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樟宜战俘营—日军在马来半岛最大战俘营

樟宜战俘营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这座战俘营中囚禁着数万名英军、美军、澳大利亚军队、荷兰军队、英印军的战俘，以及部分新西兰、加拿大战俘。这座战俘营的战俘绝大多数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此外该战俘营还发生了著名的史拉兰广场事件，由于战俘拒绝签订不逃跑协议，日军杀害了多名战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樟宜战俘营战俘参与缅泰死亡铁路和史拉兰广场事件都有专门的叙述。

樟宜（Changi）位处新加坡东部，由樟宜角、樟宜机场和西樟宜三部分组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的樟宜战俘营强迫宣誓事件

日军强迫战俘宣誓不逃跑发生在全部的占领区的所有战俘营，不过樟宜战俘营的史拉兰广场事件特别著名。以下是东京审判判决书的具体内容：

为了减少对俘虏及被拘禁平民所需要的监视员人数，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初，由陆军省颁布了违反战争法规的规则。其中规定着：“当监禁俘虏时，应立即令其举行不逃走的宣誓。凡拒绝作上项宣誓者，即认为是有逃走的意思者。应对其严加取缔。”这种“严加取缔”实际上的意义是在其履行宣誓前减少其给养并关在单人房，或者就是加以拷问。

一九四二年八月在新加坡拒绝履行宣誓的一万六千名俘虏被赶在俘虏营的庭院中，为强使他们宣誓，把他们摆在院子中间，四天未给饮食也不设置便所。由于这种结果所发生的状态是太不堪形容了。……

为励行这种由强迫得来的宣誓，在上项规则中还规定着：“宣誓者如违背其宣誓时，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苦役或监禁。如前者执武器进行反抗时，处死刑”。在规则中又规定着：“凡违反其他宣誓者，处十年以下的苦役或监禁”。关于后一规则的解释，在这个规则的其他条款中曾有如下的说明：“俘虏收容所长在派遣俘虏时（即将俘虏从收容所送到劳役工作场所时），除了解其技能外，特别要对其性格、思想、经历等作缜密的调查与研究，努力预防其逃跑和发生意外的灾祸等等。并且在派遣前，关于必要事项，应令其作严肃的宣誓”。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四日的报告中，告诉东条说，在他管辖区域内的一切俘虏，包括军官及下级军官在内都预备强迫其从事劳动。

用他的话说：“不容一个俘虏不劳而食。”他说，他所规定的规则之一是：“戒备俘虏从事破坏是很要紧的。因此，如有必要可令其宣誓并设立严重的处罚规则”。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台湾军司令官向东条报告如下：“从富集团移管的佩息发（Percival，樟宜战俘营原英军最高指挥官，作者注）中将等三三九名俘虏，计陆军少将和海军少将六，准将二七，陆军上校和海军上校二五，陆军和海军中校以下的军官一三，下级军官二一，文官六，已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容于台湾俘虏收容所。最初佩息发中将等虽拒绝宣誓，但最后除三人外（准将一，海军上校一，海军机械中尉一），其余均已签名。

日本政府所规定和实施的、强迫俘虏和被拘禁平民在威胁下宣誓不逃跑和不违反日本政府的规则和命令，是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这种无视和违反战争法规的规则是作为日本政府方针的一部分被计划、制审和维持了的。

樟宜战俘营概况

樟宜战俘营的管理在日军的所有战俘营中是比较独特的。由于日军在迅速占领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的过程中，并未遭到英国军队的激烈反抗——英军迅速从马来亚撤到新加坡，面对日军穿越马来亚的从来从背后攻来的不利局面，实际上英军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坚决反抗就向日军投降了。日军并未对英国军队展开报复，他们保留了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军队）的建制，将其迅速转移到樟宜战俘营中去，并让英军的马来亚司令部继续运作。

樟宜战俘营虽然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它更主要的角色还是充当日军的劳工中转站。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死亡率很高，原因在于很多战俘被日军强迫征发到缅泰死亡铁路现场，从事铁路的修建工作。由于劳动强度高，生活、工作条件恶劣，很多战俘丧失了生命。樟宜战俘营原本是英军在新加坡最大的军事基地——樟宜基地。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樟宜基地被认为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条件最好的军事基地之一”，虽然新加坡战役期间，新加坡遭到日军轰炸，但是樟宜基地几乎完好无损。

