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陆协同作战反思甲午战争

文：苏小东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作战条件、作战准备及作战指挥。

中国海陆实力远逊日本

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有7个野战师团，共计12万余人；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日本不仅在兵力建设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

日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投送陆军至中国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今河北）平原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北京。要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有赖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护送陆军运输船及协同陆军登陆，而其核心则是制海权。日本海军为适应战时需要，经改编后组成了联合舰队，内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等多个战术编队。大本营要求联合舰队采取攻势方针，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实现最终的作战目标。

中国方面早已预料到日本将是中国永远之患，后来兴建海军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但由于制度落后，尽管搞了近30年洋务运动，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还很低，军事自强效果并不理想。清朝陆军正规部队由八旗、绿营组成，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均属旧式军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因素的淮军，也只是配备了新式枪炮而已，在编制上与旧式军队并无本质区别，且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新式海军则是由地方大员分区组建的。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在当时堪称亚洲一流；但没有成军的南洋海军仅有6艘尚可出海作战的军舰，战时又很难实现统一使用；后来只有广东水师的3艘军舰归入北洋海军参加了对日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远逊于日本。

不仅如此，中国方面限于落后的军事体制，既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面对日本的挑衅，年仅24岁的光绪皇帝虽坚决主战，但其军事理论和战争知识却十分有限。秉承皇帝旨意办理军机事务的中枢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其军机大臣均为文官，又是兼职，对近代战争极为陌生，连谋划御敌方略都力不从心，遑论制定具体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在中枢与作战部队之间还有一个指挥环节，即相当于战区指挥官的李鸿章，但他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这样的指挥体制下，要想临敌时组织并无预案的海陆协同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朝鲜战场两次协同惨败

甲午战争是因朝鲜问题而起，中日之战第一阶段的战场也就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朝鲜及其附近海域。因此，在军事部署上，中日两国都涉及海外兵力投送问题，于是便有了海军护航的客观要求。中国方面有两次海军参与的经海路向朝鲜投送兵力，但由于事先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临时又未对敌情作出准确研判，最终都导致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后果。

（一）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一次直接协同是增兵牙山，具体行动是海军派舰至登陆点掩护运兵船登陆，由此引发了丰岛海战。

李鸿章为确保由海路增兵牙山的安全，特作出如下安排：一是租用3艘英国商船运兵，并于7月21、22、23日分三次自天津大沽发船；二是要求海军派数舰往牙山口外游巡，候各船人马下清后再返回。在李鸿章看来，此时中日并未开战，运兵船又挂英旗，航行途中的安全应该问题不大，故无需海军护航，只需数艘军舰在登陆点掩护卸载即可万无一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指令，于7月22日上午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自威海前往牙山。

7月23日，“济远”等3舰抵达牙山。第二天，运兵船“爱仁”、“飞鲸”号先后驶入牙山湾，并立即开始卸载。是日下午5时半，前往仁川发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日军已于昨日攻占朝鲜王宫、日舰大队将于明日开到的消息。见情况紧急，官兵继续抓紧帮助运兵船卸载，弱舰“威远”当晚先行返航。25日凌晨，未等“飞鲸”船卸清，并不再等候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到达，即率“济远”、“广乙”两舰起锚驶出牙山口。两舰行至丰岛附近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遭遇。日舰首先开炮，不宣而战。中国两舰奋力反击，很快力不能支，“广乙”驶至朝鲜西海岸触礁搁浅，“济远”向国内方向撤走。随后赶来的北洋海军运输船“操江”号被日舰掳走，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1100余名清军中有870余人葬身海底。

（二）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二次直接协同是增兵平壤，具体行动是海军为运兵船护航并守护其登陆，由此引发了黄海海战。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中国方面宣战后，仍无海陆协同作战计划。在海军兵力运用上，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方针，以“猛虎在山之势”构成对日军的持续威慑。他将海军的作用定位在“吓日”上，自然不会考虑以海军实战直接或间接配合陆军的问题。

9月上旬，叶志超获悉日军援兵已陆续登陆朝鲜，并正向平壤进逼，遂不断向李鸿章发电告急，请求尽快调兵增援。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决定调派淮军4000人增援平壤，并分海陆两段投送援军，即由北洋海军护送运兵船沿中国海岸前往中朝边界大东沟，援军登岸后再由陆路直趋平壤。然而，援军尚未登船启程，平壤战役就已打响。

