资。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迅速地把自己身上这块军队发的破布丢了，然后跑去地下室找了件蓝色内衣——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被我们中士送到惩戒连去待了一周，在河岸那边干一些（对面是苏军控制区）送地雷的粗活（埋地雷的活一般由那些战俘以及状况更惨的惩戒部队承担）。

~即便是宗教建筑也不能在这次起义中幸免——尤其是自占领以来德国人一直在积极迫害被他们认为会影响统治的波兰天主教会。

即便是宗教建筑也不能在这次起义中幸免——尤其是自占领以来德国人一直在积极迫害被他们认为会影响统治的波兰天主教会。

我第二次被送去惩戒是因为一个神父的缘故，当时我们正在旧城区炸开一所修道院的大门。那个门又大又重，炸开那玩意废了我们好些功夫；当大门被炸开后，一些波兰人四散逃进了地下室里。由于整个修道院早就被炸弹和手雷炸的千疮百孔，因此我和另一名士兵找了个洞跳了进去；在地下室，我们看到一个神父伫立在那里：只见他一手拿着圣餐，一手拿着圣杯——大概是被这肃穆却又罕见的景象震惊到了的缘故，我和那名士兵单膝跪地，接受了圣餐。随后跳进来的第三名士兵看到此情此景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SS部队杀了进来，一如既往的，地下室又开始充斥着枪声和哭叫声，以及那些修女们的呻吟声。神父落到了德吕万格那伙人的手里，他们对着十字架小便，把圣餐饼扔到地上摔了个粉碎。神父的待遇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他的衣服被撕扯的破破烂烂，整个人被打的鼻青脸肿。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怒火，直接从他们手里把这个神父夺了回来。这可把那些SS吓了一跳，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们喝的烂醉如泥的缘故，这些人连着好几天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那个神父被我们送到了营部，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了费尔斯——自然因为这事，我又受到了处罚——这次是让我一个人守卫一座桥，确切地说，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基尔比兹桥（Kierbiedz Bridge）的废墟。这个地方非常凶险，我们和俄国人在河的两岸都设置了一个机枪阵地，他们时不时的会互相对射一番——虽然因为距离的原因这些子弹大多根本打不到对面去，但我依然需要活用我机智的头脑让我自己在这几天的任务中活下来——总的来说过的有惊无险。苏军那边白天非常热闹，小轿车开来开去，不时有大官下车用望远镜看看华沙城的情况，而士兵们则晒着日光浴，趁此机会享受着难得的悠闲。

苏军从未停止挺进华沙的努力，左上，在卢布林的苏军近卫第八坦克军的坦克，1944年7月，左下，在华沙附近的苏军，1944年8月；中间，隶属于第二坦克军的苏军坦克纵队，1944年7月；右上，满载苏军的装甲车部队正在追击撤退的德军，1944年7月；右下，在波兰东部进行协同作战的苏军装甲车部队，1944年7月。

还有一次我被派去侦察一个被波兰人盘踞的旧纺织厂，在那里我看到了大概四十来个波兰人，他们由一个穿着制服的指挥官带领着，装备低劣的同时状态还非常糟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伤了，而且随队的除了一些武装起来的妇女，还有些老人和孩子。为了防止被他们追击，我打了颗信号弹之后就逃跑了。晚上我回到营地汇报了情况，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扫荡了那个据点。

费尔斯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件事，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依稀记得，因为那个混蛋长官经常躲在后面强迫我们往前冲，而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送命，所以我们哥几个决定想个法子把他做掉。（为了防止互相出卖）我们把七八把枪随机的发到每个人手里，而其中只有两把步枪是有子弹的。于是在某天当费尔斯恰好站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们在他身后给了他一枪，逃之夭夭。（这样我们就如愿以偿的换了新指挥官）新来的指挥官和他相比，就有人性的多了。

装满黄金的胖次

波兰证券大楼正面，此时已经变成了废墟

还有一次，忘了我们炸的是波兰国家证券印刷厂还是波兰银行了，总之那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当时那个目标我们久攻不下，上面的人叫我们挖个地道（从地下攻击）。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只穿着内裤就开干了（毕竟那时候是八九月份最热的时候），一开始是他挖土我递土，在接近目标地点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下位置。当我在前面挖土时，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然后发现我的战友不给我递土了。我慢慢地爬向他，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

