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政界与军部的较量

根据重新修订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国近代最悲怆的抗日战争,由1937年的“八年抗战”,修正为从1931年9月18日起的“十四年抗战”,这对民族与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殇“九一八事变”当事人讳莫如深,究竟是谁不抵抗难有定论,使得事件真相扑朔迷离;还有另一件颇具争议的事情,便是“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缴获的武器数量。

因为当时的东北军,由于“不抵抗”政策全面撤离,混乱中并未统计“九一八事变”的装备损失,成为国人萦绕心头的疑问,究竟东北当时有多少军工基础?又有多少军备损失?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界与军部矛盾演化下,爆发在中国的武装夺权行为

“九一八事变”,主要的参与者包括关东军驻军司令本庄繁,特高课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等,共同长久谋划的军事行动。从上述名单不难看出,日本对中国部署的用心,全部都能称得上“中国通”,本庄繁与土肥原贤二都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而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更是早已制定“满蒙独立”设想。

日军垂涎东北富庶的土地、丰富的矿产、优越的战略地位,所以才会悍然发动“皇姑屯事变”除掉实力逐渐增强,试图摆脱日本掌控,与日军争夺利益的奉系领袖张作霖。日军设想的东北军派系争权并没有出现,张作霖逝世后,由张作相等奉系元老共同力保,张学良出任奉系最高首领,日军的阴谋败露,反倒迫使张学良改旗易帜,令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奉系派系林立,日后投敌的张海鹏、张景惠等元老派皆有武装,在张作霖的设想中以郭松龄为首的青壮派是张学良未来的依仗,却不曾想郭松龄反奉,造成奉系元气大伤,青年派遭到清洗打击。张学良唯有依仗留日士官系与元老系抗衡,但显然张学良又不够沉稳,贸然处决杨宇霆,使奉系内部彻底分裂,当东北军十万精锐参与中原大战,日本翘首期盼的时机终于来临。

本庄繁与军队大多数军官目的一致,始终致力于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训诫将士”信赖我精锐之将士,望同心协力,以忘我精神应付局面,共同为伸张国运做出贡献”,夺取东北为目的,将东北打造成前沿补给和扩张基地。然而日本的政界对此持反对意见,日本温和派认为,与东北军政的既定条约,有助于日本的资本平稳积累,若中日爆发战争冲突,日军若不能取胜,既要失去过往的优待,又会陷于西方列强的谴责。

即便是颇有雄心的日本昭和天皇,在“九一八事变前”得知关东军挑衅的行为,也谕令陆军大臣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约束部将,同时令外务省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接洽,极力避免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此时日本激进派已经不受控制,按照《土肥原秘录》记载,土肥原贤二的总体设想,关东军胜利,则天皇会支持扩大成果,若关东军失败,则以此为借口,强化军部力量,从内阁手中夺取权利!

在狂热的本庄繁看来,个人的牺牲甚至少数军人的牺牲,能够为日本未来的扩张铺平道路,这是实现对国家忠诚的壮举,碍于前线指挥官身份,遂将任务交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等人负责,暗中给予协助。而这股力量甚至包括特使,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及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等的拥护,长时间的筹备,精密严谨的部署,日本的侵华战略终于付诸行动!

正是日本昭和天皇与日本内阁的反馈,给国民政府尤其是东北军以错觉,《顾维钧回忆录》载,国民政府在庐山举行会议时,便提出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时,必须保持对日本和谈,这便是所谓不抵抗的由来!

而事实上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命令,根本对各路军阀毫无约束。晋系阎锡山不允许派驻军队,甚至连火车轨道都不同;桂系李宗仁更是抵制削藩政策,对地方士绅予以笼络和争取;而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直接控制东北及华北“半壁江山”的张学良,更漠视国民政府命令,收编勒令其剿灭的石友三,“九一八事变”前也是由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多次下发军令!

《辽宁省志》载1931年9月6日 张学良电令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又电嘱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日本关东军仅有两万,而东北驻军及警察部队总数达到二十万,还有规模颇大的民兵组织,更得到千万百姓的支持,但就是这样悬殊的军力对比下,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当天炮击北大营驻军。9月19日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占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战略要地,随即不顾日本内阁阻拦继续进军,9月22日迫降吉林省主席熙洽,至9月24日已控制辽宁与吉林大部分地区。

关东军的胜利,使昭和天皇默许了扩大战果,同时张学良与日本内阁议员,赤冢和鹤见等人的信件被查出,导致主张和平外交的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日本军部取得最后的胜利,开始全面筹划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东北累积工业成果尽沦于敌手,转而成为全面侵华的利器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情报已经准确锁定东北军重要的武械库,以便遭遇东北军的反击时,能够快速的切断东北军的弹药补给,减少关东军的伤亡,所以1931年9月18日当天,日本迅速按照演习的部署,夺取奉天兵工厂和武械库,并炮击东塔机场。有据可查以《辽宁省志》为例,记载“九一八事变”,仅沈阳当天“东北军官兵伤亡335名、失踪483名,损失飞机260架、坦克60辆、各种火炮3460门、轻重机枪4000余挺、步骑枪12万多支。”

