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在伊藤博文遇刺后，士人的舆论喧嚣有何变化？

来源：史今古谈

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哈尔滨站，此刻他望着月台上无数挥舞的太阳旗，正略微有些出神，全然不知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沙俄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的陪同下，他缓步迈下火车，检阅完俄军仪仗队后，转身向前来迎接的各国领事馆成员和当地日本侨民致辞。

人潮沸腾了，争相一睹其风采，谁也没有留意到一个身穿西装、头戴鸭舌帽、蓄着八字胡的青年男子有何异样——他悄悄穿过俄国兵队列，走到距离伊藤博文大约5米开外的地方，从容地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于电光火石间扣动七次扳机。

伊藤连中三弹，应声倒地，惊呼缉凶，旋即被抬回车厢，咽气之前随行医师喂他喝了一杯白兰地。

至于那名刺客，面对著赶来逮捕他的宪兵，既不逃跑，也不抵抗，就兀立在惊慌四散的人群里高喊：“Корея!Ура!”（大韩万岁！）。

这场惊心动魄的以命搏命，不禁令人遥想起两千年前唐雎说秦王的慷慨激昂：“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毋庸置疑，伊藤博文遇刺堪称二十世纪政治暗杀史上的最著名事件之一，不仅震惊了相关当事国，也引起了域外列强的注意，更令刺客安重根名扬天下，鼓舞了志士仁人为民族之独立而前赴后继。

此案对国人而言，虽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事发之前，经过数年的译介和报道，伊藤治韩之实情已在国内普及开来，世人们得知真相后更容易在情感上与朝鲜志士产生共鸣，对伊藤博文则是畏多于敬，甚至于因畏生恨。

以上海環球社发行的《图画日报》为例，该刊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连载“现世纪之活剧”——《亡国泪》，其故事的主人公“白玉清”本是三韩望族，曾游学日本，归国后授法部次官，因不忿“日本以同种自笺，野蛮加我，已属公理难言”，故密谋“打破日本之势力范围，掀倒伊藤氏之仇敌”。

“伊藤贼”作为剧中最大的反派角色，人人皆欲除之而后快，激进奋进的口号也层出不穷：“手执金刀九十九，杀尽国仇方罢手”、“与君直抵黄龙城，痛饮自由一杯酒”、“拼将身首试殱戮，此仇不复谁仇复”……

这部半虚构的文艺作品明显带有祛魅伊藤的烙印，同时也是对朝鲜半岛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的文学写照。

有此思想做铺垫，国内舆论界对伊藤遇刺事件的报道遂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的态势：虽然办报人因所持立场不同，对该事件的评论各异（自然是叫好者有之，哀悼者亦有之），但它们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对伊藤的敬畏之情要稍稍让位于对韩人的恻隐之心。

不妨先来看看持批判立场的纸媒如何看待伊藤博文此次游满，以及赞颂安重根之壮举。

一如往昔，伊藤博文临行前打出“私游”旗号，日媒亦“咸谓伊藤公游满系出于乘兴游历，并无政治上之用意”，然而十一年前（1898年）伊藤来华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自是鲜有人再轻信他这番陈词滥调。

或曰其“将独自调査满省经济状况及清俄、韩二国在满洲经济之关系”，或曰其为解决日俄争端来与俄人谈判，不一而足。

这其中，于右任、谈善吾创办的《民吁日报》态度最为激烈，疾呼伊藤此行背后必然隐藏着惊天阴谋：“伊藤公满洲旅行，其负有政治上重大之责任，固不问而可知者也……殆为将来统监满洲之预备也……伊藤公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伊藤“对中国之野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随处征露。

满洲之行不过调查事实，观察形势，奠日本国家进取之基础，将以揆时乘势，先列强而大肆兼并之策也！

抱着为中国除一大敌之想法，他强调这并非一般性仇杀，而是“革命军补充之方法、变换之机能”，高度评价刺杀义举：“今日韩人飞此一蕞尔之弹丸黑子，安知不足于日本人政策进行之方针，抵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同时，他还不忘向“吾政界之豚犬儿”发出警告：“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

可见该报不仅揭露日本觊觎东北之图谋，还嘲讽清政府目光短浅，打击面太广或许也是它被迅速取缔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指责伊藤在韩倒行逆施的报道并不算罕见，但如此直白的抨击却是头一遭，显然是因为遇刺事件点燃了愤懑情绪的导火索。

