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屠杀：黄巢起义在南粤酿成的超级悲剧与蝴蝶效应

文：米南德 历史心发现

公元878年，广州还依旧是唐朝在东南半壁的最大商港。不仅有众多着来自南洋、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的众多船只定期访问，也成功吸引来大批信仰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与拜火教的胡商家庭。依靠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优势，成为当时除西北边关外最赚钱的贸易口岸。

唐朝的广州 曾是帝国最繁荣的贸易港口

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这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便彻底沦为人间地狱。大批居民遭无情屠杀，积累千年的财富也被洗劫一空。这场空前悲剧的始作俑者，正是大名鼎鼎的起义军领袖–黄巢。他的愤怒之举也将对后来数百年的历史造成深刻影响。

广州的繁华 最早见于南越国时代的记载

事实上，广州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开启发迹之路。特别是在秦军残部建立的南越国时代，已经有部分来自印度和希腊世界的商贾航行至此。不仅为当地土特产奉上真金白银，还别有兴致的带来过西式立柱构造建筑，大为美化了原本平庸无奇的君王宫殿。即便南越政权在稍后为汉武帝的远征军所攻灭，这条源自红海-波斯湾流域的水运贸易也不曾有过中断。甚至在南北朝时代还有进一步拓展，成全了法显和尚的登船回乡之旅。

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589年，新建立的隋朝在兼并北方各邦之后，又发兵攻打了江东的陈氏南朝。先前还一直对建康方面保持松散效忠的岭南，在首领洗夫人的号召下改换门庭，成功为王师解决了据守江西的豫章太守。至此，广州城也随整片区域一同北附，并安然度过了隋炀帝统治末期的天下大洪水乱局。

相比早年的隋朝杨氏，新建立的唐朝在某些方面相对管理宽松。一方面是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都集中在北部各州郡，没有给东南各地附加太多的防务开支。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外招商引资，频繁招抚各类胡商来几个重点区域发展经济。其中就包括了位于关中的帝国都城长安，也不乏一些散布在河西走廊到山西境内的贸易小城。而在江淮流域以南的广袤区域内，因当时被开发的土地较为有限，所以更容易形成人口集中现象。于是，广州便继续充当岭南一带的最大口岸，亦如扬州在长江流域的关键性地位。

此外，西方世界的几轮重大变迁，也时刻丰富着唐朝广州城的外贸资源。首先是中亚强权萨珊帝国的策略转换，让更多波斯商人得以冲海上直抵珠江口两岸。这是因为他们刚刚利用地缘优势，在印度洋东部的角逐中胜出，彻底驱逐了来自东罗马的希腊商人和来自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竞争中。所以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建立商业定居点，并将类似的模式一路向东传导至唐朝境内。期间还夹杂着不少逃入波斯境内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因此，广州也出现了类似长安的大面积蕃坊，以便持不同信仰的胡商们都能愉快住下。

到了公元651年之后，萨珊波斯为突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攻灭。从而制造出更多浮海出逃的流亡者，分批选择定居在印度或东方其他港口。稍后，新进的穆斯林商团也顺着相同道路而来，也顺理成章的在广州拥有自己的独立蕃坊。尽管分外眼红双方经常在海上火拼搏杀，但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没有到陆上定居点内制造恶性事端。随着时间流逝与老派人士的凋零，彼此间的矛盾也就从血海深仇降格为比较纯粹的商业竞争关系。

当然，以上风波的最大受益方，还是坐享地主之谊的广州城。胡商数量的日渐增多，无疑会让原本的边境港口收获到更多贸易份额。甚至还开辟出本地的养蚕产业，大量出口到缺乏原材料的印度和西亚各地。而且对方来自不同地域，拥有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彼此间又能被再分为更多小团体。所以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不服管理的强大势力。地方官也乐于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加干涉，只需满足朝廷指标并中饱私囊，便能继续与之相安无事。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才有广州都督路元睿因敛财无度而遭反噬，酿成了被上报为阿拉伯人洗劫城市的有意误报。但以上风波根本挡不住广州的持续发展。因为朝廷始终将防御和治理的重心放在北方，而众多早已定居的胡商后裔也需要自谋生路，自然就没理由相互为难。

