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的惨败当然包括了众多因素。但一切的起点，都和突厥可汗的一次政治改革密切相关。这场充满他个人野心的折腾，直接将东突厥汗国的国运葬送。
野心勃勃的瞎折腾
原来在突厥势力起家时，统治模式相当的简便。可汗之下的其他贵族，也都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在各自的部族中，保留了自己原先的习惯法，不受可汗干涉。中原皇帝在国内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特权，在突厥可汗那儿只是梦寐以求的渴望。
公元620年，颉利可汗继位后不久，就开始任用逃往草原的汉人赵德言，为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颉利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将保有自治权利的部落都彻底统一起来。得到任命的赵德言，也是不辱使命。他将中原王朝的治天下手段，原封不动的搬到了草原上。由此，可汗给突厥人进行了一场强制“汉化改革”。
也许看到这里有读者会奇怪，汉化改革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突厥难道不应该因此变得强盛吗？怎么会反而因此衰落呢？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传统的中原视角之下，史学家倾向认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改革是一种进步，是文化落后民族主动向先进民族学习的结果。但真实的历史远没有这样简单。事实上对比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匈奴等民族汉化程度的不同，我们能发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
鲜卑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汉化改革最为彻底的民族，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强迫鲜卑人说汉语，穿汉人的服饰，将名字改成汉人的风格，并将大量原本生活草原附近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鲜卑，强制迁往中原腹地。虽然史学家对北魏的汉化改革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改革发展了北方的经济。但不可回避的是，这场改革对鲜卑民族内部造成了巨大的裂痕，最终导致北魏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并走向灭亡。
在北魏都城还在平城时，在周边设置了六个军镇，来防御来自北方的侵扰。这些士兵也被称为六镇军士。当时北魏的军队是以鲜卑人为主的部落兵，这些守卫都城周边的士兵身份地位很高，因此十分愿意为国尽忠，作战非常勇猛。
六镇之一的武川镇 此地也是隋唐两朝皇室先祖从军之地
但在改革之后，由于都城内迁与六镇的重要性下降，将士们地位待遇也是每况愈下。加上改革后北魏崇文抑武，以中原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州郡姓族成为入仕的基本条件，可边境的将士却被排除在外。因此将士们不管如何奋勇杀敌，晋升都比中原的文官难上很多。甚至那些不懂军事的中原世家子弟还可以空降成为边境的军事统帅，有战功有能力的将士只能被这些外行人指挥。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六镇军士愤慨不已，最终爆发了六镇起义，北魏也因此走向分崩离析。这场改革，由于利益分配不公，最终给北魏政权引来了灭顶之灾。
