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政界与军部的较量

根据重新修订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国近代最悲怆的抗日战争，由1937年的“八年抗战”，修正为从1931年9月18日起的“十四年抗战”，这对民族与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殇“九一八事变”当事人讳莫如深，究竟是谁不抵抗难有定论，使得事件真相扑朔迷离;还有另一件颇具争议的事情，便是“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缴获的武器数量。

因为当时的东北军，由于“不抵抗”政策全面撤离，混乱中并未统计“九一八事变”的装备损失，成为国人萦绕心头的疑问，究竟东北当时有多少军工基础？又有多少军备损失？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界与军部矛盾演化下，爆发在中国的武装夺权行为

“九一八事变”，主要的参与者包括关东军驻军司令本庄繁，特高课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等，共同长久谋划的军事行动。从上述名单不难看出，日本对中国部署的用心，全部都能称得上“中国通”，本庄繁与土肥原贤二都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而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更是早已制定“满蒙独立”设想。

日军垂涎东北富庶的土地、丰富的矿产、优越的战略地位，所以才会悍然发动“皇姑屯事变”除掉实力逐渐增强，试图摆脱日本掌控，与日军争夺利益的奉系领袖张作霖。日军设想的东北军派系争权并没有出现，张作霖逝世后，由张作相等奉系元老共同力保，张学良出任奉系最高首领，日军的阴谋败露，反倒迫使张学良改旗易帜，令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奉系派系林立，日后投敌的张海鹏、张景惠等元老派皆有武装，在张作霖的设想中以郭松龄为首的青壮派是张学良未来的依仗，却不曾想郭松龄反奉，造成奉系元气大伤，青年派遭到清洗打击。张学良唯有依仗留日士官系与元老系抗衡，但显然张学良又不够沉稳，贸然处决杨宇霆，使奉系内部彻底分裂，当东北军十万精锐参与中原大战，日本翘首期盼的时机终于来临。

本庄繁与军队大多数军官目的一致，始终致力于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训诫将士”信赖我精锐之将士，望同心协力，以忘我精神应付局面，共同为伸张国运做出贡献”，夺取东北为目的，将东北打造成前沿补给和扩张基地。然而日本的政界对此持反对意见，日本温和派认为，与东北军政的既定条约，有助于日本的资本平稳积累，若中日爆发战争冲突，日军若不能取胜，既要失去过往的优待，又会陷于西方列强的谴责。

即便是颇有雄心的日本昭和天皇，在“九一八事变前”得知关东军挑衅的行为，也谕令陆军大臣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约束部将，同时令外务省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接洽，极力避免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此时日本激进派已经不受控制，按照《土肥原秘录》记载，土肥原贤二的总体设想，关东军胜利，则天皇会支持扩大成果，若关东军失败，则以此为借口，强化军部力量，从内阁手中夺取权利！

在狂热的本庄繁看来，个人的牺牲甚至少数军人的牺牲，能够为日本未来的扩张铺平道路，这是实现对国家忠诚的壮举，碍于前线指挥官身份，遂将任务交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等人负责，暗中给予协助。而这股力量甚至包括特使，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及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等的拥护，长时间的筹备，精密严谨的部署，日本的侵华战略终于付诸行动！

正是日本昭和天皇与日本内阁的反馈，给国民政府尤其是东北军以错觉，《顾维钧回忆录》载，国民政府在庐山举行会议时，便提出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时，必须保持对日本和谈，这便是所谓不抵抗的由来！

而事实上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命令，根本对各路军阀毫无约束。晋系阎锡山不允许派驻军队，甚至连火车轨道都不同；桂系李宗仁更是抵制削藩政策，对地方士绅予以笼络和争取;而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直接控制东北及华北“半壁江山”的张学良，更漠视国民政府命令，收编勒令其剿灭的石友三，“九一八事变”前也是由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多次下发军令！

《辽宁省志》载1931年9月6日 张学良电令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又电嘱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日本关东军仅有两万，而东北驻军及警察部队总数达到二十万，还有规模颇大的民兵组织，更得到千万百姓的支持，但就是这样悬殊的军力对比下，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当天炮击北大营驻军。9月19日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占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战略要地，随即不顾日本内阁阻拦继续进军，9月22日迫降吉林省主席熙洽，至9月24日已控制辽宁与吉林大部分地区。

关东军的胜利，使昭和天皇默许了扩大战果，同时张学良与日本内阁议员，赤冢和鹤见等人的信件被查出，导致主张和平外交的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日本军部取得最后的胜利，开始全面筹划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东北累积工业成果尽沦于敌手，转而成为全面侵华的利器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情报已经准确锁定东北军重要的武械库，以便遭遇东北军的反击时，能够快速的切断东北军的弹药补给，减少关东军的伤亡，所以1931年9月18日当天，日本迅速按照演习的部署，夺取奉天兵工厂和武械库，并炮击东塔机场。有据可查以《辽宁省志》为例，记载“九一八事变”，仅沈阳当天“东北军官兵伤亡335名、失踪483名，损失飞机260架、坦克60辆、各种火炮3460门、轻重机枪4000余挺、步骑枪12万多支。”

