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的船队曾经到达罗马帝国，大部分竟然完全不知道

文史宴     文/刘炜

两汉时代因为天高皇帝远难以完全管住的海贸，到了三国时代，在孙权被迫向海外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得到有组织的推进，随后的东晋南朝，随着秦制的松动，海贸异常发达，据阿拉伯文史料记载中国海商在这前后已能抵达波斯、阿拉伯，这三百年堪称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不过，随着隋唐对海贸的严厉管控，这个黄金时代落幕了。

地处长江以东、以南的孙吴政权除与曹魏、蜀汉在中原鼎足而立外，还充分利用本国近海、造船等便利优势不断向海外进行扩张。

海外扩张之路伴随孙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开始，向北抵达至今辽宁半岛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向南则涉足过今台湾岛、海南岛以及越南、泰国等异邦。

海外扩张之路提升了孙吴政权的海外影响力，促进了其与异域人士间的商贸、文化交流，但在具体扩张过程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以损兵折将、得不偿失而宣告结束，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一件事。

1：不得已的海外扩张

对于孙吴海外扩张的缘由，除了开篇提到的近海、造船等东南吴地政权所独具的传统优势外，总的来说还有两方面：

第一，从扩张角度来说，吴人受战力所限，向北方中原地带的扩张较为困难。中国自古便有“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之说，面对曹魏合肥、襄阳等坚城重镇，无法发挥优势的吴人屡屡受挫。

孙权曾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与孙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的两次大规模攻打合肥，吴军均是兴兵十万，名将尽出。前一役被曹魏名将张辽、乐进等七千守军所破，吴军大将陈武战死、猛将凌统渡水逃生。战后，张辽审问吴降人，得知战场上看到的一位骑马善射的紫髯将军正是孙权本人，为自己没有急追抓获而万分叹恨，可见孙权败得极其狼狈；而后一次则是与蜀汉协同出兵，同时孙吴名将陆逊、诸葛瑾、朱然、全琮、孙韶等分路悉数尽出，最后依然是一无所获，孙权侄孙泰还被魏人射杀。

孙吴屡屡北进碰壁，曹魏荆州刺史王基也评价道：

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1

所以对孙吴来说，北伐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孙权本人并非偏安一隅的庸主，仍有吞天下之志，其称帝即是向天下表明正统的所在，必然要讨伐叛逆彰显武力。比起屡屡受挫于曹魏坚城之下，不如另辟蹊径向海外扩大孙吴的影响力。

第三，孙吴受地域所限，其所处的荆楚、江南之地并非战马高产区。据《吴主传》的记载，嘉禾四年（公元235年）曹魏使臣请求以马匹交换吴地盛产的珠玑、翡翠、玳瑁等物，孙权欣然应允，所以求购战马、进行贸易也是向海外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2：得不偿失的东海扩张

孙权于黄龙元年称帝后，随即打算派遣军队攻取朱崖、夷洲等地。

朱崖即今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剿灭南越后于海南岛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而夷洲就是今天的宝岛台湾。

孙吴末期左将军沈莹早先担任丹阳郡太守时曾著有《临海水土志》一书，此书虽已亡佚，但其中关于对台湾的若干描述被收录于宋代《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中。该卷记录了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后人正是通过这段文字得以考证出夷洲即是今天的台湾（大司马按：亦有人主张为琉球）。通过遗留下来的部分沈莹记录文字又可得知，孙吴时代的台湾原住民还处于“髡头穿耳，生食鱼肉”以及“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的未开化时代。

在出征前，孙权就此事提前征询大将军陆逊的意见。陆逊反对进谏，理由是吴军连年作战已经减员严重，夷洲、朱崖又远隔大海，途中风波难测，加之士兵离开本土必定水土不服招致疫病，即使能虏获那里的百姓，依然会得不偿失，宽缓租税才是现今要做的事情。除陆逊外，卫将军全琮同样以“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2等理由表示反对。

孙权没有听从陆逊等人的意见，反而更进一步将目的地朱崖改换为亶洲。亶洲在茫茫大海之中，《吴主传》中记载道：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据此可知，这个名为“亶洲”的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日本岛。

对于当时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孙吴是落后于曹魏的。与三国时代同期的日本历史，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些许相关信息：彼时日本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这些国家都被统称为“倭国”，其中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而孙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只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亶洲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即孙权称帝后的第二年春，将军卫温、诸葛直奉命率领士兵一万人正式出海寻访夷洲和亶洲。这次出师也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船队首次出海寻访台湾。

不过，日本岛与台湾岛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路途又远，实在难以找寻，五百余年后的唐代鉴真东渡尚且历时十二年九死一生，何况孙吴时期。

