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徽州丝绢案”

徽州府判词这样历数帅嘉谟罪状：“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意思是无事生非，沽名钓誉而陈奏敛财。但明《歙县志》的《义士》一节中却这样评价帅嘉谟：“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戌，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在歙县众乡亲心目中，这位孱弱书生为了全县百姓福祉几番奋笔疾书越级京讼，不惜以身入狱，应为万人仰慕的英雄。那么，为何歙县一邑民众眼里与徽州府判词大相径庭？究竟什么原因能让帅嘉谟如此始终不悔地“捏造写词，声言奏告”屡屡京讼不止呢？十年前，隆庆三年（1569年）的那个夏季揭开了一起惊天大案内幕。

惊天大案

隆庆三年初夏。帅嘉谟闲来无事，因军户出身，他在儒学武道学绩平平，注定科举无望。但他却痴迷九章算术，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他眼里却有着神奇魔力。这天，他想去拜访府衙公差的好友而来到歙县南谯门城楼相对的徽州府衙，当他在好友带领下，穿过仪门路经户房看到堆积如山的徽州府历年税粮账册时，眼睛一亮，突发奇念：这么多税赋结构十分繁复的粮税账册，涉及到大量加减折算、书算，练起手来肯定有趣，也许精通了这门手艺，还会混个府衙里钱粮管事的官吏。

于是，帅嘉谟通过关系设法弄到这些繁杂户籍税粮账册埋头苦算起来。算着算着，他突然发觉哪里有点不对劲：按照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徽州府每年应向朝廷缴纳的岁赋有夏税、秋粮、农桑、课程、食盐等五种。除了这些固定的项目外，还有岁办之供（主要是户部军需、礼部军需、工部军需，共银二万余两）、额外坐派之供、不时坐派之供等。这些税供按照户籍人口和田地多少应由六县分摊。

然而，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人丁丝绢”税目，要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帅嘉谟查了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的歙休黟祁绩婺等六县，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人丁丝绢”税目记载，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等同，而其他五县均无此税目。

帅嘉谟大惑不解。于是，他找来了《大明会典》，在徽州府条目下，查阅了同样的纳税记录。《会典》里只提及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由歙县独自承担。

会不会歙县税目记载上有误？帅嘉谟又翻阅《徽州府志》发现，洪武年间，徽州实施了一次“乙巳改制”。原因是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在徽州实行“甲辰法制”修改元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行中书省发现徽州修改元税后税目数字存在问题，很多税赋科目需要调整，便开始实行“乙巳改制”，对徽州府下辖六县所欠“夏税生丝”折麦征收。

歙县跟之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差了9700余石，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每石夏麦折银3钱，9700石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10789石折算成银子为3234两，两项相加为6144两，这恰恰与歙县独自承缴的8780匹生绢折银数基本吻合，帅嘉谟吃了一惊，暗自思衬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于是，帅嘉谟走访当地乡绅耆民，结果更为吃惊：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歙县程鹏、王相就发现歙县“人丁丝绢”问题，越级呈文给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有了批复“仰府掌印官会同佐贰官从公议处，呈夺”，要求徽州府彻查。可随后这两位很快调迁。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也接到同样的呈文，下发更为详细批复“仰府掌印正官造册成书，斟酌增损，以不失本院致平之意。”随后巡抚又下牌催促徽州府，将所属六县“各项田地税粮，比照苏、松等府改行事例，官民各为一则，勿致偏亏。”巡按批复“查勘呈夺”。结果，下办官吏不是敷衍塞责就是推诿拖延。随后，程鹏、王相莫名去世，此税案不了了之。

帅嘉谟由此推断，极有可能是徽州府中主办书吏均系歙县之外的五县之人，出于乡情，有意“不待各县议报，朦胧申塞，以致积弊年深，未见天日！”于是，帅嘉谟向徽州府提出疑问：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

使人揪心的是，歙县当地并不养蚕，为交这笔税赋，粮农需用粟谷换银，再用银子买绢丝（当时明朝的各科税赋大多用实物缴纳），这一进一出更加重粮农负担。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到隆庆三年，歙县粮农们多被“人丁丝绢”榨取银两已达两百多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基于义愤和责任，帅嘉谟作出一个艰难决定：他要为歙县五十万父老乡亲申诉，讨回一个公道！

赴京申诉

隆庆四年（1570）年初，春寒料峭，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和巡抚海瑞手中均收到帅嘉谟的呈文。帅嘉谟在呈文中这样写道：“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疋，原额六县均輸，府志可证。”这里帅嘉谟有意虚添“原额六县均輸”内容。接着，话锋一转，直奔主题。帅嘉谟说，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根本不合理。呈文最后，帅嘉谟提出解决方案：或考虑徽州少产丝绸的实情而豁免，或按《大明会典》所载六县人丁均派到县，或依《徽州府志》所载六县田地均派各县。