1942年2月15日，日军进攻马来亚仅仅70天后，英军就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日本方面也没有料到英军的投降会如此之快，因为新加坡要塞号称英国远东永不沉没的堡垒，粮弹充足，兵力强大，武器精良。这么迅速的投降，让日军措手不及，为了安置数万名英军战俘（包括英军、澳大利亚、印度军队，当时他们都是英联邦的成员），仓促之间，就决定让他们全部进入樟宜基地。截止1942年2月，樟宜基地关押的战俘（主要是英军和澳大利亚战俘）人数为45562名，荷属东印度被日军拿下后，荷兰远东的部队的官兵，以及美国被派往爪哇岛协防的陆军36师第131野炮团第2营，以及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上的被俘官兵也被送到了这里。但是，由于日军不断抽调战俘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到1942年10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名，到了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的高峰期——1943年6月，只剩下了5339人，樟宜战俘营充当劳工中转站的效用可见一斑。

表面的自治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的管理看似非常松散，配置的看守兵力也不是很多，甚至一开始也没有在战俘营周围设置铁丝网，他们允许英军的军官管理战俘，战俘甚至可以在战俘营中开办培训学校，进行演出、讲演会等活动，但是这种松散的管理门道很深。

第一，樟宜基地是一个半岛，条件好，是因为原先英军建设得很豪华，甚至可以用奢华来形容，这个基地足够大，大到每位已婚战俘军官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宿舍。樟宜战俘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铁丝网，只是到了1942年3月以后，日本管理当局为了标识自己占领军而战俘们是俘虏的身份，命令战俘们建立了铁丝网，这种铁丝网的存在更多是对战俘心理上的打击，提醒他们“自己是战俘”，事实上铁丝网建立起来，并未在实际上妨碍战俘之间的通行。

铁丝网建立起来后，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更难跑出去，一面是铁丝网，有日本哨兵看守，一面是海，完全是一个绝地，想跑出去，几乎没有可能。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说，樟宜处于新加坡岛的东北角，新加坡本是一个岛，弹丸之地，四面环海，就是放任战俘逃跑，战俘也跑不出去，所以从一开始，战俘们逃跑的念头就基本上被日军选的樟宜战俘营的地理位置给切断了，日军无须担心战俘们会逃跑。

第二，让英军高级军官负起战俘营的管理责任，有几个现实的好处。一是可以大量节约日军的看守兵力，将日军有限的兵员投入到更需要的战场上，既然英国军队投降了，且英军军官在战俘中有威信，也愿意管理战俘，日军何乐而不为。所以樟宜战俘营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偌大的营区，基本上看不到日本看守的影子，战俘们隔一两天才能看到一个日本看守。二是，利用英军军官的威信，最大限度地调动战俘的积极性，让他们自给自足，让战俘减少反抗。日本人这种高明的手段，很有效用，营区的建设基本上是由战俘自己动手完成的，并且战俘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与日军合作的态度——一开始的几个月内，战俘们都在忙着进行各种讲演、讨论，主要是探讨英军为什么会在新加坡战败。事实上绝大多数战俘，包括相当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新加坡打得不够好，投降得太快，没有很好地履行保卫新加坡的使命。

这样一种自治局面随着日军加强对于战俘营的控制，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产生了两点改变，一是日军为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策动了战俘中的印度战俘“反叛”，组建了印度伪军，日本人向印度伪军发放枪支、刺刀，让印度伪军站岗放哨；而是日军为了削弱战俘的凝聚力，降低战俘反抗的可能性，将上校以上的高级将领全部转移出去，好在这些将领都制定了接班人负责战俘的管理工作。

