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大半年还能健康出来，这是大清监狱里的一个奇迹｜大象公会

能健康走出监狱，已经是几千年司法的高光时刻。

文｜闻韶

1906年，法部郎中韩兆蕃前往浙江钱塘县监狱考察。在《考查监狱记》中，韩兆蕃写道，各类人犯呻吟嚎叫与铁链叮当之声交响，他只觉阴秽之气袭人毛发，怀疑此处「非复人间」。

大清国的监狱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光绪元年，巡抚黎培敬在奏折中写道，浙江仁和、钱塘两县监狱中常有证人莫名毙命，一年不下三四百人。安徽也是如此，怀宁县衙中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具莫名死在狱中之人的尸首等待勘验。保定则更为夸张，每年最少死亡在五六百人。如此算下来，大清国全境的监狱中每年都要死上万人。

大清设立了多种死刑复核制度，每年死于斩刑和绞刑的不过几百人。而死在监狱、班房和各类私禁场所中嫌疑人、证人、甚至是全然无辜之人，则数百倍于此。

这不禁让人怀疑，在清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坐牢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

说抓你就抓你

在明清，一旦和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沾上关系，不要说犯罪嫌疑人，就连民事案件原告、被告，甚至是刑事案件的苦主，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因为朝廷缉盗不利，再加上牵连进官司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大多数人遇上官司，只能咬碎了牙齿往肚里吞，不敢叨扰青天大老爷。

如果事主铁了心报官立案，且没有被州县官员驳回，案件就算进入了受理环节。如果有尸首、伤口或者案发现场，首先就会在勘验检验的环节受到衙役的勒索。（详见往期文章：）

衙役勒索不只是要钱，更危险的是，你的人身自由也很快没有保障了。这类刑事案件一旦被受理，每个和这件案件稍有关联的人都可能被官府收押。

如果案件不大，州县官员会用传票来传唤被告到案，先由县官签差给票，再由衙役持着票去传唤人。情节更重一点的，县官们则会签发「拘票」，使用强制手段去抓人。

因为《大清律例》允许官员看押轻罪人犯及干连人证，所以，如果传票和拘票发的不慎，衙役们就能把与案件沾点边的人全部抓来。

道光二十八年，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查访得知，省内被衙役们抓来关押起来的婚姻、土地和钱债的当事人和证人数目众多，而主官甚至不知道有人被关押起来。明代有谚语「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讲的就是这类事情。

情况紧急的，县官们还会用堂签来拘提人。因为堂签上没写名字，衙役们像拿着尚方宝剑，想抓谁就抓谁。清代名幕汪辉祖曾写到堂签胜于虎狼，「往往人未到官，赀（财产）已全罄」，被抓之人不管是否会「人亡」，家破是一定的了。

对于在逃的重犯，州县官员需要印制「缉票」，交给捕役、汛兵去抓人。但是，抓人的捕役和被抓的强盗经常是熟人，有时候还一起分赃，所以，抓不到人也是常有的事，平日里还是靠轻罪被告和普通证人混绩效吧。

一般而言，还没有进入开庭阶段的轻罪犯人和证人们都会被关押进班房。

班房最初本来是三班衙役休息的地方，因为衙役们总把各种人押进班房，久而久之莫名其妙得就变成了拘留所。除了班房，衙役们还有大小名目不同的其他关押场所，如卡子、驿铺、仓库、官屋、寺庙等等，严格说来都属于正式法律之外的非法拘禁。

这些非法拘禁的场所不光用来关押刑事、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还能拿来关押欠税抗粮的人：

顺治十六年，江宁巡抚朱国治因为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抗税之人太多，造册缉捕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人，衙役二百四十人。因为牵连人数过多，只能分别关押，补完欠粮的羁押在玄妙观、承天寺，补了一半的人关押在驿铺中，完全没有补缴之人则关在监狱里。

