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人口统计，为何如此离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大部分研究人口史的学者认为，晚明的实际人口已经突破了1亿，还有学者认为明末人口达到了1.9亿。那么问题来了，明朝也有普查员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吗？这些人口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又是否可信呢？笔者愿围绕这些问题，与读者分享一些看法。

明朝怎么做人口统计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已经注意到了户籍统计的重要性。他曾下令收集元朝的户口版籍，用以统计人口、征收赋税。在占领的地区，朱元璋还发放过“户由”，上面不仅有民户的姓名、籍贯，还有田土、房产，集合了人口与财产两大要素。

根据《国初事迹》记载，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每次亲征攻克城池，就向百姓发放“户由”，而且“俱自花押”。如此说来，这些百姓能领到了未来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墨宝，也算是价值不菲了。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户籍问题更加重视，很快向全国颁行了一项重要的文件：“户帖”。所谓“户帖”，内容类似于今天的户口本，按户填写，记载每户的人口、籍贯、年龄、基层归属等信息。户帖由中央的户部印制，上面有勘合字号，还有户部的官印。做好的户帖统一发放到州县官府，由地方官府组织人力开展普查，填写户帖。填好的户帖一式两份，一份归户部，一份由百姓自己保存。州县官员还要在填好的户帖上签名画押，以示责任所在。在整个流程中，朝廷会调动军队进行检查，如发现有蒙混乱填的情况，相关人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治。

户帖记载的内容颇为详细，但终究只是一种静态的统计。时日既久，人世沧桑，户帖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必然出现脱节，明朝还需要一套同样严密，而且动态的统计方式。于是在洪武十四年，赋役黄册出现了。

黄册的内容比户帖更为丰富，通过黄册，国家把人口管理、赋役征收和地方治理结合起来，对每一家人户进行归类。与今天以地域划分户籍的方式不同，黄册中的户籍更重视百姓对应的赋役。明代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分类，除特殊情况，这些户籍性质世代沿袭。不同的户籍对应不同的赋役，实质上是一种配户当差制。

黄册不仅记录人口信息，还要标明和区分户籍种类，包括因鳏寡孤独等原因而不承担赋役的“畸零”户，都要清晰记载到黄册之中。如此一来，官吏们手持黄册，不仅能了解地方的人口多寡，更能掌握赋役的情况。

这么有用的黄册，当然不能只造一次。洪武年间规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由户部统一指挥，地方府州县具体负责，称作“大造黄册”。每次大造之前，户部向全国发放黄册的样本，地方官府按照样本，以里为单位，每里制作两册，安排官吏下乡逐户填写信息、核实内容。这两本册子，一本留在地方，用青纸做封面，另一本则用黄纸做封面，上交户部。所谓“黄”册，正是由此而来。

这么多黄册送到户部，怎么保管成了个大问题。朝廷时不时要核对黄册，所以不能离衙门太远，可全国的黄册数量众多，而且每十年一造，新的黄册源源不断送到京城，得有充足的空间，而且安全问题必须保障，特别是要防范火灾。

朱元璋选定了南京的后湖，也就是今天的玄武湖，在湖中的岛上建造房屋，存放全国黄册。这里紧邻皇城，和户部衙门离得不远。天然的水面杜绝了外人随便上岛的可能，保证了黄册的安全，还有防范火灾的天然优势，可谓是绝佳地点。

有明一代，黄册十年一造的制度长期延续，为了储存海量的黄册，玄武湖的岛上逐渐布满了黄册仓库。理论上，通过十年一造的黄册，朝廷可以清楚地掌握国家人口的变化。

明朝的人口统计有多离谱

从制度设计看，从户帖到黄册，明朝的人口统计虽然比不上今天，但严谨程度也颇为可观。学界普遍认为，洪武十四年约六千万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那么，既然黄册每十年一修，是否意味着此后的人口数据同样可信呢？我们不妨先看看几组数字。

就全国而言，在明代官方文献中，永乐元年全国共计11415829户，66598337口，这两个数字是官方统计中明代户口的最高数值。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个“最高值”产生时间怀疑。传统时代国家人口的巅峰值，应该是太平时期的最末尾，明代国祚近三百年，人口最高值却出现在建国后仅三十多年的永乐元年，这显然不正常。

如果将官方文献记载的户口数字连贯起来，会发现更不正常。永乐元年的统计数字达到了顶峰，永乐二年却突然缩水，户与口分别是前一年的84.8%和76.5%，一年之间全国就少了一千五百多万人。此后几年里数字相对稳定，可到了永乐十年，户口数字又突然上升，几乎恢复到了永乐元年的水平。但紧接着的永乐十一年数字再一次骤降，重新回落到了永乐二年的水平。

如果向前追述，会发现永乐元年的数据也未必正常。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全国有10626779户，56301026口。仅仅一年的时间，全国人口居然能增加百分之十八，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类似的情况并非特例。比如《明实录》中记载，成化十四年到成化十五年，全国人口猛增了将近一千万，但再过一年又降了回去。到了成化二十三年，人口数字居然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千五百多万。

