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上海市淮海路边茂林南路59号的，是一家饮誉海外的花园式饭店——锦江饭店，它成立于1951年，但它的历史要追溯到民国时期。它的诞生，源自于一位与世纪同龄的传奇女性——董竹君。
董竹君是“锦江”的创始者，但她的成就远不止于缔造了这一商业传奇。
这样一位传奇女性，从被困青楼卖唱，到留学日本；从四川省都督夫人，到走出家庭创业、勇敢选择离婚；从纱厂破产，到创立锦江。她不断追求着自由与独立，将人生把握在自己手里，也从未忘记在战火中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她说，“我从不因被曲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新年，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董竹君原名董毛媛，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畔的一处贫民窟内。父亲董同庆是黄包车夫，母亲忙碌于给富贵人家做粗活和照顾家庭，一家人很是寒苦。因为营养不良，家中的弟弟妹妹先后不幸夭折。
生活虽然贫困，董竹君的父母却极为重视女儿的读书问题，认为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六岁时，董竹君入私塾上学。但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始终没有好转，越来越穷，逐渐交不起房租，董竹君读书的费用自然也没有了着落。
1912年，母亲提出要董竹君学唱京戏，隔了些日子，父亲也这么劝，为了生计，父母不得已要将女儿送去卖唱。他们对女儿许下三年期限，“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期满就接你回家”。董竹君想着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孝经》，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分担家庭重担。
十四岁第一次照相的董竹君
1913年，十三岁的董竹君被抵押入上海的长三堂子做“小先生”。长三堂子是高级妓院，因妓院高级，那里的高档妓女便被称作“先生”。
董竹君成为了青楼里卖唱不卖身的雏妓，因为嗓子好、生得美貌、读过学堂，与寻常的卖笑女气质不同，她很快成为了长三堂子的招牌，众人追捧、名气极高。
照顾她的孟阿姨给她讲妓院里的大小事，告诉她姑娘们不会永远卖唱不卖身，还告诉她不能期待被父母接走或被老鸨放走。
董竹君对自己的生活极为清醒，在后来的自传中，董竹君写下了她当时对革命党人夏之时说的话：“这些姑娘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虽然穿红着绿，金银玉环，在花天酒地里生活，表面上看起来蛮好，但她们在吞着眼泪，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谁能知道她们心境的悲惨？”“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虽只卖唱也有体会，这里是人间地狱。”
夏之时便是董竹君后来的丈夫。虽然二人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但在当时，夏之时带逃离妓院的董竹君离开，两人又一起在日本和四川生活过。
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是董竹君与夏之时相遇的契机，夏之时躲在上海继续反袁，以妓院为掩护。
在妓院里，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青年夏之时发现董竹君爱好读书，也喜欢听客人们谈论国家大事。
董竹君月经初潮后，孟阿姨开始格外担心她被安排接客，一旦接客成为了“摇钱树”，多方势力为钱为利参与进来，很可能再也出不了妓院。不少人在打听着董竹君的情况，目的却是不同，孟阿姨帮着留心观察，觉得其中夏之时夏爷不错，是真心喜欢董竹君的。
董竹君也喜欢上夏爷。但夏爷有一个太太，董竹君不愿为妾。夏爷提出花钱赎她，董竹君也拒绝，她想靠自己逃出妓院，这样才不会日后被丈夫奚落为“你是我拿钱买来的”。
董竹君开始装病、哭闹，被妓院的人关到西藏路，由人轮流看守。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董竹君与看守一起吃喝，取得了看守的信任后，她让看守买回鸡蛋糕，回来后又去更远处买水。看守第二次去买东西一走，董竹君便迅速摘掉身上的首饰珠宝，脱了绸缎服饰，当作赎身钱留下，只剩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冒着天寒飞奔下楼，拦了一辆黄包车赶往夏之时的住处。巧合的是，夏之时等人当晚也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上海。
董竹君上楼后，夏之时惊喜非常：“啊呀！你真的逃出来了！”
1914年，夏之时的原配夫人阎氏已经病逝，26岁的夏之时与14岁的董竹君结婚。婚后两人一起逃往日本。
在日本生活的四年中，董竹君的人生发生了几件大事：读书、生育、改名。她改掉了原名毛媛，取名竹君，与夏之时生下了大女儿夏国琼。
董竹君在日本时期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甚至动植物学课程，经常读书到深夜，不断扩充着眼界与思想。
夏之时怀着传统的婚姻观念，将董竹君当作私有物品，虽然支持她学习，但禁止她与其他男子接触，不愿让她去有男同学的学校读书，聘请五位家庭教师到家中来教妻子。当董竹君听到窗外有青年男子吹奏音乐，夏之时都会瞪眼睛，板起脸来挖苦妻子。
1916年，夏之时回国革命，临走前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给她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夏之时还把四弟叫到日本照顾妻子，实则也是监视。
1917年秋，董竹君完成了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学法语寻找机会留学法国。此时夏父病危的消息传来，董竹君便中断留学计划，带着女儿回国前往夏之时的老家四川合江。
