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史话：民国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

作者 沈海军   来自沈海军科学网博客

牢记历史，继往开来。从今天起，本博推出“航空史话：民国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系列文章。其目的是向读者展现中国航空工业起步阶段，特别是抗战前后那段时期，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

本系列文章为《百科知识》杂志特约撰稿，特此鸣谢。

第一飞机制造厂

一、广东的两家飞机厂

1923年，受孙中山委托，杨仙逸在广州大沙头红楼创办了广东飞机修理厂。5月，飞机厂便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敞篷双翼的螺旋桨飞机。新飞机试飞那天，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临大沙头机场，参加试飞仪式。多次试飞、改进后，飞机于7月23日正式宣布完工，并以宋庆龄求学时的学名命名为“洛士文-1” 号。其后工厂又生产制造了3架“乐士文”号飞机。

飞机的金属结构机身和机头发动机的安装架焊接成型

1923年9月，杨仙逸随孙中山督战，不幸牺牲。飞机修理厂随之陷入停顿，直到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成立，才重新复工。再后来，飞机厂搬迁至广州东山。1927年，留美归国的航空工程师梅农安出任东山飞机厂厂长，由于经费逐渐宽裕，利用备份发动机、零件，加上国产木材等，飞机厂开始自行研制飞机，并冠名“羊城”号。“羊城”号系列机型中的第一架于1928年首飞成功。其后该系列机又先后生产了9架，包括侦察型、教练型、轰炸型等。该系列机中除发动机外，都实现了国产化。“羊城”号系列飞机是我国早期航空工业自力更生研制飞机的典范。但是不久，北伐及中原混战相继爆发，飞机厂再次陷入荒废状态。

广东军阀陈济棠上台后，为了增强自身空军实力，于1935年在韶关另设新厂，取名为韶关飞机制造厂，以对抗南京中央政府。该厂建设参照了当时美国最先进航空企业模式，引进了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的全套飞机制造设备。不仅如此，还聘请了美国航空专家担任技术顾问，20余名中国赴美回国留学生分管技术工作。可以说，当时的韶关飞机制造厂设备之先进、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中国飞机制造业的翘首。

二、“复兴”号教练机

韶关飞机制造厂成立后，首款研制的飞机是“复兴”号教练机。该机外形设计上参考了当时波音公司最新款飞机型号，机身主骨架选用钢管焊接，机身、机翼前缘和尾翼均为合金材料，这些技术在当时中国制造的飞机中均十分超前。

AT-6高级教练机

1936年5月，第一架“复兴”号原型机出厂，同月20日试飞，试飞效果令人满意。22日，该飞机飞往广州与当时著名的波音-281作模拟实战。虽然前者速度上略慢，但机动性能出色，两者难分仲伯。

“复兴”号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自己设计的飞机中唯一进行过批量生产的机型。最初几架出厂的“复兴”号飞机被分配给中央空军第30中队。西安事变时进驻西安，当时中共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于延安、西安之间。为了便利，来往两地均乘坐飞机，由于当时红军根据地延安机场条件受限，因此使用了“复兴”号这种小型飞机。至1937年1月，“复兴”号共生产5架，连同这一时期工厂组装的霍克-2战斗机等，先后交付给广东空军和中央空军。

1937年，陈济棠垮台，蒋介石委派梅龙安接管韶关飞机制造厂。之后，韶关飞机制造厂继续制造“复兴”号，最终“复兴”号飞机前后共制成了30余架。同年，工厂奉命仿制美国霍克-3型式双翼机。当时，从美国进口的霍克-3型是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原本工厂准备仿制30架，但刚制成4架，从1937年8月底开始，日军战机便对韶关飞机厂狂轰滥炸。工厂生产设备被迫分散向韶关市郊区的深山老林转移，并在伪装下坚持生产。

三、迁往昆明

1937年12月，民国首都南京陷落，民国政府航空委员会（简称“航委会”）将频临日军威胁。于是航委会将国内的主要飞机制造厂整合为4家，向大后方大举搬迁。其中，技术力量最强、设备最好的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与广州东山飞机厂合并，搬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