到了晚明，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就更奇葩了。从隆庆元年到天启七年的六十余年中，居然只有三个年份的户、口数字略有差异。半个多世纪里，大明王朝的人口数字竟然几乎没有变化！

全国性的数据统计明显不靠谱，地方的人口统计也未可尽信。地方志中同样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统计数字。比如绍兴府，万历十四年上报有男子约40万，而女子只有不到18万人。

再如湖北沔阳县，据报嘉靖元年全县男子25346，女子13876，如此奇葩的男女比例，显然不正常。

许多地方志记载的人口数量也明显存在问题，比如嘉靖年间编修的《吴江县志》记载，洪武四年该县有口361686，可到了嘉靖十五年，竟然只剩下了95667。在繁华富庶的苏州府，经历了一百多年太平光景，人口竟然锐减了七成以上，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这些问题，明朝人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早就有人指出，每十年大造黄册，“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修造黄册的时候，负责官吏大多照抄旧册，甚至胡乱填写。

清朝建立后，接收了明代的黄册，发现明末的数据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甚至于崇祯年间黄册上的人户姓名居然和洪武年间的一模一样。最神奇的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朝人居然找到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不知道是哪位积极过头的官吏，竟然提前把下一次要造的黄册都给编好了。

总而言之，虽然明代留下了丰富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否真实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全国数据而言，只有洪武年间的统计较为可信，但即便是洪武年间的数据，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没有把少数民族、卫所军籍，以及卫所管辖的民籍人口纳入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缺失。

至于此后二百余年间明代的实际人口，目前学者大多通过选取较为可信的地方数据，推断人口增长率，然后以洪武年间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估算。在明代人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14世纪后期明代人口约6500万，万历二十八年约1.5亿。此后学者又有所修正，认为晚明的人口数值可能还要更高，比如《中国人口史明时期》认为明末崇祯三年人口可能有1.9亿，崇祯十七年大约是1.5亿。

为什么不靠谱

明中叶以后，虽然黄册制度仍在，但户口统计早已失实，这早在明朝就已经为人所知。近代以来却有人不做分析，直接援引诸如《明实录》中记载的数字，闹出了不少笑话。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特别是何炳棣等学者的深入探讨，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澄清，而且进入了更为精深的研究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做过于深入的阐释，只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明朝的户口统计会这么不靠谱？

何炳棣先生在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4）》中给出了这样几条解释：地主豪绅庇护形成隐漏户，官员营私舞弊，并户，变乱户籍，以及由于军籍归兵部掌管，故而不入于黄册。这些理由是成立的，但也不止于此。

一个值得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统计户籍？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统计人口，重点都是为国家赋役提供依据，通过人口统计明确承担田赋徭役的人丁情况。简单地说，就是要统计清楚纳税人有多少，谁是纳税人。隋朝曾经搞过“大索貌阅”，一个一个人照着脸抄录、核对，保证不出差错。

明代初年制造的黄册本质上也是如此，其控制的重点是人。然而，明代赋税的重点并非一直都是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收入逐渐取决于来自土地的田赋，而不是人头税与徭役。因此，张居正改革要清丈田亩，却对清查人口并无多少兴趣。后来更有所谓“摊丁入亩”之法，干脆全部归并到了土地里。

明代虽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也出现了诸如“人丁附田”、“以丁当差”等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人头逐渐从人口计量单位转变为纳税单位。一个地方有多少“丁”，反映的通常不是人口的多寡，而是纳税单位的多少。正因如此，没有纳税能力的妇女、儿童，特别是女童，不会被记入统计数据，所以出现了男女比例极其悬殊的情况。同理，地方志中屡见不鲜的“半丁”，也就不难理解了，并非出现了神奇的“半人”，而是半个纳税单位。

诸如苏州府的吴江县，为什么会少了这么多“人”呢？显然也和赋税有关。科举士绅不承担徭役，甚至连田赋都未必会交，自然没必要把他们记入册内。虽然科举精英只占了人口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庇护的农民却有很多。

后人艳羡江南士绅风花雪月、浪漫快活，可要支撑起这份潇洒，白花花的银子哪里来？当然是农民给的。士绅捞多了，国家就没得捞，所以江南越来越富，士绅越来越阔，而国家纳税册上的人头却越来越少，作为赋税统计的户口数字自然也随之减少。

不过，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认定明代黄册和人口统计毫无关系。如果完全把《明实录》中记载的户口数字理解为纳税单位，也有些牵强。明后期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应该是混合了各种类型的人口统计之后，最终形成的复杂产物。其中固然有人口统计的数据，但也有纳税单位的情况，还有官吏上下相瞒的人为破坏，很难作为单一性质的数字使用。

特别是晚明以后，赋役与田地的关系越来越大，与人口的关系越来越小，户口数字精准与否，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不会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因此更没人重视黄册的问题，这才会闹出了崇祯二十四年黄册的荒唐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