夏家是一个传统大家庭，看不上董竹君的青楼出身，大家族间的勾心斗角与刁难排挤，令董竹君常常忧虑、气愤，苦闷非常。与此同时，夏之时思想行为已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征收苛捐杂税供养军队，更是中饱私囊，董竹君与夏之时在思想和行为上出现分歧。
1919年春，夏之时被昔日部下熊克武骗到成都，失去兵权。夏不愿做虚职，便赋闲在家，消沉地抽鸦片、打麻将，脾气越来越大，开始打骂妻子和女儿。一次，因怀孕临产的董竹君做完家务很累不想打牌，夏之时便拿起花架子摔过去。1926年夏天，董竹君得了肺病，期间夏之时始终没有照顾。
董竹君不满于被困在夏家，以贴补家用为由得到丈夫的同意，在四川开始创业，办起了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因为果敢决断，准确把握时机，又善于用人，企业蒸蒸日上，董竹君的经商能力已经显现。
1929初，四川局势混乱，通货膨胀，董竹君的两家企业遭遇危机，被迫关闭。董竹君选择净身出户，带着备受轻视虐待的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夏家坚持要她将儿子留下，年仅三岁的儿子便被留在夏家，过继给了三弟夏畴五，从此母子分别十七年。
后来，她与夏之时在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沟通，二人关系彻底破裂，定下了分居五年的期限，期间由夏之时付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分居后，董竹君得到了真正的独立，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经济困难。夏之时不但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妻女生活费用，还讽刺董竹君将无法生活，“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后来，夏之时还曾对四川军长范绍曾说董竹君是共产党员，提议范绍曾诱董竹君去杭州游玩并寻找机会推其入西湖淹死，但此事因未谈妥搁罢。
与夏之时不同，若干年后，当夏之时被误杀，困难的夏家求助董竹君时，董竹君选择了施以援手。她还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尤其支持夏家的孩子上学读书——这是后话。
1930年末，董竹君通过变卖家当，又联合股份，终于凑足钱，开办起民族企业群益纱管厂。当时，成立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深刻影响了董竹君。董竹君结识共产党人蒲振生，在蒲振生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大众哲学》《妇人与社会》《辩证唯物论》等书为董竹君带来思想上的全新变革。
董竹君开始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她的创业一方面是追求独立，寻找生计；另一方面协助中国地下党工作。营业所得用于扩大生产和展开地下革命事业。1931年，董竹君利用群益纱管厂的收入同戏剧乐曲作家郑沙梅、中共党员谢韵心在花园坊96号共同合作创办了艺术杂志《戏剧与音乐》，从文艺文化上宣传共产党进步思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爆发，群益工厂被日本飞机炸毁。工厂被炸毁，刊物也被迫停刊，董竹君前往厦门暂避了一段时间。
从厦门回沪后，董竹君设法恢复工厂，安顿家务。一日，董竹君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在家中谈论时事，几名包探冲入，翻出了进步思想的宣传品，董竹君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出狱后，董竹君生活艰难、身负外债，纱管厂因缺少资金而破产。
那段时间，分居结束与夏之时正式离婚后的董竹君，面临着母亲逝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捕房勒索几件大事，陷入了极端的苦闷，曾想过自杀。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积极地直面困难，为了节约开支，她带着家人搬到偏远处租下美华里二十号一栋小楼。一家人只挤在一间屋子居住，其余房间再次租出当二房东，二次出租的收入支付房租后还能剩余十七元。董竹君深居简出，保持着对生活的认真和体面：新租的小房子没有浴室，她在晒台围上芦席当作夏季的浴室；每天将房间打扫得清洁卫生，一家人的衣物始终被熨烫得一丝不苟。这无疑是面对生活困境时最值得敬佩和最有效的人生态度。在日日夜夜的一丝不苟和努力经营下，生活渐渐平稳下来。
1934年冬天，董竹君送别了离世的父亲。父亲临终前扔关心着董竹君的经商事业。
一位来到上海的四川人李嵩高听说了董竹君走出家庭的经历，钦佩其独立与能力，前来登门拜访。李嵩高愿意以自己弟弟占600元股份为条件，借2000元给董竹君，解决了董竹君希望东山再起，但缺乏资金的窘境。
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创办的两层楼的精品川菜馆“锦江小餐”正式开业。此后“锦江”二字成了董竹君事业的核心。
锦江小餐的定位是精品川菜，董竹君因四川的生活经历熟悉高档川菜，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创造出符合上海口味的创新川菜。菜馆的选址在法租界的华格臬路三十一号，是市中心看似人气不旺的一处，实则闹中取静、房租便宜、门前还可以停放贵宾的汽车。餐馆非常成功，成为吸引上流阶层的高档小餐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从军政要员到青帮大佬，黑白两道都来她的饭店用餐。董竹君巧妙周旋，在与上海滩各色人物的交往中不卑不亢。
因为容纳人数有限，经常光顾餐馆的杜月笙提出愿意帮忙扩大规模。锦江小餐扩大规模进行了改造，多租了几套门面，在前后弄间搭起天桥连接，设计上更加曲折雅致。升级后改名为“锦江川菜馆”，成为能够容纳三百人的大餐厅。之后董竹君又开辟了“锦江茶室”出售茶点饭菜，上午下午卖茶点，中午和晚上卖饭菜。
锦江两店环境雅致，菜品可口创新，装潢设计考究有文人气，又保密性高，“锦江”名号响彻上海滩，董竹君已是上海滩的成功女老板。
