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国情论”小史

作者:李新宇(南大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一种不时出现的论调，可以称作“特别国情论”。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并以此抵制外来的体制和理念。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自然会有自己的特别国情，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其当取，拒其当拒，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考察“特别国情论”的历史，却很容易发现某种规律，它不仅有趣，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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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的特别国情论者是清王朝中的保守派。根据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即科学》中的说法：“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我对洋务运动初期反对派的言论所知甚少，也没有去核对，但我想，这大概是无须怀疑的事实。

接下来的特别国情论者是人们更熟悉的，它来自维新运动中的保守派，应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在维新派主张变法的时候，反对派的理由之一就是洋人的那些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国情是什么？从那些守旧大臣的奏折中，从太后的懿旨中，从张之洞《劝学篇》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皇帝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其次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维护这利益的“祖宗之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说，宪法、议院、选举之制，甚至废科举、兴学堂，开始时都曾因不合国情而被拒绝。但到最后，科举制废除了，洋学堂开办了，议会组成了，而且预备立宪，一件件都成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一些事并非不合国情，原来那特别国情也并非一定要去适应，原来那特别国情也并非不能改变。所谓不适应中国国情，往往只是推三阻四、拖延时间罢了。

现在一些人对清末新政非常看好，甚至深深抱怨辛亥革命打乱了现代化进程。但是，清末新政之所以没有实现，原因大概不只是革命捣乱，而是清王朝缺少必要的诚意和积极性。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已经成为改革派领袖的慈禧太后对是否立宪一直迟疑不决，因为她怀疑立宪是否适合大清国的国情。因为大势所趋，当时已经没有人公开说立宪不好，但清王室从老佛爷到王公大臣，哪一个真正愿意实行？反对立宪的真正原因人人明白，但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国情。在1906年8月27日和28日的御前会议上，荣庆、铁良、瞿鸿机等人反对立宪，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应首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数年之后再徐议立宪之事。慈禧太后说得明白：“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转引自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宋教仁集》，第16页。）其关键在于是否“果无妨碍”，若有妨碍，就是不合大清国情，若无妨碍，就是适合大清国情。后来之所以决定预备立宪，一是形势逼迫，二是相信了立宪有益无害。可是，它果真无妨碍吗？一场重大的制度变革，怎么会“果无妨碍”？这一点，老佛爷其实明明白白，所以，立宪只是“预备”，决不立即实行。其理由，仍然是民智低下，国情不适。

面对清王朝的立宪，当时的革命报刊揭露说：“一方曰国家预备立宪，一方曰国民程度不及；一方为庶政公诸舆论，士民应准陈言；一方为禁止集会言论，毋许干预政治。”（震：《论中国立宪当求唯一之方法》，《江汉日报》，1908年4月3日。）《钦定宪法大纲》出台之后，革命报刊对其进行声讨：“全曰保障君主大权，对于民权之伸张固全属空文”。（铁厓《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民声》，第1、2期，1910年出版。）

清王朝的立宪因为特别国情而一再拖延，终于没有完成。而等待他们的，是武昌起义的枪声。有意思的是，到了最后的退位诏书，终于不再强调国情特别，而是承认“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据故宫档案照片。）所谓国情的特别之处，一夜之间竟然统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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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国情论的第二次热炒是袁世凯准备称帝时期。

1915年8月，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并且认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北洋军阀》第2卷，951-952页，武汉出版社，1990。）

古德诺并不是复古主义者。他认为，由民主立宪改为君主立宪，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不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二是君主之继承不能由君主自己说了算；三是政府需预先精密计划。他说：“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一部分，而后乃能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北洋军阀》第2卷，951-952页，武汉出版社，1990。）

当年，《申报》记者曾就古德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询问梁启超：“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古德诺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启超答道：“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天津，未获相见，惟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4页。）

因此，古德诺是否有心在中国鼓吹复辟帝制，大概不易轻易做结论。但是，古诺德对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明显的，他在学理上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也许不是他的主张，但他的见解给人提供了方便，中国那些留恋帝制的人们以国情为由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

