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怎样变成「爱国运动」的

在当代中国互联网文化中，义和团一词绝非褒义，往往与盲目排外、愚昧自大、战狼精神相提并论。

但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的形象和评价却是另一番光景。

如在2001年推出的人教版初中二年级上历史教材中，义和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奋勇抵抗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迫使其「狼狈逃回天津」。

不过，比起2009年推出的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上面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义和团不但「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扒铁路、毁电线，奋起阻击敌人」，还「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

● 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一专题二第二课《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对义和团的评价

这样热情洋溢的讴歌赞美，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被全民抨击的拳匪

与自幼接受义和团是反帝爱国正义运动的当代中国人不同，在义和团运动刚刚发生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对义和团的印象一直极为糟糕。

运动刚过去时，国内就是一片骂声，几乎一个说好话的都没有。

康梁维新派自然是指责慈禧一党盲目支持义和团，「召怒各国」，「贻害国家」，是辛丑条约的罪魁祸首。

大清建制派，即那些在运动中宣告东南互保，条约缔结后重掌权力的洋务大臣，也乐于称之为「拳祸」、「拳乱」。

最有趣的要数一心捍卫太后的知名保守主义者辜鸿铭。他在《释疑解祸论》一文中写道，皇太后也是憎恶「拳匪」的，外界说她「不肯剿匪」，是误解了她的策略，而且也有一些「团民」，是被「教民」、修铁路的「洋工」逼成「匪类」的。

● 义和团运动后，辜鸿铭用英文写作《尊王篇》，为慈禧、清政府和中国文化辩解

普通市民虽然留不下多少言论记载，但据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报纸上只有一家采用了中立的表述，其余报纸均称「拳匪、团匪、拳乱」。

大众文化的态度更是鲜明。清朝灭亡后，1914年上演的文明戏《清太后》，广告的第一句便是「拳匪一乱几亡中国」。

同一时期，晋西北流传的民歌《义和团》，也对拳民极尽嘲讽：

义和团，红灯照，一心要杀天主教。

天主降福没杀了，可惜农民都死了。

事实上，清廷误用「拳匪」祸国殃民的叙事，也是民国初期革命党人的官方观点，他们将此视为清政府的重大恶政之一。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认为，「满洲政府……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孙中山也指责义和团「野蛮暴乱 ，为千古所未闻」。

不过，对义和团的反感态度最为强烈的，还数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新青年派」。

在李大钊笔下，「义和团的思想」天然就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指代「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更为激烈，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拆除象征国耻的克林德碑，北京市民为之欢呼，他却摆出公知腔调：

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 克林德碑是为纪念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而建，原刻有光绪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的谕旨，1918年拆毁后，以其材料另建「公理战胜坊」，1952年，又被改为「保卫和平坊」，现保存于北京中山公园

这种叙事直到1940年代抗战期间仍有影响力：蒋廷黻在此时期写作的《中国近代史》，有意采用民族主义视角，希望强化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在他笔下，义和团仍然是「拳匪之乱」、「顽固势力总动员」，绝非今天教科书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民族英雄。

而义和团的形象变化，是从一件外交小事开始的。

被一个使馆改变的历史观

1924年，苏联与北洋政府完成了建交谈判，两国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一条便是恢复因十月革命而中断了的中俄使领关系，「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

但移交旧俄使馆，却不是中国政府自己就能决定的。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使馆界区得由使团管理，所以在当时，旧俄使馆是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代管的。

尴尬的是，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只有英国和意大利承认苏联，其他国家依然保持着对苏联的敌视。而苏联人要想接收旧俄使馆的话，必须得到辛丑条约签字国的一致承认，所以按照法理，苏联无权接管旧俄使领馆。

● 讽刺的是，苏联大使在与各国使团交涉中，强烈主张自己应继承旧俄特权，应被视为《辛丑条约》签字国，只是未向中方言明

苏联对此事自然极力反对。在中国国内，抱有两种心态的人也主动加入了声援苏联的阵营。

一种是在外交方面对北洋政府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1923年来华的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是一位破天荒的外国使节，他居然承诺废除一切旧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旧俄侵占的领土与庚子赔款。

由于苏联人坚持先建交再谈判承诺兑现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国能抓住这一索回主权的机会。