由于通往平壤的电报9月13日就已中断，对前敌形势变化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仍按原计划派兵入朝增援。9月16日晨，丁汝昌率领18艘舰艇护送5艘运兵船自大连湾起航，当天下午抵达大东沟。第二天上午，北洋海军突然发现日本舰队出现在西南方向海面，丁汝昌下令起锚迎敌。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号在内共有4舰受重创，北洋海军则有4舰被击沉击毁，另有一舰在撤退途中触礁自毁，其他军舰也都不同程度受伤。为了一次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海陆协同行动，北洋海军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成为甲午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朝鲜半岛完全为日本陆军所控制，黄海制海权也基本落入日本海军之手。战争转向中国本土已不可避免。

中国战场“水陆相依”而亡

中国战场的海陆协同主要是两次登陆与抗登陆作战，一在辽东半岛，一在山东半岛。

（一）在日军海陆协同登陆中国本土的辽东半岛之战中，中国方面并没有组织实施抗登陆作战，也不存在任何海陆协同的抗敌行动。

黄海海战后，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目的是攻占旅顺港，进一步打击基本实力尚存的北洋海军。

中国方面早已获得日军将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大连湾、旅顺的情报，但无从实时掌握日军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也没有组织陆上机动部队与海军协同实施抗登陆作战的设想和准备。北洋海军因受伤各舰迟迟未能修复，加之士气严重受挫，直到黄海海战一个月后才勉强驶出旅顺基地，已不能也不敢有击敌运兵船于航渡之中的想法。当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得到证实，李鸿章给大连、旅顺守军的指令是在日军来路要口多埋地雷，只须各守营盘，不得轻易接仗。

日军登陆后于11月6日攻陷旅顺的后路重镇金州。丁汝昌在请示李鸿章并获准以保船为原则可以便宜行事后，即于第二天撤离旅顺，避入威海基地。当时旅顺守军共有14000余人，大多都是招募不久的新兵，且分属7个统领，主要驻防于基地海岸炮台和后路炮台。他们各守营盘，待敌来攻，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日军于11月20日发起进攻，22日便将旅顺攻陷。这一港口城市和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竟然是在没有海军参与协守的情况下被日军攻占了。

（二）接下来的山东半岛之战，几乎就是辽东半岛之战的重演，所不同的是已无处可退的北洋海军被迫与岸防部队“水陆相依”进行了最后一搏。

日军大本营在占领旅顺后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决定以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攻占威海卫，彻底消灭北洋海军。作战方式仍是由海军护送陆军至山东半岛登陆，然后抄袭威海后路，与海军构成对威海基地的水陆合围。

李鸿章将防御重点集中在威海基地。他曾向威海守军下达海陆协防命令，即有警时，海军应出港，在台炮火力范围内与炮台合力迎击，不得远出大洋浪战；陆上守军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山东巡抚李秉衡则在除威海之外的所有山东半岛北部沿海要地处处设防。他始终没有搞清日军可能的登陆地点，故明知兵分力单，仍不敢集中专注一处，将有限的兵力散布于威海后路东南至荣成、西至登州共500里之遥的沿海防线上。

海军将生存希望寄于陆上防御，陆上兵力本就不足，又无统一指挥下的海陆协同，威海重蹈旅顺覆辙已在所难免。

日军的登陆地点选定在山东半岛荣成湾。1月20日晨，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护送运兵船进抵荣成湾，一面掩护陆军登陆，一面派出鱼雷艇前往威海监视北洋海军。到24日下午，日军登陆全部结束。

日军在全部完成登陆的第二天即自荣成兵分两路抄袭威海后路。接着，日军仅用不到3天时间，即于2月2日攻陷威海基地南北岸的全部炮台。日本联合舰队随即展开海上正面进攻。2月7日，日本海陆军开始向威海基地发起总攻。至2月12日，由于陆上援军绝望，威海基地的海陆军向日军投降，丁汝昌等数名将领相继自尽。

纵观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均有海陆两军，但海陆协同作战的水平却表现出极大差距。正因为中日之间在海陆协同作战能力上的差距悬殊，才导致战场的天平不断发生倾斜，乃至影响了战争的结局。但要继续探寻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显然已经超出了海陆协同作战本身。如果可以概而言之，中日之间海陆协同作战水平的高下，其实质是两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