契丹则与鲜卑不同。虽然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契丹就开始学习中原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契丹一直保持了两种文化的平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面官制。在北方草原的游牧地区，采用契丹本族官制，管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而在燕云十六州这样的汉族农耕地区，则采用汉族官僚制度，管理汉族百姓。这套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在当时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在不改变当地传统的情况下，统治了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民众。这使得辽国能够维持200多年的平稳政局。
辽的土地同时存在农耕区与游牧区
对比完了鲜卑与契丹，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回突厥。他们的改革更加接近鲜卑的模式，但做的却比鲜卑人更加失败。王庭粗暴的改变突厥人的旧俗，并用繁琐、苛刻的政令去约束突厥部众。这种有违传统的行为，很快就激起了突厥贵族们的强烈不满。面对这些不满的突厥贵族，颉利可汗没有想办法恩威并施，去拉拢感化这些贵族，反而使出了一招古今中外集权者惯用的招数–招募客卿。比如大肆重用西域来的粟特人。希望这些外人成为他压制本国贵族的利器。这样的手段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其中的逻辑无非是统治者认为本国贵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容易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而外来的雇佣兵因为出身异族，被本国人视为异类，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依附于雇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雇主反而比本国人更加忠诚。
可这一次颉利可汗却是砸了自己的脚。这些生活在中亚的粟特人，可谓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自己的家乡采用城邦制度进行统治，各个城邦国家分别管理属于自己的绿洲地区。由于绿洲地区的土地承载能力有限，所以外出经商是很多粟特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周边盗匪横行的环境也迫使粟特人变得英勇善战，精于骑射，形成了军商合一的习俗。可以说粟特人的商队其实就是一支小型的军队。
粟特人武士
因此，粟特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并不会被土地拴住。所以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有利可图时，颉利可汗才值得效忠。但如果颉利可汗失势的话，常年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粟特人，有足够的能力及时抽身而出，根本没有必要和颉利可汗做一条绳上的蚂蚱，自然不会献出自己的忠诚。反而借着颉利可汗的恩宠，四处压榨突厥部落牟利。这更是加剧了突厥本族人民的不满。结果自作聪明的可汗，在施行了大费周章的改革后，并未能让自己达到乾纲独断。他自己反而是失去了全国的人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兵临长安的第二年，东突厥麾下的薛延陀、回纥等铁勒人部落，便纷纷选择背叛。所谓铁勒人部落，和突厥人本为同一个民族。在突厥崛起前，不管是突厥、薛延陀还是回纥都属于铁勒人的范畴。后来阿史那氏强盛之后，吸纳了一部分铁勒人，成立了突厥族。其他的铁勒人则不被突厥人视为本部人马，在地位上要低突厥一等。因此他们对于突厥人本就多有不满，眼看颉利可汗打算加强对各部的控制，实行残酷的统治，多年积怨就此爆发。于是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诸部起兵造反。
颉利可汗派出了大军前往讨伐。但号称10万之众的突厥人，离心离德，被5000回纥骑兵打的大败而归。薛延陀也连破突厥四部帅的军队，局势急转直下。那些早已对可汗不满的突厥族人，便在此刻纷纷四散离去。
恰在此时，东突厥又遭遇了严峻的雪灾。牛羊大量饿死，百姓生活水深火热。但为了尽快稳固自己的草原霸主地位，颉利不顾百姓疾苦，对治下各部横征暴敛，希望重整军力。结果，本来就对君主颇有怨愤的突厥各部被此举彻底激怒。众多部落的反叛愈演愈烈。那些原本臣服的契丹、奚等藩属，更是大批逃亡唐朝。东突厥汗国也就在动乱中变得风雨飘摇。
