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魔到当代英雄——拿破仑是怎么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的？

作者： WuGustaf

“卓越的军事天才”、“伟大的战略家”、“马背上的世界灵魂”……这些都是对拿破仑的赞美。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拿破仑生前以及死后的一段时间，欧洲人对他的评价与教科书上的溢美之词恰恰相反——“暴君、僭位者、食人魔乃至敌基督”。在饱受法军荼毒的西班牙，一则通俗教义问答广为流传：

问：谁是我们的敌人？

答：法国人的皇帝。

问：这是个什么人？

答：一个无比邪恶、无比野心勃勃的君主，一切邪恶的主导者，一切善良的毁灭者，最后，还是恶毒言行的浓缩品。

在德意志，号召同胞发起“解放战争”的剧作家克莱斯特（Kleist）称他为“大恶狼”，要让“一颗子弹穿过这家伙的脑袋”。在俄罗斯，诗人格林卡（Глинка）创办的《俄罗斯信使》（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依靠激烈的爱国反法态度风行一时，沙皇的爪牙德意志人科策比（Kotzebue）在詈骂拿破仑之余，甚至宣称要将法语排除出外交舞台。不列颠的态度毋庸赘述，吉尔雷（Gillray）的几幅讽刺画便足以令拿破仑暴跳如雷：“这些可鄙的画作都出自没良心的画手！”

即便在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繁重的兵役与严峻的经济形势也让反对声越发激烈。卡法雷利（Caffarelli）在这个寒冬写道：“不言而喻，农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可以看到，他们的负担在增加，而收入因为青年入伍而减少……一旦有人作乱，他们就会群起响应。”

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上层社会对拿破仑的厌弃愈发严重。重回公众视野的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公开将他“开除法籍”，指责这个该死的外国佬“不过是个战场上的大赢家，可除此之外，最无能的将军也比他干得好”。像深受保王党母亲影响的雨果（Hugo）一样，一整代青年人在憎恶“博纳巴”（Buonaparte，这是拿破仑早年使用的意大利语姓氏，后常被用作蔑称）的环境下长大。此时的拿破仑已是新的尼禄、新的阿提拉，是战争与破坏的代名词。

然而，拿破仑倒台后不过二十五年，种种黑色传说中就已混入无数英雄传奇，他的遗骸归葬巴黎荣军院时法兰西举国欢呼，欧洲各地曾与他为敌的国度也不时涌现出热情的赞颂者，他的名字成了近乎永恒的争议话题。时至今日，即便是在与拿破仑敌对时间最为长久的英国，大英图书馆内拿破仑标签下的各类出版物也有13,000本之多，对拿破仑秉持好感的历史学家始终不乏其人，高度评价拿破仑历史地位的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更是将他的拿破仑传记书名定为《拿破仑大帝》（Napoleon the Great）。

为什么拿破仑的公众形象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可能会有人解释为时代发展对人物评价的影响，但拿破仑生前死后公众形象的扭转，则更多的是他自己苦心经营的结果。

从神话到传奇

正如让·蒂拉尔的《拿破仑：救星神话》（Napoléon: Ou le mythe du sauveur）一书所述，这位军人出身的皇帝除了擅长统军作战外，还深得宣传（propaganda）精髓。早在1796-1797年的首次意大利战局中，他便充分利用各式宣传机构有意识地制造了一系列英明统帅神话（myth），将其他统帅笔下枯燥无味的战报变为英雄赞歌。随后近二十年，国家救星、立法者、征服者等领袖形象陆续成为神话的一部分，然而，在帝国末年灾难性现实的打击下，上述神话已渐渐被怨言盖过。退位后，拿破仑再也无法利用宣传机器生产神话，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他的传奇（legend）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815年3月，拿破仑在军队支持下再度登上皇位，三个月后，他便遭遇滑铁卢惨败，百日王朝由此终结。尽管历时极为短暂，结局十分惨淡，这个光怪陆离的短暂插曲却给拿破仑的形象带来重大变化。“百日”之前，人们眼中的拿破仑总体上不过是个具备独特领袖魅力的军事征服者，“百日”期间，拿破仑一面整军备战，一面重启革命叙事，以革命代言人的姿态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认可。他谴责教会与贵族奴役人民，宣称自己归来是为了恢复人民的权利，他本人并非号称君权神授的历代波旁国王，而是人民认可的合法君主：“法兰西人民不可能再接受一位封建国王，他们需要一位从革命中涌现的君主，那便是我。”