华沙起义期间，为了减少进攻当中不必要的伤亡，歌利亚被德军大量使用；其中的一部分被起义军缴获之后，也被拿去进攻德国人的据点

原来我们的隧道通向了一个地下室，在那里，我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他们肯定是发觉了我们的行踪，于是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想办法爬出了地道。结果在重新归队的路上，由于我和在夜间执勤的哨兵互不相识，而一个只穿着内裤的人在夜里显然也很可疑——于是不得不在他的要求下趴在地上对了一下暗号，这才让他打消了自己的怀疑。

既然地道战术不成，那么只能去想想别的办法。第二天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台歌利亚，这次给歌利亚带路的依然是那些可怜的波兰老乡——因为我们战线内的歌利亚经常会被波兰人想办法引爆，炸死了不少我们的弟兄——战术很奏效，歌利亚成功的炸了个大洞。当天晚上整整一晚我们都在追杀那些在大楼里和地下室里的波兰人，到了早上，一辆坦克过来支援了我们，最终夺下了那座大楼。

那里简直是个宝库——地下室里堆满了金币——我们每个人都把口袋塞得满满的，以至于裤子都不堪重负耷拉了下来；不过我们搜罗到的那些金币很快就消失了，一个小伙子悄悄的告诉我，是德吕万格把它们拿走了。

我知道谁能活下来

马丁内斯的最后一次战斗依旧是攻占一座大楼，虽然类似的事情在这地狱般的两个月里经历了很多次，但是这一次的经历依旧令他难以忘怀：

“当时我正穿过一片空地，一个受伤的士兵躺在那里。我把我的水壶递给他让他喝了点水，然后就跑上前去炸门去了；那些SS士兵跟在我们后面，当我跑回来的时候，德吕万格叫住了我，他指了指那个受伤的士兵
‘你竟然把水给这么一头猪喝？’他咆哮道
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穿着德军制服的伤兵胳膊上还带了条红白色的袖箍（这证明他是一个参与起义的波兰家乡军成员）
‘杀了他！’德吕万格把他的手枪递给我，
我一声不响的站在那里，厌倦和厌恶油然而生——即使德吕万格在一旁大吼大叫，我依然不为所动。那个波兰人看着我，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在波兰的这几个月里，我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死亡司空见惯之后，我练就了一身本领——那就是只要看一眼一个受伤的人，我就知道他能活多久：是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

一个德吕万格的手下从我手中夺过手枪，杀了他。

德吕万格咆哮着，发誓要当场把我枪毙。之后几个国防军士兵走了过来，于是他威胁我到时候军事法庭见；一个步兵军官看到这一幕，于是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而我则趁着这个机会溜走了。”

~由于很多反抗军成员也同样戴着德式头盔并身着制服（有些是德军的豌豆迷彩制服，有些是前波军制服），因此交战时往往很难分辨敌我。通常反抗军会使用代表国旗颜色的红白条纹来进行识别。

德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来，起义军的处境每况愈下；最终在九月末，这场“华沙的大戏”终于进入了尾声，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开始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

左：波兰红十字会负责人同德军商讨投降事宜；右：投降谈判之后，满面红光的冯·德·巴赫同起义军领导人Bor将军握手致意

“9月末，三个波兰人高举双手向我投降，他们向我递交了一把机枪和两把手枪。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德语讲得很不错，我站在我的岗哨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让他们暂时在那等一下，而且最好别被其他人看到。我很幸运，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新上尉，他非常人道的对待这些战俘并亲自把他们送到了SS那里。

最后一个起义的据点投降了，一些高级官员作为波兰国家的代表举着白旗来到我们的营地。我们把他们带到了我们营指挥官那里，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沃伦贝格上校、德吕万格以及其他指挥官。几个小时之后，波兰人到了，那些抵抗军士兵们跟在他们后面；所有的伤员都被集中到一个醋厂的大仓库里，我们被命令离开那儿，在外面，我听到了枪声和尖叫声，我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在起义的最后几天，我碰见过费尔斯一次，他伤得非常重，不过还是从我们的安排中活了下来，我小心的避开了他。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华沙依旧充斥在爆炸声中——因为爆破小组接到命令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我们的部队执行完任务之后就转移到了别处，不过在这年的11月我们又回来了一次。当时我们正在踢足球，不知是谁一不小心把球踢进了一个地下室，我跳进地下室把球捡了回来。在那个地下室里，我看到了数不清的人类尸体，只不过因为时间太久，它们大多已经变成了骷髅。