重整旗鼓的大唐雄师
在东突厥焦头烂额之际，唐太宗李世民却忙于厉兵秣马。他甚至亲自给士兵做教练，对于训练优异的士兵大加赏赐。这种行为，却吓的诸多文官纷纷劝谏皇帝：要注意安全，不要长期和携带兵器的普通士兵共处！
以战功夺取天下的李世民，对这些建议颇为不屑，反问文官：帝王视四海为一家，怎么能对自己的将士也加以猜忌呢？我们很难知道李世民的行为到底是有意作秀还是发自内心，但可以确定的是，看到皇帝如此重视士兵之后，全国上下的官员将领们自然上行下效，唐朝的军队战力也因此有了不少的提高。
爱好狩猎的唐代贵族
当然，每当说到隋唐时期的军队，鲜卑人是个绕不开的对象。隋唐两朝皇室的祖先正是出身于前文提到的北魏六镇军士中。这些六镇军士最初多为鲜卑贵族，世代为北魏镇守边疆。后来又有不少汉族豪强地主加入其中。随着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骁勇善战的六镇军士也被双方瓜分。其中加入西魏一方的六镇军士和关陇地区的世家大族被整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说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集合了当时各个民族中的人才，成员“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兼具军事与政治才能。在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都颇具影响力。
因此初唐时期的军队，除了有汉族军事传统之外，还深受鲜卑军事风格的影响，可谓集双方之所长。初唐时代的军队制度又是府兵制。源起于北魏时期鲜卑族的部落兵制。目的就是让鲜卑部落中的勇士，世代为兵的一种制度，到了西魏和隋朝时代，演变为国家给自耕农分发土地，作为交换自耕农成为府兵，自带部分武器定期参军服役的制度，不再有民族限制。
府兵服役需要自带必要的生活用品、少量口粮、弓箭一副、横刀一把和箭矢30支。至于盔甲、长枪、弩等禁止民间持有的装备则有政府提供。通常到军营报到后，会将其自带的武器上交，存入仓库。等到士兵执行任务时，再根据需要分发武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规定，每十名府兵需要准备六匹驮马，用于运输辎重。因此唐军拥有相当充足的运输畜力，能极大的提高唐军的机动能力。之后副本则会根据自身素质，分配到不同兵种中进行训练。
在兵种方面，唐军以骑兵作为军中最强悍的突击力量。纵观李世民的军事生涯，骑兵破阵可谓是其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在李唐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各路军阀，都统统都败在了李世民的精锐骑兵手里。在讨伐王世充之前，他更是把军中最强悍的数千骑兵单独编组成大名鼎鼎“玄甲骑”。这支当时东亚地区最好的重骑兵力量，由骁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人统领。李世民每次作战，都亲自率领玄甲骑为先锋，无往不利。
壁画中的唐代重装骑兵
唐军的骑兵装备了良好的甲胃，具有相当优秀的防御能力。在虎牢关之战中，唐军大将李道玄冲锋在前，身上被扎满了箭矢，被射的如同刺猬一般。但由于护甲精良，居然没有大伤。李唐骑兵的盔甲精良，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爱好者有时阅读史料时，会因为文中出现“轻骑”二字，将初唐时代的骑兵误解为轻装骑兵。但在文言文中，轻还具有快捷的意思。纵观唐朝对骑兵的运用，都以冲击敌军阵线为主要作战形式，在这一类作战中一副良好的盔甲是能让士兵如虎添翼的，绝无理由轻装上阵。并且从史料来看，不乏对唐军骑兵盔甲的描述。可见唐军骑兵并不缺乏良好的盔甲，文言文中的“轻骑”应理解为迅捷的骑兵，而非轻装的骑兵。
至于人马俱甲的具装骑兵，也依然存在于唐军的兵种序列中。《册府元龟》和《通典》这些涉及唐代军事制度的书籍中，都出现过马甲装备军队的记载。唐朝的法律中更是严厉禁止百姓拥有马甲，在唐代私人拥有马甲的后果要远远高于持有其他装备，仅仅私藏三具马甲就是死刑，而同样数量的弩则只是流放而已，至于弓箭、刀剑、短矛、盾牌这些东西，官府则是不屑于去禁止百姓持有。由此也可以看出官方心中不同兵种的地位。
