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白江口之战：日本自称日出处天子，出动39000大军想称霸

编者按：公元663年的白江村之战（又称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交战，战役的结果就是倭国大败。直到丰臣秀吉侵朝，日本九百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战争背景就是唐朝和日本在东亚的争霸战。

唐朝联合新罗，把亲倭的百济打的面目全非，眼看就灭了。日本（当时叫倭国）表示不服，派大军前来援助，于是，唐日两国水军在朝鲜熊津江的入海口白江村开始了第一次交锋。本文就来说说这场中日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交锋，还得从日本与百济的关系说起。

倭国与百济

倭国与百济关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倭五王（《晋书》、《宋书》等古代中国南朝史书中记载的倭国讃、珍、济、兴、武等五王）时代之前。369年，百济太子专门铸造了一把造型奇特的七枝刀，作为两国盟誓的信物送往倭国，此物居然保存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当时是百济近肖古王在位期间（346—375年），而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此时为神功皇后摄政时期，而且刻意将年表提前了120年。自此之后，百济国的王室更迭，倭国几乎都要插手干涉。

首先是384年，百济枕流王去世，其子阿华年少，被叔父辰斯夺位。辰斯王在位不过8年，倭国武内宿祢诸子率军数万攻打百济，杀死辰斯王，拥立阿华王。拉开倭军横扫朝鲜半岛南部的序幕。为了加强两国联盟，阿华王将儿子直支送往倭国作为人质，此后两军一直联手对抗高句丽，但每次都遭到高句丽的重击，百济被迫臣服于高句丽。倭军亦不敢轻易北上，但在加罗任那地区仍有势力，这一时期有大批渡来人迁移到日本岛。

405年，阿华王病逝，三弟碟礼杀死摄政的二哥训解，自立为王。倭王赞则出兵百济，杀死碟礼，拥立太子直支为王。《日本书纪》一直在描写日本如何向君主责问臣子一样教训百济。但是百济与中国的交往要比倭国深厚得多，百济王得到的军职称号一向高于倭国王。倭国显然不甘心位居百济之下，从倭王珍开始，倭国使者屡次申请南朝获取“都督百济军事”的权限，但总是遭到否决。显然，在中国朝廷面前，百济使者是不甘心输给倭国使者的。这样的情形伴随了整个倭五王时代，与明清时期琉球和日本萨摩藩的关系有几分类似。

475年，高句丽攻陷百济都城汉城，杀死盖卤王。盖卤王的弟弟文周王被迫迁都熊津，担负起重建百济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任那加罗地区的倭军势力给予其极大的支持。不过文周王、三斤王父子未能长久。这一系灭亡之后，倭王武扶植盖卤王的另一个弟弟昆支第二子牟都为王，是为东城王（479—501年）。东城王因为暴虐，遭人刺杀，百济拥立一个叫斯麻的王子为王，是为武宁王。

这位武宁王之所以名为“斯麻”，还有一段故事。当时还是盖卤王在位初年，倭国总是对百济颐指气使，要求贡献人质和美女。于是盖卤王故意派弟弟昆支送去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作为贡女。在前往倭国途中的一个小岛上，孕妇生产，并以此为借口回国。在岛上出生的婴儿就是武宁王，起名为“岛”，当地语言音译为“斯麻”，至于武宁王的生父到底是谁，相关史书有点分歧，《三国史记》说是东城王，而《日本书纪》则说是盖卤王或昆支。综合分析下来，是盖卤王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故事也可以大致窥见倭国对百济施加的种种淫威。

武宁王的儿子圣王就是向倭国公传佛教之王。公传佛教并没有改变百济与倭国的关系，百济圣王原本与新罗联合对抗高句丽，但随后新罗居然对其进行反攻，自己也不幸被新罗人俘杀。百济在遭到各路围攻的情况下，免不了需求倭国的支持。《日本书纪》试图给人感觉，日本在帮助百济复国的过程中，将任那加罗地区的部分土地赐给百济，仿佛那里原本就是日本的领土，只是转让给了臣服于自己的百济。而《三国史记》虽然偶尔提及倭国对百济的影响，但对于任那加罗地区的局势语焉不详，使得后世难免争讼不已。

