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来源:NGC1952

岳飞为什么会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且不说专业历史学者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说,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从评书故事里、口口相传中略知一二。简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手操办的,高宗怕篡权,秦桧害忠臣。然而这样的解释又难免过于笼统与符号化,不经意间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恶二元两分的思维窠臼。

岳飞出身农家,在靖康之变纷纭扰攘之际,几次三番毅然从戎,投身于保家卫国、进而一雪国耻的战斗中,不但剿灭了威胁南宋社会稳定的内乱——流寇与农民起义,还在抗金前线奋勇杀敌,令敌人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从一个基层的小校,历经十多年即成为当时守护一方的类似大军区司令的人物,最终官至枢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兴四将”之一。他心系民瘼,治军严厉,在当时兵匪一家,多数南宋军队在烧杀掳掠、戕害人民方面与匪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岳飞培育出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纪律森严的部队,使他的士兵成为深受当时人民爱戴的兵。

然而,“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战功赫赫的“精忠岳飞”,最终非但没能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大展身手,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身陷囹圄,最终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叹息。于是千百年来,岳飞被害的因由,一直为大众所关注,所探究。特别是,到底是秦桧还是高宗痛下杀手,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没有秦桧的苦心经营,栽赃陷害,高宗很难抓到缢杀岳飞的口实;而没有高宗的首肯,秦桧绝不可能有机会除掉一员大将。从这一点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责任难分伯仲。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当时与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秦桧视为杀害岳飞的元凶。这个,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到底是高宗先动的杀机,还是秦桧先有心思,必欲置之于死地,凭借当时和后来被屡次篡改、又历经近九百年而残存下来的有限文献,凭借对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岳飞为何遇害?

近九百年来,岳飞之死一直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概而言之,无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

宋代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病,世代相传。宋之前的五代,不过短短53年,却有“六姓十三君”,军事政变接连不断地上演。及至太祖赵匡胤开国,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传奇,也不过是武将政变夺权的再一次重现。既有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对有威望的将领的猜忌与有意压制极其常见。此外,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一直对武将“不尊朝廷”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苗刘之变”,给高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这种情势下,赵构特别忌讳武将的难以控驭,特别忌讳武将的结纳民心。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或者往严重点说,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气使性的时候。

岳飞桀骜不驯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现出来。当时,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里。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是南宋极重要的大将。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壮大队伍、措置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无可奈何地质问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毫无疑问,岳飞赌气使性,连部下都认为是欲“与朝廷相抗”,那么,比岳飞还小四岁的高宗岂能不怒火中烧?但高宗竟然容忍了,当面说了些“朕实不怒卿”的话宽慰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的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做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号召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体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戆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昚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一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