我最后一次见到德吕万格的时候，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黑皮衣正和一个金发美女以及一个红发美女相拥而行；和他那件已经磨破的皮衣相比，两位女性显得干净又优雅；三人在华沙的废墟上有说有笑，好不快乐，而不远处，很多建筑物在熊熊燃烧。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军在控制了华沙城之后疏散了全部70万居民并摧毁了绝大多数的建筑物——如果没有肖尔蒂茨的努力，巴黎城大概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昔日繁华的保诚大厦一带由于双方不停的争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其中保诚大厦本身被命中炮弹千余发（显然包括机关炮炮弹），值得一提的是它吃了一发来自卡尔自行迫击炮的直击，却依然屹立不倒。

尾声…..？

嗯，这时候需要用一下关于斯图普的这张名照片……他自己留下来的照片并不多

尤金·斯图普因为镇压华沙隔都起义有功而升任SS中将，并幸运的活过了大战结束——然而波兰人、美国人和那些犹太人受害者却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他曾下令处决被俘的美国陆航轰炸机飞行员），而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讽刺的是，他在华沙隔都起义期间为了邀功而写的非常详细的报告，成了日后法官给他定罪的的重要证据。1947年3月21日，他首先被美国军事法庭处以绞刑；随后在同年5月下旬，他被押往波兰，对他在波兰期间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

在波兰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尤金·斯图普

1951年7月23日，波兰人民法院判处尤金·斯图普绞刑。

1952年5月6日晚7时，尤金·斯图普在 Mokotów Prison 被执行绞刑。 临刑前几天，当忏悔师询问斯图普是否要对他在华沙隔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时，斯图普回答道：

“我不认为屠杀犹太人是一种犯罪”

~波兰著名作家和记者Kazimierz Moczarski，在波兰沦陷期间是一名波兰家乡军成员。苏军解放波兰之后他因为反苏而被逮捕并一直关在死囚牢里。正因为如此，他和尤金·斯图普成了狱友，巧合的是，在斯图普华沙任职期间，Moczarski曾经接到上级指示暗杀斯图普。1956年他终于获释，1975年去世。

~曾经是工程师的卡明斯基，生于白俄罗斯一个中产阶级的他在苏俄内战时就加入了红军，苏德战争爆发时，担任大尉职务的他在朋友的邀请下成为了德军的帮手。

卡明斯基和他的RONA（俄罗斯自由军）因为其极度的不可靠和混乱的军纪而被各路德军指挥官所厌恶。根据埃里希·冯·巴赫在战后的说法，“（RONA）完全没有任何作战价值，无论是他的军官还是士兵，都缺乏最基本的战术理解”；这些士兵在华沙呆了将近一个月，没有完成任何既定目标，却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当然按照卡明斯基本人的说法，这种劫掠是“为了获得RONA的维持资金”。

最后德军只能让他们驻守在后方执行封锁波兰人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他们非但没有很好地完成，反而在这些后方的战斗中不止一次的被波兰人突袭：一系列的袭击让RONA损失了450余人和所有的火炮——毕竟那些烂醉如泥的兵士看到袭击只会四散奔逃。更加要命的是，在华沙起义期间，他的部下敌我不分，竟然强奸杀害了两名德国劳工联盟的少女。

彻底失去耐心的SS高层决定用其他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隐患，在八月末九月初的某天，卡明斯基被召到Lodz去参加一次SS的高层会议，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他在半路上就被盖世太保拘捕随后被军事法庭以“侵占帝国财产”的罪名秘密处决——虽然德国人为了安抚RONA的情绪，找了辆汽车打了几个枪眼对外宣布说是卡明斯基在路上因为遭到了波兰游击队的袭击而牺牲，不过明眼人在事后的发布会上都看出了端倪，因为德国人所谓的“事故现场”和Lodz完全就在两个不同的方向。

参加起义的布拉格市民

卡明斯基死后，1944年11月，群龙无首的RONA被SS解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往捷克斯洛伐克并入了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在那里，他们心中仅存的良知让他们终于多多少少的发挥了一点应有的价值——在1945年5月的布拉格起义中，当起义军被党卫军逼到绝境，要重蹈1944年华沙起义的覆辙之时。俄罗斯解放军调转枪口和布拉格人民并肩作战，利用手中的重装备帮助起义者打退了一度控制布拉格大部的党卫军，一举扭转了局势，撑到了苏联援军的到来。