当倭五王消失在中国的史料之后，百济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迎来了隋唐一统中原的时代。这一时期倭国与百济之间的关系资料不是很多，但百济僧人一直在不断前往倭国，与高句丽僧人一同宣扬佛法，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基调。皇极天皇在位时期，已经是百济最后一个君主义慈王统治时期。这位义慈王据说是个大孝之人，有“海东曾闵”之称，但个人生活腐化堕落，擅杀大臣。642年，舒明天皇去世，皇极天皇即位之时，义慈王向倭国派遣了一批使者前去吊唁，使团成员中有他的侄子扶余丰，还有两个儿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但是这批使者此后却滞留在倭国。《日本书纪》中不仅搞乱了这批人来到日本的时间，对于他们为什么会滞留在日本，记录了几种不同的说辞，疑问重重。一种说法是他们是作为人质留在日本，另一种说法是他们遭到了义慈王的流放。义慈王似乎比较厌恶扶余丰，更厌恶扶余忠胜，但《日本书纪》中也没有明说原因何在。总之他们就这样一直留在日本，百济国内也有人试图将他们迎回国，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由于他们是义慈王故意留在倭国的，名义上也算是建立了联盟关系。

唐朝政府一直试图劝说百济与新罗之间停止战争，但是百济一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表面上对唐朝表现出谦恭有礼，诚心接受唐朝的调节说和，但实际上并没有放松对新罗的武装进攻。倭国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与百济站在同一条战壕，对于新罗的呼救，唐朝的调解置若罔闻。这样的态度从唐太宗时期一直延续到唐高宗。唐高宗终于决定对百济采取行动了。

660年，唐高宗下达敕令，软禁了正在西京长安活动的倭国外交使团，全面封锁消息。同时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嵎（yú）夷、马韩、熊津等14道大总管，统兵13万，征调大小船只1900多艘。自山东莱州出海，前往百济。另一方面，任命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统领50000名新罗兵，从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出发。两军于此年七月十一日（8月22日）在百济南部会合，次日开始围攻百济王都泗沘（bǐ）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经过6天围城，百济上层集团最终向唐军投降。苏定方押送百济君臣百姓10000多人返回大唐。左骁卫郎将刘仁愿领10000人，与新罗王子金仁泰率领的7000人留在当地，联合镇守泗沘城。仅仅过了20多天，百济叛军就再度蜂起。一个叫鬼室福信的百济将领派人前往倭国求援，蛰居倭国近20年的扶余丰又有了出头之日。

对抗大唐

之前的502年是倭王武最后一次出现在南朝史书的时间，过了将近100年，直到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倭国使者才再度来到中国朝廷。《隋书》记载此时的倭王之名为“阿每多利思北孤”，转写为假名为“あめたらしひこ（ametarashihiko）”，可转写为“天足彦”，显然是一位男性，还有一个庞大的后宫。然而《日本书纪》记载此时是女天皇推古天皇在位，那么这个男性倭王“天足彦”又是何许人也？很难说得清楚。另外倭国的太子称为“和歌弥多弗利”，转写为假名为“わかみたふれ（wakamitafuri）”，根据学者研究，可转写为“若翁”，这个词的意思就相当于“王子”，后来逐渐失传。这位“若翁”应该就是指著名的圣德太子。

两年前，隋文帝曾想讨伐高句丽，因故取消计划。倭国使者的来访，使得隋文帝对其风俗产生了兴趣，当了解到详情之后，又觉得太无义理，要求他们加以整改。隋文帝以何种方式要求倭国移风易俗？《日本书纪》根本不提此年遣使隋朝之事，反倒是说了一段如何派遣万余军力击败新罗，也是极尽浮夸，似乎是有意隐瞒什么。

607年，百济武王扶余璋派遣使者，请求隋炀帝发兵讨伐高句丽。然而隋炀帝却发现百济与高句丽并没有交恶，此番举动不过是联手窥探隋朝的反应。而此年倭国遣使，递上了一份“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令隋炀帝大为不满。这份国书据说是圣德太子的手笔。当时的倭国时刻想进军朝鲜半岛，然而海东三国皆兵强马壮，内战犹酣，精力旺盛的倭军只能蜗居本岛，无处发泄。不谙军事的圣德太子，无力改变自身困境，反而生出一种极度自傲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敢施加于苏我氏头上，只能拿中国的朝贡秩序做文章，借用佛教中以日出日落来表示方位的概念，将倭王比作“日出处天子”，将隋朝皇帝比作“日没处天子”，自抬身价。隋炀帝感受到了国书中的傲气，但小霸高句丽未服，也只能对其加以申斥而已。于是才有了文林郎裴世清访问倭国之事。《日本书纪》对于裴世清到访之事也是多加篡改，甚至把“隋”误写成了“唐”，不知想达到何种目的。

隋炀帝三次讨伐高句丽不成，自己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唐朝建立之后，倭国第一次遣唐是在631年，这一年唐太宗拆掉了高句丽人用隋军将士尸骸堆成的京观，高句丽为了防止唐军进攻，加紧修筑长城，双方剑拔弩张。唐太宗对于倭国使者远道而来非常满意，为了表示皇恩浩荡，要求礼部不必责令倭国年年进贡，同时起草了一份诏书让高表仁带到倭国宣读。高表仁是隋朝废太子杨勇的女婿，时任新州刺史，也是唐朝第一位访问倭国的高级官员。但他此次远行并不快活，如同经历了一番地狱之旅。