最终，卫温等人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3，即如陆逊、全琮事前所预料，远征军遭遇疫病大幅减员。孙权本人因此也深深悔恨，但随即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以卫温、诸葛直违背诏命办事无功为名将二人下狱处死。

或许是出于对出兵夷洲一事得不偿失的深以为悔，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

（孙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

校尉陆凯是陆逊之侄，因在作战中斩获有功被任命为儋耳（郡治今海南省儋州市三都镇）郡郡守，海南岛也于赤乌五年开始正式纳入孙吴版图。

3：黄海扩张：失之辽东，得之朝鲜

除了向南进军夷洲、攻取朱崖外，孙吴向北进行海外扩张的脚步一直到达了今辽宁半岛东部及朝鲜半岛北部。不过，在具体的扩张过程中，如果说孙权进军夷洲劫掠当地人口仅仅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于辽东受降公孙渊一事则纯属因好大喜功而最终血本无归。

东汉时，朝廷在今辽宁半岛上设有辽东郡，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辽宁大凌河以东的地区，郡治襄平是今辽宁省辽阳市，曹魏时期沿置无更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辽东地区名义归属中央政府，实则一直是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的独立王国。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官渡惨败一蹶不振的袁绍抑郁而亡，曹操开始向北方进军，袁绍的几个儿子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其中袁熙、袁尚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逃至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将二袁首级砍下送与曹操，因此被册封为襄平侯，又官拜汉左将军。

公孙康去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弟公孙恭执掌辽东，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十二月，公孙康之子公孙渊夺回大权，魏明帝曹睿继续以公孙渊执掌辽东，任命其为辽东太守，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又加封其为车骑将军。而派遣使者联络孙权，献上貂皮、骏马请求做孙吴藩属的就是这位公孙渊。

《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裴注引《魏略》中收录有公孙渊向魏明帝所上的疏表。表中提及，早在公孙渊之父公孙康统治辽东时，孙权便遣使联络，但使者被公孙康所杀，双方就此结怨。

公孙渊在执掌辽东后又开始结交孙吴，孙权也不想对经略辽东一事就此罢手，双方一拍即合，相互遣使由海路展开了一系列的联络，孙吴商旅也沿海路北上辽东互市，《魏略·赦辽东吏民公文》中也提到：

比年以来，（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

孙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与公孙渊开展了更深层次的交往。这一年的三月，孙吴将领周贺、校尉裴潜率浮舟百艘前往辽东联络公孙渊，并滞留港岸进行贸易长达半年，最后于九月返回，公孙渊向吴人赠送马匹，同时遣使臣宿舒等人随周贺返吴请求孙权予以册封。

不过，吴人远赴辽东的行动被曹魏方面获悉，曹魏殄夷将军田豫组织军队在吴军归途时必须要避风泊靠的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之成山角）进行设伏。或许是天助曹魏，吴军于冬季十月抵达成山附近时遭遇风暴，船只撞山沉没，人员遇险漂到岸边，魏军伏兵趁势出击一举斩杀周贺，裴潜与宿舒侥幸逃回孙吴。

不过，成山遇袭并不能打消孙权吞并辽东的意愿，对于公孙渊的归顺，孙权本人大为喜悦，于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正月下诏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并计划于三月遣朝中重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一万士兵护送使者宿舒等人回辽，并携带金银珠宝珍奇异物及九锡之物进行封赏。

但这一做法遭致自丞相顾雍以下所有朝臣的极力反对，众臣认为公孙渊不可轻信，且只需派遣低级官员与士兵数百人护送辽东使者即可。在进谏的众臣中，辅吴将军张昭依仗托孤老臣的身份与孙权反复争辩，二人为此事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实在无法忍受的孙权还一度按住刀柄对张昭大发雷霆。

最终，公孙渊认为孙吴地处遥远难以依靠，又贪图吴人携带的钱财宝物，于是杀害吴使，吞并财宝，张弥等万名吴军士兵尽没，魏人因此加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这次辽东之行也是孙吴海外扩张中损失最惨的一次。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裴松之将其注引在《吴主传》中，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也不忘收录其事：

最初吴军船队抵达辽东后，跟随张弥前往册封的吴使、士兵共四百余人，公孙渊将四百多人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使臣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六十多人被安置在襄平以北二百里的玄菟郡（辖境相当今辽宁沈阳、抚顺、铁岭等地）。玄菟郡只有两百户人家，秦旦等人住在百姓家中，饮食也全依仗百姓提供。

四十多天后，不愿苟活的吴人聚集一处密谋起事，众人打算“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并商定于八月十九日晚间起事。不过，起事的当天中午因百姓告发，守城将领开始捕杀吴人，只有秦旦四人翻墙逃脱。四人中张群膝盖生疮，三人轮流帮扶，一直在崎岖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来张群的伤愈发严重，他要求三人舍弃自己独自逃生，杜德言道：

