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中的清醒者：徐抚辰和吴汝纶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作家唐浩明把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誉为“乱局清醒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位清醒者：徐抚辰和吴汝纶。

故事要从庚子事变说起。晚清史官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这一判断是颇有见地的。

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的关系，大家都已熟悉，不作赘述。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皇帝。1900年1月，她以光绪皇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遂立载漪（光绪皇帝的堂兄）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一计划引起中外舆论的反弹，特别是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承认其地位。这便是以载漪为首的清廷权贵仇视西方，并企图借义和团之手排斥西方人的直接原因。正如吴永所言：

是时，鲁抚李秉衡、直督裕禄、直臬廷雍、晋抚毓贤，皆心醉其术（注：即迷信义和团的法术），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辅大僚，已如一孔出气。内则刚毅、赵舒翘等，阿附端王载漪，极力主持，造作种种征验以耸上听，一若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者。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以是奸民无赖，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3页

在理解义和团事变时，有必要考虑到这一政治背景。

在向列强宣战之际，慈禧还向各省督抚下达支持义和团的谕旨。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抵制了这一命令，此即“东南互保”。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起初，山东巡抚袁世凯接到慈禧的谕旨后，决定奉命执行。当时，协助其处理洋务的幕僚徐抚辰认为这是“乱命”，并力劝袁不要执行。袁开始没有听从，徐抚辰立即辞职走人，并留下告别信，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只到这时，袁世凯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召还徐，并一改方针。

闻项城初奉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遣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项城后日之丰功伟业，赫赫为全国宗望者，实皆由徐玉成之。

《庚子西狩丛谈》第13页

在吴永看来，徐抚辰的劝谏不仅改变了袁的政治命运，也避免了中国北方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可谓“一言兴邦”的典型。

“当时山左人民，获以安定，清室亦藉延十数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惨劫。一言兴邦，造福诚非浅鲜。此事项城幕中旧人，为予历历言之，当非臆造；而徐后亦遂默默无闻无所表见，大功不赏，可惜尤可叹也。”

《庚子西狩丛谈》第13-14页

吴永关于徐抚辰的说法，也得到了刘成禺的印证。刘在《世载堂杂忆》中摘录了徐抚辰信件的部分内容：“我公（即袁世凯）能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涌至，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灭，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地方官廷雍（直隶布政使、护理总督）则是义和团的坚定支持者，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慈禧的命令，残杀了众多传教士和教民。最终在事变后成为清廷的替罪羊，是被八国联军所杀级别最高的清廷官员。讽刺的是，庚子之变的祸首载漪却得以善终。事实上，廷雍本可以不必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也遇到过类似徐抚辰式的属下，那就是吴汝纶。

关于吴汝纶，我们可以多说几句，他是桐城派文学家，先后做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也是严复的密友。我们知道，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得到过他的修改建议。故而，严复对其有高度评价，“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即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在庚子事变时，吴汝纶正在保定主持莲池书院。严格来说，他是廷雍的下级。按照吴永的记载，吴汝纶曾多次劝说廷雍，衅端一起必定祸国殃民。可惜，这番话不仅被当了耳旁风，吴本人差点被廷雍陷害。

拳祸初作时，桐城吴挚甫先生（即吴汝纶）方主讲保定莲池书院，颇为彼（即廷雍）所敬礼。先生曾一再作书，为之痛陈利害，晓以大势，谓：“乱民邪匪，不可姑纵，教士教民，不可轻杀，衅端一起，必致贻祸国家。”反复累数千言，词甚剀切。廷雍非但不听，而且以此致憾于先生，欲设计中伤之。幸以先生之道德清望，不能为害，然其毒亦已甚矣。

《庚子西狩丛谈》第92页

身处乱局之中，为官不易。倘若听得进清醒者的建议，廷雍的命运恐不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