到达倭国之后，高表仁又与倭王发生了礼仪之争，赌气之下，未宣诏书便扬帆而去，被评价为“无绥远之才”。《日本书纪》记载此时为舒明天皇在位，并没有记载高表仁如何与天皇发生争执，只有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而已。至于唐太宗的诏书中除了“毋拘岁贡”，是否还涉及其他问题，也不得而知了。

从隋朝到唐初的几次倭国遣使，高句丽的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双方的心头，误解、猜疑、鄙夷日渐加深。唐高宗显庆五年一举攻灭百济，极大地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平衡，各方势力也开始加紧行动。唐朝原计划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马韩、东明、德安、金涟五都督府，但这个方案由于不切实际，在唐军主力撤出之后便废止不用，改为都护府建制，留守的刘仁愿就是百济都护，亦可称熊津都督。

唐军主力撤出百济之后，依然留下了极大的军事真空。缓过劲来的百济人纷纷举起反旗，真正能集中力量形成气候的，主要有两股：其一是任存山为据点的黑齿常之、沙宅相如、鬼室福信、沙门道琛等人；其二是以熊津城为据点的扶余自进。

刘仁愿、金仁泰坚守的泗沘山城属于朝鲜式山城。这种山城一般选择在耸立在平原的山上，居高临下占领制高点，用木栅、土垒或石垒包围山谷。城门和水口设置在河流流出的谷口附近，是整座山城中防御最薄弱的地方。这种山寨抗阻击程度有限，一旦人数超过一定数量，就无力防御。百济复兴军就是凭借木棒攻破山城外栅，抢夺了山谷内囤积的军械物资，力量逐渐增强。他们在鬼室福信与道琛的领导下，在任存山筑城守望，并在泗沘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与泗沘城的唐罗守军对峙相望。

百济复兴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百济南面的领土，并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于白江流域的水路，唐罗守军却只能局限于泗沘、熊津等百济北方有限的地域之内，不敢轻举妄动。

唐朝政府派遣王文度去支援刘仁愿，不想却猝死在新罗。王文度猝死之后，其部下尝试走水路前往泗沘城，却遭遇了百济复兴军的伏击。其中一条战船上的106名唐军士兵被生擒活捉。百济复兴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开始考虑后续的出路。此时百济的贵族阶层几乎全部被抓到唐朝，鬼室福信认为自己缺乏号召力，道琛是个和尚，不适合当领袖。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身居倭国多年的扶余丰。

鬼室福信便将这一船的唐军战俘作为大礼送往倭国。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大兄也很兴奋，将唐军战俘暂时安置在淡海国（今日本滋贺县）新的开垦地，待日后处置。

中大兄给扶余丰授予织冠（应为小织冠，第二等），并将多臣蒋敷之妹嫁与他，以示拉拢。同时遣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领5000人送扶余丰回百济。如果百济复国成功，扶余丰将成为新一代的百济王，那么倭国就可以借机控制百济。这些举动意味着倭国正式介入了朝鲜半岛的纷争，与唐军走向对抗。

女皇之死

孝德天皇在位期间用过两个年号，645年改元“大化”，5年后改元“白雉”，据说是因为某地献上了象征祥瑞的白雉鸡，因而改元，有时又写作“白凤”，与唐高宗“永徽”年号同年。孝德天皇在位其间，实权掌握在中大兄的手中。中大兄寻找一切机会清除异己，孝德天皇也是无可奈何。唐高宗向倭国发出支援新罗的玺书，孝德天皇到底是什么态度，目前已经无法知晓，但是从某些举动来看，他可能更倾向于站在唐朝一边支持新罗。

白雉四年、五年（653、654年），倭国先后派出四艘遣唐使船（其中一艘沉没），在此期间，天皇的助手之一僧旻（mín）病故，另一个助手高向玄理则随船离开日本，最终在大唐去世，亲唐、亲新罗的外交政策就此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中大兄自作主张，率领文武群臣迁回大和地区，孝德天皇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悲愤而死。中大兄将已经下台的母亲再次推到前台，在冈本（今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冈）另觅新址，设立宫廷，为区别“冈本宫天皇”（舒明天皇），号称“后冈本宫天皇”，后世将再次上台的皇极天皇称为“齐明天皇”。按照中国惯例，新皇登基一般是要改元的，但是《日本书纪》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其他一些资料则显示，齐明天皇之后还在沿用“白雉（白凤）”年号很多年，历史的迷雾至今没有散去。

