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中的清醒者:徐抚辰和吴汝纶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作家唐浩明把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誉为“乱局清醒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位清醒者:徐抚辰和吴汝纶。

故事要从庚子事变说起。晚清史官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这一判断是颇有见地的。

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的关系,大家都已熟悉,不作赘述。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皇帝。1900年1月,她以光绪皇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遂立载漪(光绪皇帝的堂兄)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一计划引起中外舆论的反弹,特别是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承认其地位。这便是以载漪为首的清廷权贵仇视西方,并企图借义和团之手排斥西方人的直接原因。正如吴永所言:

是时,鲁抚李秉衡、直督裕禄、直臬廷雍、晋抚毓贤,皆心醉其术(注:即迷信义和团的法术),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辅大僚,已如一孔出气。内则刚毅、赵舒翘等,阿附端王载漪,极力主持,造作种种征验以耸上听,一若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者。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以是奸民无赖,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3页

在理解义和团事变时,有必要考虑到这一政治背景。

在向列强宣战之际,慈禧还向各省督抚下达支持义和团的谕旨。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抵制了这一命令,此即“东南互保”。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起初,山东巡抚袁世凯接到慈禧的谕旨后,决定奉命执行。当时,协助其处理洋务的幕僚徐抚辰认为这是“乱命”,并力劝袁不要执行。袁开始没有听从,徐抚辰立即辞职走人,并留下告别信,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只到这时,袁世凯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召还徐,并一改方针。

闻项城初奉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遣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项城后日之丰功伟业,赫赫为全国宗望者,实皆由徐玉成之。

《庚子西狩丛谈》第13页

在吴永看来,徐抚辰的劝谏不仅改变了袁的政治命运,也避免了中国北方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可谓“一言兴邦”的典型。

“当时山左人民,获以安定,清室亦藉延十数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惨劫。一言兴邦,造福诚非浅鲜。此事项城幕中旧人,为予历历言之,当非臆造;而徐后亦遂默默无闻无所表见,大功不赏,可惜尤可叹也。”

《庚子西狩丛谈》第13-14页

吴永关于徐抚辰的说法,也得到了刘成禺的印证。刘在《世载堂杂忆》中摘录了徐抚辰信件的部分内容:“我公(即袁世凯)能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涌至,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灭,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地方官廷雍(直隶布政使、护理总督)则是义和团的坚定支持者,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慈禧的命令,残杀了众多传教士和教民。最终在事变后成为清廷的替罪羊,是被八国联军所杀级别最高的清廷官员。讽刺的是,庚子之变的祸首载漪却得以善终。事实上,廷雍本可以不必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也遇到过类似徐抚辰式的属下,那就是吴汝纶。

关于吴汝纶,我们可以多说几句,他是桐城派文学家,先后做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也是严复的密友。我们知道,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得到过他的修改建议。故而,严复对其有高度评价,“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即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在庚子事变时,吴汝纶正在保定主持莲池书院。严格来说,他是廷雍的下级。按照吴永的记载,吴汝纶曾多次劝说廷雍,衅端一起必定祸国殃民。可惜,这番话不仅被当了耳旁风,吴本人差点被廷雍陷害。

拳祸初作时,桐城吴挚甫先生(即吴汝纶)方主讲保定莲池书院,颇为彼(即廷雍)所敬礼。先生曾一再作书,为之痛陈利害,晓以大势,谓:“乱民邪匪,不可姑纵,教士教民,不可轻杀,衅端一起,必致贻祸国家。”反复累数千言,词甚剀切。廷雍非但不听,而且以此致憾于先生,欲设计中伤之。幸以先生之道德清望,不能为害,然其毒亦已甚矣。

《庚子西狩丛谈》第92页

身处乱局之中,为官不易。倘若听得进清醒者的建议,廷雍的命运恐不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