此时，其他飞机制造厂分布如下：第二飞机制造厂在重庆，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在云南雷允。此外，还花巨资在贵州大定县羊场坝建立了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第一制造厂曾经制造的双翼机原型机

1938年10月，动用了17列火车和270余辆卡车，第一飞机制造厂的全部机器、设备、材料、飞机半成品、职工及其家属，陆续到达云南昆西郊眠山昭宗村。

昭宗村接近滇缅公路，距离昆明不到10公里，群山环抱，地形隐秘且交通运输方便。为了隐蔽防空，屋顶及厂区路面甚至用油漆彩涂了伪装。1940年下半年，第一飞机制造厂正式投入生产。

1942年，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各国，入侵越南、缅甸后进入云南，昆明局势开始紧张。在昆明的第一飞机制造厂遂拟定了疏散计划，除将重要设施疏散到乡间外，一部分人马迁往贵阳，机器设备也分批搬迁。搬到贵阳的第一飞机制造厂，员工一度达到300余人。此后贵阳厂和昆明厂同步继续制造飞机。昆明厂区主要负责制造“新复兴”甲、“新复兴”丙及仿制俄式I-15的忠-28驱逐机，贵阳厂区则开始着手“研驱-1”，“研驱-2”型飞机的设计、制造工作。

1944年11月，日本陆军发动进攻，柳州沦陷，进逼贵州，贵阳厂告急。1945年3月，贵阳厂区人员、设施被迫再次迁回昆明，与原来未搬迁的昆明厂再度会合。

四、研制“研驱-0”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航空专家朱家仁奉命担任第一飞机制造厂任厂长。朱家仁曾赴美国留过学，先后在美国休斯飞机制造厂、沃阿格西飞机制造厂，以及上海虹桥航空工厂工作过；1929年，他曾参加过仿法国高德隆型教练机 “成功-1号”的研制；1937年春，又自费设计制造过一架双翼双座教练机“苏州号”，担任过空军第三修理厂厂长。

1939-1940年间，民国空军力量在对日空战中耗损殆尽，当时打算引进美制寇蒂斯公司的霍克-75战斗机。霍克-75战斗机，是P-36战斗机的出口型号，是寇蒂斯公司于1936年设计的一款较为先进的全金属单翼战机。P-36战斗机在1936年曾是美国陆航速度最快的战斗机，基于该机型，美国后来研发出了二战中的一代名机P-40战斗机。

第一制造厂的直升机原型机

1940年，在民国政府的授意下，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朱家仁的带领下，开始着手设计制造一款单翼战斗机，该机就是“研驱-0”号战斗机。当时，抗战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国家财力拮据，提供给飞机研制的费用杯水车薪。于是朱家仁变卖家产，决意自掏腰包研制这架国产首款单翼军用战斗机。

经过对霍克-75战斗机的仔细研究，漫长分析和设计后，1942年，第一飞机制造厂终于完成了“研驱-0”号飞机的设计工作。“研驱-0”号的设计采用了下单翼式布局，前掠机翼。机身及机翼采用金属结构，垂尾、方向舵等控制部分则使用了木质结构。动力为一台霍克-75战斗机拆下来的R-1830-13“双黄蜂”发动机作为动力，输出功率1200马力。配备武器为一架12.7毫米M2机枪和7.62毫米M1919机枪，据说还能够携带两枚炸弹或者是鱼雷。

1942年，“研驱-0”号飞机在昆明杨林机场试飞，该机空中绕场飞行一周后降落。但着陆时试飞员操作不当导致坠毁，所幸试飞员并无大碍。1944年，经改进后，第一飞机制造厂又制造完成了2架“研驱-0”号飞机。试飞结果显示，该飞机性能已接近同期外购飞机的水平。

本来“研驱-0”应该有升空作战的机会，但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著名的美国援华飞虎队部署到中国。对于空中作战方面，飞虎队坚持以美国人作为主力，中国空军为辅。因此，国产“研驱-0”号虽然已定型，但一直没有升空作战的机会。当然，当时中国航空企业生产能力低下，也是中国飞机难当空战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研驱-0”共累计生产了9架，而后停产。“研驱-0”号虽未参加实战，但仍体现出了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具备一定的仿制能力。

五、梦断“研驱”

