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里的晚清：从众声喧哗到千夫所指

来源：史客

1901年：

“维新”再成流行词

“帕尔森从他自身的例子说明清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有一个陪同他的大清官员询问他，是否应该将两个儿子送出去接受西式的教育？” 1901年2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工程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观察笔记》说，粤汉铁路技术总监帕尔森认为，“现代化的教育将横扫一切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由于统治阶级无能而造成的种种痼疾正催生着一场激进的变革”。

变革之声，自1840年以降，不绝于耳。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年，《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主笔王韬希望中国一改因循之弊，除旧革新，实现由弱到强的循环。他在报上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

王韬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商办，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废八股，改科举，以有用之学选拔人才；政府必须倾听民众声音，让民众讲话。开创文人论政新样式的王韬，发出近代中国维新先声。

洋务运动，中国有了铁路，有了钢铁厂，有了军工厂，有了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还是败了。

人心思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来临。3年内，各地共有近60家民间报刊面世，大多主张维新，重视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绍。

报业初兴，舆论渐开，维新观念渐入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7月的一道上谕说：“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时势所至，一个“言论界之骄子”横空出世。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大力鼓吹变法。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种“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读者耳目一新，舆论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评说：“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赞助，他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不过，一旦他认为《时务报》的政论出格，比如“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语，又施压干涉——政治体制红线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就定下了“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权力不能变。因此，张之洞要在《劝学篇》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称改革的洋务运动，也就只能务，不能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旨将全国报馆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谕旨称：“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统治者一句话，救国心切的报人就成了造谣惑世的斯文败类。除几家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被迫停刊，人员外逃。

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进京围攻洋人，八国联军打来，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

庚子之耻刺痛了国人，无论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还是各地官绅，都发出要求朝廷变革的声音。一时间，“人人欲避顽固之名”，戊戌之后，“维新”再度成为流行词。

大势之下，慈禧不得不启动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表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上谕强调，“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在“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多个层面变法。

很多人认为慈禧只是做秀糊弄人，就连“体制内”也有人这么看，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友人说：“日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

作为新政措施第一条，朝廷废除了满汉不得通婚的禁令。第二步是教育：科考取消八股文并最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各地设新式学堂，官费留学生规模扩大。

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在“体制内”首倡君主立宪：“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不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

开报禁的呼声在朝野间响起。1901年底，各地报刊恢复到34种。

这一年，中国出现了首位当众演讲的女性。在上海一个集会上，16岁姑娘薛锦琴自告奋勇上台演讲，号召国人阻止俄国人占领东北，反对清廷和俄国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此事经报道，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

这一年，官员们纷纷出国开洋荤。去日本的官员们借考察之名吃喝玩乐，丑态百出，被国内报纸揭露，激起公愤。屡试不第的江苏人李伯元从仕途梦中醒转过来，开始写《官场现形记》。

论战：

改良还是革命？

1902年2月8日，日本横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他在创刊词中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的《新民说》在《新民丛报》连载近四年，阐明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引进了国民、权利、自由等汉语新词汇，呼唤独立人格的一代新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亟需启蒙。对于政治制度，他主张渐进改良，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

虽被清廷严禁，《新民丛报》仍在国内一纸风行。梁启超后来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丛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常识，正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匮乏物。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宗旨是“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创刊之初，《大公报》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于被囚瀛台的光绪，指斥新政名不符实。同时，宣扬“立宪法，予民权”，希望清政府在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真正的改革，变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于上海。该报大量介绍西方宪政学说，并进行中西政治比较：用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批判中国的君上大权；以西方政党内阁的政治稳定性，对照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动荡；从西方的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谈到“中国人民踡服于专制政体之下”无人格无权利的奴隶地位。这是报纸上的公民课。

这边厢，改良派报刊鼓吹君主立宪；那边厢，革命派报刊高呼“革命其可免乎”。

且看当时多在海外创办的革命派报刊言论：

香港《中国日报》：“国与朝廷判然为二物。”

日本横滨《开智录》：“灭此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

日本东京《国民报》：“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

上海《中国白话报》：“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排满。”

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寿期间，上海《警钟日报》发表了一副林白水写的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出了创刊号，提出六条宣传纲领：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公开陈述三民主义。

《民报》创刊时，改良、革命两大阵营已成水火之势。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两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去向的大论战。

论战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二、革命会不会导致内乱？

三、革命会不会导致专制，革命后能否成功建立共和政体？

四、土地国有是福祉还是祸根？

随着论战深入，梁启超渐显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民报》声势占了上风，时势发展下人心向背使然——清廷的败坏日甚一日，梁启超实在难以维护，他痛心于“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倾向革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学者高一涵回忆：“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1907年8月，《新民丛报》悄然停刊，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论战终告结束。论战使国人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政治新观念，曾参与两派调停的徐佛苏评说，“诚足以开我国数千年政治学案上之一新纪元”。