● 中苏建交后，加拉罕承诺的内容多被解释成「文本翻译出错」而不了了之，其人于1937年大清洗中被处死

另一种，则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

《辛丑条约》是阻碍苏联继承俄国使馆的法理依据，因此，在声援苏联的过程中，他们对《辛丑条约》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如果要否定《辛丑条约》的合法性，就必须肯定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义和团运动的合理性。中国遭此国耻的原因，并不是清廷与义和团咎由自取，而是帝国主义的有意侵略。

1924年9月3日的《向导》周报，总共只有四篇文章，全部是中国共产党人写作的义和团专题评论文章。首篇即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二篇是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第三篇是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第四篇是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

在新掌握的马列主义指引下，他们对义和团作了重新审视和彻底的翻案：

义和团的产生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腐朽导致的，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爆发的结果。而整个义和团运动应当被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革命斗争」。虽然义和团野蛮残暴、愚昧迷信，但那是历史局限，正说明中国革命需要更先进的组织领导。

被北洋政府排挤到广东的国民党人，同样因此对义和团另做评价。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刚刚确定了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前批判其残暴的孙中山，也开始称赞起义和团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并强调义和团的产生完全是帝国主义逼迫的结果。

到30年代，这套论述成为了左翼学者的共识。

李鼎声、胡绳、范文澜、华岗等人的著作，都把义和团看作「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认为「中国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的民众才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忿火，才爆发残酷的『野蛮的』大暴动。」

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已所剩无几，只剩下野蛮愚昧等可以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作为此路不通，还需依靠新主义的反面证明。

搽脂抹粉的民间故事

历史评价的工作已经完成，大众文化中的义和团粉丝自然也油然而生。

50年代初，河北廊坊的民间文学收集家张士杰开始了义和团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逐渐在《民间文学》期刊上发表为一个系列，正面刻画了张德成、洪大海等义和团人物，突出其「反帝爱国」的特点，为后续义和团故事整理树立了标杆。

● 张士杰搜集的民间故事《张绍桓包打西什库》

这些民间故事收集者毫不避讳自己工作的政治属性，他们虽然声称自己要还原「义和团运动的真实历史面貌」，而历史真相自然保存在「人民群众」中，但还原真相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力求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所以，这一时期从民间搜集来的义和团故事，正面是正面了，情节却也都过于粗糙，清一色的「压迫—反抗—胜利」。

绝大多数义和团英雄都具备手撕鬼子的绝技，有的能手持冷兵器突入敌阵，「洋鬼子的脑袋像连珠似的往下滚」；有的是万钧之力，「一把菜刀吓跑了一辆火车」。

唯一鲜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义和团英雄，反倒是文革期间登上戏剧舞台的「红灯照」。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男的练义和团，女的练红灯照，一起扶清灭洋。

● 京剧《红灯照》。事实上，义和团运动中并不存在由女性组成的武装组织，「红灯照」的原型「黄莲圣母」，所做的只是游行作法、香灰疗伤、符水避弹一类迷信活动，其根源在于华北民间信仰和阴阳相克的战争巫术，与妇女独立毫不相干

至于义和团具体的反帝对象，也都与中央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

建国初期，奉行「一边倒」策略，经历朝鲜战争的中国，最反对的自然是「美帝国主义」。历史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史论丛》共收录论文15篇，论述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就占了4篇。强调八国联军强暴劫掠的描述，无论出自正经研究还是民间故事，也往往以美国人为重点。

● 今天的初中教材上，仍有美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脱下道袍参与抢劫的内容（上图），它依据的应是丁在回忆录《The Siege in Peking》中对自己「掠夺」「罪责」的坦白（下图）

等到中苏交恶，义和团又成了从未与之相遇的苏修的恐惧对象。

197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撰的书籍《中国近代史》被翻译入国内。书中，齐赫文斯基等汉学家保留了对义和团「迷信无知」、「保守落后」、「神秘主义」的表述，同时批判中国的义和团研究热，自然成了苏联背叛革命走向修正主义的一大罪证。

●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苏联著名汉学家、外交官。曾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方声称，苏联人之所以贬低义和团，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反对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团结起来造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反。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往来增多，视野日渐开阔，对义和团英雄的塑造也日渐减少，对义和团的斗争成果也不再自信。

1984年冯骥才的小说《神鞭》或许是其中代表，主角傻二依靠祖传神功打遍天津无敌手，参加义和团后却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前惨败，最终改练洋枪，加入北伐军。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会憎恶八国联军，同情义和团的「爱国」动机，却很少看得起他们拒绝现代科技的蒙昧形象。

毕竟，爱国虽好，但若不掌握科学工具，终究还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