在第一飞机制造厂昆明厂研制“研驱-0”飞机之际，贵阳工区也进行着“研驱-1”飞机的研制工作，“研驱-1”是1941年底开始设计的下单翼战斗机，1945年初在贵阳制造完成，但在第一次试飞时坠毁。

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研驱-1”的气动设计颇有特点，机翼采用前掠“倒海鸥”设计，共生产了两架，其前/中机身及内翼均为金属结构，后机身、尾翼和舵面采用木质结构和层板蒙皮或蒙布。“研驱-1”采用从一架失事坠毁的C-47型运输机上拆卸的莱特旋风SGR-1820活塞发动机，功率为710匹马力。试飞时，“研驱-1”的时速一度可达547公里，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速了。

事后，专家对“研驱-1”失事进行了调查，但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有人认为是飞机稳定性不足，也有人认为是使用了旧发动机的缘故，飞机设计制造本身并无问题。

1944年，“研驱-1”完成设计纳入制造时，设计小组已开始设计其改进型“研驱-2”号。“研驱-2”使用 “研驱-1”相同的发动机方案，但1945年初“研驱-1”的试飞失事后， 使得“研驱-2”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进而终止。

抗战胜利后，航空委员会于1946年6月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9月20日，空军总司令部下属航空工业局成立，第一飞机制造厂改为航空工业局管辖，名称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同年，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设计人员引进英国“流星”战斗机使用的“德文特”（Derwent）喷气发动机，并在随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后。

1952年，飞机厂甚至提出了喷气式战斗机CXP-1001的研制计划。该喷气式战斗机外观和性能上与当时美国的F-84战机有些类似，如果一旦研制成功，则台湾的航空工业有望一举达到亚洲一流水平，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支持。“喷气式研驱”终成梦想。

六、从研制直升机到投诚

二战期间，直升机虽已投入使用，但对于世界主要航空强国来说都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就此背景下，朱家仁亲自主持，第一飞机制造厂积极展开了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工作，并研制出命名为“蜂鸟”的甲型单座直升机。该机采用比较先进的共轴式双旋翼，但在1945年初试飞时，因钢材质量问题，刚刚离地面后螺旋推进器折损，试飞失败。此后，朱家仁总结经验教训，又试制“蜂鸟”型直升机1架，于1948年7月完成，但该机只做了地面试车。1945-1948年间，该厂先后研制成试验用的“蜂鸟”型双叶直升机、共轴式甲型和乙型直升机各一架，这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技术。

机翼蒙皮

当时，直升机在美、德等航空业发达的国家尚处于试验或试用阶段，中国科研人员却开发出了前卫的双桨共轴直升机，着实值得敬佩，也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航空业并不重视，取得的成果得不到巩固便遭毁弃，甚为可惜。

抗战期间，通过组装和仿制，第一飞机制造厂为国军空军提供了“新复兴甲”式初级教练机22架，并仿制苏联I-15式双翼驱逐机30架，美式AT-6高级教练机3架。此外，还承担修理了一批战斗机和轰炸机。当时第一飞机制造厂用于生产机身和机翼的钢、铜、白铁、木料、油漆等原材料均为国产，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所有的飞机发动机、仪表等却是外国货。

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第一飞机制造厂生产任务渐少，人心日益涣散，人员陆续调离或回乡。1948年年底，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接到命令，由昆明迁到台湾宜兰。厂内的重要大型机器或被运走，或被变卖，朱家仁等大批技术人员纷纷撤离，该厂彻底停产。1949年12月，留守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的30余名职工揭竿而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至此，民国第一飞机制造厂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第二飞机制造厂

一、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2年，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率领考察团出访欧美，相继和当时的世界航空三巨头—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谈判，商洽购买军械、飞机以及合资办厂事宜。由于和意大利的洽谈进展颇为顺利，中方立刻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批教练机、战斗机、轰炸机和直升机。为了进一步推销，意大利政府特别赠送了一架72座的“萨伏亚”大型远输机给时任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作为其个人专机，该飞机后以蒋介石夫人名号，被命名为“美龄号”。

1935年1月，孔祥熙和意大利菲亚特、卡布罗尼、布瑞达和萨伏亚等四家航空公司代表正式签订协议，在南昌成立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由于该飞机厂聘请的是意大利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制造的是意大利式飞机，故也被人们称为“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

