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破队，被遗忘的“铁道游击队”

66岁的王福莉在北京小心翼翼地翻出老父亲遗留下来的回忆文章，稿纸上一笔一划，没有一处连笔，工整如小学生；59岁的张明泽在成都跟朋友联系，希望把自己20年前的旧作《被遗忘的功臣》转换成电子文档，发表在网络上；36岁的贺静怡在武汉终于完成了《平汉铁路抗日奇兵》的文章，这是她曾在外公墓前的承诺……

2015年9月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抗战胜利大阅兵，亮点之一是抗战老兵受阅。但是，王福莉的父亲、贺静怡的外公以及张明泽采访过的那些老人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因为整个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以下简称“铁破队”）的队员已几乎全部故去。

然而，我们对这支队伍依然陌生。

　　不为人知的“铁道游击队”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歌曲，绝大多数国人对铁道游击队的认识也仅止于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枣庄铁道游击队，河南省文联干部张明泽也是如此，直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节点。

有一天，他的好朋友李铁城写了一篇文章，回忆父亲在铁破队的经历。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张明泽一看，连呼“不可能”。李铁城急了，把他拉到档案馆。当一份份档案、旧报纸摆在面前时，张明泽傻眼了。

《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日军封锁圈内炸毁其铁路和列车，使日军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无法完成。”

张明泽被震撼了，铁破队的足迹遍布晋冀鲁豫鄂沪津等七省市，他们的功绩，一点不逊于枣庄铁道游击队。从1995年冬天开始，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走遍河南、湖北、天津等铁路线上的小站和沿线的村庄，采访了20多位铁破队的幸存者，写成了《被遗忘的功臣》一文。

　　炸断了日军南下武汉的交通线

1937年12月，武汉。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铁路的几位共产党员在“八办”开会，决定由他们出面组织抗日。铁破队由此肇始。

1938年9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西安，铁破队开赴敌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日寇盘踞的由道口经新乡至清化的道清铁路。9月13日，“铁破队”趁天黑埋好炸药。第二天早晨，日军军列自东向西开来，“轰隆”巨响后，车头被炸飞。这次出击，共毙伤日军120余人，漯河《警钟日报》、武汉《大公报》和《中央日报》都登载了这件事。

1940年，铁破队在武胜关至广水站之间炸毁日本军车3列，日军气急败坏，公开悬赏1000大洋买“铁破队”1个人头。

7月28日新华日报以《同蒲路上的爆破队》为题报道：“这支新的队伍，是一支最熟练的铁道技术工程队。他们中有的是司机、司炉、路工、煤工、路长、站员、修路、买票等铁路员工，以及铁路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这些人，过去都是吃铁路住铁路的。在保卫武汉的外围战中，他们配合抗日军队，在道清路上开始爆破活动，用炸药包做成的地雷，炸毁了价值20余万元的敌寇兵车。半年来，华北战区的几条铁路线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日寇为铁破队烈士立碑

日军称铁破队为“毛猴子”，因为他们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很难抓住。日军曾哀叹：“打国民党中央军1个打10个，打‘毛猴子’1个打1个都不行。”无计可施的日军甚至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绩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但他们的民族气节，连侵略者也深感敬佩。

1937年12月20日，年仅十八九岁的班长朱子贵带领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欧阳润山、潘文锦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遭到扫射，4人负伤。眼看鬼子步步逼近，朱子贵拼尽全力扑到炸药箱上引爆炸药，4人壮烈牺牲。

铁破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由队里埋葬，队员周毓松与两名队友领了这个任务。但周毓松远远看到新坟前面立了个东西，走近了才看清竟然是块碑。日军用整段刨光的枕木立在坟前，工工整整写着8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甚至还在坟前置办了糕点水酒。

据档案记载，铁破队在抗战中共牺牲222人。

　奔波一生 为给牺牲队友一个交代

战争已去，硝烟散尽。然而，为了帮助牺牲的战友获得应有的尊荣，有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走出那场战争。

贺静怡是听着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长大的，因为，她的外公张全松是铁破队的神枪手。

小时候，贺静怡印象最深刻的访客是一位叫周北泉的老人。老人总是提着一个破包，衣衫褴褛。每次他来了，外婆都要改善伙食。然而，吃着吃着，一提到铁破队那些牺牲的战友，气氛就不好了。

贺静怡记得，周北泉老人每次都要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本子，上面记录的全是战友的名字，去世一个，就画个黑色方框。他握着本子的手一直在抖，这个时候，贺静怡的外公也会跟着流泪，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流下来，却从不出声。

每次见到周北泉，贺静怡的外公心情都会低落好几天。

贺静怡后来才知道，周北泉老人每次到外公家来，都是刚从外面寻访战友回来。人生的最后20年，周北泉老人散尽家财，走访了所有活着的铁破队队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铁破队资料，并撰写了《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一文。

到了晚年，周北泉经常一边写一边哭，他常常对贺静怡的外公说：“我们这些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还图个啥，唯一的心愿就是让铁破队的事迹、战友的照片摆进纪念馆。”

王福莉的父亲王既清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只是对于牺牲的战友，他多了一份内疚之情。

王既清当年亲手创办了铁路工人子弟学校，并带领着进步学生走上了抗日战场，有些学生再也没能回来。有生之年，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奔走，希望为牺牲的战友争取到烈士称号。

他的这种行为，曾让全家人觉得很古怪，他的孙女有一次问他：“爷爷，你不愁吃，不愁穿，天天往外面跑什么，折腾个啥？”

2006年，老人去世。王福莉和兄妹们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很多父亲和铁破队战友的往来通信，他们在信中相互鼓励“再接再厉、请勿泄气、事实俱在、证明有望。”

王福莉说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工工整整写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牺牲的战友一个交代。王福莉的妹妹看过之后说：“我们对不起老父亲。”

王福莉的哥哥王达已经年过80，他说：“我也跑不动了，如果有人为这个事奔走，需要钱，我愿意资助。”

2004年，贺静怡的外公张全松去世，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埋葬在了铁路边的一处山峰上。

那是他与队友们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守望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