拿破仑在青年时代曾经追随罗伯斯庇尔兄弟，此时，重回革命的他则重建了与“雅各宾派”乃至整个共和派间的合作关系，并表现出此前罕见的宽容。当时，他命人修改了帝国宪法，使其更为“进步”、更具自由主义，还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人力物力以公决形式将其确立。百日时期的出版物也限制极少，右翼报纸上依然可以公开称他为“怪物”、“当代帖木儿”以及时人看来最为恶毒的“科西嘉佬”。很快，在多数人眼中，新帝国的创立者竟被视为革命平等原则的捍卫者，穷兵黩武的世界征服者形象则变为立法者兼卫国统帅，最为重要的是，这位独断专制的统治者在临近失败之际已令自己成为自由象征，直至两百年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巴布罗（Barbero）仍在他的大作《会战：滑铁卢新史》（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中感慨：

要是拿破仑在滑铁卢取胜……自由主义思想便不会如历史上神圣同盟时期（1815-1823）一样，遭到剧烈的边缘化和打压，或许1830年的法国也不会发生革命。

众所周知，随着法军在滑铁卢惨败而归，波旁王朝第二次在外国刺刀帮助下复辟。尽管路易十八不失为一位明智的君主，但这位“六个人才能抬动”的君主显然缺乏拿破仑的个人魅力，而诸多保王党贵族、教士的索要旧产的做派更是惹人厌恶——有位教士公然宣称要是教区居民不把土地归还教会，便会“被恶狗吞噬”，这恰恰印证了拿破仑在“百日”之初登陆法国的断言：“这让我们确信，他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他们依然被偏见驱使，与我们的权利为敌，与人民的权利为敌。”因此，拿破仑率部东山再起的谣言一再广为流传，迟至1820年5月，伊泽尔（Isère）省省长还在拉弗雷（Laffrey）村遭遇过高呼“皇帝万岁”、宣称皇帝必将归来的大批农民。

面对拿破仑几乎单枪匹马便掀翻复辟王朝的难堪事实，波旁的辩护士们同样做出了拙劣反应，一份出版于1815年9月的宣传册煞有介事地指出，拿破仑已经布下遍及法国的暗桩，并得到雅各宾俱乐部与退役军官的支持，甚至断言：“毫无疑问，1815年3月的革命是1789年革命的姊妹：她有着同样的父亲、同样的执行者、同样的支持者。”这样挖空心思的构陷在招致嗤笑之余，也无形中强化了“革命皇帝”这样看似自相矛盾的传奇形象。

与此同时，类似的场景在拿破仑曾涉足的欧洲各地也不断上演。维也纳和会将德意志诸国重组为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在邦联框架内，残存下来的三十多个诸侯小邦则要俯首听命于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大巨头。这个空有宪法与德意志名号，却缺乏实际国家权力的邦联令曾经热衷于德意志民族解放事业、渴望效仿法国建立统一近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们大为失望。在1819年之前，深受法国影响的南德小邦还曾有过独立自主的立宪尝试，可随着奥地利实质上的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政治气息日趋保守，普鲁士改革派相继遭受打压，整个邦联的氛围也日益死气沉沉，1819年9月，梅特涅操纵邦联国会通过决议，不仅厉行新闻检查，还对任何自发组织都加以严格筛查。次年7月，新修版《邦联宪法》索性赋予各国（事实上便是奥、普这两个大国）干预其他邦国内部事务、“恢复秩序”的合法权力，还删去了已成空文的解放犹太人和宗教自由。

普鲁士教育家洪堡（Humboldt）由此慨叹：“愚昧的专制坏过拿破仑的专制。”而是在法国影响最为深刻的莱茵兰地区，面对这样的“愚昧专制”，拿破仑与法国曾带来的《民法典》、取消封建劳役、公民平等、量才录用立刻成为保卫对象，法官与法学家奋起捍卫《民法典》，将它一直沿用到1900年，《民法典》命名者的声望也迅速恢复。1827年，亚琛（Aachen）法官冯·菲尔特男爵（Freiherr von Fürth）写道，“拿破仑皇帝或许是个成吉思汗、帖木儿、阿提拉一样的世界破坏者……可他总是最伟大的立法者之一。”

就这样，当拿破仑帝国土崩瓦解后，作为革命者、立法者、自由捍卫者的皇帝传奇却不断滋长，再加上就连攻讦者也难以否认的军事天才形象，他距离以正面形象重回世人视野已只差一场舆论攻势。恰在此时，拿破仑已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孤岛以笔为剑，打响了人生中最后一场胜利战役。

最后的胜利：圣赫勒拿岛

从1815年10月到1821年5月，拿破仑在流放地圣赫勒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这段时间里，他以长时间谈话的方式，留下了可谓车载斗量的丰富文字资料，并以这种方式塑造了全新的自我形象。1823年，他的侍从拉斯卡斯（Las Cases）出版了记录拿破仑岛上言行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该书立刻震撼了法国乃至欧洲，也很可能是十九世纪除去宗教书籍外的头号国际畅销书。

