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真的比突厥更强大吗?汉文化政权无法跨越草原的真正原因

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汉人政权当中最有野心也最有实力的一个：他们雄心勃勃，北上朔漠，征服了曾经雄跨中亚五六千公里的突厥汗国，第一次将在北方长期威胁汉地的强劲的游牧民族纳入了汉族王朝的统治区域之内。李氏王朝建立了中原历史上第一个横跨长城南北的大帝国，这可是连汉武帝都没有完成的伟业。

然而可惜的是，这段让大多数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时间并不长，对突厥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五十多年就宣告崩溃，后突厥汗国建立等一系列事件让汉人王朝的势力又重新回到了长城以南。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的唐朝，怎么就管不好突厥？

（唐朝征服突厥之后横跨长城南北的庞大国土）

唐朝建立横跨南北大帝国的野心

唐朝建立一个大帝国的野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多个民族共同作用的结果。汉朝在长城以南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政权，这无疑会给北方的少数民族们强烈的震撼，而这种震撼更多的是一种对强大外在力量的恐惧。

相应的，东汉末期的分裂和战乱给了他们积聚力量和建立政权的时机；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五胡十六国在汉族的中原纷纷尝试建立国家就是对强大汉人王朝刺激做出的应对。后赵的羯人石勒曾说：“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他们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也有着建立强大统一国家的梦想，只是像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族群人口不多，疆域狭小，根本不具有完成统一的能力。他们在中原地区建国的策略就是调和自己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中原汉族传统。这一类政权也被魏特夫称为“渗透型”王朝。

后来鲜卑拓跋部终于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孝文帝迎合汉人传统的努力失败了，使北魏最后走向了分裂，形成了长期以来东西两魏和北周、北齐的对立。西魏打造成型了胡汉统一的“关陇集团”，这也最终帮助继承西魏的北周吞并北齐，之后的隋朝又成功地统一了长江南北。李氏家族起家的山西太原正是“关陇集团”所在地，“关陇集团”胡汉统一的氛围对唐朝的建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尽管唐朝建立初期国基未稳，李渊和后来的李世民也拒绝修筑长城；有朝一日突破以往长城的限制，囊括草原的政治宏图也就由此可见一斑。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在胡汉统一和“大一统”观念的塑造下，在唐朝皇室心目当中，建立一个囊括农耕、游牧文明，横跨长城南北的大一统帝国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东突厥的可汗他钵面对东魏和西魏祈求其支持时自鸣得意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周书》卷五零《异域下·突厥传》）反过来看，除了少数民族对汉人王朝的震撼和恐惧外，唐朝对突厥人的征服姿态，也是一种汉人对少数民族霸权的激烈回应。在反复征战之后，唐太宗贞观三年，唐朝击灭了东突厥汗国；唐高宗显庆二年，唐军在伊犁击破西突厥的沙钵罗可汗，西突厥汗国也就此灭亡。

唐朝横跨南北大帝国的崩溃

可时间并不久，这个囊括草原文明的帝国建立仅仅五十年以后就在突厥人的复国运动当中瓦解了，突厥人在原东突厥的土地上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汉人王朝的势力范围就像历史上的那样，回到了长城之内，也就回到了农耕文明的范围以内。不仅如此，草原游牧民族的再兴起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再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波澜四起，唐朝政府不得不建立了节度使体系，赋予地方充足的军事权力来保卫中原地区不受侵犯，而这也就渐渐腐蚀掉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地方军阀割据彻底打乱了唐朝的统治格局，无力支撑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后果就是最终让王朝走向崩溃。

（后突厥汗国的建立让汉人势力回到了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上）

唐朝为什么管不好突厥？

很重要的就是，唐朝突破长城的限制努力构建了融游牧和农耕文明两部分为一体的帝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文明间的强大张力对帝国的撕裂。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芬纳所说：“帝国面积过于广袤，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都很难有效。”过于辽阔的领土面积透支了唐朝的精力，尽管初唐政府拥有着开拓疆土的能力，却没有能力支撑对如此广大的国土的长期治理。唐朝在采用武力征服了突厥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比如羁縻州府（任用胡人统帅并保留游牧人生产习俗治理）和都护府制度（行军监督巡察制度），建立了松散的统治秩序。

一方面这些因地制宜而采用的制度较好地抚平了少数民族的情绪，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另一方面却也没有真正做到帝国内部的“均质化”：游牧民族对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很难有真正的认同感，整个国家内部有着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这为这个松散政治体系的瓦解留下了缺口。这个缺口方便了游牧民族政权的复兴，也为唐朝中后期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建立的元朝和清朝也都是融合两种文明的大帝国，和唐朝统治突厥的不甚成功相比，它们对国家南北统一的维持却显得更好。这些北方民族政权也和前面的“渗透性”王朝相对应，被魏特夫称为“征服型”王朝。它们成功在了哪里？唐朝统治不好北方少数民族是汉人的先天不足吗？

这可能和汉人传统中强烈的“法统”观念有关。

无法利用“法统”来融合南北民族是唐朝的先天劣势

自古汉人建立的政权就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周朝从犬戎之地出发，以一个远离中原的部族的身份，用商朝失去了“天命”作为口号进行征讨；顺利取得政权之后，将自己视为“天命”的继承者来安抚周边的部族。外来者用中原王朝“失道”为口号对中原进行征服，之后又建立自身王朝的合法性，也就是“法统”，把中原周边的部族纳入自己的体系；这种模式至少从周朝开始滥觞，到秦汉便已经确立下来，在中国古代已经成为了定式。

相比之下，蒙古人虽然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了囊括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帝国，却没有在调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中原汉人地区只是蒙古人庞大征服计划的一部分，稳固的蒙古联盟和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才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元朝这一身份更像是披在蒙古联盟上的外衣。元朝在汉人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法统”，一直被人质疑。直到朱元璋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将元朝“法统”的外衣撕扯下来，也真的是攻击到了元朝统治中原的要害。

清朝在建立满族作为主体的政权的同时，对汉人“法统”的融合则做得更好。尽管这种跨文明的融合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精力，到了清朝末期这两种文明的撕裂仍然比比皆是，但清朝还是维系了长近三百年之久。有不同的学者对这种融合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一视同仁，而建立的文化联系所巩固的统一；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满人汉化后真正融入了汉人的“法统”中的结果。不论怎样，满人都已经将自己游牧民族的主体性和汉地农耕文明的主体性（“法统”）较好地结合到了一起，于是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二元帝国才得以维系。

（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融为一体的帝国构建）

反过来看唐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二元的民族主体建构当中，唐朝身为一个汉人王朝有着先天的劣势：尽管唐朝承袭了西魏“关陇集团”的胡汉双轨制，从而产生了建立囊括草原的帝国的壮志，但汉人王朝实在没有可能脱离中原地区进入草原来建立统治草原的“法统”。

当唐朝对以农耕为生产方式的地区进行征服时，相同的文明没有给唐皇室带来太大的阻力，他们也对汉人的“法统”有着心理上的认同；当这种征服到了草原地区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在游牧民族地区无法建立“法统”的事实和不同生产方式确立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强大张力。这也就是唐朝能够借武力征服突厥，却不能真正意义上统治突厥的深层原因。因此，强大的汉人王朝建立的庞大帝国也有如昙花一现，只能淹没在怀旧的汉族人对辉煌历史怅惘的怀念和迷思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