日军缴获的东塔机场262架飞机,包括英制维梅型轰炸机,法制布莱盖型、高德隆型轰炸机,德制容克型侦察轰炸机,日制甲式战斗机等,但很多已磨损和陈旧,真正令财政拮据的日军兴奋的是,有40架还未启封安装的新飞机,及相关的配备部件,这是日本提升武器性能绝好的范本。

东北空军在张作霖时期,虽然达到三百余架飞机,共五个航空兵队,但通过缴获的飞机型号老旧,张学良1930年初,东北军在”中东路”事件中失利后,拨巨款从日、法等国购买各式飞机80余架,使东北空军达到惊人的四百余架,并由航空教导队储备上千学员。中原大战期间,东北军入关作战,约有八十余架飞机协从,肩负侦查并轰炸任务,虽然有战损,但取得制空权,使东北军能够在多起战斗中给予晋系重创,并在石友三反叛时发挥重要作用,实战检验的东北空军,无愧中国最强的称号,而六年后的淞沪会战中国也才勉强凑出三百余架!

九一八事变当天,由士官派杨宇霆督办扩建,采购八千余部德国机械生产设备,过万职员工作,号称“亚洲第一兵工厂”之称的东北兵工厂也随之陷落。东北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装备,包含各类轻型枪械,中型的迫击炮,及重型的榴弹炮,虽然质量距离欧洲生产还有差距,但至少凭借数量的列装优势,在数据上东北军的精锐,丝毫不逊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这是东北军能够纵横的基础。但很可惜,引用《东三省兵工厂》所述,经过日本改造后的东北兵工厂,可以日产各式轻机枪80挺,各式步骑枪6000支,各式重机枪50挺,各式大炮20至40门,各种枪弹150万至900万发,各式炮弹3万至5万发等,最终成为日本四大兵工厂之一。

作为对比的太原兵工厂,在1949年每月仅能产山炮20门,12公分迫击炮数十门,5公分迫击炮1000余门,重机枪80挺,各种山炮、野炮炮弹共约7000余发,迫击炮弹1.5万发和手榴弹6万颗,两者的差距可见一斑,也形成中日战场上巨大的伤亡差。

而东北兵工厂被日本占领以后,据说仅库房存放的炸药就高达数十万公斤,钢材铸件百万吨,作为战略物资,这已不是市值所能衡量,通过日本的改造,使之全部转化为战争储备,加之工厂金库所存7000万元也被掠走,日军仅占领沈阳的收获,便令国人痛心疾首。而随着战争的急速推进,损失持续攀高令人愤怒,东北军巨资采购法国雷诺ft17型坦克,及美国生产的m1917坦克,这些高机动厚装甲,普通武器难以击毁的‘钢铁堡垒’,终未御敌于国门之外。

东北军有着太过完备的军工体系,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以东北航空工厂而言,除去尖端的发动机无法制造,配套的机身等部件,均实现国产制造和组装;而奉天迫击炮厂,生产的重型迫击炮,射程远威力强大且数量惊人,并制造国产第一辆载重汽车,成为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9月19日,日军连续攻占新民、营口等十余地,使其辖境内丢失多座炮弹厂及铸造厂;9月22日,吉林省主席熙洽献城投降,将吉林军械厂库存的百万弹药拱手相送;后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降日本不仅为其提供优良马匹,更是调转枪口帮日本人攻打东北驻军;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黑龙江省军械厂连同黑龙江航空队,全部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

也许吉林机械厂、黑龙江机械厂、辽中弹药厂等,不如东北兵工厂知名,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名字,东北当局能够在日俄两个强权国家压迫下,保持相对独立自主,正是依靠这些军工厂生产的武器,起到震慑作用,其所生产的武器弹药水平,在当时达到国内领先的水平。

所幸东北海军编队各类军舰21艘,包括飞机航母镇海号等,及时撤离未被日军所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性能陈旧无法再发挥作用,遂与永翔等舰沉塞于青岛,限制日军利用该航道,即便毁灭依旧守卫国防!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将领准备不足,未能灵活应对,促进日本侵华的野心

由于日本取胜的偶然性,惧怕国联的制裁,而东北军面对全国舆论的指责,双方都不敢公布详细的数据,成为困扰后世的谜团,但从已知的结果看,毋庸置疑是笔巨额数字。

奉军张作霖背负骂名,向日本妥协借贷,并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在封闭落后寒冷的东北,打造出重工业的基础,并积攒下这数以万计的军事装备,期望后世子孙守土不失!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军力量不及东北军,面对日本的党政冲突,东北军将领没能准确地预估形势,将希望寄托于日本内阁的维和及国联可能的调解。

任何的谈判都需要本钱,当日本军部看透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又没有遇到东北军的反击,日本何必要吐出到嘴的肥肉?

军事装备的丢失令人惋惜,工业基地的丢失令人痛心,但若是东北军内部能够制定战略底线,进行有限度的反击,使日本看到中国的决心,极有可能避免“九一八事变”与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即便战败也不负民众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