这些私禁场所常常不见天日，缺衣少食，又没有法律的监管，关在其中的人常常是「死而后已」。道光年间，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揭露，四川省每年都要一两千人死在各类「卡子」之中。

尤其是女性证人和囚犯，除了生命危险外，还面临着被奸污的威胁。嘉庆十年，广东巡抚百龄上奏称，广东南海、番禺两县的官员，听任衙役们私设班馆多处，滥押人犯，其中如同黑监狱一般，衙役们将各案女犯交「官媒」收管，设立「女馆」，逼令卖奸。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名为《伍秋月》。女鬼伍秋月被冥间差役捉去后关在班房之中，两衙役调戏秋月，并嘲笑道「既为罪犯，尚守贞耶？」虽是写鬼，却是人间写照。

入狱存活指南

相比于被拘押在班房、仓库、驿站数目庞大的轻罪犯人和证人们，能够进入监狱的犯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此刻的你已经难得的处于国家机关的控制下，享受法律的「保护」了。

清代的牢狱类似于今天的看守所，是关押未审结犯人的场所。清代牢狱一般设置在县衙的正西面，有独立的院墙和门户，里面有狱神庙和监房。

一般来说，清代的州县的监狱分为重监和轻监两种。有些州县区分更细，分为软监、外监、里监和暗监。软监关押重案当中的从轻处罚之人、追赃未完成和拟判为徒刑的人，外监则关押着流刑犯人，人命案件中的窝逃犯人，未审结的盗窃案件。这两层监狱由狱卒直接掌管。

更靠里的是里监和暗监，关押着罪行更严重的人。里监也叫重监，关押等待处决或复核的杀人犯。最深邃的地方，叫做暗监，也叫黑狱，里面关押着历年缓决的强盗和将要判处死刑的强盗。狱卒不直接管理这些犯人，而是从两监的犯人中挑选犯人充作五长，也就是通过牢头间接管理。

为了保护犯人和嫌犯的生命安全，杜绝狱卒虐待犯人、贪赃枉法，《大清律例》中规定了严格的追责制度。凌虐、殴伤囚犯、克扣囚徒衣粮等行为，都要受到处罚。然而，如果在法律框架内虐待犯人，法律挑不出一点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文人方苞曾被关入刑部大牢，写出了《狱中杂记》一文。受到拷打时，同他一起上刑的人有三个，第一个人交了三十两银子，打伤了骨头，养了一个多月；第二个人则向狱卒行贿了六十两，只有皮肉伤，养了十多天；第三个人交了九十两银子，当晚就活蹦乱跳、行动如常。

这尚且是康熙年间的中央刑部监狱。那么，远离中央的地方监狱，吏治渐坏的清代晚期的监狱，又会是如何模样呢？

清晚期韩兆蕃关于浙江钱塘的《考查监狱记》中写道，狱中行贿的相关套餐产品五花八门，有全包（花钱买通全部人员）、两头包（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撞现钟（每次都掏钱现贿赂狱卒）、一头沉（贿赂狱卒少受皮肉之苦）等等。根据不同经济实力，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套餐。

如果不贿赂狱卒，又会发生什么呢？

方苞也问过这个问题：家贫之人，即便殴打虐待，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么？胥吏回答，这是为了杀鸡儆猴。而且，没交钱打的重，交了钱的客户才能满意，觉得这钱花得值。

所以，监狱里最惨的人是穷人。不光用刑的时候都得「按规矩来」，狱卒们也会变着法子欺负这些穷鬼，不为真相和正义，就是图个乐。

狱卒们会将犯人辫子系在便桶上，使其怀抱便桶，让秽气冲入犯人口鼻；还有将两手大拇指系在梁上，让犯人双脚离地；还有用烟熏犯人的口鼻，使之难以忍受。

但如果钱给够了，在监狱中也能过的「美得很」。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还曾撰有另一部书《活地狱》。其中的衙役头子对犯人说：

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但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当然，还有人不用出钱也能过得开心，那就是牢头狱霸。

