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的屠杀 – 浅谈诺曼底战役德军杀俘事件

作者《RichardFoot》

书名：《Normandy Massacres》。

翻译：夏逸凡

加拿大军事历史所记录的最为恶劣的杀俘事件，发生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的诺曼底战役中。在整个诺曼底战役期间，总计有156名加军战俘在不同的事件中被德军处决，他们的骸骨埋藏于诺曼底的乡野之间，唯有每年盛放的花朵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1944年6月6日，为了将西欧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联合部队发起诺曼底登陆作战。盟军成功在法国诺曼底的五处海滩登陆并站稳脚跟，开始向法国内陆推进，历经3个月的艰苦鏖战，西线盟军彻底将德军逐出法国，开始向东部的比利时、荷兰及德国边界进军。

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士兵们在朱诺海滩登陆，朝内陆推进的过程中，加拿大第3步兵师与德军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在朱诺南部的诺曼底乡野间爆发了一系列激战。

6月7日，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North Nova Scotia Highlanders）和加拿大第27装甲团（Sherbrooke Fusilier Regiment ）的几十名加拿大士兵在欧蒂（Authie）周边的激烈战斗中被德军俘虏。这些加军俘虏后来被德军带至附近的阿登修道院（Abbaye d’Ardenne） —— 一座由巨大石块堆砌而成的古老修道院中，也是当时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第25装甲掷弹团的团部。

当天晚上，11名加军战俘在修道院的花园中被德军处决，第二天早上，有7名来自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的士兵在阿登修道院外被德军枪决。

6月8日，包括数十名皇家温尼伯来复枪团（Royal Winnipeg Rifles）的士兵在内，总计有64名加军士兵在贝桑地区皮托（Putot-en-Bessin）附近的战斗中被德军俘虏。这些俘虏被押送至当时被WSS第12装甲师征用的奥德里厄古堡庄园。当天晚些时候，德军在古堡庄园的院子中分批处决了45名加军战俘。

在这些被处决的加拿大士兵中，有一对来自加拿大马尼托巴（Manitoba）的草原小镇比尔尼（Birnie）的兄弟 ——时年23岁的乔治·米金（George Meakin）与他20岁的弟弟弗兰克，兄弟俩都成功登上了诺曼底海岸，并在D日的战斗中幸存，然而……

“这也许是我在那最重要的一天来临之前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乔治·米金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您之后遇上有段时间没有收到我的消息的情况，请您千万不要为我担心……保持微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如火如荼的诺曼底战役仍在进行着，几周之后，噩耗传回加拿大国内。时值炎夏，“加军士兵遭到屠杀”这一标题被刊登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 Herald）报》的头条上，其副标题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总理揭露德军的恐怖暴行。”

战后，美军调查员于1945年对这一系列的杀俘事件进行了调查，并提议对德军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的5名军官进行审判，因为这些军官没有约束麾下的士兵，阻止杀俘事件的发生。最终，仅有在1944年被盟军俘虏的库尔特·迈尔因其中的一些杀俘事件而被加拿大方面审判。1945年12月，迈尔被加拿大军事法庭以煽动部队处决加拿大战俘为罪名而判处死刑。

后来，迈尔的死刑被加拿大政府改判为终身监禁。在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监狱服刑五年之后，迈尔被转移至西德监狱。1954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减刑处理下，迈尔重获自由。

并没有明确的调查指出有多少名加军战俘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被德军处决。1998年，前加拿大司法部的战争罪行调查员霍华德·马戈里安（Howard Margolian）先生在他所著的《不义之举：加军战俘在诺曼底战役中被杀害的故事（Conduct Unbecoming: The Story of the Murder of Canadian Prisoners of War in Normandy）》中提到了一些杀俘事件。马戈里安宣称有150多名加军战俘被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的士兵杀害。而根据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说法，有156名加军战俘在“不同的事件中，在诺曼底乡野之间”被德军非法处决。

诺曼底战役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特里·科普（Terry Copp）认为没有切实证据表明加拿大士兵在战斗结束之后杀害了德军战俘。他认为在诺曼底那样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双方的士兵都大概率会在敌人投降的一瞬间将其击杀。