日军缴获的东塔机场262架飞机，包括英制维梅型轰炸机，法制布莱盖型、高德隆型轰炸机，德制容克型侦察轰炸机，日制甲式战斗机等，但很多已磨损和陈旧，真正令财政拮据的日军兴奋的是，有40架还未启封安装的新飞机，及相关的配备部件，这是日本提升武器性能绝好的范本。

东北空军在张作霖时期，虽然达到三百余架飞机，共五个航空兵队，但通过缴获的飞机型号老旧，张学良1930年初，东北军在”中东路”事件中失利后，拨巨款从日、法等国购买各式飞机80余架，使东北空军达到惊人的四百余架，并由航空教导队储备上千学员。中原大战期间，东北军入关作战，约有八十余架飞机协从，肩负侦查并轰炸任务，虽然有战损，但取得制空权，使东北军能够在多起战斗中给予晋系重创，并在石友三反叛时发挥重要作用，实战检验的东北空军，无愧中国最强的称号，而六年后的淞沪会战中国也才勉强凑出三百余架！

九一八事变当天，由士官派杨宇霆督办扩建，采购八千余部德国机械生产设备，过万职员工作，号称“亚洲第一兵工厂”之称的东北兵工厂也随之陷落。东北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装备，包含各类轻型枪械，中型的迫击炮，及重型的榴弹炮，虽然质量距离欧洲生产还有差距，但至少凭借数量的列装优势，在数据上东北军的精锐，丝毫不逊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这是东北军能够纵横的基础。但很可惜，引用《东三省兵工厂》所述，经过日本改造后的东北兵工厂，可以日产各式轻机枪80挺，各式步骑枪6000支，各式重机枪50挺，各式大炮20至40门，各种枪弹150万至900万发，各式炮弹3万至5万发等，最终成为日本四大兵工厂之一。

作为对比的太原兵工厂，在1949年每月仅能产山炮20门，12公分迫击炮数十门，5公分迫击炮1000余门，重机枪80挺，各种山炮、野炮炮弹共约7000余发，迫击炮弹1.5万发和手榴弹6万颗，两者的差距可见一斑，也形成中日战场上巨大的伤亡差。

而东北兵工厂被日本占领以后，据说仅库房存放的炸药就高达数十万公斤，钢材铸件百万吨，作为战略物资，这已不是市值所能衡量，通过日本的改造，使之全部转化为战争储备，加之工厂金库所存7000万元也被掠走，日军仅占领沈阳的收获，便令国人痛心疾首。而随着战争的急速推进，损失持续攀高令人愤怒，东北军巨资采购法国雷诺ft17型坦克，及美国生产的m1917坦克，这些高机动厚装甲，普通武器难以击毁的‘钢铁堡垒’，终未御敌于国门之外。

东北军有着太过完备的军工体系，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以东北航空工厂而言，除去尖端的发动机无法制造，配套的机身等部件，均实现国产制造和组装；而奉天迫击炮厂，生产的重型迫击炮，射程远威力强大且数量惊人，并制造国产第一辆载重汽车，成为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9月19日，日军连续攻占新民、营口等十余地，使其辖境内丢失多座炮弹厂及铸造厂；9月22日，吉林省主席熙洽献城投降，将吉林军械厂库存的百万弹药拱手相送；后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降日本不仅为其提供优良马匹，更是调转枪口帮日本人攻打东北驻军；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黑龙江省军械厂连同黑龙江航空队，全部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

也许吉林机械厂、黑龙江机械厂、辽中弹药厂等，不如东北兵工厂知名，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名字，东北当局能够在日俄两个强权国家压迫下，保持相对独立自主，正是依靠这些军工厂生产的武器，起到震慑作用，其所生产的武器弹药水平，在当时达到国内领先的水平。

所幸东北海军编队各类军舰21艘，包括飞机航母镇海号等，及时撤离未被日军所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性能陈旧无法再发挥作用，遂与永翔等舰沉塞于青岛，限制日军利用该航道，即便毁灭依旧守卫国防！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将领准备不足，未能灵活应对，促进日本侵华的野心

由于日本取胜的偶然性，惧怕国联的制裁，而东北军面对全国舆论的指责，双方都不敢公布详细的数据，成为困扰后世的谜团，但从已知的结果看，毋庸置疑是笔巨额数字。

奉军张作霖背负骂名，向日本妥协借贷，并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在封闭落后寒冷的东北，打造出重工业的基础，并积攒下这数以万计的军事装备，期望后世子孙守土不失！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军力量不及东北军，面对日本的党政冲突，东北军将领没能准确地预估形势，将希望寄托于日本内阁的维和及国联可能的调解。

任何的谈判都需要本钱，当日本军部看透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又没有遇到东北军的反击，日本何必要吐出到嘴的肥肉？

军事装备的丢失令人惋惜，工业基地的丢失令人痛心，但若是东北军内部能够制定战略底线，进行有限度的反击，使日本看到中国的决心，极有可能避免“九一八事变”与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即便战败也不负民众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