只不过苏联人并没有善待这些曾经的叛徒，包括弗拉索夫在内的绝大部分俄罗斯解放军成员都被苏军逮捕处决，仅有极少数人隐姓埋名，每天在被克格勃追捕的恐慌中苟活于世。

埃里希·冯·巴赫在结束了华沙的战斗任务之后又被希特勒送到布达佩斯，他出色的挫败了霍尔蒂企图反水的阴谋，并主持了匈牙利犹太人的解决行动（霍尔蒂当政期间顶住了德国方面的压力没有屠杀任何匈牙利犹太人）。这之后巴赫官运尚可，于1944年11月和1945年1月先后担任过党卫军第十四军和党卫军第十军的指挥官，并最终在1945年2月17日调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负责指挥奥得河地区的部队。

战后巴赫虽然隐居乡下，但最终还是在1945年8月1日被美国宪兵拘捕，不过他愿意在纽伦堡审判中充当证人并提供了一些可以坐实他曾经上级犯罪的证据，这让他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大审判的羁押期间，他既没有被指控战争犯罪，也没有被苏联和波兰当局要求引渡。同时他一直声称自己坚决反对希姆莱关于屠杀300万犹太人的决定。当然，他也做了点其他的事情，比如在审判期间给戈林送去了自杀用的胶囊（当然，这个证词并没有被盟军采信）。

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的冯·巴赫

1949年巴赫被盟军释放，而这之后他所期望的自由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51年，他因为一桩长刀之夜期间的谋杀案而被处以10年劳改——直到1958年才被放出来。这之后他官司缠身，又于1961年在家里被人捉去，因涉嫌谋杀6名康米而被法院处以终身监禁——说来也怪，他的这些官司大多是些30年代国社党兴起那段混乱时期的陈年旧案，反倒是没有一桩案件是同他在战争中以及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有关的——当然他自己也公开否认过那些关于他参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指控——在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审判期间，他作为证人替这位自己曾经的同事进行了辩护，只不过并没有对审判的结果产生什么影响。1972年3月8日，冯·巴赫在慕尼黑监狱医院病逝，享年73岁零两周。

德吕万格和他的部队初到华沙时只有881人，在华沙的几个月里他们得到了友邻部队大概2500人的增援，然而离开华沙时只剩下了648人——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三百。当然，德吕万格用人命换来了SS高层的赏识。在1944年10月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起义之后，1945年2月，这支部队如愿以偿的升格为SS第三十六德吕万格掷弹兵师，只不过德吕万格的师长位子还没捂热，就在同月的一场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就医，再也没有指挥过这支部队。

身穿平民服装的德吕万格，由于拍摄时间不详，所以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他被拘捕时的照片

1945年6月1日，伪装成平民的德吕万格在法国占领区被一名前集中营犹太囚犯发现，随后被捕获并被送往监狱。六天之后，德吕万格死于狱中，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自然死亡”——然而根据后人的记载，他在狱中遭到了波兰籍看守极其不人道的对待。很多传言声称德吕万格是被人活活打死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他一个人的死并不能抹消他和他的部队在华沙所犯下的全部罪行。

第36掷弹兵师在战争末期向美军投降，只不过除了继任师长弗里茨以及其随行人员外，其余士兵均被移交给了苏联人——平心而论，很难说这些后期补充的兵员里面有多少是在1944年的那个夏天真正屠杀波兰人民的刽子手，但是显然这些后继者要承担一些可能并非他们所为的事情的后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苏军处决，而那些侥幸逃脱一死的幸运儿，则至今都在波兰政府以及华沙起义纪念馆的追责名单里。

德吕万格旅成员，摄于1944年8月1日

海因茨·莱因费斯因为在华沙的卓越表现而得以升迁，于1945年1月官拜屈斯特林要塞群司令长官，扼守至关重要的奥得河东岸屈斯特林要塞群。只不过他在第三帝国的官运也就在这到了头：在同年三月的屈斯特林要塞战斗中，莱因费斯寡不敌众，率领残部千余人弃城突围。由于该行为违反了上级“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莱因费斯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只不过和战争末期经常出现的混乱一样，他的死刑判决一直没有被执行——因为他压根就不在后方。逃脱死刑的莱因费斯率领残部设法离开了要塞群，并一路向西前往英军控制区向在那里的英军投降。