1935年，飞机厂建成后便开始在当地招聘员工，修配飞机。有资料显示，至1937年2月，该飞机厂已经建成8座主厂房、1栋四层的办公大楼。主厂房内规划有飞机总装配间、发动机装配和试车间、机械加工厂间、机身骨架焊接间、热处理和钳工厂间、机翼和木工间、烘木间和白铁厂房等场所。飞机厂规模之大，在当时国内颇为罕见。

按计划，工厂首批组装/制造的飞机包括：20架布瑞达-25式教练机和6架萨伏亚S-81式轰炸机。其中萨伏亚机身由意大利制造，中国只承担全机20%的制造工作量，但是制造这种双发动机的“大飞机”在中国还是首次。

二、第二飞机制造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战机对中意飞机厂进行了狂轰滥炸。作为德日意“轴心国”成员的意大利，随即将厂内所有意藉职工撤走。此时全厂尚有中国职工300余人，各车间还没有全部开工，萨伏亚才装配了3架，20架布瑞达的机身和机翼也还只是半成品。

1938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下令中央飞机制造厂从南昌撤退，中方人员和设备大多由鄱阳湖乘木船经九江、武汉，再历尽艰难蜀道，最终才陆续撤到重庆。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实地踏勘，决定征用重庆南川县海孔洞，并在这个天然山洞内建设厂房，改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该飞机厂当时也被称作南川飞机厂、第二飞机制造厂或海孔飞机厂。朱霖但任厂长，逐步恢复生产。

第二飞机制造厂投产后，觉察到的日军便开始对飞机厂频繁进行空袭。由于飞机厂选址位置绝佳，隐藏在群山之中的一处山壁里，不易发现。因此日军的轰炸根本无法对飞机厂造成损失。飞机厂全体员工坚强工作，源源不断地将一批批飞机送上战场。

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双翼轰炸机

文献显示，从1939年到1947年，该厂共研制了6种飞机。其中包括3架仿制苏制I-16的下单翼驱逐机“忠-28甲”。后来第二飞机制造厂还将这型飞机改成教练机，共制造了30架。1940年到1942年期间，第二飞机制造厂试制了两种滑翔机，生产量高达30多架。此外，该厂还曾在缅甸装配过美制P-40“战鹰”式近百架。

三、自研中运系列运输机

值得一提的是，该厂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成就是自行研制了中国第一种中型运输机“中运-1” 号，以及它的改进型“中运-2” 号。

“中运”号运输机的总设计师为第二飞机制造厂的顶级航空专家林同骅，参与设计的人员有20余名。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1942年秋，飞机的前期设计基本完成，但因某些原因研制工作一度停滞。到了1943年，“中运”号研制工作才得以恢复。一年后，首架“中运-1”号完成了总装。

位居南川的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

1944年春夏，日军直逼我国西南大后方，第二飞机制造厂接到随时搬迁的命令。“中运-1”号飞机随被拆解，运往重庆白市驿机场重新装配，并试飞。

“中运-1”号首飞非常顺利，升空后在机场上空盘旋20多分钟后，平安降落。1946年底，首架“中运-1”号奉命移交给国民党空军空运大队服役。在“中运-1” 号的基础上，林同骅又改进、设计试制了“中运-2” 号。

抗战胜利后，1947年，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回江西南昌三家店。1948年2月，消息传来，“中运-2” 号在重庆首飞成功，飞机性能令人满意。但遗憾的是，”中运-2″号飞机却无空运队愿意接收。无奈下，“中运-2” 号只能在渝拆解后，运回南昌第二飞机厂。之后，对“中运-2” 号再次改进，林同骅推出了全金属结构的“中运-3”号，“中运-3”号的设计速度竟达到353千米/小时。不过此间，国民党积极发动内战，“中运”号飞机始终未能投入批生产，也没有投入航线使用。

“萨伏亚S81B”式双发重型轰炸机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回南昌后，为了保密，曾对外使用“南昌三家店新昌公司”的名号。