“毫无疑问，我们的人干了这些事，而他们的人也是一样的，”科普说，“但阿登修道院杀俘事件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一恶劣行为发生在战斗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且在阿登修道院中被处决的加军战俘都因后脑中弹而死。”

那些在战时被非法处决的盟军士兵的纪念碑遍布于诺曼底的乡野之间。

在阿登修道院那处总计有18名士兵被处决的花园中，伫立着一座经常悬挂着加拿大纪念者留下的小型枫叶旗的纪念碑，在这块纪念碑上，铭刻着一行字 —— “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1、霍华德·马戈里安所著《不义之举：加军战俘在诺曼底战役中被杀害的故事》的书评：

REVIEWS：Conduct Unbecoming: The Story of the Murder of Canadian Prisoners of War in Normandy by Howard Margolian​quillandquire.com/review/conduct-unbecoming-the-story-of-the-murder-of-canadian-prisoners-of-war-in-normandy/

霍华德·马戈里安完全有能力重构诺曼底登陆几天之后加拿大战俘所遭遇的肮脏谋杀案 —— 毕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司法部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部门工作。马戈里安的《不义之举：加军战俘在诺曼底被杀害的故事》一书写得引人入胜，研究也十分严谨，他所依靠的是确凿的事实而不是柔软的情感，尽管文段中偶尔也会明显流露出一些情感。

马戈里安以对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描述来作为背景，对战争爆发时加拿大的军事资源准备不充分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在书中，德军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的成员被认为是嗜血且狂热的暴徒，他们由身经百战的老兵领导，这些老兵将初出茅庐的 “婴儿师 “转变成了 “杀人师”。该师许多服役者是来自欧洲东部的十几岁的德国人，尽管希特勒下令组建一支志愿部队，但这些年轻人还是被强迫入役。遭遇战争暴行和肆意屠杀的156名加拿大受害者受到了及其野蛮的处置：其中，有两个人的尸体被拖到一个城镇的主要街道上，车辆从他们身上碾过，他们的遗体最终是用铲子来收集起来的。

受害者来自各个省份。其中四分之三是英裔，十分之一是原住民，五人来自法语区，两人是犹太人，一人是黑人，一人是门诺派信徒，还有一人是圣公会的牧师。然而，只有一名嫌疑人库尔特·迈尔（Kurt Meyer）—— 一名冷酷无情的德军指挥官，被加拿大军事法庭审判。多亏了盟军当局的无能或漠不关心，其他受牵连的德军高级军官就这样从当局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那些人不仅回到德国，还获得了战争抚恤金，他们的罪行被划入 “未解决”的档案中。

历时四年的艰苦调查仅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加拿大在逮捕和定罪其他战争和种族灭绝罪犯方面的记录并没有改善。可耻的是，加拿大一直是数百名，甚至可能是数千名战犯的避难之地。

2、阿登修道院纪念碑：

Abbaye d’Ardenne​www.veterans.gc.ca/eng/remembrance/memorials/overseas/second-world-war/france/ardenne

在诺曼底登陆的几天及几周之后，总计有156名加军战俘在不同的事件中于诺曼底的乡野之间被德军杀害 —— 这些加军战俘被零散地带到角落中，然后被枪决。

共有20名加拿大士兵在维伦-莱-比松（Villons-les-Buissons）附近的阿登修道院被处决。阿登修道院是一处巨大的中世纪建筑群，包括一座早期哥特式的教堂以及几座农场，那里被城墙所包围，周围则遍布着麦田。诺曼底战役初期，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第25装甲掷弹团的团长库尔特·迈尔将团部设立在阿登修道院中。

6月7日，德军对登陆的盟军发起大规模的反击。在加拿大第27装甲团的谢尔曼坦克的支援下，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与德军在欧蒂（Authie）周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加拿大第27装甲团的数辆坦克被德军击毁，加军步兵不敌德军攻势（欧蒂南部的一个街角被命名为“加拿大37人广场（Place des 37 Canadiens）”，用于纪念在当天的战斗中于该处阵亡的37名加军士兵）。