如果认为樟宜战俘营是一座人间天堂就大错特错了。日军在新加坡、马来亚有过大规模的屠杀暴行，日军刚刚占领新马，就对华人展开了所谓“检证大屠杀”，数万名华人华侨被屠杀。日军1月22日，在巴力士隆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大开杀戒，并在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杀害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医护人员。日军时常对战俘采取震慑手段，他们时常组织战俘组成劳动对外出劳动。英军炮手W.H.米金斯就参加了这样的一次劳动队，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一片海滩，战俘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海滩上密密麻麻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告诉战俘们，这些中国人是被他们用机枪打死的，理由是他们“抢劫”。

食物急缺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表面宽松是建立在几乎不为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任何食物和医药的补给的基础上的，日军给澳大利亚被俘部队通知如此写道：补给只能支持两个月，日本方面还不了解新加坡的物产产出能力，两个月后，除了大米，澳大利亚被俘部队必须自给自足。

战俘们从新加坡赶到樟宜战俘营的时候，带了不少食物，英军的军官们见到日军的如此通知，下了通知，命令战俘们把自身携带的食物上交，统一分配。日军在2月24日首次对他们进行补给，而在此之前，战俘们只能依靠自身携带的食物生存，好在有英军军官的统一管理，否则会有很多战俘饿死。

英军高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努力地维持战俘们的口粮，伙食不断减少，战俘们不得不适应日复一日的米饭，以至于战俘们编了一部讽刺剧《又是大米》进行调侃。日军在1942年2月25日，颁布了一份所谓食谱：大米500克，肉/鱼50克，面粉50克，蔬菜50克，糖20克，油5克，茶5克，盐5克，奶15克。读者朋友们请注意，这是一天的伙食，实际的发放缩水严重，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几个月后，战俘们的食物被消耗殆尽，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日军又不断强迫战俘外出充当奴隶劳工，饥饿和疾病成为了樟宜战俘营的主旋律。

缺少食物直接导致了战俘营出现了黑市，由于日本人只提供白米饭，也不提供必要的蔬菜和调料，长期吃没有味道的白米饭，让战俘们无法忍受，此时残存的罐头很受欢迎，在白米饭里拌上一点罐头里的汤汁，或者将罐头作为菜食用，简直成了战俘最幸福的事情。战俘食堂的大师傅们也开动了脑筋，他们把白米饭做成了饼干、小圆面包、馅饼，给战俘们调剂口味。蔬菜的缺乏让战俘们的免疫力下降，病号越来越多。

由于缺少食物，英军高级军官多次向日军当局提出，外出采购食物，多次被拒绝。后来日军只允许他们派人到新加坡采购给伤病员食用的食物。1942年3月，日本当局公开宣布，由于供应短缺，无法按照食谱向战俘提供食物，他们明确要求战俘自给自足。于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官们开始组织战俘在战俘营内开荒种菜，澳大利亚战俘最先行动起来，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战俘营，1942年11月，军官们组建了菜园生产队，他们种土豆、木薯、菠菜、苋菜、空心菜、豆子、辣椒、茄子等蔬菜补充食物。

这种自给自足产生了效果，英军工兵军官扬中尉在1942年7月5日写道，“进入战俘营19周了，吃不下饭真是糟糕透了……我在最近吃过的8顿晚饭中，有7顿是我们在自己园子里种出来的粮食。面包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烤的，日本人缩减了面粉供应，每两周供应三次，每次一小袋，里面面粉的高度不足四分之三英寸。

伙食的改善随着日军大批征发战俘劳工外出工作而得到了改善，由于战俘营中的战俘人数少了，而他们自给自足的粮食和蔬菜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自然可以多吃一点了。日军组织的外出劳动队以英文数字编号，首支工作队被编号为A，3000人，他们5月15日离开樟宜，被送到缅甸南部修建铁路，B工作队，人数1500人，7月8日，被派去了婆罗洲。

1942年8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给战俘们送来了594袋玉米（约36118万磅）、20卡车罐装食物、76箱果酱（61056磅）、43箱脱水蔬菜汤（36118磅）、约2.1万磅谷物以及11箱糖。当年4月29日，日本人为了显示他们的仁慈，彰显天皇的鸿恩，给战俘们一人发了一罐菠萝罐头，但是战俘们将之看作巨大的侮辱，当然罐头还是吃掉了，日本人没有收到收买人心的效果。