四、获得新生

1948年，随着国民党当局的溃败，第二飞机制造厂奉命迁往台湾，大部分人员也跟随工厂搬迁往台中。南昌三家店第二飞机厂留下的设备和试飞场等，在南昌解放后交由人民解放军接收。1951年，南昌三家店第二飞机厂遗留的所有设备、飞机再次移交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即国营320厂或洪都机械厂，也就是现在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第二飞机厂终于获得了新生。

1954年7月，南昌飞机公司仿制成功了首架雅克-18教练机，命名为初教-5。1954年7月3日，初教-5首飞成功，从而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行制造飞机的历史，掀开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三飞机制造厂

一、海军制造飞机处

为了发展海军航空工业，1915年，北洋政府海军部派10余人前往美国学习飞机制造，这批人于1917年学成归国。1918年2月，海军飞潜学校开设飞机制造专业班，招收了首批学生17人，1923年6月这批学生毕业。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中国早期航空领域的中坚力量。

海军飞机制造处所在地

同年，北洋军政府在福州船政局附设海军飞机工程处，在马尾组建了我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飞机厂有木作间、机工间、飞机棚、装配厂等，共有员工200余人。留美归来的巴玉藻被任命为工程处主任。翌年8月，马尾飞机工程处造出了第一架水上飞机，即甲型-1号水上教练机。该机为双翼双座，最大飞行速度120千米／小时，最大飞行高度3690米，航程340千米。这架飞机在试飞时因操纵不慎，机身损坏，后经修复后成为第二架飞机，试飞顺利成功。

1923年，海军飞机工程处改为海军制造飞机处，隶属海军总司令公署。1924年，先后制成第一架水上轰炸机和海岸巡逻机。1930年，制成高级教练机，最大航程1230千米，完成了由马尾至汉口的长途飞行。

第一架双翼水上教练机“甲一”号

截止1930年，海军飞机工程处共造出各式水上飞机17架，其中，使用的发动机均为外购，型号涉及寇蒂斯、劳斯莱斯、莱特、霍尔、罗尔斯·罗伊斯等五六种。

1931年，海军制造飞机处由马尾迁往上海，并入江南造船所。1931-1933年，相继制成第一架水陆两用教练侦察机和舰载水上侦察机。1934年，海军制造飞机处扩大规模，增建水泥钢骨飞机合拢厂1座。1919-1937年，共制成各型教练机和巡逻机32架。其中，“海鹰-1”号是第一架巡逻机，生产于1923年底。有资料显示该机可以发射鱼雷，这在当时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先后研制和仿制的教练机和侦察机包括丙一、丙二水上轰炸机，它们的重量达到2.95吨，最大速度达到每小时170千米；甲一、甲二、甲三、乙一等初级教练机；戊一“江凫”号、戊二“江鹭”号、丁一“海鹰”号、丁二“海雕”号等。这些飞机虽都是双翼木制水上飞机，但外形简洁美观，性能上乘，可同外国同期同类飞机相媲美。

供军舰使用，装配在轻型巡洋舰“宁海舰”上，所以宁海号舰载机也被称为“宁海2号”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7月制成的配套“宁海”号军舰的舰载飞机“宁海-2”号，该机机翼可折叠，首创了国产舰载飞机；海军制造飞机处还仿造组装了美式“佛力提”式双翼陆上教练机12架，成绩斐然。遗憾的是，当时的政府不重视自己的飞机，没有通过大量采购等手段给予扶持，因此这些飞机几乎都没有投入批量生产。后来随着日军侵华,我国历史上首家正规飞机制造厂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二、第三飞机制造厂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军制造飞机处被迫移驻湖北宜昌，后撤至成都，并入中央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第8飞机修理工厂。

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国际设备、物资通道被切断，而在抗日前线上，飞机需要非常迫切。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委员会紧急筹设了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当时设厂的计划和目的是：训练设计和制造飞机的技术人员，利用现有的国产材料，自己设计制造飞机，并逐步发展成为飞机制造工厂。

1942年4月，基于第8修理工厂人员和设备，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工厂在成都成立。厂址选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紧邻航空研究院，两者相距仅百米之遥。但飞机厂离最近的太平寺机场相距三四公里，交通甚是不便。经过拼凑，全厂聚集了约30台较陈旧的机床，100多职员，200多工人，职工共约400人。当时任航空研究院院长黄光锐兼任工厂厂长。