阿登修道院中很快便挤满了德军在战斗中或战斗结束之后俘虏的加拿大士兵。其中有10人被随意挑选出来，然后被押送往阿登修道院附近的古堡，其余的战俘则是被转移至奥东河畔布雷特维尔（Bretteville-sur-Odon）。在前10人被德军选中之后，托马斯·温沙（Thomas Windsor）中尉作为第11人，被德军挑选出来。

当天晚上，11名加军战俘被带至阿登修道院的花园，随后被德军处决。几个月之后，其中6具头部有着致命伤的遗骸被发掘出来，在这之后又找到了4具遗骸 —— 这些遗骸的共同点是头部都有被枪击的痕迹。

这11名被处决的加军士兵是：

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

-Private Ivan Crowe
-Private Charles Doucette
-Corporal Joseph MacIntyre
-Private Reginald Keeping
-Private James Moss

加拿大第27装甲团：

-Trooper James Bolt
-Trooper George Gill
-Trooper Thomas Henry
-Trooper Roger Lockhead
-Trooper Harold Philp
-Lieutenant Thomas Windsor

（Bolt, Philp 和 Lockhead 是 Windsor 中尉在D日作战时的车组乘员。）

6月8日，临近中午时，又有7名加军战俘被带到阿登修道院中，这7名战俘都是在欧蒂以及布隆（Buron）附近作战的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的士兵，他们被带到修道院中，经过一番审问之后，被德军接连处决 —— 这一切仅仅只持续了10分钟，在被押送至那个他们将被戕害的花园之前，这些士兵刚刚与他们的战友们握手道别。

扬·耶西奥内克（Jan Jesionek）是一名年轻的波兰人，他曾被征召至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中服役，他目睹了德军审讯并枪杀这些加军战俘的全过程，并在战后向当局上报了这一惨案。与其他被害者一样，直到1945年冬末春初，这7人的遗体才被发现。

这7名被杀害的加军士兵分别是：

-Private Walter Doherty
-Private Hollis McKeil
-Private Hugh MacDonald
-Private George McNaughton
-Private George Millar
-Private Thomas Mont
-Private Raymond Moore

据称，6月17日，2名加军士兵在阿登修道院被处决，这两人是：

-Lieutenant Fred Williams
-Lance-corporal George Pollard

他们都来自斯托蒙特、邓达斯和格伦加里高地人步兵团（Stormont, Dundas and Glengarry Highlanders）。当时，他们在布隆附近巡逻并搜索被击毁的德军坦克，然后他们就失踪了。据悉，在17日当天，有2名受伤的加拿大战俘被德军转移至阿登修道院的急救站，有目击者在后来报告说，当天，在教堂附近，他听到了2声枪响。

7月8日的午夜前夕，加拿大女王步兵团（Regina Rifles）解放了阿登修道院，该团士兵在阿登修道院发现了Williams的遗体（他后来被迁葬至滨海贝尼(Bény-sur-Mer)加拿大战争公墓），然而Pollard仍然不见踪影，巴约（Bayeux）战争公墓附近的巴约纪念碑上将其列为失踪人员。

库尔特·迈尔于于1945年12月因阿登修道院的德军杀俘事件而受审，但他声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些非法处决行为的存在。他先是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随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在监狱服刑8年之后，他于1954年9月7日被释放。7年后，迈尔死于心脏病发作。

在1980年时，于欧洲服役的加拿大陆军少校（后来晋升至上校）伊恩·J·坎贝尔（Ian J. Campbell）和维科（Vico）家族的成员、卡昂大学名誉教授R.L.贝内特博士（Dr. R.L. Bennett）一起参观了阿登修道院遗址。贝内特博士是一名来自温尼伯（Winnipeg）的加拿大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维科家族一直居住在阿登修道院的土地上（除了1944年因战争而中断之外）。