战后，尽管波兰政府一再要求引渡莱因费斯回国审判，但是英美当局鉴于莱因费斯的重要证人作用而未予准许。纽伦堡审判之后，莱因费斯因为战争罪行被西德当局逮捕，然而因为缺乏证据同时种族灭绝并非德国的刑事犯罪种类之一而作罢（毕竟西德的新法是不能溯及既往的，否则将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担任威斯特兰市市长时期的莱因费斯

晚年的莱因费斯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他先是于1951年在石荷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北部叙尔特岛的威斯特兰市担任市长，那里风景如画，是著名的旅游胜地。1962年进而被选入了石荷州州议会，成为了一名议员；1967年卸任后，不甘心退休生活的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尽管国外要求治他罪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本人依然逍遥自得，同时每年还享受着西德政府提供的将军标准待遇的年金。1979年5月7日，莱因费斯在自己叙尔特岛的庄园中安详的去世，终年75岁。

逃出生天

~相较于上面几位党卫军高层在华沙事件之后如鱼得水的的境遇，主人公马丁内斯接下来的遭遇显然是非常糟糕——尤其是在苏联人恢复了对华沙的进攻之后，马丁内斯一行人比他们的德国上级提前了几个月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只不过他们的充满了血泪，更加凶险——因为不仅仅有苏联人的追捕，还有那些以绞死逃兵为乐的党卫军纪律部队对他们虎视眈眈。

“我们丢掉了自己身上几乎所有的装备：头盔，武装带，还有武器；那时是数九寒天，地面上积着皑皑的白雪，伊万们的坦克就跟在我们身后，顺着我们踩在雪中的脚印步步紧逼。我们跑啊跑，发现我们通往树林的去路被一个冰湖挡住了，但是后有追兵，我们只得硬着头皮向冰湖的中央逃去。俄国坦克没有追过来，但他们发现了我们并向冰面射击。我们中的一个人开始了祷告，渐渐地，他的祷词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声音停了，他死去了。

这时候，云朵遮住了月光，我们趁此机会从湖面上爬了过去。到了湖对岸我们发现这里早已被苏联人占领，苏军士兵吸烟的光亮在夜色中时隐时现。无奈之下，我们匍匐前进，从他们的前哨站之间穿了过去。我们躲进了树林里，但是到第二天我们发现苏军坦克又开始跟踪起了我们的足迹。我累极了，躺在了树林边上的一个沟渠里，因为迷彩服的衬里是白色的，这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俄国人。”

申克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他只希望一切早点结束，甚至迫不及待的希望死神早点到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群波兰农民发现了他。

“苏联人？” 马丁内斯摇了摇头

“德国人？”马丁内斯点了点头

“噢，可怜的孩子，你饿坏了吧？”他们当中一个高个子农民关切的问道。

申克就这样被这群波兰老乡连拉带拽的带回了村子里，他被安置在了一间屋子中，此时申克的心脏悬到了嗓子眼里，因为在军队中，那些军官教育他们要警惕波兰人，他们“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不久，一个波兰少女拿着刀子出现在他面前，申克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

然而那个波兰少女并没有杀他，她只是打算用刀把他的鞋子割开——因为当时马丁内斯手脚骨折且浑身是伤，而那些波兰人没办法帮他脱下鞋子来。为了防止苏联人和波兰人的追捕，好心的波兰农民给他取了个波兰名叫“马蒂内兹（Mateusz）”，认他做了干儿子并把他藏在一个马厩里

当然，并不是说躲在马厩里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逃难到战争结束回到家乡的这段时间里，马丁内斯经历了很多次检查。其中既有俄国人的，也有波兰人的。但都一次次的被马丁内斯机智的“老父亲”化解了：当俄国人过来调查时，马蒂内斯的“父亲”就应付那些俄国人说马厩里的那个人是他得了重病的儿子。苏联人毕竟劳师远征，对传染病这种问题非常在意，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再追问下去；当波兰官员调查时，他的“父亲”则会告诉他们马丁内斯是一个从1943年开始就脱离军队躲藏在这里国防军士兵，离开军队的原因是他对德国的侵略产生了厌倦；因此最后无论苏联人还是波兰人最后都没找过什么大麻烦。