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 随后，巡按刘世会批示更明确：要求徽州府召集“知识耆民及里老人等到官，将帅嘉谟呈内所言丝绢事情，是否与《会典》《府志》相同，即今应否各县均派，仍或应否照旧”，形成文件迅速上报。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海瑞批转文书即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商议。可就在这档口上，隆庆四年（1570年）二月二十五，巡抚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十八日，绩溪县回复申文“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要求为避免“小民激变之忧”而“照旧定纳”。指责帅嘉谟呈文“上灭祖宗之成法，下变府志之册籍”，不仅“于律有碍”，且有“小民激变之忧”。其他县知县或以丁忧在籍，或以准备次年进京朝觐（按明朝规定，地方文职主官每三年即逢辰、戌、丑、未年需进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任职考核）为由，拖延无果。

此间，帅嘉谟经过细心查证又发现端倪。绩溪县回文中谈到“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说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属于歙县滋生的事与绩溪无关。可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如何变成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呢？这里面必有文章！

帅嘉谟又埋头投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帅嘉谟终于查到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收据）写着“坐取徽州人丁丝绢”，即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可是徽州府发给六县催缴文书中“人丁丝绢”科目没了，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却多出一个“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县府无法看出，照章纳税。待该笔税收上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人丁丝绢”之下。

这就十分清楚了，正是这偷梁换柱的把戏，歙县粮农却苦苦养了徽州全域近两百年“人丁丝绢”。帅嘉谟想到了府、县一级的三班六房职务都是属于世袭。显然，始作俑者必是徽州府户房里从中舞弊的书手无疑！这一重大发现使帅嘉谟兴奋不已，他奋笔疾书写下第二篇呈文，直言“人丁丝绢”应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交纳，其他五县无一人照科纳税反常现象，并提出“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强调了有人篡改了这个税科的推断。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然而，呈上后石沉大海，徽州府置若罔闻。帅嘉谟一气之下，赴京上告（此处“京都”指南京，当时大明中枢分为南北二京，组织架构一致，南京在南直隶有发言权）。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初二，帅嘉谟来到南京督察院申诉。

六邑争辩

隆庆五年（1571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通过都察院宋御史递交发给户部。同随呈文转送的有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户部接文迅速批文“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同时，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这里已经明确要求徽州府查明“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等该案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帅嘉谟此行遂心所愿，下一步应该推动徽州府将“人丁丝绢”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正当户部作出等待当地巡抚、巡按衙门题请的批示关键时刻，帅嘉谟满心欢喜地返家途中，突遭“回途遇害”，只得携妻带子“羁縻远避”，逃回了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使闹得沸沸扬扬的“人丁丝绢”案消停下来。这一晃到了万历即位，力推“一条鞭法”税制改革的张居正成为首辅大臣。

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这样，符合一条鞭法“均平赋役，苏解民困”要求的已沉寂四年的“人丁丝绢”案又被人提起摆到徽州府县面前。

万历三年（1575年）年初，徽州府突然接到南京户部责令查询的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查勘的人丁丝绢如何。文书明确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而且是奉旨查勘。万历三年（1575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逮捕令写道“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毋得迟违。”

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帅嘉谟第三封呈文，除了将“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后，解释自己藏匿原因是“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同时，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并表示“今奉爷台仁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督促歙县详查“人丁丝绢”案。

三天之后，徽州府收到知县姚学闵执笔，歙县乡宦汪尚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道昆（福建兵备道）、方弘静（南京户部右侍郎），举监生员殷守善、程嗣勋等联名的申文。知县姚学闵写道：“歙县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恳恩遵照《大明会典》，均平绢赋，以苏偏困事。”申文中说到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未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申文指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未出过歙县籍的粮官。所以，“人丁丝绢”被篡改成“夏税生丝”“必定是胥吏从中作祟”，矛头直指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

紧接着，婺、绩、休、祁、黟也都以知县或知县代理名义作出回答，坚持按原来方法，即由歙县负担人丁丝绢，其中都列举“城都里排”“乡宦”“举监”一干人等，以强调此为民意。依据在于从国初以来已经遵守了近二百年，且记载在《黄册》上。此外，弘治、嘉靖《徽州府志》中的《财赋》《岁赋》也有记载，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初十，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详查，一有结果，立即上报。并直接让兵备道发出宪牌，暗示徽州府这次不能用恐生民变的理由来拖延此事。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兵备道的宪牌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二十二日，婺源县知县吴琯发回申文，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事情：查阅黄册。黄册是明朝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依据黄册来施行。黄册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按律法，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