这场论战，注定没有结论。改良与革命的选择，自此考验每一个中国人。

启蒙：

当舆论唤醒人心

1907年7月15日晨，浙江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各地报纸迅即将报道重心移向秋瑾案，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论。报界一致同情秋瑾，斥责官方在没有秋瑾确供的情况下就杀害她，对官府的办案细节处处质疑。

从秋瑾案出发，抨击人治，呼唤法治，《申报》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音。

众声喧哗的时代，《申报》的同行们皆不示弱，大胆发言。

《时报》表示，秋瑾之死“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大公报》、《神州日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等接连发表评论，痛惜秋瑾“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痛斥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是“恶魔政治”。

1907年10月31日，《时报》报道：“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杀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良知未泯的李钟岳因对此案处理持反对意见被撤职，他作为案件具体执行人，内疚之情无以复加。

“专制时代良吏”，这是当时舆论对李钟岳的一致评价。

而杀害秋瑾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标统李益智等人，受到舆论围攻，威信扫地，如丧家之犬。张曾扬拟调任江苏巡抚，遭到江苏士绅集体抵制。清廷让步，将他转调山西。《时报》报道，张曾扬离开杭州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弟弟秋宗章叹道：“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对于秋瑾遇害后的公愤，有人说，“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有人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学者夏晓虹认为，“此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虽源自其乡前辈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论，却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

观念转型，远比制度转型艰巨漫长。“开民智”成为晚清知识阶层的口头禅。

彭翼仲于1904年在北京创办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社会启蒙实验：反对陋习，提倡新风，热心公益事业；开放式办报，与读者互动，成为“公众言论机关”；通过阅报处、讲报所，让更多不识字的人了解新闻和新知；倡导戏曲改良，演出有益世道人心的新戏；声称“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叫人人知道爱国”，发起国民捐运动；反对强权，表明“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亡朝廷不能算亡国家”。

据说，“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有御史奏称，京城社会曾异常闭塞，《京话日报》创办后，“风气逐渐开通”。

1907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社论《觉醒的中国》说到中国的新思潮：“这种民族思潮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国乃我中国人之中国。”

共鸣：

向皇权要宪政

慈禧新政措施，多未落实。张之洞失望地说：“京朝门户已成，废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债重，民愈怒。”

为了缓和排满气氛，清廷多次声称并无内满外汉之意，又颁行《劝善歌》，颂扬“德政”，却未收到丝毫效果。

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04年张謇说服张之洞奏请立宪，以自制《日本宪法》送到内廷，并印行其所著《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也请定宪法，津沪报刊纷纷响应。舆论认为立宪足以致强，不容置疑。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出告终，震动中国朝野。人们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的优劣联系在一起，认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考察报告指出：“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

立宪派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立宪团体，创办新报刊，呼吁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改革方案。

然而，现实给立宪派兜头一盆冷水。

预备立宪先从“厘定官制”入手。官制改革之初，慈禧宣布“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回避改革核心问题的“五不议”一出，众人心凉了半截。徐佛苏道：“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官制改革徒有其名，几成闹剧。《时报》评论说，这是“假立宪之名，阴行专制之伎俩”。

看出清廷并无立宪诚意的立宪派，号召各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新报》开始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其他报刊跟进，鼓吹速开国会，“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

从1908年到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都派代表进京递请愿书，上百万群众参加签名和集会游行，学生罢课响应，报界推波助澜，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天津一位店员表示：“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

第三次请愿时，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并上奏。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

迫于形势，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5年，同时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命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与此同时，清廷强令各省举行拥护朝廷5年立宪决策的庆祝活动。在官方的组织下，各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群众演员高唱爱国歌曲，三呼万岁。

梁启超愤懑而绝望：“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自称这个时期“无日不与政府宣战”的梁启超摞下狠话：“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全国报刊无日不与政府宣战，一起为一个黑暗政府送终。

1911年10月中旬，《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在北京王府井的居所每天门庭若市，很多人来找这位消息灵通人士了解武昌起义的情况。莫里循给朋友的信中说：“我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

1911年11月17日，以译著《天演论》影响过一代人的严复给莫里循写了一封长信。办过《国闻报》的严复敌视革命，他在信中强调，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

当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此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每天人山人海，人们挤在各家报馆的贴报栏前看报纸上的革命军消息，捷报传来，一片欢呼。

孙中山感慨：“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

喧哗与骚动过后，孙中山提出，新闻就是通过宣传“纠正人心”，报纸理应是“党的喉舌”，党报应用“正确之真理”同化“不正当之舆论”。

孙中山的口号是：舆论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