齐明天皇在位的7年期间，《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几件重要的事件，首先就是大量发动民夫投入各种工程建设中。除了对居城进行改造翻新，向唐式建筑风格靠拢，建造大型仓库，聚敛物资、财富，还修建了水渠，堆积石块修筑石垣。这条水渠被人称为“狂心渠”，耗费不下30000人的人力；堆砌石垣耗费的人力就更多了，甚至达到了70000人。然而，齐明天皇本人并没从大兴土木中得到快乐。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因年仅8岁的孙子建王夭折，齐明天皇陷入悲伤之中，无法自拔。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对虾夷用兵。虾夷是日本东北地区没有纳入倭国统治区的原始部落的统称，现在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就是古虾夷的一支。男性可以留有四尺长的胡子，他们善于射箭，甚至将箭当作装饰品穿在耳朵上。因为生活在寒冷地区，体毛较重，所以早先称为“毛人”，读作“爱瀰（mí）诗（えみし，emishi）”，后来才改称为“虾夷”。倭国与虾夷之间的征战由来已久，早在倭王武给南朝宋的表文中，就提到倭国与毛人国征战之事。当时的毛人部落大概能有上百个，倭国历代征伐，已经歼灭了很多。但仍有许多虾夷部落躲在苦寒之地顽强生存。很显然，虾夷人虽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社会组织结构非常原始，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与倭国对抗。倭国掌控着九州岛，与朝鲜半岛乃至中国大陆的交往日渐加深。各种先进的文化和技术逐渐传至倭国，为倭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而虾夷人显然无法得到这样的好处，利于耕种的好地都被倭国人占据，生产力也无法得到提高，只能借助地理和气候勉强自保而已。齐明天皇时代，倭国人将虾夷人分为三类，由近到远分别是：熟虾夷、粗虾夷、都加留（津轻，つがる，tsugaru）。658年，越国守阿倍比罗夫率领一支180艘船组成的水军队伍沿日本海岸北上，打击位于今天日本秋田县、青森县地区的虾夷部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位阿倍比罗夫后来也参与了远征百济的军事行动。

齐明天皇时期的土木工程和征战活动应该是中大兄所掌控，通过这些举措来加强皇室的集权。中大兄的亲百济、高句丽的政策自然就成为倭国的国策。

659年，倭国派遣了津守连吉祥使团访问唐朝，然后被唐朝政府软禁。随后唐军与新罗军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百济，百济流亡分子纷纷涌入九州，中大兄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情报未到，亦可进行一些准备工作。现在的日本高知县夜须町附近的地名，与大和地区的地名十分相似，地理位置也差不多，就如同将大和挪到了北九州地区，很有可能是中大兄在此设立军政中心时留下的痕迹。

661年，百济复兴军与唐罗守军处于胶着之中，中大兄带着母亲齐明天皇起驾，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向西进发，号称“御船西征”，女天皇在一群女性眷属的簇拥之下登上大船，名为西征，实际上是游山玩水。齐明天皇在旅途中与女眷们吟诵诗歌打发无聊的时间，甚至还有怀孕的女性半路生产，丝毫没有备战的紧迫感。她们悠哉游哉地来到伊予国熟田津石汤行宫（今日本爱媛县松山市道后温泉），住了两个月后，继续启程抵达九州岛的娜大津，并在磐濑行宫住下。

娜大津又称为“那之津”，或叫“那津宫家”，一般认为位于现在的日本福冈县博多湾附近。中大兄本人可能只是在“御船西征”开始的时候与天皇同船，之后便在娜大津与高句丽、百济复兴军进行联系，策划着如何冲出日本列岛，踏上朝鲜半岛的土地。天皇来到这里后不久，便将“娜大津”的名字改为“长津”。

又过了两个月，历尽艰险的津守连吉祥使团终于回国复命了。津守连吉祥在天皇面前述职的时候，宫廷的气氛已经变得异常诡异，各种流言蜚语肆意传播。使团内部也有人跳出来进行攻讦，中大兄对使团的外交成果十分失望，介入百济的军事行动已经铺陈开了。而大唐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继续攻打高句丽，一旦高句丽完蛋，倭国很可能要跟着倒霉，发出去的箭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齐明天皇的寿命也在此走到了尽头，于此年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病逝，谥号“天丰财重日足姬”。在她重新继位的头一年，有人声称看到一个戴着青油笠的人，骑在龙的身上在山顶飞驰。在她的葬礼期间，又有人声称在朝仓山上看见了一个戴着斗笠的怪人，遥望天皇的灵柩车队。于是一种怪谈不胫而走：这个戴斗笠的人就是当年自焚而死的苏我虾夷。