当时，坎贝尔少校注意到没有任何与在那里被杀害的士兵或是事件有关的文献，他承诺会对这些屠杀事件进行一些研究并亲自撰写一本小册子，还打算树立一块铜牌来标记这处历史遗址。

坎贝尔少校与贝内特博士和M·雅克·维科（M. Jacques Vico）先生合作，他们决定利用在阿登修道院进行考古工作时发掘出来的原石建造一座纪念碑，这样纪念碑的风格就能与修道院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后来，有人提议将这座纪念碑建在维科家族的土地上 —— 也就是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惨案的公园中。

1984年，坎贝尔上校在温哥华铸造了一块青铜纪念碑，并将其运送到法国，将其安装在由工匠利昂·加尼叶（Leon Garnier）和琼·梅尼尔（Jean Mesnil）建造的石质纪念碑基底上。这些建造费用由退伍军人、现役军人、被害者亲属和该项目的支持者的捐款来承担。

198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四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W·贝内特-坎贝尔（W. Bennett-Campbell）亲自揭开了纪念碑的帷幕，其碑文内容如下：

1944年6月7/8日夜间，18名加拿大战俘这个花园里中被杀害。6月17日，又有2名战俘在这里或附近被杀害。
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3、书籍：库尔特·迈尔受审记录：

Kurt Meyer on trial : a documentary record /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 Whitney Lackenbauer and Chris M.V. Madsen.

这本书籍汇集了此前未发表过的与加拿大起诉库尔特·迈尔有关的文件，包括原始审判记录和和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等方面的背景分析这次审判的精选材料。这些文件使读者能够了解为何加拿大当局会以战争罪去审判迈尔，通过阅读这些材料，读者可以自己确定迈尔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

4、特里·科普 – 《诺曼底屠杀》节选：

6月7日那场遭遇战中的暴力行径并没有因为战斗的停止而结束。

“兴奋若狂”的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的德军士兵们，在欧蒂的激战仍在进行之时就开始杀害加军战俘，而这些不义行径甚至持续到战斗结束之后。今日，到访欧蒂的旅客会遇到一条被命名为“加拿大街（Rue des Canadians）”的街道，这个名字源自6月7日的一场暴行 —— 德军将2名被杀害的加军战俘的遗体放置在街道上，然后用坦克反复碾压这2具遗体。

布隆同样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在德军占领布隆直至撤离布隆的这段时间里，有多达37名战俘被德军处决。战后，布隆德军的指挥官卡尔-海因茨·米利厄斯（Karl-Heinz Milius）因这些事件而被起诉犯下战争罪行，然而，他并没有被绳之以法。

其实，在基层提交的作战报告上，投降的士兵 在激烈的近距离作战中 或是 在战斗刚结束还没多久的时候 被另一方士兵杀死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发生在欧蒂与布隆的战俘处决行为，显然已经越过了底线 —— 这完全是针对战俘的蓄意谋杀。

在屠杀结束之后，德军的手中仍扣押着91名加军战俘。在欧蒂被德军重新攻占时，李尔曼（Learment）带着他的指挥部以及可用的车辆退守布隆，这支残破的加军部队试图依托布隆掘壕固守，然而“战场上到处都是伪装好的德军”，一些德军坦克业已抵达布隆北缘并切断了加军的撤退后路。在耗尽所有弹药之后，布隆的加军不得不向德军举手投降。

李尔曼 —— 作为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的一名加军指挥官，亲历了当日的德军暴行，被监禁之后，他成功从囚牢中逃离并参与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中，后来，他于1945年重返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继续为解放欧陆而战。后来，李尔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来自北新斯科舍高地人步兵团的加军战俘们在围墙前面站成一排，即将被德军处决，“这时，一名德军士官介入此事，他下令让德军对我们进行搜身。我们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战地止血包和吗啡等重要物品，都被德军拿走了。在搜身过程中，一名德军注意到我身旁的杰克·梅特卡夫（Jack Metcalfe）列兵的腰带上挂着一枚手榴弹，德军很快就举起手中的施迈瑟冲锋枪（Schmeisser，即MP40），在梅特卡夫转向我的方向时，德军朝他开了几枪，他背部中弹，惨叫着在我的脚边倒下。”

