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六兵变”始末

1936年2⽉26⽇凌晨，⼀伙激进的⽇本少壮派军⼈对⾸相官邸、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本重要军政机关发起突然袭击，杀死多名政府⾼官，占领了⽇本的政治和军事中枢。他们企图以这种极端⼿段实现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达到向海外扩张的野⼼，这便是当年震惊⽇本的“⼆⼆六兵变”。

⼋⼗年后的今天，重新梳理、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疑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政府与军队的奇怪关系

当时⽇本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常奇怪，军队不归政府管理，作为政府⾸脑的⽇本⾸相⽆权指挥、调动国家的军事⼒量。那么⽇本军队归谁领导呢？⽇本宪法规定，军队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战后曾任⽇本⾸相的吉⽥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奈地说：“如果天皇和政坛元⽼对军队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量，那么，就没有⼈可以统辖⽇本的军队了。”

⽇本政府与军队的这种关系，造成的⼀个恶果就是没有⼀个政治家能够限制军⼈的对外侵略，所以在⽇本常常有如此怪诞的现象发⽣：在外交纠纷中，往往是⽇本政府持⼀个态度，⽽军队则是另外⼀个态度。1931年9⽉18⽇，驻扎中国东北的⽇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事变”。三个⽉后，⼀位温和的政治家⽝养毅出任⽇本⾸相，他对关东军此举⾮常不满，马上派早在同盟会时期就与中国有着良好交情的萱野长知来到中国，与国民政府举⾏秘密谈判。虽然后来谈判遭到⽇本军部破坏，但⽝养毅随即⼜采取削减军费等措施遏制军队的狂妄与蛮横，不仅如此，⽝养毅还主张“拒绝承认满洲国”，甚⾄决定将东三省交还中国。

作为⼀名⽇本政治家和政府⾸脑，⽝养毅⾃然要为⽇本政府和国民谋利益，在这⼀点上，他与那些好战的⽇本军⼈并⽆区别，他之所以反对关东军发动“九⼀⼋事变”，主要是担⼼⽇本此举会引起西⽅各国的制裁；另⼀⽅⾯，⽝养毅还害怕这样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旦中国与苏联结好，很可能就会联合起来进攻⽇本，那样⽇本就离亡国的⽇⼦不远了。

但⽇本军部并未领会到⽝养毅的良苦⽤⼼，他们对⽝养毅的“卖国⾏径”⾮常不满，1932年5⽉15⽇，⽇本海军中的⼀伙“⾎盟团”（右翼军⼈团体）成员闯进⾸相官邸，将⽝养毅乱枪打死。

⽝养毅之死让整个⽇本⽂官集团从此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反对的声⾳，⽇本军⽅从此成为了⼀匹脱缰野马。

兵变的起因和结局

⽇本军队内部其实也存在着尖锐⽭盾，军⽅⼀直存在着“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系。所谓“皇道派”就是军队中的激进派，以右翼团体“天剑党”和“⾎盟团”为主体，成员⼤都毕业于陆军⼠官学校，属于军队中的少壮派；⽽“统制派”则是军队中的保守派，成员以担任重要职务的⾼级将领为主，⼤都是陆军⼤学毕业，属于⽇本军队中的精英阶层。

“⼆⼆六兵变”中的政变部队

以“皇道派”为主的少壮军官认为国家⾯临的主要问题是⽇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欺瞒天皇，篡夺权⼒，剥削国民，导致⽇本⾛向衰落。“皇道派”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蓝本，再来⼀场新的维新，达到“清君侧，除奸恶”的⽬的，将国家权⼒还给天皇，以此来恢复⽇本的强盛与繁荣。

1934年后，由于“统制派”得到⽇本军队⼤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持，他们与“皇道派”的⽃争逐渐占据了上风。掌握权⼒的“统制派”趁机打压“皇道派”，他们借军队⼈事调整的机会，通过转⼊预备役、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等⽅式，剥夺了⼀⼤批“皇道派”军官的实权，甚⾄连“皇道派”头⾯⼈物真崎甚三郎也被免除了陆军教育总监之职。在这种背景下，“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盾⼀触即发。

“⼆⼆六兵变”事发之前，驻扎在东京的⽇本陆军第⼀师团突然接到⼀个命令，要他们⽴刻调往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前线。⽇本军队有⼀个惯例，驻防东京的近卫部队⼀般不外调出国，⽽第⼀师团恰恰⼜是“皇道派”的重要基地，第⼀师团官兵因此怀疑“统制派”耍了个调虎离⼭之计，⽬的是将他们赶出⾸都，于是他们决定⽴即动⼿发动军事政变。