从幕后到台前

齐明天皇去世之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比中大兄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了。但是中大兄仍然不好意思直接号称天皇，而是以太子的身份打出了“素服称制”的名头。所谓“素服称制”，理论上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素服”指的是素色的服装，一般来说就是白色的孝服。儒家传说商王武丁即位之后，三年不言，带有为先王守孝的意味。“称制”，意味着作为国家领导人管理政务，在中国古代常见的是“太后称制”，也就是太后辅佐皇帝管理朝政。因此中大兄“素服称制”的内涵就是替母亲守孝的同时，对外不以大王或天皇的名目出现，但实际权力依然掌握在自己手中。据说周文王死后，周武王不敢自专，不敢称王，自号“太子发”就是这个意思。中大兄这样做，也算是对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理论活学活用，但具体做法与中国原生的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守孝制度一般是三年为限，而中大兄却“素服称制”六年。此时在朝中基本上没有与之抗衡的政敌，为什么他还要来这么一出呢？这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已经习惯了幕后操纵的政治生活，不习惯走上前台，成为众矢之的。

一直陪伴在中大兄左右的中臣镰足比中大兄还要低调。中臣氏作为传统的神道祭祀世家，在佛教传来之后，对三论为代表的佛学理论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虽然曾经参与过灭佛的行动，但随着苏我氏权势的巩固，也不得不改变自身的立场以求自保。圣德太子时期，统治集团已经有人学会了对成熟文明意识形态的解构和重塑，使得外来的佛儒道思想成为包装自身精神世界的绚丽外衣。在如此风气的熏染下，中臣镰足也深得其中三味。作为家族的寄予厚望的代表，中臣镰足广泛阅读各类汉文书籍，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理念，为了迎合现实的风气，从表面上对佛教顶礼膜拜。当然，中臣镰足最喜爱的书籍未必是佛典，而是《六韬》。《六韬》署名西周重臣吕尚所著，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托名之作，隋唐之前的古本《六韬》版本多讲权谋之术，宋代被编入《武经七书》之后进行了大幅度改编，删削了权谋成分，加强兵法属性。中臣镰足阅读的是权谋成分的古本《六韬》。靠着古书中得来的政治自信，中臣镰足先投靠轻皇子（孝德天皇），后来改投中大兄，先后将苏我石川麻吕和巨势德陀拉拢入伙，发动“乙巳之变”，用最小的代价消灭了苏我鞍作父子。这一年中臣镰足32岁，中大兄不过21岁。

大化朝廷建立之后，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些改新的政策之外，对于朝廷内部的官阶体系也进行了一些整改。圣德太子时期曾经设置的按照德、仁、礼、信、义、智排列的六色十二阶冠位，到647年废止，新冠位则分为织冠、绣冠（缝冠）、紫冠、锦冠（华冠）、青冠（山冠）、黑冠（乙冠）、建武（立身）七色。除了“建武”之外，皆有大小之分，共十三阶。中臣镰足获得了大锦的冠位，位列第七等。两年之后，对十三阶进行扩充，锦冠、青冠、黑冠除了分大小之外，再分出上下，变为十九阶。通过这些整治，可以将官僚体系的人事权力控制在手。中臣镰足则在654年被授予紫冠（小紫冠，第六等），655年升为大紫冠（第五等），已经是大臣中较高的等级，再往上的四等一般是授予皇室成员。

中大兄似乎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政敌予以消灭，大化元年当年就灭掉了古人大兄，随后649年假装听信谗言，灭掉了苏我石川麻吕一族；654年擅自迁都逼死孝德天皇；658年绞死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

对于新罗臣服于大唐一事，中大兄等人更是愤愤不平。651年一批穿着唐制官服的新罗使者访问倭国，与传统的新罗官服迥然不同，居然引发了外交风波，使者也遭到了驱逐。朝中甚至有人叫嚣要讨伐新罗。

中臣镰足对于中大兄的做派到底是何种态度，不得而知，但从公开的政治活动来看，他一直力图各方势力的平衡协调，借此赢得较好的政治名望。他的长子定惠和尚曾经作为学问僧被孝德天皇派往大唐学习。如此安排，一方面可以调解中大兄与孝德天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调解倭国和大唐的关系。可惜中大兄不喜欢如此安排，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抛弃孝德天皇，与唐朝、新罗的关系也无从和解。

中大兄就这么任性地一路走来，直到母亲去世，自己将直接面对更加猛烈的政治风暴。只有中臣镰足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中臣镰足毕竟年长10多岁，处理政治问题更加沉稳老到。中大兄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中臣镰足的忠心，将他比作唐朝的魏征，甚至是高句丽的渊盖苏文、百济的成忠、新罗的金庾信。《藤原家传》甚至说，在中大兄素服称制的第一年，高句丽王（宝藏王）还给中臣镰足写过一封信：“惟大臣，仁风远扇，威德遐覃。宣王化于千年，扬芳风于万里。为国栋梁，作民船桥。一国之所瞻仰，百姓之所企望。遥闻喜抃，驰庆良深。”极尽褒奖之辞。至于没有实权的高句丽王，为什么在唐军压境的情况下给中臣镰足写这么一封表扬信，那就没人知道了。