1945年五月的一天，马丁内斯的“父亲”告诉他，“战争结束了，希特勒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马丁内斯不再躲躲藏藏，他开始出现在村子里，并且帮助那些村民做农活。顺道去特尔泽梅斯（Trzemeszno）做了下战犯甄别——尽管负责这事的一个波兰人和一个俄国人对他不是党卫军成员的身份将信将疑，但在马丁内斯的“父亲”的求情下，还是放过了他。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当马丁内斯离开甄别处时，他看到一个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的尸体正躺在院子里。

马丁内斯·申克的照片，摄于1946年

1946年，在比利时驻华沙大使馆的帮助下，马丁内斯终于得以离开Ochodza（奥科扎）回到家乡，临行前，布热津斯基一家给了他200元兹罗提的路费，以及几块面包和一些黄油。从波兰到比利时的返乡之旅花了马丁内斯三个月的时间——期间经历过波兰人的逮捕和盘查，以及在柏林美国战俘营的短暂关押；当他到比利时后，比利时人又在布鲁塞尔对他进行了审问；毕竟马丁内斯没有身份证明，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任何人都能说自己是个比利时人。

“我更愿意成为一名波兰人…………..”

申克无疑是幸运的，那些和他一起于1944年8月1日一起坐火车来到波兰的战友们，最终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

安全回到比利时并安顿下来之后，申克邂逅了他的另一半：

“我和我妻子是在战后相识的，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德比边境从事着走私的行当，而我和我妻子就是在那种状态下相遇的——她当时正抱着个猪腿试图穿越比利时边境，而我当时正在往德国走私咖啡——我们在一个树林的正中央相遇，最后我抱着她的猪腿回家了。”

婚后的申克生活幸福美满，他在布鲁塞尔成为了一名汽车腻子生产商，一干就是30年；他的汽车腻子行销整个欧洲大陆。如今这个公司由他的儿子以及干儿子负责运营。

18岁时参军的申克以及其晚年接受采访时的照片

而马丁内斯也一直没有忘记波兰人的恩情，他在人生的后半生一共去了32次波兰，每次都开着他的小货车，里面满载着食物、衣服以及孩子用的尿布。20世纪80年代，他还组织了对波兰的援助行动。马丁内斯的足迹遍布波兰各地——Ochodza的人们至今都还记得“那个高雅的外国老人”——除了华沙。

“自从1944年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华沙，我曾经和几个起义军老兵见过面，他们人非常好，其中有一个人讲述了他在1944年8月1日是如何向一辆开往华沙的德军列车开火的。当我在Ochodza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我的身份——究竟是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德国人还是波兰农民的儿子马蒂内兹？当时我甚至不敢相信比利时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同样的，我以为我的双亲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要不是1945年5月他们给我写信，我大概永远待在Ochodza,就像你（指采访记者）一样，成为一名波兰人。”

沧海桑田

~布吕尔宫在华沙起义之后再也没有重建起来，如今这片区域依然保留了原本废墟的状态。

~华沙的波兰证券中心在战后进行了重建，如今依旧承担着它原有的职能。

~PAST大楼在战争结束之后进行了重建，新的大楼在装饰方面按照康米风格进行了简化，而原来的电话公司也收归国有。如今楼顶上纪念华沙起义的PW标志是在2003年树立的，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8月20日该大楼的顶楼都会向游客开放。

~保诚大厦在战后同样经历了重建，1954年，重建后的保诚大厦以“华沙大酒店”的新名字重新营业。2002年该酒店停业关闭,2010年Likus Group在获得了该酒店的所有权后对其进行了重新装修，原本非常康米风格的内饰全部被换成了当下最奢华的式样。2018年11月，该酒店作为一个奢华的五星级大酒店重新开张。

~站在保诚大厦的阳台眺望华沙城。在战后两代政府的不懈努力下，这座一度变成废墟的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拥有178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截至2019年6月30日，1783321人），其城市人口规模位居欧盟第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000欧元（换算成购买力平价为80000美元），实现了涅槃重生。

参考资料：
Warzaw 1 – Tanks in the Uprising

Warsaw II. The Tank Battle at Praga July – September 1944

Robert Forczyk, Peter Dennis – Osprey Campaign 205 – Warsaw 1944_ Poland’s Bid for Freedom-Osprey Publishing

Norman Davies – Rising ’44_ The Battle for Warsaw-Pan MacMillanhttp://www.warsawuprising.com/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