在加军战俘被押往阿登修道院的过程中，“杰弗里·哈格雷夫斯（Jeffrey Hargraves）列兵的腿在战斗中受伤了，他没法走路，德军不允许我们帮助他，他就那样躺在地上，被德军一枪结果了性命。”这一批幸存下来的加军战俘约有50人，在抵达修道院之后，他们很快就收到前往卡昂的命令。其中，有11名战俘被带到修道院的院子里，历经一番殴打之后，这11人被德军处决并埋葬在花园中。第二天，又有7名加军战俘在被德军审问之后被枪决。

其余那些没有遭受枪决厄运的加军战俘在这之后的经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辆正在转弯的德军卡车突然撞向加军战俘的队列，这起事故造成2名加军战俘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在德军的押送下，这些战俘与另外一批来自加军皇家温尼伯步兵团（Royal Winnipeg Rifles）的战俘，历经5天的长途行军后，终于抵达了135英里之外的布列塔尼（Brittany）的雷恩（Rennes）。不幸的是，途中有14名战俘因盟军飞机的扫射而身亡。

后来，加军战俘与英军、美军战俘一起被送上“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侧面挂着“40人或8匹马（Hommes-40, Chevaus-8）”的牌子的法国列车车厢”。途中，李尔曼与美国空军中尉W.R.弗雷登伯格（W.R. Fredenberg）设法在列车车厢上凿开一个口子并成功逃离。在当地法国农民的保护下，他们加入了自由法国抵抗组织，与法国人民们一起战斗至巴黎解放。

在1945年12月，在对库尔特·迈尔的战争罪审判中，阿登修道院的加军战俘屠杀案构成了对库尔特·迈尔的核心指控。起初，与迈尔参与战俘处决事件有关的证据相当具有说服力，当时担任法官的军官对其判处了死刑，随后，迈尔的刑罚被减至终身监禁。除了迈尔之外，没有任何WSS军官因发生在阿登修道院或奥德里厄古堡庄园的加军战俘处决事件而被加拿大军事法庭起诉。

最初，加拿大公众对加拿大当局缓期执行对迈尔的刑罚的决议感到十分愤怒。然而，这份短暂的怒火，与被W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杀害的那150多名加军战俘一样，很快就被大众给遗忘了。一部分具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对那个精心组织、用以证明迈尔清白的社会运动表示了支持。

1954年，在迈尔正式出狱时，他在德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一些历史学家以及一位电影制片人对1944年战俘屠杀事件的修正主义观点表示了公开的赞同，这一行为激怒了亲临战争的老兵，并推动了针对这些屠杀事件的新研究。

伊恩·坎贝尔与雅克·维科为那些在阿登修道院花园中被处决的加军士兵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他们于1996年出版了《阿登修道院惨案（Murder at the Abbaye）》一书，这本书讲述了受害士兵的故事，并坚称迈尔有罪。

2年后，曾担任加拿大司法部战争罪行调查员的霍华德·马戈里安出版了一部详细研究了诺曼底战俘屠杀案的专著，其标题为《不义之举：加军战俘在诺曼底战役中被杀害的故事》，这本著作引用了最为全面的法医鉴定报告以及事件目击者的证词。

在法学家帕特里克·布罗德（Patrick Brode）的著作《偶然的屠杀和意外的判决：1944年至1948年的加拿大战争罪诉讼（Casual Slaughters and Accidental Judgments: Canadian War Crimes Prosecutions, 1944-1948）》一书中，马戈里安与布罗德有力地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论点。

自1996年以来，加拿大战地基金会（Canadian Battlefields Foundation）便将阿登修道院的加军战俘处决事件作为其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游学之旅的核心重点。该基金会与建造了加拿大纪念公园的卡昂战争纪念馆（Mémorial de Caen）以及当地社区合作，组织起一个参与人数众多的纪念仪式，并在仪式中强调铭刻在纪念碑上的那句话：“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