绩溪知县陈嘉则认为歙县的“人丁丝绢”属于“独征生丝”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六月十三日休宁的知县陈履提出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

陈嘉还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等几个乡里，原有桑园，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显然，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由此，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随后，祁黟也提交申文。

此间，六邑县府争辩昏天黑地之际，兵备道、应天巡抚、应天巡按诉民纷至沓来，诉状雪片不息。徽州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几乎演变成全民共讼奇观，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沸腾，一场“丝绢案”风暴风起云涌即将掀起，以至于两院急急发出“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的谕示。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将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再次呈文，徽州府随即将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随即，五邑县府发出《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再次提出了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歙县则反驳道：“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巡按宋仪眼见于此，撰文至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

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县知县吴琯再次申文，言明《大明会典》通例至府而不用注明具体县邑，关键是帅嘉谟计算错误了夏税生丝。莫衷一是的争辩促使六县急于查找依据。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六县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于是，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峰回路转

万历四年（1576年）七月二十三日，浩浩荡徽州府六县调查团到达南京。面对浩如烟海的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直到九月中旬，才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另加帅嘉谟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　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最后说道“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劄为私书。”言外之意还是《大明会典》为依据。

面对各执一词、愈演愈烈的这场丝绢案风波，户部迅速下发一道公文。“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随后提出了一个符合“一条鞭法”的均平方案，要求徽州府按照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然后加入8780匹生绢，以数字是否均平来判断歙县独负与否。

十月，徽州府按照户部方案计算，在均平方案下，人丁丝绢确实是歙县额外负担。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纷纷议论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歙县人，执拗认为其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万历四年（1576年）十一月初八，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人丁丝绢由歙县独交，但是从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000余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方案上报至兵备副使冯叔吉，冯叔吉驳回上述方案并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摊派5260两改成3300两。

万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将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方案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六月初七，圣旨传达至徽州府，歙县上下奔走相告，一片欢欣鼓舞。谁也没有料到，正当歙县官民扬眉吐气之际，休黟祁婺绩等五邑群情激昂、滋生民变。

五邑生变

此时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有功”给自己用钱买了一副冠带，殊不知，更加激发五县民众生变。婺源县生员程任卿趁势而起，率众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打出“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旗号，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赶上其门，有一县不来，我等赶入其县，遍传乡镇。”并策动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组织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六月十一日，休宁县人及乡绅半路拦截前往婺源县任新知县的徽州府推官舒邦儒，并殴打随行书吏，递了一份抗议申文，责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奸臣。六月二十九日，婺源县人及乡绅五千人，围困舒邦儒请命。之后府县往来公文均被当地人拦截检验，之后休宁县等其他五县相继发出檄文，围堵歙县商人。休宁县直接挟持休宁知县陈履，伪造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入侵。而歙县民众四处散步谣言，说其余几县要造反。一时间内徽州府风烟四起，政务瘫痪。

应天巡抚巡按眼见徽州民变，误以为南京被歙贼占领，流言蜚语引发江南震动，诸省哗然。南京方面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歙贼”真相。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连发两道安民告示，休宁县乡宦觉察苗头不对，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说明自己系反奸臣并非造反。

七月二十日，巡抚都院发出安民告示，加上了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认定帅嘉谟“陈奏敛财”为自己买冠带显摆导致了五县闹事。帅嘉谟锒铛入狱。户部尚书殷正茂在重重压力下，再次修改丝绢税方案。

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第三次修改方案出炉，均平银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但是五县官民还是不满。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初四，第四次修改的方案《豁免五县均平方案》出炉，减免均平银的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由徽州府在各个款项中抵扣，但是仍有几百两难平。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次修改方案出炉，人丁丝绢6145两，由歙县承担，但负担的均平银，减少2530两，由徽州军需银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进行冲抵。到此，整个丝绢税尘埃落定，兵备道发布大字榜宣布此税，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以此同时，对帅嘉谟、程任卿等兵备道初审后又由冯叔吉提交给到太平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罪名。帅嘉谟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处罚，程任卿判词认定其“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过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墙，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罪恶极大，被判处斩监候。尔后程任卿狱中写就《丝绢全书》成为婺源义士，其同乡余懋学为其上书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戌边则是后话传奇。

至此，这起发生在明代，惊动朝野，皇帝两次御批的惊天大案徽州“丝绢案”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