1942-1943年，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制造了仿美“弗利特”式教练机15架、“研教-1”式双翼木质教练机15架和“大公报”号式高级舱式滑翔机30架。“研教-1”式教练机也是仿“弗利特”式的，但是原机用焊接钢管机身，而“研教-1”用木结构机身，除了发动机、螺旋桨、轮胎和仪器外，其他都是自制的。

水上机库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家倡议用国产竹木试制和修理飞机，以代替当时不易进口的金属材料，因此，研究竹木材料也成为飞机厂的主要任务之一。

1944年春，根据收集苏联SB-3式轰炸机的资料，第三飞机制造厂设计并仿造了双发动机单翼竹木结构的“研轰-3”式轰炸机。该机的800马力M-103式水冷发动机、金属螺旋桨和收藏式起落架等，都用苏联的。自己设计的机身、机翼都用木骨架，外包航空研究院研制成功的层竹，全体都是胶合的，最后还在外面包上蒙布。全机总重1.3吨左右，可谓是中国当时生产的最大的飞机。

这架飞机很快在成都太平寺机场试飞，并取得成功。当时全川人民倍受鼓舞。但在后来的一次试飞过程中，这架飞机出了问题。飞机降落时，单轮着地，起落架撞坏，机身、机翼擦伤，幸而没有人员伤亡。经历此事件后，竹木飞机的研制工作随即陷入停顿。

1944-1945年，第三飞机制造厂又曾尝试造运输滑翔机，但没有达成，只造了些零件、备件和小型机床设备。因战时需要，该厂暂转成为“领班技工”的训练工厂。

三、迁往台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工厂奉命接收日本在台湾的陆军工厂和航空工厂。此后，第三飞机制造厂先后接收了日本海军的第61航空工厂、日本陆军的第5野战修理厂和所属台北、台中、新竹、嘉义、冈山，屏东、员林、宜兰和花莲港等地的总厂、分厂等，还接收了1000多台各种新旧机器设备，以及厂房、飞机、台湾籍的员工等。

1946年4月，第三飞机制造厂奉命迁往台中，改称台中第三飞机制造厂。1947年，第三飞机制造厂开始仿制美国波音PT-17初级教练机，飞机被定名为“初教-1”式。1948年2月，第一架“初教-1”式完成建造并试飞成功。到1948年7月，该款飞机共生产了110余架。当时，在台中第三飞机制造厂担任厂长的是原成都第三飞机制造厂调任过来的云铎。再后来，飞机厂厂长由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的朱家仁接任。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后，台湾已经无力发展航空工业，迁往台湾的几个飞机工厂相继被撤销，直到60年代才得以恢复，后来经过整合，发展为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中央飞机制造厂

一、中杭厂

1933年4月，为发展飞机制造业，国民政府与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及联洲通陆公司合作，在杭州组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该厂初建时，中方股份占百分之五十一，美方为百分之四十九。国民政府分计划按五年期限逐步回购股份，五年后飞机厂将归中国所有。

工厂内部场景

该厂最初设想是先负责飞机各种零部件制造，飞机组装，飞机修理和保养，日后逐步担当独立制造飞机的重任。经过一年多筹备，飞机厂终于于1934年8月在杭州笕桥正式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与中杭厂一墙之隔是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该航校最早起源于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该航空队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1931年春，航校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聘请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了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中杭厂和中央航空学校共用一个机场。

正在进行机翼加工

1937年8月14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轰炸机群偷袭杭州笕桥空军基地，意图摧毁笕桥飞机制造基地及训练中心。杭州中央航空学校的教官高志航等中国空军勇士驾驶战斗机，与日军展开顽强战斗。在这场抗战史上第一次大空战中，中国空军取得完胜，此战称为“八·一四”笕桥空战，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从飞机厂投入生产到1937年8月14日日军开始轰炸杭州，飞机厂被迫迁离杭州的3年中，总共生产、组装和修理了：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洛普轻型轰炸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弗利特”攻击轰炸机、寇蒂斯霍克-2/-3 战斗机等共计235架。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中杭厂员工已多达千人，当时中杭厂的工人不仅来自杭州，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高手。事实上，参加“八·一四”空战的霍克战机就是中杭厂自己组装生产的。