不过，长安宫廷的衰败与北方各地的糜烂局面，终究引发了祸及广州的超级劫难。公元784年，由大规模水灾所引起的秋季歉收，直接逼反了众多生活在豫东和鲁西的贫苦民众。由于阵中还有王仙芝、黄巢这类早有组织的盐贩子武装，所以很快便在防御偏弱的内地形成气候。哪怕朝廷反复以多次军事镇压+特赦赐官的方法企图控制，也没能将不断壮大的叛军队伍彻底剿灭。特别是在黄巢荣升唯一领袖之后，四散的队伍更是接连席卷浙江与福建，最终蔓延到岭南的广州城下。

公元879年，数万名携家带口的叛军越过五岭，很快就前进到富庶的广州门前。但此时的他们还不愿轻易搞起破坏，反而将该城作为人质给团团包围起来，希望能转成自己的合法领地。于是就拉出队伍里的最重要俘虏–越州观察使崔璆，写信劝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替自己传达条件。但此时的长安方面的态度已趋于强硬，数次拒绝了相关要求，甚至还准备派镇守西南的大将高骈赶去讨伐。这次彻底激怒了征战多年的黄巢，下令对一贯缺乏防御的城市展开强攻。

由于广州本地并无多少驻军，也没有精心修建的防御工事，所以仅用1天就被黄巢的部下攻破。农民军也因心中积怨已久，便将怒火全部发泄到城市居民头上。先是对语言不通的本地人大开杀戒，之后又将矛盾对准了生活更加优渥的藩坊胡商。由于这些人的彼此联系并不紧密，也缺乏组织大规模武装的能力，便在抵抗失利后遭更大力度的迫害。唯有少数人能登船撤离，从而为后世留下这场有关广州大屠杀的零星记忆。

根据同时代成书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仅被战斗、抢劫和虐待而亡的胡人就多达120000之众。其中不仅有数量日趋增多的阿拉伯穆斯林，也不乏更早定居的波斯人、叙利亚基督教徒和各类犹太人。到了10世纪成书的《黄金草原》，这个数字又被扩大到200000人。现代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则根据这些记录，认为前者是藩坊胡商家庭的成员数目，后者则是全城的人口规模总量。显然，对于一座古代的繁华城市而言，这样的打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

黄巢叛军的游记扫荡线路

黄巢叛军则在满足杀戮欲望和财富掠夺之余，立刻遭受到由自己亲手酿成的环境灾害。因为城市繁荣本身，就仰仗于联通外界的贸易网络。当南面的海路随藩坊的毁灭而中断，北面的内陆水道也逐渐为官军压迫所封锁。加之岭南本地人也屡屡遇害，就更无可能将口粮等补给品再送去当地。最后，大量尸体也在炎热的气候中滋生病菌，直接感染到有吃人肉习俗的叛军成员。这让胜利者在短时间内遭遇严重的流行病侵袭，非战斗减员的比例高达30%-40%之多。于是在同年秋季就匆匆撤离，转向广西的桂林继续游荡。

五代南汉国时期的广州城地图

至于遭此一劫的广州城，也在短时内得到初步复兴。毕竟，只要珠江口的地理优势没有发生变化，这里就依然是胡商登陆大唐帝国的重要跳板。部分幸存者也只是躲避到附近的海南，在当时的三亚稍作停留，便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故地。因此，在晚唐与整个五代阶段，广州依然是地区内最繁荣的大型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的不幸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福建崛起。虽然同样是靠海吃饭，但福建距离南洋的距离更远。境内的山的阻隔效果更为明显，所以始终无法在该领域内同邻省相抗衡。但在黄巢策划的大屠杀过后，不少胡商开始选择北上泉州。宁愿多花一些时间成本，也要为自己寻觅到更安全的经营场所。于是，到北宋王朝建立时期，泉州已后来居上的实现了弯道超车，并将优势一直留存到元朝灭亡为止。

最后，广州大屠杀的另一个蝴蝶效应，往往因过于冷门而不易为后世察觉。那就是在遭难的120000名胡商中，有许多是几代人都定居生活在那里的拜火教后裔。无论来自波斯本土，还是印度或锡兰的早期中转站，他们都是一股还能与穆斯林相抗衡的族群势力。因为无法像穆斯林竞争者那样，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力量，他们的业务与家族兴盛实则都仰仗于岭南本地。所以在黄巢赐予的血灾之后，这个早已失去远方故土的群体也跟着迅速凋零下去。只是在关注北方事物的统治者与仇富心理严重的叛军眼里，这些变迁都不能算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