既然复辟以国情论为其理论基础，保卫民主共和的人们就必然要对这种论调进行抨击。李大钊等人严厉驳斥了民主政治不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抨击了拥护袁世凯的“毁新复古”论调，甚至严厉斥责“筹安之徒”和“复辟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1914年11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国情》一文。他说：“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非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扦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向去愈遥。”他认为，古德诺氏论国情，必宗于美，是美洲人眼中的中国国情，未必是中国国情。因为古德诺认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淡于政治，自古以来没有选举制度，所以难行共和，李大钊说：“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面对古德诺的言论，他说：“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尤为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Republic之一字耳。”他认为，外国人谈中国国情，是极不可靠的。

在1916年5月发表于《民彝》创刊号的长文《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认为中国人适应时代的精神，追求现代政治，这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那么，这种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呢？李大钊说：“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盖其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发，出于自主之本能，其强烈无能为抗也。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篷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他的态度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除了一心追求民主政治，这是“唯一之天职”，“唯一之主张”。在这篇长文中，李大钊讲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他说：“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我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他认为，“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百姓的智能就会迅速生长，国民素质就会迅速提高。他又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1915年2月27日，胡适在《致新共和国周报》中写道：“贵刊记者对于中国国民自治和自我发展能力之估计偏执一端。该君指责说：‘有人把共和国视作东方复兴之例证，事实上该共和国是注定要惨遭失败的……以一先进国家之标准来衡量中国，是完全不够格的。她不具备自我发展之能力。’然余亦要提醒该君，像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其改革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奉劝他多读一些书，譬如约翰．菲斯克的《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此他便会明白：即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共和国，也不是单凭一项突然颁的、神奇般的法令即可建成。试想一想，美利坚合众国在沮丧的十三州邦联宪法时期，其遭受之重创则比中华民国所遭受的更甚。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元1911年10月，创立共和国至今还不足三载，岂能说已决无希望！”（《胡适日记》第2卷，71－72页。）

1915年8月18日，在古诺德的文章发表、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的时刻，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中国与民主》，不仅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抨击，对当时已经通过的总统选举法表示反对，而且坚决地维护中国的民主道路。他说：“不管袁总统之独裁达到何等程度，他还有一般的常识，知道应该避免使用某些‘字词’，因为那会遭致青年一代之反对。尽管这些青年完全不知道共和主义到底是什么，但他们梦想共和却是由来已久。袁总统曾公开声称，他决无称帝之野心，甚至还将几个企图鼓吹帝制之人削职。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他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所以中国人不熟悉民主。面对这一基本事实，也就是基本国情，一些人认为，既然中国人不熟悉民主，中国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度。但在胡适看来，如果不实行民主制度，怎么能保证领袖不把民众训练成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他写道：“不管袁先生当不当皇帝，这并不影响少年中国之进程。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建立真正之民主而努力奋斗。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统治是一门艺术，照此，统治需要实践之锻炼。倘若余不开口说英语，那余决不会讲英语。倘若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实行民主，那他们决不会拥有民主。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古德诺教授之流是不会理解的。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胡适日记》第2卷，249页。）

他写道：“悲哉，呜呼！保守派与反动派皆已在外国评论家那里，找到了热心之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既无一丝诚意，亦无一点耐心。他们已经在一批伟大的制宪权威之中找到了自己之代言者，诸如日本之有贺教授、美国之古德诺教授。有贺教授反对少年中国尚可理解。可是，当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学者站出来宣称，东方人就其历史与传统来说，不配享有代议制民主政体时，这个打击无疑是很沉重的，是致命性的。这些大学者们用他们的‘权威性’意见，炮制了这部中华共和国之新宪法。此刻由于他们的功劳，中国皇帝将要为他们授勋颁奖。”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中国少年的痛苦。这沉重的打击，实在让他难以忍受。8月29日夜，胡适又作一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他说：“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又以其为一国名宿也，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此文攻之”。（同上，267页。）

就在此时，《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写道：“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家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之上。予觉诸人之主张君宪，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之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更变，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去何从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答王庸工》）

在《袁世凯复活》中，陈独秀又说：“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新青年》2卷4号）

在《答毕云程》中，陈独秀又说：“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因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新青年》第2卷第4号）

1919年2月，景耀月发布他在国民制宪倡导会上的演说，认为宪法要按照一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而特别制定，不可模仿欧美的成法。对此，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写道：“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我劝景某还是拿古德诺‘特别国情’的话头，去鼓吹帝制罢，何苦谈什么共和国的宪法呢？”（《特别国情》，《每周评论》第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