由于英军高级军官的努力，战俘营的实物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英军18师的战俘们甚至建起了一座养猪场，以后战俘们可以吃到少量的新鲜猪肉。经过与日军交涉，日本当局同意向外出参加工作队的战俘发放报酬——军官每人每天25美分，士官15美分，列兵10美分，这笔钱在1942年6月13日首次发放。高级军官们将这笔津贴按照10天发放一次的频率，发放给战俘们，战俘们实际拿到手的是7天的津贴，因为有3天的津贴被统一当作医院和伙食基金使用。国际红十字会还向战俘们转发英国政府的补助，这笔钱也被统一使用。由于货币量的增大，战俘营的地下黑市进一步繁荣起来，而且在9月份出现了第一家战俘开的小卖店，这也是向日本人争取的结果。

医药几乎没有

由于肉类、鸡蛋等营养品和新鲜蔬菜缺乏，战俘们的免疫力大为下降。脚气病开始在战俘营中横行。这里的脚气病，不同于我们现在认同的脚气，我在本期报刊刊出的关于缅泰死亡铁路一文中已经做了介绍，在此不多说了。于是战俘们开始流行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可以让身体获取维生素D。

和别的日军战俘营一样，痢疾在樟宜战俘营中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战俘营中患痢疾的人数非常多。由于苍蝇传染痢疾，英国军官就号召大家打苍蝇，500只死苍蝇可以换10支香烟，于是全战俘营都被动员起来打苍蝇。和缅泰死亡铁路沿线的战俘营一样，日本人也不向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医药。得了痢疾的战俘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来自愈，扛过去就能活，扛不过去，就死掉了。

疟疾在樟宜战俘营也是杀手，单单在1942年7月，得了疟疾的战俘就有250人之多，英军高级军官组织了人手，去查找战俘营周边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想来进行一次集中扑杀，但是效果不明显，失败告终。战俘们为了应对疟疾，只好在夏天穿起长袖和长裤，尽量减少蚊虫叮咬。

日本人有应对痢疾和疟疾的药品，他们自己并不紧张，日本看守每人都有蚊帐，可以抵御蚊虫叮咬，降低患病率，但是日本人害怕霍乱。日军在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人，杀掉的华人尸体，他们要么推入大海，要么匆匆掩埋，霍乱在新加坡大规模爆发，为了防止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染上霍乱，在传染给日本看守，日本人给战俘医院提供了200万片维生素B1，并给在食堂工作的战俘接种了霍乱疫苗。霍乱最终没有在战俘中流传开来。

但是由于缺少医药，死亡率还是在增加，1942年8月，死于疾病的战俘有45人，绝大多数是死于痢疾。进入战俘医院的患者，患痢疾的占35%，脚气病的占10%，皮肤病患者也开始增多。白喉也成为了新的恐怖杀手，患者人数增加迅速。几经交涉，日军还是不提供相关医药。不过此时，战俘营的人数也在减少，由于大量战俘被日本征入工作，到8月底，樟宜战俘营只剩下18790名战俘，25100多名战俘被调到外面充当苦力。

“失落营”官兵关于战役战俘营的回忆

美国陆军36师第131野战炮兵团2营（“失落营”）和美国海军休斯敦重巡洋舰上的官兵，被地狱航船送到樟宜战俘营，随即又被送到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现场。美国学者凯利E.克拉格在《Hell Under The Rising Sun》（中文版《缅泰死亡铁路》，重庆出版社）对这些幸存官兵进行了访问，结合档案材料写出此书。战俘们对对樟宜战俘营留下了大量回忆。

日本人命令英国军官负起樟宜战俘营的管理责任，他们对战俘的饮食、医疗漠不关心，却强调战俘们必须遵守他们制订的各种规矩。虽说是英国军官负责，但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和韩国看守经常巡逻。

铁丝网将樟宜战俘营与新加坡岛陆地相接的部分包围起来，没有铁丝网包围的那一面是茫茫大海。如果战俘想要逃跑，必须游过鲨鱼出没的海域。日本人根据国籍隔离战俘，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俘虏都被铁丝网间隔开来。樟宜战俘营的隔壁就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樟宜监狱。