伊藤一死，其殖民政策和强权外交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

如《申报》言：“伊藤之朝鲜统监也，韩人之大辱也。积三数年亡国之泪，掬其孤忠之血诚，迸发之于一弹。白烟一缕，而全球震惊，为暗杀史上放一异彩。”

素有清末立宪派喉舌之誉的《国风报》则赞叹安重根“智深勇沈”，乃“烈士”“奇男子”也，称他行刺伊藤不仅是为“保韩国独立、东亚和平”，更是为“使日本之强暴暴于天下”。

又如《华商联合报》记者借张良刺秦的典故抒怀：“安重根以血性男子作惊天动地之事，枪机一发，伊藤毕命，日人褫魄。博浪一椎，无此痛快！”

此外，前文提到的《图画日报》也紧跟时事，在伊藤遇刺事件发生后，白玉清的主角地位就迅速被安重根给取代了，《亡国泪》遂从历史剧向纪实文学靠拢。

不难看出，基于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认知，安重根在清末中国逐渐被塑造为反抗暴政的符号，而伊藤博文则死有余辜。

快意恩仇之余，另一些维新报刊开始担忧韩、日两国的未来。

如《大公报》先扬后抑地评价伊藤博文为“日本维新之功臣，而与我东亚极有关系之人”，批评他统监朝鲜时“一切措施咸取侵略主义”，认为其遭遇不测表面上是“民心离叛”埋下的伏笔，实质上是漠视“近代政治之风潮”、固守“强硬政策”的必然结果。

它总结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是一场有意义的徒劳，意义在于，“自此变之后东亚之阴狠暗杀主义必大受激励，列强之强硬外交政策必大受刺激”。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便有中国人欲谋暗杀日本关东总督大岛义昌，“以报割据中国土地之仇，踵韩人行刺伊藤之故事”；徒劳在于，无论伊藤是生是死，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吞韩之既定国策，逞一时意气固然容易，代价却是生者受辱愈甚。

持类似悲观论调的还有《新闻报》，说日本外务省有和平、激烈两大派系，预感到和平派失去伊藤博文后势必群龙无首，“激烈派将起而代之”，届时朝鲜之局则雪上加霜。上述所举，皆肯定安重根刺伊藤之壮举，虽在舆论场中略占上风，但并不能统合分歧。

另一面，鉴于伊藤博文生前威名赫赫，公然为之张目者亦不在少数，极力宣扬其所谓的“丰功伟绩”，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狄楚青主笔的《时报》出于保皇立宪之目的，称伊藤为“奕奕煊赫政界之伟人，外交之国手”。

“缓和灭国主义”一词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伊藤博文统监政策的本质，可见不才子知晓韩民之苦，但相比弱国之存亡，他更加看重新政之成败，这显然是强功利、弱道德的体现。

若论混淆视听，没有哪家比得过《顺天时报》，它本就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侵略之手段，所以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文过饰非。

在其笔下，朝鲜亡国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韩几见并于俄也，而（伊藤博文）设法保护之，诱掖之，以救其亡，使得守其同洲之旧，更持同文同种之义”；又称“伊藤乃世界之伟人也，亚东之奇杰也，其平昔所怀抱均以世界人类之进步、亚东和平之维持为目的”，日本在满洲不敢采取武断政策，也是拜伊公间接指导所赐。

殊不知，历史上那些极恶之罪，都曾被冠之以文明的名义。人类的劣根性在于，强大的族群往往压制不住欺凌、掠夺、屠戮弱小群体的本能，还要对弱、亡者进行污名化，再编织一套符合强者叙事逻辑的“历史”，直到它们也被更强者征服，曾对弱者施加之一切又在自己身上周而复始……

伊藤博文因此为他三年来的傲慢，付出了血溅黑土的代价。

此处不能不再度提及《图画日报》，因其立场之不坚定，在当时也算是一朵奇葩了。

许是因为“怼”死了伊藤博文而良心欠补，或是因为受到某种压力而改口，又或许是想要两头都不得罪，该报连载小说《亡国泪》之第十三目（最后一目），居然展示了变脸绝活。

这段话是否发自真心已不重要，关键是它提醒了我们，不可以今日之定论去揣度当时人心之多变与善变，朝秦暮楚，寻常事也。

伊藤博文遇刺事件无疑是1909年末最大的时政热点，然而将观察视野暂时移出新闻界，就会发现士人群体普遍对此并不上心，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述极其有限，所以显得异常沉默。

