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证：有关方面对叶挺的误读

文：蔡长雁

叶挺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一直读到保定军校，是那个时代杰出的革命军人，他先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4年夏到苏联学习，年底脱离国民党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极其复杂。他有自己的思想，对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运动的沉默态度，也让人疑惑，于是与他有过交集的中共高级干部、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有关方面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读，这些误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南昌起义前后和广州起义前后。误读的后果则是直接影响了叶挺的两段历史：1928年秋在德国的“转党”暂停，丢掉党籍18年；1937年担任新四军军长后长期有职无权。

一、南昌起义前后是“小资产者”

革命时期，苏联向中国派出了一批军事顾问，支持国民革命，在北伐战争前后与叶挺等中国将领共同作战。国共合作破裂后，苏联军事顾问回国，但他们对中国革命都异常关心，南昌起义爆发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即侦察局，负责情报工作）于1927年9月14日在莫斯科召集从中国回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开会，座谈交流对南昌起义及相关问题的看法。

参谋部第四局会议主持人罗加乔夫，在广东革命政府二次东征时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北伐战争时期是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他宣布会议开始后，首先请戈列夫发言。戈列夫是第四军内的三个军事顾问之一，在叶挺的上司张发奎那里担任军事顾问，也算是叶挺的上级，与叶挺在大革命时期共事有一年半时间，对叶挺应当有所了解。戈列夫在会上报告了南昌起义部队情况，并对起义军两个主要军事领导人叶挺、贺龙进行了批评。戈列夫指出：“我跟叶挺共事一年半时间，或许还要长些。我也了解他的缺点。”他“不是像人们所希望那样坚定的革命者”。

1927年初到叶挺部担任军事顾问的捷斯连柯应当说对叶挺最了解，但他对叶挺的误读实在太深，他在参谋部第四局会上发言说：“就拿叶挺来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小资产者，一直向往当个广东的地方长官，所以他乐意到那里去。他曾在保定军校学习，没有毕业，于1924年在俄国上了东方劳动者大学。他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娶了一位富有的中国老婆，全家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

1、是“军阀”，“不能信任”

斯卡洛失在参谋部第四局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应当说，不仅需要把贺龙看作是追逐功名的军阀，即靠剥削农村为生的中国这种特殊组织的军阀。他出身农民不妨碍把他列入军阀阶级，而不列入农民阶级。他是个军阀，是个狡猾的军阀。我认为叶挺也应归入这类军阀，而不归入共产党人。”“当然，如果把胜利的希望建筑在对这些人的政治信任上，那是可笑的。现在问题不在于这些人。问题在于广东正在形成和可能形成的政治局势。我重复说一遍，今后这种运动只有在广泛的农民运动的背景下进行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农民运动将取得胜利，那么当然，贺龙和叶挺的动摇就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可以提出取代他们的问题。但应当说，迄今为止这种运动还没有开展起来。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坚决地抛弃任何把赌注押在将领们身上的做法，这就是说，不应夸大他们的革命勇气，不应把赌注押在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上，而应当完全正确地和清醒地估计今后举行暴动的革命潜力。”叶挺和贺龙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1927年9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沃林(以塔斯社记者名义在华活动）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而马上要进行的广东暴动不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否则即意味着把整个这场运动推上错误的或许是灭亡的道路，领导人重犯机会主义错误。暴动依靠的军事将领（叶挺和贺龙）“在政治上是很不可靠的”，他们“在客观上将出卖这场运动”。“对于在叶挺和贺龙周围的实际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方面负有责任的中央代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等人)也同样可以这样说。这些同志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经历过与8月党代会有关的党内政治和党内情绪的转变，他们正面临着重犯在党过去的政策中(党的上层人士等)犯过的许多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危险。很可能这场运动将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开展，不仅在同内部(不仅是广东内部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反革命的斗争中，而且在同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的冲突中遇到极大的困难，遇到极大的危险。叶挺和贺龙部队中共产党员占较高的比例(约20%士兵和约50%军官)本身并不是这支军队的正确政治方针的可靠保证。按其结构，按其组织机构和按其社会成分来说，叶挺和贺龙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流氓无产者)，与一般的军队，实质上是军阀部队，即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没有什么差别。在所有这些方面，特别是在领导方针上，贺龙和叶挺的运动潜藏着极大的危险。至于广大群众支持叶挺和贺龙暴动的准备程度，那么掀起广东群众革命运动的这种高潮的客观前提无疑是存在的。”

2、“不支持农民运动”