樟宜战俘营原本是英军修建的豪华军事基地，战俘们住宿倒不显得拥挤，数百名美国战俘住在一个大型的三层营房中，虽说不宽敞，但也不显得过度拥挤。日本人不给战俘们提供床，美国战俘于是四处收集材料来打造自己的铺位。火炮修理员赫伯特·莫里斯找来了英军废弃的医疗担架，修好了它，并做成了自己的床。其他美国战俘各显其能，有些胆大的从日本看守那偷盗木材做床。还有一些搜集废旧金属做成床架，上面铺上毛毯或者简易床垫。普拉格瑞特·克尔成功地用废旧管道早出了淋浴设施，俘虏们可以洗澡了。

战俘营里的各种蚊虫、臭虫快把战俘们逼疯了。各种昆虫在他们入睡，就开始折磨他们，尤其是臭虫，开始吸他们的血。赫伯特·莫里斯回忆了他与臭虫的斗争：“当你把床上的一起丢到一边，你就可以看到该死的臭虫开始往墙上爬……数量很大，好似你在墙上乱泼了棕色的油漆，斑斑点点的。你在床上翻身，身子底下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很多臭虫被你压死在身下。你掀开床垫，床板上的血迹就好像有人被杀死在床上。床垫上到处是它们从你身上吸的血。你有冲动，想要捣碎它们。我快被逼疯了。”

莫里斯和其他战俘找出了对付臭虫的不同的方法，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在四个床腿周围放上水或者油，臭虫们无法爬过这些液体，对他们的骚扰程度减轻很多。夸脱·戈登熬过了一个被臭虫嗜咬的晚上，大清早他就起床，把床拖出营房，他抖抖床垫，打开床板，掉下来的臭虫“就像胡椒面洒在了地上。”

由于饥饿和缺乏药品，战俘们开始患病。主要是缺乏维生素导致的脚气病和糙皮病，以及痢疾。生病的战俘被送往战俘营的英军医院，不过那里缺乏药品，只能进行基本的治疗。药品和医疗用品，主要是战俘们被俘之前各自军队配给的，他们带到了樟宜战俘营，获得药品的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地下黑市，不过药品十分昂贵。

食物实在是非常匮乏，大米是他们的主食，一天三顿。早上是大米粥，里面时常出现鼻涕虫和蠕虫。日本人基本上只供应大米，没有调味料，所有战俘们到处寻找可供调味的东西，他们自己带来的野战口粮当中的蔬菜和肉类，这个时候起了大作用。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他们刚开始进入樟宜战俘营的时候有得吃。艾迪·冯记得日军给他们配给一份羊肉，不过冷冻的羊肉上写的年份却是1931年的。虽然羊肉不足以让每个战俘吃到一块，但是战俘当中的厨师们还是让战俘们的饭菜充满了“炖肉”的味道。他们用以调味的最主要的调味品就是通过地下黑市获得的新加坡出产的红辣椒和花生，战俘们喜欢用它们拌饭。

随着在樟宜战俘营关押的日子变得久长，美国战俘的补给品消耗殆尽，他们开始用身上携带的少量的美元与澳大利亚、英国战俘交易，以获取宝贵的粮食和调味品。休斯顿号上的水兵保尔·帕普为了补充自己身体的维生素，翻捡自己的粪便，找出西红柿种子，希望种出西红柿来。他说：“我的那种饥饿用语言无法形容，老天，我需要食物，可是没有人给我食物。”

史拉兰广场事件

除了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外，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樟宜战俘营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了，也是战俘与日本当局关系的分水岭，日军之前表面上让战俘自治的面纱被彻底撕下来。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战俘与日军当局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个对抗性事件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1942年3月7日，日军开始逼迫战俘修建铁丝网，但是这个铁丝网并没有对战俘造成实际上的行动的限制。3月21日，日军突然发布命令，决定处死三名试图越狱的战俘，日军最高司令部下令，不准战俘逾越铁丝网，对于逾越铁丝网的行为要执行连坐政策，战俘要到铁丝网外面必须得到战俘中师级以上军官的许可，并携带日军发放的通行旗帜。当天，日本人在印度俘虏中策反的叛徒组成了印度伪军，开始在铁丝网边站岗放哨，日本人规定，无论战俘什么级别，都必须向印度伪军敬礼，遭到战俘一致抵制，战俘们拒绝向叛徒敬礼。

