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飞将军”“神秘女郎”……那些亲历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

作者：黄金生

2015年5月9日，在俄罗斯多达20万人参加的“不朽军团”游行活动上，曾在前苏联生活并经历二战的4位中国代表高举亲人肖像走过红场，他们是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朱德外孙女刘丽，中共早期革命者李范五儿子李多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刘霞。此前的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普京，向32名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人到场领取了奖章。

5月7日，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回顾了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的历史；讲述了毛岸英、唐铎、女记者胡济邦等中华民族热血儿女毅然抗击法西斯的感人故事。

国际儿童院里的“红二代”

刘爱琴、刘霞、李多力等都曾经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员，此次参加游行，他们与当年同在儿童院的“难友”们相会。他们从各自的国家赶到莫斯科，致敬自己的亲人和所有参加二战的同胞。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红二代”，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重建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高岗之子高毅，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萧三的两个儿子萧立昂和萧维佳，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的儿子等。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

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他们都对卫国战争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感触颇深。战前一天能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和点心；战争爆发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电影《列宁在1918》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儿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空袭，在这里长大的任娅回忆：“德军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中，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再回来。”

卫国战争开始时，刘霞刚刚3岁，她回忆“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还要劳动。孩子们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这是1941年6月30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提出的口号。卫国战争爆发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

1941年，“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刚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三年半。

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时她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公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男孩女孩都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她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后来回忆道：“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带血作战的“飞将军”

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

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

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唐铎优秀的军政素质，空6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这是苏军历史上罕见的第一次给外籍军人这样的荣誉。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获得航空机械工程师学位的唐铎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打报告申请，但都未能获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战争进入尾声，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今分属波兰和立陶宛）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地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曾创下了一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纪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

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大将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11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在沈阳逝世。

两线作战的功勋战士

2010年5月13日下午，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来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一间素雅的高干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

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苏联海参崴中国列宁学院学习。为了保密，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黑龙江）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四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后，他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杨醒夫于2014年3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97岁。

神秘的“多面女郎”

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济邦。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她娇小的身影。

1936年，25岁的胡济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后，胡济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济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并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济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她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

胡济邦的战地通迅现场感很强，1945年5月9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济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

胡济邦还是二战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领袖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最值得称道的是，胡济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