此外，唐军的步兵也绝非等闲之辈。长枪这种最朴实、常见的武器，便是唐朝步兵最主要的装备了。在实战中我们时常能见到的李唐步兵手持长枪向对方发动冲锋或者原地防御的场景。唐代的兵书中也多次出现关于训练步兵使用长枪的内容。横刀仅仅作为辅助武器配发给士兵。按照唐代名将李靖的著作记载，最精锐的唐军步兵，能同时装备并很好的使用长枪和弓箭这两种武器。他们会在敌人靠近前射击对方，等敌人接近后，将弓箭交给后排队友保管，自己再向敌人发起冲锋。但颇为遗憾的是，由于古代史书对于战争细节的记载并不详细，这种战术我们并没有在实战中见到实例，无法确定是否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壁画中的唐代长枪兵
远程方面，初唐时代唐军以弓箭作为主要的远程兵器，辅以少量的弩。例如在《通典兵志》中，唐军的弓箭手数量大致是弩的三倍。虽然相比弩，弓箭虽然显得原始朴素了一些，但却具有射速上的极大优势，弩虽然具有更加良好的穿甲性能，但古代军队身披重甲的精锐数量上终究是少数。加上弓箭比弩适合抛射，后排弓手不用担心前排队友阻挡自己射击，因此更适合让多排弓手进行集中射击。综上所述弓其实更适合作为军队的主流远程装备。但弓相比弩一个较大的缺陷是，弓对于射手素质的要求高于弩，很多朝代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弓手兵源而犯愁，不得不以弩手作为主要远程兵器。不过幸好刚刚经过南北朝战乱的初唐时代，民风尚武，兵源上没有太大困难。
在具体战术方面，按李靖著作中的设想，唐军的理想战术是多批次的轮流冲锋。第一批士兵向敌人发动冲锋后，若不能取胜，则由第二批顶上，第一批撤回重组战阵，之后再度冲锋，往返交替，直到击垮对手为止。可以说是相当主动、大胆的战术。这也体现了初唐时代武人豪勇、奋发的精气神。
唐代战锋队
东突厥的迅速覆灭
在东突厥汗国动乱期间，曾有人多次建议李世民乘虚而入，趁火打劫。但李世民都认为时机未到，打算等到突厥的内乱进一步恶化后，再出手干预。他一方面派人和东突厥贵族暗中接触，在敌方内部广布眼线。一面派兵攻打东突厥在河套地区的附属势力梁师都，夺取了作为日后反攻突厥的前沿阵地。
在得知铁勒各部打算推举薛延陀部落首领夷男为首领后，唐太宗派人暗中为其送去册书，赐给他可汗的称号。原本还担心自己势单力薄的夷男，见得到了唐朝的支持，信心大增。在与唐朝结为军事同盟后，就不断对东突厥用兵。薛延陀也借此建立了东至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至呼伦湖的庞大汗国。势力已经不在东突厥之下。
到了公元630年，眼见东突厥在雪灾和薛延陀的打击下日薄西山，开始有大批难民投奔唐朝。根据那一年的户部统计，四方投降归附的外族多达120多万人。其中不少都是突厥或原属于突厥的部落。甚至连颉利可汗的侄儿，主管东北地区契丹、靺鞨等部的小可汗突利，都开始和唐朝勾结，一门心思的要带外人去揍自己的叔叔。至此，李世民认为时机终于成熟，开始调兵遣将，准备一洗当年渭水之盟的耻辱。唐朝此战派出六路大军，合计十余万人，从不同方向向东突厥发起进攻。
唐朝此战以名将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名将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驸马柴绍作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名将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共六路大军，合计十余万人，从不同方向向东突厥发起进攻。
唐六路大军分布图
李靖在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以副统帅的身份指挥了讨伐南方萧铣、辅公祏的战役。考虑到李唐当时的主帅是缺少军事经验的宗室子弟李孝恭，大部分实际指挥都是由副帅李靖负责。其功劳之大，可与李世民相提并论。在平定萧铣的战役中，趁着雨季江水暴涨，敌方认为唐军不会展开攻击之时，冒雨渡江，一举越过长江天险。在平定辅公祏的战役中，面对诸将绕开敌军主力，直取敌军都城的计策，李靖又坚决反对，认为敌方防御严密，这样的偷袭无法成功。这两次战役的不同表现，充分说明了李靖的军事才能，他深知面对怎样的对手可以进行大胆的突袭，面对怎样的对手则需要步步为营。是参战诸将中指挥能力最强的人，因此唐太宗也授予李靖管理其他五路兵马的权力。实质上李靖便等同于这次行动的主帅。