《清稗类钞》记载，同治年间，山东人张某因在斗殴时失手将人打死，被判决为绞监候，关在刑部大牢十多年，逐渐混出了名目，做起了兼职，充作牢头。

在狱中，张某每年盘剥欺诈犯人可得白银数千两，又将这些钱财交给妻子放高利贷。光绪元年，张某大赦出狱，发现家中已经颇为富裕。张某在监外谋生远远不如做牢头轻松安逸，于是，在某次坊间发生命案后，张某主动找关系，将自己加入从犯名单，如愿再次进入刑部大牢。

光绪皇帝大婚后，朝廷大赦。同监犯人重金贿赂狱卒，让张某出狱，自己好也当当牢头。坐牢数十年的张某终于离开大牢，临出狱还伤心叹道：「吾遂不得復居此耶。」仿佛离开的是江南胜地。

总之，在监狱里，有钱的、有力的、胆肥的，总能找到自己的活路。至于没钱没势的普通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方苞在《狱中杂记》回忆，因为狱中不透风、吃喝拉撒都在一处，春天一来，总会爆发瘟疫，每天死亡多至十人。而这些人，大部分都只是无钱无势，犯了小罪的普通人和完全清白的证人。

随着帝国主义打上门来，这种被人诟病的黑暗监狱，遂成为大清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污点。

模范监狱是怎样建成的

1804年，离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乾隆盛世下的大清国才过去十年，一部名为《中国酷刑》的插图书就已在英国出版刊行。书中的前文部分，仍残留着启蒙思想家对东方开明专制的浪漫想象，但到了正文部分，就几乎只剩下虐待狂式的细致描述了。

与中国打交道越多，大清司法制度给洋人留下的印象就越黑暗，越恐怖，更不用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虐杀英法外交使团的大案，成为火烧圆明园的诱因之一。

「治外法权」于是成为所有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必要环节，而要废除治外法权，唯一的可能就是改革司法，与现代文明接轨，获得国际承认。

庚子惨败之后，天朝上国的嘴脸终于彻底绷不住了，清末新政于是展开，司法改革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早在1901年，大清国已经开始筹备监狱改革。法部郎中韩兆蕃在浙江钱塘县的调研，正是为了服务大清国新式监狱建设。

1907年，法部改良监狱、提高了监狱官员的待遇；1909年，《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颁布，规定了新的刑法原则、缓刑和假释制度；1910年，日本监狱学专家小河磁次郎起草的《大清监狱律草案》完成。同期，各省法政学堂纷纷设立典狱科，培养新的监狱人才。

软件筹备了，监狱的硬件条件也要能跟得上才行。

1905年，在张之洞的监督下，湖北模范监狱建成，迅速实现西方一流监狱的文明标准。各监房都安装了电灯，有专门的救火器具，还装了自来水。各监设有劳动工厂，对年幼囚犯教以小学课程，犯人生病由医官及时诊治……不要说地狱一般的旧式监狱，这甚至比当时许多普通人的住处都好得多。

1909年，清廷再三催促各省建立新式监狱，但是，此时的清廷已经陷入财政危机，逐渐丧失地方控制力。直到1910年，京师模范监狱开始修建，到建成之日，已经没有什么大清国了。

有了专业的人员、设备和法律，民国的监狱应当比大清国的高上一筹。然而1920年代，社会学家严景耀在深入北平的监狱调查时却发现，酷刑依是狱中常态，「非刑种类，不胜枚举」。还有狱吏对犯人说：「我们只有错办的，没有错放的，是铁也要把你磨亮了，何况你是皮肉做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是皮肉做的。不过，至少被冤枉入狱的人，可以在法院洗清冤枉后健康走出来，甚至还能拿到一笔赔偿。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那思陆，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2003年，法律出版社。

《晚明官箴研究》，唐百成，山东师范大学。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蔡永明，《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从犯罪学先驱到民主斗士——严景耀研究》，陈策，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