在当时的人看来，中臣镰足已经信仰了佛教，并且举办了多次斋会，讲法念经，捐资建寺，连儿子都是和尚。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支持神道祭祀的发展，只不过是远离了政治中心，在关东地区的封地上继续运营神社，扩大神户数量，悄悄安排家族成员迁入，并在合适的时间大力翻修营建，同时悄悄更换神社供奉的神位，篡改神社传说，使得新故事对中臣氏更加有利。到后来日本建国神话之中，中臣氏的祖先就成为天皇祖先身边不可缺少的帮手，亦是如出一辙的手法。这些手段经年累月，悄无声息，对于一般人来说难以窥破玄机，中大兄将目光过多地投放在西方的朝鲜半岛。中臣镰足所做的，则是为他的家族和后代打好千年基业。

远征军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日本岛内的势力早在邪马台国时期就在不断入侵朝鲜半岛，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按照日本考古分期属于弥生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有大量朝鲜半岛的移民进入日本岛。弥生人与日本更古老的绳文人相比，体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两者是不同时期来到日本岛的人群。弥生人显然要比绳文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组织能力也很强。绳文人的后裔虾夷人因为未能被同化而备受打压，势力蜷缩于日本东北地区。日本岛内先后建立的邪马台国和大和朝廷应该都是以弥生人集团为主导建立的政权。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朝鲜半岛，想以日本岛为基地反攻回去。朝鲜半岛南部的3个地区的势力对于倭国的态度有所差异，其中以新罗反倭最盛，百济次之，任那加罗地区算是倭人在朝鲜半岛的半个据点。朝鲜北部的高句丽，是倭国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的最大障碍，也曾经击败过倭军来犯，但是由于隔着新罗和百济，不会与倭国发生直接冲突，后来两国的关系逐渐变得和睦。新罗消灭任那加罗地区林林总总的城邦之后，倭国在朝鲜半岛的直接据点就此消失，如果想再干预朝鲜半岛事务，只能选择百济作为突破口。

百济历史上多次遭到高句丽的打击，每次复国基本上都要借助倭国的力量，每一次复国成功之后都想把倭国给甩掉。这一次只不过是高句丽换成了更强大的唐军而已。在中大兄看来，唐军主力不可能在百济待一辈子，留下的烂摊子自然应该由倭国来收拾，只是不能让百济如此任性。于是分别派出几支队伍，去支援百济复兴军与唐罗守军对抗。

第一批倭军，就是660年十月到十一月间，护送扶余丰到百济的500人。两位将领的信息如下：

第二批倭军到来的时间为661年八月。其具体兵力《日本书纪》没有记载，《扶桑略记》则记为17000人，数字相对可信。主要任务是为百济复兴军鬼室福信输送100000支箭、500斤丝、1000斤绵、1000端布、1000张牛皮、3000斛稻种，为扶余丰提供300端布。四位将领信息如下：

第三批倭军到来时间是663年三月，兵力27000人。六位将领信息如下：

从倭军将领的出身履历来看，其冠位集中在华冠（锦冠）和山冠（青冠），没有紫冠以上的。基本上是苏我、物部、阿昙、三轮、和珥等失势旧贵族的支系子孙。他们的经历也略显驳杂，参与过朝鲜半岛外交者有之，能征善战者有之。还有受到过责罚的官僚，甚至包括几个被中大兄弄死的政敌的“同党”。其中没有一个皇室近支充当将领，这到底是因为皇室衰微，没有合适的男性将领，还是中大兄无意让皇族参与战争，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三批倭军的兵力累计已经达到39000人，这个数字估计已经可以和390—404年那次入侵朝鲜半岛的兵力相比。倭军士兵的来源主要集中在三关以西地区，关东地区移民建设刚刚起步，应该也有少量出兵，甚至连653年之后，在占领虾夷土地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道奥国信太评（今日本宫城县大崎市）也派出了士兵参战。很多倭军士兵的名字还带有部民制的痕迹，在大化改新之后这些人名义上都属于皇室的“公民”了，必须为皇室而战。大化改新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更不可能短期内改变倭国的政治经济面貌，不过加强户籍制度的建设，的确可以有效地抽调兵力。迅速占领虾夷之地，也是一个扩充兵源的办法，阿倍比罗夫之前讨伐虾夷之地，就是为出兵百济做好前期准备。

这些倭军士兵，由评一级的豪族带领下，先在九州集结整编。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傍晚左右到达位于玄界滩中央孤岛——御息岛（冲之岛），在那里进行一夜的休息和祭祀活动。在祈求完风浪平静之后，扬帆抵达百济南部，投入军事行动。