李勣本名徐世勣，是《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公原型。相比演义中神机妙算的形象，现实中的李勣战绩要逊色不少，之前曾跟随李世民与宋金刚、王世充、刘黑闼等人对战，期间曾被窦建德和刘黑闼两次击败。不过即便如此，李勣也是当时唐军地位靠前的名将。
在贞观四年正月，诸将中最负盛名的李靖率先展开攻势，仅率3000骑兵就深入草原。一行人逼近突厥可汗所在的襄城，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和林格尔。此时的颉利可汗，由于和铁勒诸部作战的长期失败，已经让他失去了作为领袖的信心和勇气，变得极度恐惧。他坚信李靖绝不敢孤军深入，因此断定李靖的3000骑兵身后必然有大量军队尾随，结果一日之内被多次吓的魂不守舍。
李靖和李勣两路兵马是此战的主力
李靖又发动那些早已安插在突厥人中的间谍，劝降了颉利的亲信康苏密。让他挟隋朝遗落草原的萧皇后与隋炀帝之孙，投奔唐朝。眼见受过自己重用的粟特人也背叛自己，颉利更加惊恐，赶紧率部放弃襄城，向阴山撤退。结果在途中先后遭到柴绍和李勣率领的唐军截击，因连败两场而溃不成军。颉利自觉无力再战，希望能和唐朝罢兵言和。但唐将李靖、李勣在使者到达突厥人营地后，趁突厥人放下戒备，再度出兵。他们认为此时给突厥投降的机会，那假以时日，突厥必然再度壮大，不如趁现在突厥内乱，彻底歼灭突厥。
于是李靖率精骑1万人，连夜奔袭阴山。突厥人毫无防备，一直到敌军到达大营前7公里左右才发现险情。他们根本来不及备战，只能坐等危机降临。颉利率本部亲信逃亡，其余的十多万部众则全部沦为李靖的俘虏。颉利接着打算往西奔逃。
结果李勣早已提前率军驻扎在突厥人的必经之路上。突厥人见无法通过，纷纷选择了投降。颉利只能带着为数不多的侍从，往西域方向逃窜。走到半路，他就被另一路唐将李道宗所俘。最终被送到长安，成了阶下囚。
首领都败的如此干脆，其余部众更是不可能进行太多抵抗。随着他们成批选择投降唐朝，曾经如日中天的东突厥汗国，就此土崩瓦解。
胜利折射出内涵
可以说，在唐太宗决定对突厥用兵时，统一的东突厥汗国实际上已不存在。从过程来看，唐军的长距离出击，不过是起了收拾残局的作用。突厥铁骑与大唐勇士之间的巅峰决战，最终未能上演。东突厥汗国的覆灭，与其说是唐朝武力征讨所致,倒不如说是突厥内部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
李世民和杨广同样的试图分化突厥内部。但杨广最终毫无成效，李世民却能够成功。除了两人方法上的不同之外，当时东突厥国内的形势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杨广面对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突厥，可汗的部下并无太大的异心，李世民的对手颉利可汗则早已失去人心。这不能不说是李世民的幸运。
出塞的唐军部队
但幸运不会青睐没有准备的人，唐朝能够迅速完成胜利，其本身也有不少出彩之处。不同于后世的宋明两朝，在进行大规模北伐时，经常对敌方的情报缺少足够认知。唐朝在同东突厥的战中，却现出了惊人的情报搜集能力和机部队动力。相比宋金联合灭辽前，北宋长达2年多的摇摆不定，被动拖拉，甚至一度听信辽金议和的谣言，而单方面终止谈判的行为。唐朝能够快速和薛延陀建立联盟，显然是对草原上的政局变动，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
唐朝对于突厥内容的渗透分化，则更让人吃惊。连颉利可汗本人身边，都有唐朝布置的间谍。所以在整场战争中，唐军处处占得先机，将突厥人的一举一动都握在手中。甚至连突厥人可能逃跑的路线，都有着非常准确的预判。这种能力上的差距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同样是军事联盟，大宋两次联盟都葬送了自己，而唐朝却能为疆域最辽阔的中原王朝。因为两者的起点在一开始就大不一样。唐朝的皇族的祖先北魏六镇士兵，深受鲜卑游牧文化影响，因此对于游牧民族的了解远高于出生中原腹地的宋朝君臣。
《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敌我信息的掌握，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胜负。对比唐宋两朝的差距，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何同样是借刀杀人，结局也就会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