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口头协定，究竟是什么内容？成为红四方面军立足川陕的根本

文：春秋500

01

前言

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战士们除了在看得见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杀敌之外，还有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他们在默默无闻地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工作着，关键时候，他们能力挽狂澜，使我军能脱离困境，转危为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这些英雄们，武志平就是其中的一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战士。此文献给那些曾经在隐蔽战线里战斗过的革命英雄们，向他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02

他是如何走向了红色的人生？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国民政府极为不满。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物色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王世英通过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当时的武志平是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宋绮云的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

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武志平从此走向红色的人生。

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

利用武志平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部署；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运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而他的长官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军人，素有政治抱负，是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不希望在内战的战场上消耗中国武装部队的实力，他更不愿意自己与红军火并，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到时蒋再名正言顺地对其部队缩编，甚至裁撤，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杨虎城身边有不少进步人士，除了宋绮云外，有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对杨虎城影响很大，杨虎城对其奉若上宾，并聘请其为自己的高级顾问。武志平与杜斌丞过从甚密，他希望杜做杨的工作，让杨保存实力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以免让蒋渔翁得利。

03

武志平不辱使命，成功签订“巴山秘密协定”

1933年初，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前往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地区的红军和进入陕、甘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换防问题。

经宋绮云推荐，杨虎城派武志平到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任少校参谋。杨虎城还武志平一封亲笔信，因为是杨虎城身边派来的，军长孙蔚如本来就对武志平另眼相看，现在有了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积极开始了对孙蔚如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和孙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武志平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武志平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武志平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武志平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武志平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和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

孙蔚如还专门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徐向前和陈昌浩写了一封信。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南郑出发，出发前，武志平偷偷带上了事先已经秘密准备好的一套川、陕、甘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重要物资和情报。在大巴山深处，武志平被一个叫袁刚的土匪捉拿了，险些被害。武志平是见过世面的人，与袁刚虚与委蛇，最后竟然让土匪招待一顿，留住两夜后放行。

在深山老林里，武志平一人艰难跋涉，终于5月21日到达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武志平的来意后，傅钟非常重视，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

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武志平带来的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

“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武志平的突然到来使正在与四川军阀艰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喜出望外。之前与张晗辉的联系中断，至为可惜，现在三十八军主动来联系，不论是于战略上还是于整个川陕苏区建设都是有利的。杨虎城部位于苏区后方，控制着五百多公里的防线，和他们打通关系，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还能打破敌人的物资封锁，总部领导决定与三十八军建立联系。

武志平向总部保证，他将及时地从陕西方面向红四军提供各方面可靠的军事情报，并建议在川陕苏区北伐接近陕南地区，只需配备少量部队就可以保证安全，尽量将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于粉碎主要敌人方面去。总部还提出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给问题。我保证完成这些任务。

陈昌浩派总部参谋主任徐以新到汉中代表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谈判，谈判方针为：（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十七路军内部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

5月27日，武志平和徐以新从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当天，孙蔚如给西安的杨虎城密电，内容很短也很有趣：“门敲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的电报相当简洁，只有三个字：“举酒杯。”

于是1933年6月1日上午，双方在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家中，举行正式会谈。当时参加者只有四个人：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徐以新。

这样的谈判一共进行了四次，其中，孙蔚如参加了两次。孙蔚如之所以参加会谈，也是想摸清红四方面军的底牌：

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在这里叱，还是路过而已？如果是长驻的话，红军是否能站得住？

徐以新向他解释了红军的政策，以红军在空山坝大捷消灭川军几十个团的事实让孙蔚如了解到了红军的实力，向孙蔚如介绍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一·一七宣言”的内容。

徐以新强调：“胡宗南从鄂豫皖起一直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坚决要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胡宗南也可以。只要孙蔚如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红军愿意与孙蔚如的部队保持友好关系，双方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和过界。”

孙蔚如对红军的实力表示相信，对徐以新的表态也很满意。他提出：

一是希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肃方向发展。红军西进甘肃时，孙的三十八军佯装追赶，在后作掩护，同时接济适量的弹药。

二是红军如果仍然在川陕地区不动，希望不要向陕西发展，双方互不侵犯。

徐以新对孙蔚如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表示赞赏，对于孙的具体意见，表示将回去向方面军首长汇报后才能定。