第一批倭军属于扶余丰的护卫队，跟随其左右。第二批倭军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运送军粮物资，其主要将领被安排在百济复兴军的重要据点周留城。第三批倭军的动向不明，似乎主要是百济边境进行流动与新罗作战，未能与其余几部会合。他们对即将面对的对手还茫然无知。

白江之战

王文度死后的百济局势，对于唐罗守军是极为不利的。唐朝政府在此危急时刻，启用了一位刚被免职下狱的老官僚，此人就是刘仁轨。刘仁轨作为经历隋末兴衰变乱、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老人，政治经验极为丰富。他一到百济，就成功打通了前往泗沘城的道路，与刘仁愿实现了会合。他凭借个人的才华和见识，赢得了刘仁愿的尊重，成为唐罗联军的灵魂人物。

唐军对高句丽的攻伐也极为不顺，渊盖苏文的顽抗超乎想象，赶上大漠南北的九姓铁勒发生叛乱，征讨高句丽的军队在不断外调，随着天寒地冻，将士苦不堪言，唐高宗被迫下诏撤军。唐高宗也想让刘仁愿部撤往新罗，刘仁轨却反对执行这项命令。最终刘仁愿部依然坚守在百济静观其变。此外，为了支援刘仁愿部，唐朝政府还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发淄、青、莱、海之兵7000人随行。原本在高句丽战场指挥战斗的原含资道总管刘德敏、柴哲威，分别被任命为熊津道总管和加林道行军总管，他们的加入，逐渐改变了百济战场的局势。

而百济复兴军内部却内讧不断，首先是鬼室福信火拼了骄横难制的道琛和尚，独掌复兴军兵权。随后是扶余丰与鬼室福信各怀鬼胎，欲除之而后快，最终扶余丰反制成功，将鬼室福信捕杀。百济叛乱早期的首领扶余自进和黑齿常之都未能接过复兴百济的大旗，前者忙于撤到倭国，后者据守任存山保持观望。因此，除去与唐罗守军拉锯战造成的减员，扶余丰可支配的兵力能有两三万就很不错了。倭陆军39000人中实际参与作战的估计不到一半。此时庐原君臣率领的水军10000人已经到来，算是第四批倭军。

刘仁愿率领的万人守军，在以往的战斗中至少减员了1000人，加上孙仁师的7000人，不过16000人。《册府元龟》的记载，此时唐军方面可投入的水军人数有20000，孙仁师是从陆路进入百济，所以应当另算，唐军方面的兵力应该多于29000人。其中差额的13000人，有一部分应该是刘仁轨整合王文度的军队，另一部分可能是刘德敏与柴哲威所率部队，具体数字不详。金仁泰率领的新罗军之前回归新罗，新任新罗王金法敏再度率军重新与唐军会合，具体兵力依然不详，估计不低于万人。

如此估算，截止到龙朔三年（663年）七月，双方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基本相当，不相上下。七月十七日（8月25日），新罗军与唐军在熊津城会师，决心一鼓作气消灭百济复兴军势力。诸将开始商议具体战略，有人建议先攻打加林城，而刘仁轨则提议先攻打扶余丰的指挥部周留城。最后，大家还是依照刘仁轨的策略。由刘仁愿、孙仁师与金法敏率陆军挺进，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进入白江，与陆军会师后直取周留城。

白江这个名字，在各国史料中名称不太一致，中国称“白江”、日本称“白村江”，而朝鲜史地资料则称为“白马江”，白马江应由良丹浦及金刚川与熊津之熊津江（锦江）三水合流而成。白马江上游起点应该在泗沘城北23里的金刚川汇入熊津江处。而金刚川为泗沘与豆良尹城的界河。

此时的扶余丰其实并不在周留城，而是在豆良尹城（今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定山面）。唐罗陆军于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抵达豆良尹城下，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大约1000艘倭国战船停在江边，岸上有百济的精锐骑兵守护。新罗骑兵于八月十七日（9月24日）首先对岸上的百济骑兵发起冲锋，百济匆忙应战，陆上一片混战。

倭军水师急忙护送扶余丰，抢夺船只，将船全部开到江中，以保存实力，于10天后的八月二十七日（10月4日）在白江口遇上刘仁轨等人的船队。

白江口就是白江下游的终点，汇入加林城与珍恶山的界河古多津。而古多津距离出海口尚有一段距离。白江口实际上距离加林城很近，倭军水师选择在白江口与唐军船队决战，或许也有这层考虑。

按照《日本书纪》记载，唐船共170艘。当时唐军的常备战船主要有战舰、海鹘、蒙冲、黄龙、双利、平乘、八棹、舴艋、艓子，船上还配备了纵火器。唐朝一般的战船可载500—700人，两万水军平摊下来，每船将近120人，空余的地方可以运载军粮。