如翻阅通州书画家王振声的日记，九月十四日（10月27日）只记了一个字“晴”，之后几日也多记录天气，仅有的外出是在十六日“午后西城往吊联琴舫妻丧”、十九日“辰起往吊张文襄”。

若道艺术家有远离政治的自觉性，那么重掌中枢的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当年2月才卸任东三省总督，按理说会对“满洲”事态有所留心，然而伊藤遇刺当天，恰逢其54岁生日，日记中他忙于三件事：“会客”、“谢客”、午后“到署办公，晚归”。

看得出汪参议听闻伊藤之死后感到十分惊讶，“旋到宪政馆”的举动也表明了他迫切想知晓详情，但也仅此而已了，没有留下任何议论。

类似“知道了”的心理大概是当时人颇为常见的反应，例如醇亲王载澧、军机章京许宝蘅，二人分别在十四日写道：“上门。至中所住宿，闻日本伊藤博文昨日已初在哈埠被韩人枪伤，已正身故。”、“遇朱君伟，谈及日本伊藤博文昨日到哈尔滨，为韩国刺客枪毙。”

不久以前，朝野上下还趋之若鹜，言立宪者多举伊藤为例，而今却人走茶凉、鲜有问津，这或许也是伊藤博文作为政治符号的影响力日益衰落的表现。

不同于海内士林的冷淡反应，在亲眼目睹了日本国内举办的一系列大规模追悼活动后，旅日华人更热衷于就伊藤遇刺事件发表议论。

对比《去国行》，清晰可见他在流亡十一年间的心境落差：日本仍是所谓的文明国家，但文明在功利上的凯旋往往也意味着文明在道德上的沦落。

梁启超崇拜过的那个“力”的世界，最终没有回归“义”的理想。

同盟会会员章炳麟也洋洋洒洒地写下《吊伊藤博文赋》，开篇一声“呜呼，哀哉！伊百年之有尽兮，自前代而固然。闵夫子之怛化兮，碎弥天以两丸。岂家国之无禄兮，抑人生之多艰。亮炎炎之必灭兮，夫何取乎贾怨？”

他感慨生而为人，终有尽时，王侯将相亦不能幸免，遂转而质问伊藤博文究竟怨结何处，仇埋何方：“使工女下机兮，贩夫巷哭。一国昌狂，若逐瘈犬兮，纷溶溶之安宿。”

与此同时，郁华（郁达夫胞兄）正以浙江省首批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在法政大学进修。

相比章赋之曲高和寡，他的悼诗则要通俗易懂多了：“华表惊传化鹤还，一时卹议动朝班。死留功罪千秋后，老爱遨游二帝间。斧扆有图成汉治，风雷无德格殷顽。外臣别著伤心史，海上春帆忆马关。”

郁华深知伊藤博文之复杂，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盖棺定论的人物，是非功过最好留给后世评说。他自谦称“外臣”，实则是为告谕国人，莫学日人跟风祭奠——毕竟，伊藤博文曾是敌人。

最后将目光转回伊藤遇刺事件的后续经过。

安重根在被捕之后面对日本检察官审讯时，阐述了行刺的理由，总共列举了伊藤博文的十五条罪状，其中，第十四条正是“东洋平和破坏之罪”。

随即，他被关押在旅顺监狱，动笔撰写《东洋平和论》，可惜因为日方提前了行刑日期，这本书半途而废。

然而，从残稿的“序”中，仍可读出他对伊藤博文的控诉及对日本政府的失望，一并道出了中国士人的心声：“韩清两国人之所望，大绝且断矣。若政略不改，逼迫日甚，则不得已，宁亡于异族，不忍受辱于同种！”终于，伊藤博文死了。

在他身后，日本深陷爱国狂飙的泥潭不可自拔，朝鲜终究无法躲避被吞并的悲剧，清廷也在一阵革命的疾风骤雨后轰然倒塌。

那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了，但并没有变得更好，宛如大梦初醒，各自迎接破碎的黎明。

人如草芥，命若鸿毛，大时代中的每个人都藏着难以尽诉的往事。

刺客与枭雄、混沌与秩序、绝望与希冀在王朝的末路尽头拥挤、碰撞和湮灭，只让人觉得苍凉且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