可见机体安装

从1934年至1942年间，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飞机制造厂，中杭厂除了先后大修、组装、生产了600多架飞机外，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航空制造业的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专家。譬如，“两弹一星”元勋的钱学森、吴自良和“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都曾在中杭厂实习或工作过。

二 雷允飞机厂与飞虎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就遭到日寇空袭轰炸。9月3日全厂被迫迁至武汉南湖机场，后又迁往汉口。由于日军步步紧逼，开始轰炸武汉，时局危急，汉口不能久留。经国府和美方商定后，飞机厂再迁往云南瑞丽雷允（也称“垒允”），并开始筹建新厂。

1939年春到1940年10月，在渺无人烟的荒山路边上，一座具有当时世界水平的、有先进技术装备的飞机制造厂–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简称“雷允飞机厂”），平地而起。该厂生产设施、生活设施配套齐全，主要交通运输通道有两条，一条靠滇缅公路，从雷允直达昆明；另有一条是海外通道，海运至缅甸仰光，再转入八莫。

当时雷允厂有2座主厂房，设有焊工、机务、机工、木工工段厂区，所用的机床设备、工具材料，几乎全是从美国进口的。大部分费用由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投资，设备多由香港转运仰光，再运到飞机厂安装使用。雷允飞机厂鼎盛时期人数曾达到2500名左右，其中技术人员有100多人，管理人员及其专业人员200多人，警卫队等临时人员约有200人。当时，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也有几届毕业生前来工作。

1939年7月1日，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迎来了正式开工的日子。飞机厂开工后，只经过了3个月，在1939年10月，雷允飞机厂便组装了第一架飞机，并成功试飞，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以抗日为动力的生产活动中。

中杭厂的职工

在1939年7月至1940年10月期间，雷允厂总共完成制造了霍克-3型双翼蒙布式战斗机3架，霍克-75型单翼全金属战斗机30架，莱因单翼全金属教练机30架，组装CW-21单翼全金属截击机5架，改装勃兰卡双翼蒙布式教练机8架，组装P-40单翼全金属战斗机29架，组装运输机3架，改装比奇单翼全金属海岸巡逻机4架。合计约制造了450多架各型飞机，大修了150多架飞机。

1940年10月26日，20余架日机轰炸了雷允飞机厂，投下百余枚炸弹，造成了一两百名员工和家属的死伤。到1941年年底，受局势影响，飞机厂基本停工，转移了部分设备到缅甸仰光继续生产飞机。

1941年，经过政府高层努力，美国同意将原先援助英国的100架P-40战机提供给中国，并以中央飞机厂签约员工的身份，派遣“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参战，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所以名义上讲，首批美国飞虎队的队员均属于中央飞机厂的特殊雇员。

由于战时交通不便，这批P-40飞机先以散装的形式运输到缅甸，然后由中央飞机厂派出修理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沿着滇缅公路至仰光为飞虎队秘密组装战机。1941年12月，美国航空志愿队驾驶着由中央飞机厂组装的战机，首次出现在昆明上空，对日空军发起了第一次空战。仅8个月时间里，飞虎队便摧毁击落了298架日机，击毁地面敌机150多架。与此同时，中央飞机厂除了在云南、仰光两地继续负责修理飞虎队的战机，也为英国皇家空军在缅甸的飞机提供维修工作。

三、被迫解散

1942年，日军占领了距离中央飞机厂仅130公里的缅甸腊戌。危急形势下，国府航空委员会宣布中央飞机制造厂立即解散。据统计，从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的3年时间里，雷允厂组装生产修理的飞机，再加上部分在缅甸组装和修理的训练飞机，总共有300架左右。

1942年3月，日军侵占仰光，并向我国畹町推进，飞机厂紧急撤退，除部分设备抢运到保山外，剩余设备被自行炸毁、厂房被焚烧。1942年5月4日,飞机厂员工撤退至保山时,又遭日机轰炸。后在日军无限逼近之时, 携带的少量设备由中方炸毁后丢弃,飞机厂员工也各奔东西，自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