6月5日，徐以新返回川陕苏区，武志平陪同前往。第一次到川陕苏区时，孙蔚如曾答应武志平，为了表示诚意，给红四方面军送些礼物，主要是川陕军用地图和药品。但这次他却变了卦，只同意给川北部分的地图和价值一千七百元的药品以及手摇发电机上的火花塞、活塞环各两个，还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为此，武志平与徐以新又自行购置了相当数量的药品。

徐以新回到总部后，总部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徐以新的汇报。总部领导决定，应立即将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在汉中建立交通站。

6月24日，徐以新再次和武志平来到汉中，与孙蔚如进行谈判。双方对国内形势达成一致看法，具体商定：

（一）以大巴山为界，只要孙蔚如的部队不进攻苏区，红军也保证不进攻陕西。如果红军去打胡宗南，孙蔚如部愿意给红军补充一些弹药。

（二）陕军前沿阵地设联络站，武志平作为陕军代表，处理边界事务。

（三）红军可以用秘密的方式，到汉中采购日常用品。

（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双方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将极大地减轻红军的压力，对于川陕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杨虎城对这个协定相当满意，同时对武志平的表现也是极为满意，为了绝对保密，他们指定这项工作由武志平负责。由于杨虎城十七路军成分复杂，此事必须严守机密，否则蒋介石将会给他施加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也会受到一些亲蒋部下的反对。因此，双方商定，秘密协定不能见诸文字，只能双方口头认可。

7月1日，武志平、徐以新携带部分物资第二次前往川陕苏区。这一次，武志平从国民党的情报中了解到红军有向西北发展的意图，他曾经到西北作过考察，为此，武志平专门给红四方面军首长写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内容为西北宁、青、甘地区敌人的武装力量，如青海的马步芳，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甘肃的鲁大昌、石秀英、李贵清等部的分布、装备、战斗力等情况以及西北的地理、地形、气候环境等内容。

令武志平感到遗憾的是，西路军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到了延安的时候，武志平还专门为此责问张国焘：

“当年我写给你们的材料你们没看吗？为什么没有听取我的建议呢？”

通过武志平等人的努力，红四方面军陆续建立了从根据地到陕西汉中的几条地下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些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部分急需的医药、无线电备件等物资，为中共地下党员过境及传递情报起了重要作用，帮助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那时能够找到一些报刊哪怕是过时的报刊都是宝贝，总部领导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经常送一些全国各地的报刊给苏区，武志平将这一情况报告宋绮云，宋绮云立即将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汉中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再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苏区。

“巴山秘密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又有变化，蒋介石一面支持刘湘组织“六路围攻”，一面逼迫杨虎城在川陕边界配合围攻川陕根据地。孙蔚如迫于压力，他想让红军尽快西进以减少自己的麻烦，于是让王宗山代笔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一些细节问题。

此时红军并无西进之意，孙蔚如担心事有不密，便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他密令前沿部队毁掉了几座通向根据地路上的小桥。武志平立刻将此动向密报杜斌丞，希望影响杨虎城，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协定”。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立即与杨虎城商谈，杨虎城派杜斌丞去汉中见孙蔚如，让他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纠纷。杜斌丞在汉中住了三个多月，积极做孙蔚如的工作，稳定了他的情绪。

谁知就在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蒋介石突然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担任，同时派胡宗南一部进驻汉中地区，给杨虎城施加压力。此时正逢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件”失败，蒋介石气焰高涨，催促地方军阀加紧“剿共”。压力面前，孙蔚如再次动摇起来，他希望红军离开川陕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压的处境，于是专门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兄”一谈究竟。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孙蔚如的“说客”的机会，详尽报告了陕军情况给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人。建议红四方面军，应以趁热打铁，以庆祝元旦为名，派出代表去汉中巩固双方的友谊，以便于稳住孙蔚如。

武志平的建议被采纳了。张国焘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到汉中，并分别赠给十斤通江银耳给孙蔚如、王宗山。

黄超这次出使汉中，稳定住了杨虎城和孙蔚如，两我经过权衡利弊，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都没有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参与川军发起的“六路围攻”。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武志平的这一系列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获知，杨虎城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根据据密报有个叫伍志平的人，在三十八军担任参谋，经常给共军输运军火、汽油等军用物资，要查办……

杨虎城当然心知肚明，玩了一下文字游戏，抓住“伍”与“武”之间的别差，所以给以复电，大致意思是：

据查，我部没有伍志平这个人，给共军输运军火事这件事，想想肯定是误传。

可是没过几天，蒋介石电报又发了过来，电报内容将“伍志平”更改为“武志平”，其余一字都没有修改。

这一次杨虎城没有办法敷衍了，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在这个时候处事还算厚道，给武志平看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并希望武志平离开西北军：“红军的事只能到此为止了。你走一趟那边，告诉他们实际情况，请他们谅解。”