随即日军取消了军官佩戴军衔的权利，并开始用日语下达口令，并要求战俘作出相应回应，日军不断强化统治地位，战后被缴获的一份日军管理当局的文件显示，日军“要向对待广东苦力那样对待战俘”。

日军不断将战俘营的骨干力量编成劳动队，派到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劳动，日军认为战俘营的凝聚力和斗争能力大幅度削弱。劳动力大量被抽调，战俘们不得不加大劳动时间，以维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军官们发布指示：“捕鱼和耕作成为战俘营头等大事。”

8月31日，一名印度司机给英军弗兰西斯.马吉少校传递了一张纸条，纸条显示，日军准备处死英军俘虏布里文顿下士、盖尔列兵、沃特斯列兵和弗莱彻列兵。马吉少校随即委派巴斯尔.卡德伯里.琼斯上尉赶往日军驻樟宜司令部，向日军当局递交请愿书，日军高级军官当场把请愿书撕碎扔到了琼斯上尉的脸上，随即又将碎片捡起来，塞进琼斯上尉的腰带。英军抗议无效，4名战俘随即在樟宜海滩被印度伪军枪毙。日军强迫战俘观看行刑过程。

9月2日，日军将战俘集中到史拉兰广场，强迫战俘签署不再逃亡的宣誓书，战俘们予以拒绝，认为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日本看守当局派遣了荷枪实弹的印度伪军，将广场团团围住，只要有人越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就会被印度伪军刺杀。日军则在广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并切断了主要水源。广场上没有任何遮阳的东西，战俘全天在在烈日下暴晒，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铁丝网中，广场地方狭小，他们无法躺卧，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为了逼迫战俘签署宣誓书，歹毒的日军看守当局，将战俘医院里的病号也赶到了广场上，病人中有很多是痢疾、白喉等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日军为了向战俘施加压力，丝毫不把战俘的生命当回事，这道命令不仅会将病患置于死地，也会让很多战俘感染上这些致命的疾病。

高级军官们与日军展开了紧张的交涉，最终日军同意了他们提出的宣誓书的修订方案，高级军官们为了避免疫情的全面爆发，决定让战俘签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告一段落。

1942年9月至1943年9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被日军强征充当奴隶劳工者越来越多，樟宜战俘营战俘人数从1942年的21154人，下降到1943年的5307人。在此期间，由于日军从外地抽调的战俘劳工经过樟宜周转到缅泰死亡铁路的现场，樟宜战俘营人数一度回升到28207人，随着这些战俘被送到缅泰死亡铁路现场，樟宜战俘营人数又再次回落。

结语

1943年秋天，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战俘回到樟宜战俘营，随即所有战俘又在1944年5月，被移到樟宜监狱。他们在樟宜监狱迎来了解放。在樟宜战俘营存在期间，日军不断征调战俘到缅甸、泰国、台湾、日本等地充当奴隶劳工。日军在1944年5月要求战俘前往樟宜监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樟宜基地良好的居住条件，日军自己要住，所以战俘们被迫搬家了。

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中，英军的死亡率是26%，美军是33%，澳大利亚战俘是36%。据美国学者加万?道斯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7%的战俘丧命于日本人之手。细分到国别，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大致为34%，澳大利亚战俘为33%，英国战俘为32%，荷兰战俘为20%。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为如此高的死亡率贡献了很大的比例。在日军从樟宜战俘营抽调的奔赴缅泰死亡铁路工地的“F”工作队中，英军死亡人数是60%，澳大利亚是29%。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有25000名军人死亡，其中8000名死在战俘营，在这个数字中，樟宜战俘营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占相当大的比例。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差不多有一半死在日本战俘营中。

以上数据统计的都是以在樟宜战俘营关押过的战俘为标准统计的，并不是说所有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丧生，事实上，我在前文说过，樟宜战俘营就是一个中转站，参加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英、美、澳、荷等国战俘，都在这里关押过，而且缅泰死亡铁路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地点，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奴隶劳工，很多人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去的路上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