流放期间，英国看守不仅限制“波拿巴将军”的行动自由，也禁止他阅览最新报纸——可这样的处境却给舆论战提供了难得素材。拉斯卡斯在书中以巧妙笔法将流放地描述为风吹雨打的贫瘠孤岛——这基本属实，圣赫勒拿岛的平原地带尚可称为气候温和，可拿破仑居住的亡林高原（Deadwood Plateau）却云遮雾罩、终年阴湿、虫害肆虐。他还声称曾经肆意出入欧洲各国宫殿的征服者彼时只能蜗居在陋室里忍受英国看守羞辱——这自然属于过度夸张。不论如何，强烈的反差与民族情绪带来了可观的同情，岩石丛生的荒岛更让人联想起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其效果一如拿破仑所述：“殉难剥去了我的暴君表皮。”

此外，纵然面临封锁，拿破仑依然尽力通过各类间接途径知晓欧洲局势，发现那里已成为他绝佳的舆论战场。反法同盟诸国“迫害并流放”了拿破仑，这令他在许多法国人眼中重新成为抵抗外侮的英雄。在海岛上的少数追随者面前，皇帝不断回忆他过去的光荣，纵然所有夸张，但“阿尔科莱、里沃利、金字塔、马伦戈、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是花岗岩，嫉妒之齿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些辉煌的胜利与暗淡的复辟时代现实形成了鲜明反差。城市里，曾经深陷保王氛围的青年们纷纷陷入对旧日荣耀的追思，生于1810年的缪塞（Musset）为自己那一代人奋笔：

他们生于战争之时，为战争而生……

他们期盼了十五年的莫斯科冰雪与金字塔骄阳

他们头脑里有一整个世界

他们眺望着土地、天空、小巷与大街

一切都是空虚

教区的钟声孤独地在远处回荡

生于1797年的维尼（Vigny）同样情绪激昂：

我属于这样一代人

与世纪一起诞生

眼前总有着一柄利剑

可将要拿起之际

法兰西却将它收入了波旁剑鞘

而在乡村，当帝国军队的幸存士兵们返回家乡，在漫长的农闲时节讲述起脑海中自然美化过的故事后，对皇帝的崇拜便又油然而生。尽管帝国末期遭遇了诸多天灾人祸，但恰逢厄尔尼诺现象间歇期的执政府-帝国时期总体上还是相对风调雨顺、稳定富足的，帝国本身的短促存在也让它无法像波旁王朝一样阶层固化——“每个士兵的弹药盒里都有一根元帅杖”的名言事实上并非拿破仑所说，而是复辟时代的追念帝国的感慨。无论城乡，皇帝、元帅、近卫军、骑兵的伟大冲锋，这一切与最终“殉难”的结局杂揉起来，汇成一个光怪陆离的英雄世界，将对僭位者的憎恶熔铸成对常胜征服者的无限仰慕。到了1827年，就连夏多布里昂也只能慨叹世事无常：

活着，他错失世界

死去，他拥有世界

在官兵簇拥下来到万神殿的拿破仑

在追溯光荣之余，拿破仑也不忘塑造自己的当代英雄形象。神圣同盟在整个欧洲厉行反动，这让拿破仑在选择性遗忘自己政策中的个人野心因素后，能够洋洋自得地将自己描绘为大革命的化身，并将大革命视为解放各民族的武装斗争。

他推崇革命原则，强调自己才是革命的继承者——难道他没有作为革命壁垒抵挡过各国君主，难道他没有推行摧毁了封建特权与农奴制的《民法典》，难道他没有解放各地遭遇歧视的犹太人？于是，当法国人日后从事革命时，总不免存有对拿破仑的追念。与此同时，他又断言民族主义终会胜利，德意志、意大利终将统一，这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或许如罗伯茨等英国史学家所述，是“假装自己推崇泛欧主义”，可却存在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梅特涅尚未学会日后的俾斯麦（Bismarck）以民族主义阉割自由主义的技艺，神圣同盟只得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同时打压二者，从而招致各方面的剧烈反弹，甚至令参与“德意志解放战争”的诸多志愿军人都大为不满，拿破仑适时出笼的诸多论断便由此赢得大批拥趸。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在德意志风行，老兵们自发聚会庆贺皇帝生日，拿破仑的形象逐渐由外国暴君变为解放者，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视拿破仑为祖国之父、意大利团结统一的象征……这样的现象看似离奇，可考虑到时代背景，事实上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要忘记，最为热情的拿破仑赞颂者海涅（Heine）便来自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文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的最后胜利不仅令自己的灵柩于1840年回归法国，也让他的传奇如大军般再度席卷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