武志平被三十八军开除了，只好去西安找找到宋绮云，宋绮云了解内情，拿出红四方面军内部的一份刊物《捷报》，报纸明目张胆地写着：

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这种事怎能写在明面上呢？宋绮云很不满意：“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很不缜密，刊物上这么写，等于给蒋介石报信了么！”

对于武志平的去留，宋绮云告诉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选拔的，现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武志平大费周折在上海找到了王世英。王世英建议武志平还是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并称：他的个人安全不必过虑，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合作的，对共产党人都是尽量保护的。武志平听从组织安排，重新回到汉中，通过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等人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提出几条要求：

第一，不许武志平公开出头露面，公开和熟人来往；

第二，不许武志平干不利于陕军团体的相关活动；

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生活费用自理。

没有办法，武志平不得已离开三十八军，在汉中南郑秦家坝王谢沟隐姓埋名蛰伏起来。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三十八军的联系就此中断。武志平离开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孙蔚如的部队也开始主动骚扰红军。

1935年2月8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灭了三十八军宁羌驻军杨竹荪团。孙蔚如遭受打击后极度惊慌，不断发电给蒋介石叫苦，同时与杨虎城商量如何应对。杨虎城建议孙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委派他重新去苏区接触红军。

1935年2月17日，武志平带着一大包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物资到旺苍坝红军总部。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前线组织嘉陵江战役，武志平一直等了十多天，才见到陈昌浩。

见面后陈昌浩解释了红军这次攻打汉中的意图，只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真正的目的是西渡嘉陵江，进军甘肃。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红军不会滞留川陕，会马上就离开。

借这一次机会，武志平则向陈昌浩提出，希望自己能留在红军工作，不再回陕西了。

陈昌浩告诉他，这条秘密交通线非常重要，红军当前还需要他。如果孙蔚如不接受你，可以联系陕南巴山游击队的赵明恩。武志平服从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返回陕南。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完成后，为接应中央红军，立即撤离了川陕苏区，这条“巴山秘密协定”也就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04

“巴山秘密协定”对巩固川陕苏区起到的作用。

由于有了这个协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免于腹背受敌，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这个协定也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大巴山五百余里的战线没有战事，红军也在这里建立了川陕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军事情报。红四方面军将资金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从汉中换回医药、纸张、布匹、食盐、电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资运往苏区，武志平将红军最为急需的军用地图、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文件、军用密码、报章杂志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黄蜡浇固后送给红军。

红四方面军根据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密码，截获并破译了蒋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武志平还护送红军重要干部进出苏区，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一批重要干部安全地来到根据地，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协定”增进了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客观上帮助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对以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红军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巴山秘密协定”内容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对外公布，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05

几经波折，武志平回到组织的怀抱

必须强调，虽然孙蔚如三十八军与红军订立了“巴山秘密协定”，但孙蔚如在政治上并非同情红军，他与红军接触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且对共产党极为仇恨。红军出击陕南后，他立刻疯狂报复，下令处死在他军部当司书的共产党员崔臻善，活埋了原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派来陕南做兵运工作的中共陕南特委成员偶彦民、亢学诗等同志。

武志平从旺苍回到汉中后，孙蔚如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孙蔚如对武志平说：“你去哪儿我不管，我们这儿没有你。”就这样，武志平被孙蔚如再次逐出汉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志平辗转来到陕北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

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越狱后，又发生了车祸，伤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南郑，过起农耕生活。

日寇投降后，武志平到晋察冀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找到当年参与西安谈判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经他之手输送到川陕苏区的潘自力。三个老朋友见面极为高兴。此时，南汉宸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潘自力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武志平说：

“你为革命立大功啦，我们要犒赏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关系接通后，武志平被安排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七十六岁的武志平任国务院参事，定为行政十二级。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干部待遇。

晚年的武志平素爱书法，在北京的时候，经常走动于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等领导同志家，经常问他们要一些宣纸，李先念则笑曰：

“当年你武志平从汉中给了红军那么多的物资，今天要点纸算什么，拿去吧。”

1991年10月13日，武志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武志平，咱们平时很少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他的英雄事迹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应该记住他，后来由翟舟樯拍摄《秘密暗线》其素材原型就是武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