倭国遣唐使船可以达到每船120人，然而在百济的这批战船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格，而是一种只能容纳10～20人的平底狭长船，1000艘船可载10000到20000人。其攻击模式可能是靠数量优势围攻大船，然后登上船只，再制服船内水军。鬼室福信俘虏唐船大概就是采用类似战法。遗憾的是，倭军船队靠岸停泊的时候就遭到唐罗陆军突袭，估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对付上百艘大战船更为吃力。

我们可以根据现有资料，大致还原出当时的战况：

八月二十八日（10月5日），倭军水军背负加林城，决定突出唐军船队的堵截，结果刚一冲击就乱了阵形。唐军以黄龙、海鹘压阵，以战舰分走左右两翼，占据江面两侧，将倭船辖制在中间。冲在前面的倭船便如入彀中，左右被唐船压制，无法回旋。唐军动用拍竿直接摧毁敌船。倭船太小，受到冲击只能被迫跳船，许多人溺水而亡。同时，部分唐军跳上倭船与其进行白刃战。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力战而死。当然，此次水战不是一次结束，好不容易突围的倭军船队，多次被唐船追上。连续追击4次，最终的决战之地已经到达了入海口，唐军以斗舰作为实施火攻的主力，以弩、砲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倭军船队被彻底打垮，共烧毁倭船400余艘，据说当时是“海水皆赤”。而扶余丰本人则乘船逃亡高句丽。

与此同时，唐罗陆军也在豆良尹城下的战斗中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两军继续向周留城挺进。留守周留城的扶余忠胜、扶余忠志以及倭军将领见大势已去，各自率领残部连同滞留在城中的耽罗使者向唐罗联军投诚，周留城不战而下。白江战役结束。

枕服岐城（今韩国全罗南道长城郡森湲面）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倭国残余船队聚集到氐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倭军会合。他们集体扬帆，回归倭国，不再与唐罗大军争锋。中大兄试图干涉百济的野心就此破灭。

随后唐罗大军开始围困百济复兴军的发源地任存城，通过招降任存山中坚守的黑齿常之部，攻陷了任存城。刘仁愿部与孙仁师部先后班师返回大唐。自此，历时4年的百济复国战争落下帷幕。

退避三舍

从相关的资料分析，唐罗联军在白江所歼灭的倭军主要是朴市秦造田来津为首的第一批和第四批的庐原君臣水军，总计在15000人左右。而以阿昙山背连比罗夫为首的第二批倭军同周留城的百济残留守军一同向唐军投降。以阿倍比罗夫为首的第三批倭军则同扶余自进为首的百济军退回到倭国本土。

为了将百济流亡贵族吸收到倭国官阶体系之中，664年，中大兄对十九阶冠位进一步扩充，锦冠、青冠、黑冠继续分大小，但原来的所分的上下则改为上中下，建武冠分为大建、小建。如此十九阶就变成二十六阶，再根据百济流亡贵族原有的品级进行对等转换。

参与白江战役的诸位倭国将领们，有战死记录的仅有朴市秦造田来津一人，另外有4名回到倭国的倭军将领则有升官的记录：

而被唐军俘虏的倭军普通士兵，一部分沦为大唐的官户，地位要比官奴婢略高一些。随着唐朝和日本关系的改善，他们辛苦劳役了三四十年之后，被允许回归阔别已久的故乡。有人甚至为了帮助同伴返乡，不惜半路自卖换取盘缠。

百济已经复国无望，百济难民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入倭国，大唐欲乘胜追击攻打倭国的谣传尘嚣其上。于是中大兄命令百济遗民在北九州与濑户内沿岸修筑一系列山城，以保护筑紫大宰府乃至北九州地区的安全。让百济人负责建造城池，也可以防止其威胁到自身统治，不失为一石二鸟的权宜之计。

百济人修建的山城，自然是朝鲜式山城，用土垒或者石垣将山谷包裹起来，由于日本多土山，所以往往采用版筑的施工方法，分层捣实泥土建造城壁。而那些用石头包裹的山城又被称为“神笼石系山城”。此外，在太宰府还需要修建水城来抵御敌人入侵博多湾（福冈县太宰府市）。大宰府都府楼北面的四天王寺山，与南方的基山上则各建一座山城，用于储存粮食武器和士兵，遥相呼应。

时间紧迫，若唐军真攻打过来，这些施工中的山城能按时完工么？即使完工又能撑多久？这个问题恐怕没人能解释，中大兄只能与时间赛跑。

白江战役之后，东亚的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唐军守住百济，意味着消灭高句丽将再度提上议事日程。而新罗的态度却变得暧昧起来，与对唐朝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不同，对倭国倒是变得眉来眼去。但为了共同的敌人高句丽，双方在保持相当的谨慎和克制，更不会贸然向倭国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