锦江的考究与保密还有另一重作用——掩护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秘密聚会。左翼戏剧家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还提到，锦江川菜馆常常为进步人士免单。对革命活动，董竹君一向慷慨解囊，尽力相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次年4月20日，董竹君和上海进步女记者蒋逸宵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刊登各地妇女的抗战事迹。
1940年，汉奸出面让董竹君在日本开的旅馆中办锦江分店，董竹君尽力拖延。她因此不断遭到威胁恐吓，日方更是派刺客前去刺杀她。实在拖不下去后，董竹君前往菲律宾躲避。
在国外，董竹君遭遇太平洋战争滞留在菲律宾，几度身陷险境，直到1945年1月才乘难民船到达日本，后又辗转朝鲜、东北、天津、南京多地，终于回到上海，当时不少传言说董竹君早已死在了国外。
回国后的董竹君收回经营不善、在走下坡路上的锦江饭店，重新管理，整顿饭店贪污，清查账目。1948年，物价因内战飞涨，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贬值，董竹君凭借着一向出色商业头脑，提前备货，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接到任务，需要保护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董竹君出面帮忙，策反了曾经担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
董竹君是国内女权运动的先驱。她始终关心社会，关注、参与着男女平等。她创办锦江，首次登报公开招聘女服务员，鼓励女性就业，又训练她们作风正派，思想独立，是乱世中的一段佳话。
在家庭中，她教育四个女儿独立、不乱花钱。不让女儿们参与饭店接触三教九流恶习，也从不在家中谈生意，除了进步人士一概不带入家中。
她把孩子们看作洁白可爱的“风筝”，自己是“放风筝的人”，从小带着女儿们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周末假期讲解真、善、美的道理。董竹君着力培养女儿的劳动观念，培养她们拥有开阔的胸怀和善良真诚、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
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演讲，她带着孩子们去听。朋友送来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的电影票，她也带孩子一起去看，母女对电影中船夫们辛苦沉重的生活久久不能忘怀。
她的四位女儿均成才。大女儿国琼学习钢琴，毕业后从事钢琴演奏和钢琴教育；二女儿国琇学习声乐；三女儿国瑛留学学习电影，回国后参与创办了八一制片厂；四女儿国璋学习西方文学和图书馆学，成为国家要事场合的翻译。
历史悠久的酒店常常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如天津的利顺德，上海的锦江饭店，它们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建国后，锦江菜馆与锦江茶室更名“锦江饭店”，成为第一座国宾馆，负责接待外国元首和政治要员。
董竹君还将自己价值十五万美金的个人财产捐给了战后需要大力发展的国家，后多次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暂住在锦江饭店，离店时留言称上海锦江饭店是他住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宾馆之一。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地便是锦江小礼堂。
1953年时，周总理设宴招待董竹君，感谢董竹君为党的工作的付出。周总理说：“多年来，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就更不容易，一个女人想做成一件事就更难了。”
文革动荡中，董竹君不幸入狱，她在狱中度过了自己七十岁的生日，写下四句“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八十岁时，董竹君克服病痛，用八年时间将传奇一生写成了四十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对幼年的经历也毫不避讳、坦诚书写。后来自传又改编成了电视剧《世纪人生》。1997年12月，97岁高龄的董竹君辞世。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写作的《玩偶之家》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宣言书”，里面的女主人公娜拉对丈夫海尔茂从服从到批判，走向觉醒，离家出走，戏剧的结尾高潮处，娜拉“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萧伯纳曾评价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更有力量”。
易卜生的戏剧在五四时期译介到中国后形成了“易卜生热”，一时间社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独立，但现实面前许多出走都失败了。所以鲁迅写作《伤逝》，小说中涓生和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最终涓生写下手记为子君送葬，以悲剧收场。子君的死证明了仅仅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人格独立的出路。
1923年，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董竹君没有止步于寻求独立的梦，而是立足在现实，用她的眼界、魄力与能力不断改变着命运，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