2⽉25⽇深夜，东京遭遇了⼏⼗年未遇的罕见⼤雪，在这个⿊云密布的雪夜，⾹⽥清贞、村中孝次、安藤辉三、野中四郎等青年军官率领第⼀师团步兵第三联队、第⼀联队等部⼀千余名官兵迅速集结，于26⽇凌晨时分杀进了⽇本⾸相府、内务省、陆军部、警视厅等国家要害部门，杀死、杀伤⼤批政府官员，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本军⼈响应“起义”。在这次兵变中，⽇本⾸相秘书官松尾传藏、内务省⼤⾂斋藤实、⼤藏省⼤⾂⾼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多名政府和军队⾼官被杀，负伤者⽆数，⾸相冈⽥启介藏于密室侥幸逃脱，捡了⼀条性命。

兵变发⽣后，裕仁天皇发布了镇压叛乱的命令，并下令成⽴戒严司令部，调动军队平叛。带头叛乱的野中四郎绝望⾃杀，其他叛乱⼈员群龙⽆⾸，陆续向政府⾃⾸。叛乱平息后，经⽇本军事法庭审判，此次兵变的主谋和元凶被判处死刑，其他参与叛乱的军官则分别被判处死刑、终⾝监禁和有期徒刑。

关于“⼆⼆六兵变”还有⼀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天皇⼀直想利⽤“皇道派”这批底层爱国主义者（当时的⽇本爱国即等于爱天皇）来获得更多实权，所以任其发展，不加制⽌，直到后来担⼼兵变者会拥⽴他的弟弟为天皇，才决定镇压——这也属⼀家之⾔。

兵变被平息后，以东条英机为⾸的“统制派”在⽇本军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得到⽇本四⼤财阀的⽀持，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得以确⽴。“统制派”主张侵略中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本军国主义也从此踏上了⼀条不归路。

令⼈深思的是，“皇道派”发动兵变时所追求的⽬标，譬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在兵变失败后反⽽得以实现，可见在本质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是⼀脉相承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分⼦。

中国留学⽣眼⾥的“⼆⼆六兵变”

当时在⽇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与⼀般中国⼈相⽐，他们对⽇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较熟悉，对这场兵变的认识也⽐较深刻。当时中⽇两国关系⾮常微妙，绝⼤部分中国⼈对⽇本的对华政策极为反感，所以⽇本政府很重视中国⽅⾯特别是留学⽣对“⼆⼆六兵变”的反应和看法，专门派⼈在中国留学⽣中进⾏调查。

关于这场兵变的起因，中国留学⽣分歧不⼤，⼤都认为是⽇本军部和政府、军队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但对于兵变对中国以及中⽇关系的的影响这个问题，则存在着不同看法，⼤体上可分为乐观派、悲观派和观望派三种意见。

⼀、乐观派。他们认为⽇本政府平息叛乱后，军⽅⼒量遭到削弱，对华政策相对温和的⽂官集团将会崛起，中⽇关系的前景应该⽐较光明。乐观派认为：“以镇压此次事件为契机，（⽇本）政界的⼒量将会⽐以往更为增强，甚⾄可能会出现⼀股牢固统⼀的势⼒，故在将来的对华⽅针上，以往⽂交武攻的⼆重外交将会得到清算，正确的⼀元化外交能够最终实现，为中⽇关系带来好转的迹象。”

⼆、观望派。他们认为兵变后⽇本和苏联很有可能在中苏边境发⽣冲突，因为⽇本和德国签有秘密协定，届时德国⼀定也会参战，德国会从欧洲向苏联发起进攻，使其陷⼊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除保持中⽴之外别⽆他选，将会陷⼊⾮常难看的局⾯。鉴于这种看法，观望派认为“⼆⼆六兵变”对中、⽇、苏三国在东亚的相互关系上影响巨⼤，但究竟会怎样，还有待观察形势的发展，观望派希望中⽇关系不要因此遭到破坏。

三、悲观派。这⼀派对形势的分析⽐较到位，他们认为现在掌权的⼴⽥内阁实际上与此前的冈⽥内阁⼤同⼩异，即便拥有政党的⽀持，但仍会被军部左右。军部已成为⽇本政坛的主导⼒量，只要军部肆意妄为，⽆论哪个内阁执政，对华关系都将⽆法让⼈期待。他们还分析说，万⼀⽇本军⽅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开始推进积极的扩张政策，那么近在咫尺的中国将⾸当其冲成为⽇本⼈的靶⼦，中⽇关系的未来不可想象。

事实证明，悲观派和观望派对局势的分析⼤体准确，兵变之后的⽇本，完全控制在⼀群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当时的⼴⽥内阁已经沦为⽇本军部的傀儡，正如《⽇本侵华内幕》⼀书所说：“政党内阁已告寿终正寝，（军⼈）⽤恐怖⼿段，将站在反对军部⽴场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家打到，以切断国政的（安全）防堤，军部的这种⾏动，已经没有⼈能够加以正⾯阻⽌了。”

如果说“九⼀⼋事变”和“⽝养毅之死”让⽇本军队彻底摆脱了政府羁绊的话，那么，“⼆⼆六兵变”则使⽇本军部成为⽇本的实际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