最后杜德留下采摘菜果照顾张群，秦旦、黄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几日方才发觉，自己已身处高句丽境内了。

据《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描述，高句丽在辽东以东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国土方圆约两千里，户口三万，南临朝鲜等国，北与游牧民族夫余接壤。严格的说，高句丽不能单纯算作历史上的朝鲜政权，而是一个定都在中国吉林境内，横跨今吉林省与部分今北韩北部领土的政权。

此时高句丽王名叫位宫，其与辽东公孙氏素有仇怨，后来曹魏征讨辽东时位宫还遣数千人协助。秦旦、黄疆进入高句丽后随机应变，称自己是孙吴皇帝派来宣诏册封高句丽的使臣，但被辽东公孙渊劫掠。位宫听闻后十分高兴，派士兵随两人到山中接回张群、杜德，最终将四人安全的送回孙吴，并奉表称臣献上贡品。四人九死一生重回故国，见到孙权后悲喜不能自胜。孙权极为震怒，决意率军亲征辽东，最后又是在众臣的苦谏之下方才作罢。

一年后，为答谢位宫，孙吴使者谢宏、陈恂出使高句丽。不过，此时的位宫又已和曹魏交好，受魏人指使打算效仿公孙渊袭杀孙吴使者，谢宏等人十分警觉，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抓获了位宫的主簿等三十余人作为人质，位宫表示谢罪并献出马匹数百匹，因孙吴船小，谢宏只运载了八十匹马返回。

高句丽与孙吴这种并不牢固的友好关系又持续了三年，至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秋七月，位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4，最终还是转而投靠曹魏。

公孙渊因杀害孙权使者而被曹魏册封为大司马、乐浪公，看似是大获全胜风光无限，但其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引起了曹魏的猜忌。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春正月，曹魏正式向辽东用兵。时任太尉的司马懿率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人自京师洛阳出发征讨公孙渊。

面对曹魏大军，公孙渊再次遣使向吴称臣求援。孙权本想斩杀辽东来使以解心头之恨，只是碍于从对抗曹魏的大局出发才不计前嫌，最终决定派兵前往，不过前往增援是假，乘机讨些便宜是真。

吴人将领羊衜、郑胄、孙怡率军于三月从海路出发，期间并未与魏军发生交手。当年八月，曹魏大军攻破襄平城，公孙渊父子及相国以下等数千人被杀，辽东平定。而吴军的船队也将目标更换为驻守辽东的曹魏将领张持、高虑等人，并成功的俘获了一批男女百姓后返回。至此，孙吴向北进行的海外扩张行动以首鼠两端的公孙渊被剿灭、高句丽断绝交往转投曹魏而告终。

4：辐射所及：东南亚与欧洲

《水经注》引《江水记》云：

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另《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也提到，孙吴亡国时登记在册的舟船有五千余艘。既然拥有庞大的舟船、众多的规模，那么向更远的海外异域进行扩张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与收复朱崖、劫掠夷洲有所不同，孙吴向更远的异域扩张并非使用武力，而是利用本国的海外影响力让异域番邦朝贡归顺，史书中对此多有记载：

（吕岱）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吴主传》）

《吕岱传》中记载的堂明国是老挝历史上的一个国家；林邑国在《后汉书·郡国志五》中可查阅到，其所在的象林县在汉时隶属日南郡，即秦时设立的象郡，相当于今越南中部；扶南国的信息则出自《梁书·诸夷列传》，其在林邑国以西南三千余里，国土广袤三千里，以此推之扶南国是一个相当于横跨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东南亚大国。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向孙权进贡，说明孙吴的影响力已经远涉今东南亚地区。

此外，《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多条孙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如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一事，其云：

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按范寻，上文提及的范旃之后的扶南国王）。

康、朱二人从扶南国返回吴地后，康泰著《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都是记录异域风土人情的书籍。后二书均已亡佚，但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曾收录过部分《吴时外国传》的内容，其文曰：

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

这里面提到的大秦国便是当时在欧洲称雄的罗马帝国，加那调州虽是异域，但康泰提到的“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绝非未经考证的虚言，这点《梁书·诸夷列传》同样可以佐证，该传中又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也可佐证出孙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

总而言之，孙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宁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异域都有涉足。

横向来看，孙吴海外扩张大都得不偿失，消耗了己方国力，遭致陆逊、全琮、张昭等重臣的一致反对；但纵向来看，海外扩张却有着曹魏、蜀汉都不具备的时代创造性与意义，如卫温抵达台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陆官方船队首次抵达台湾的先河，吴人沈莹著《临海水土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都为后人了解彼时的台湾、东南亚及欧洲等地的风土人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注释：

1《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2、3《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4《三国志·魏书·明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