戈列夫在参谋部会议上还批评了叶挺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为什么叶挺在湖南暴动时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方针呢?叶挺属于共产党中的右派，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连国民党都知道，若是叶挺在俄国领袖、中央、整个中国革命界几乎都出来声讨湖南那枪杀事件的时候站出来‘我要说话’，那我们会感到很奇怪的。这会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戈列夫说的“湖南暴动”是指许克祥1927年5月21日在湖南省长沙发动的反共政变，即马日事变。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谭平山(还兼国民党农民部长)不信，亲到湖南实地考察，回来后（于5月）即宣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他害怕“大规模的征发没收”会导致“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也易“引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

对当时的农民运动问题，叶挺也有自己的认识，从他处理“高要民团焚烧农村案”可以看出，他采用的是调和阶级关系的手法。但叶挺在广东的这一做法，被中共认为“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叶挺率部北伐，进入湖南后，发现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他认为“不能这样开展农民运动，这会破坏北伐”，所以当农民运动领袖来请领指示时，被他拒于门外。

叶挺的军事顾问捷斯连柯同意戈列夫的意见，他在参谋部第四局会上接着戈列夫发言指责叶挺“不支持农民运动”。捷斯连柯说，“很有意思的是，他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那时正是武汉反革命军队镇压了农民运动，每天有许多代表来到我们这里向叶挺求援或讨教，而叶挺则躲避他们，什么也不说，甚至不让他们进车厢。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就找个借口。他常常说，现在不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时候，因为这会破坏北伐。这是原话。现在就拿罗易在武汉时的情况来说吧。当时在我们当中正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叶挺应当扩充军队。罗易同志把叶挺请来，他们进行了交谈，提出了扩充军队的问题，可是他说原则上他不反对扩充，但必须通过军事委员会。他本人不抓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叶挺根本没有考虑搞什么发动。后来，我们在县城大冶呆了大约两个星期，那里也是这样:强大的农民组织立即与我们会合，请叶挺出来讲话，交换关于形势的情报，但他一个代表也不接见。当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想讲话时，他则外交式地避而不谈，一次也没有发表讲话，也不接见代表。贺龙是个我行我素的人，贺龙和叶挺之间有些摩擦。”

1927年10月14日在上海的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希塔罗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执委沙茨金，指出南昌起义领导者“实行的是以往那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方针，仍像过去那样不敢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胆口号，而仍竭力加以削减。例如，他们要求超过200亩的土地(约15俄亩，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啊)才没收。”

3、没有军事领导本领

不懂军事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则否定了叶挺的军事才能。希塔罗夫致信沙茨金，指出南昌起义的军事领导者没有一点本领：“汕头的失败也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如果军事领导稍微有点本领的话，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和空间，即使暂时放弃汕头，也能保存军队，使它成为今后发展我们力量的起点。上层领导的政治错误本来是可以迅速和顺利地加以纠正的，广东的基础对于夺取政权，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在得到上面最后批准前就决定了的)是最有利的。但遗憾的是事情已经搞坏了，而现在只能如此。”1927年9月30日，黄绍竑率黄旭初、陈济棠、薛岳各师，进攻潮州、汕头。留守潮州、汕头的南昌起义部队顽强抵抗，至黄昏，潮州守军突围。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因潮州失陷，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其实当时驻守潮汕的并不是叶挺。

4、适当时候“应当瓦解这支军队”

沃林1927年9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认为，利用叶挺和贺龙进行暴动显然存在着的危险，主要是来自领导方面的危险。“叶挺和贺龙及其身边的中央委员们是否敢于发动农民的自发力量；最后，在发动这个自发力量以后，他们是否能够正确领导这个自发力量，将其纳入真正工农革命的轨道，更加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不使群众成为自己政治军事计谋的工具，而相反变成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工具?”“应把话说在前头，叶挺和贺龙暴动的政治领导人应当现在就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一旦叶挺和贺龙的军队起到发动自发力量，解除民团武装和武装革命群众，以及消灭敌人一些大的武装部队等等作用，就应当瓦解这支军队。在这场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是无论如何必须做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武装的工农群众归入叶挺和贺龙的军队，而应该成为组织新的中国真正工农红军的基础。否则，靠革命群众而得到加强的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会在广东进一步开展暴动时成为巨大的障碍。”“叶挺和贺龙的运动应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简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就重建‘左派国民党’和利用国民党旗帜举行叶挺和贺龙暴动问题所说的一切，我们应当说，后者在政治上是毫无道理的，前者按目前的提法（我们重建…）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由此可见，‘组织’国民党的‘计划’(见提纲:‘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在与叶挺和贺龙运动相联系的现时具体政治形势下是中共中央又一个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

二、广州起义时期：任命叶挺为广州暴动总司令是个很大的错误

广州暴动失败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的谢苗诺夫（曾经化名安德烈）于1928年2月15日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有个关于广州暴动的秘密报告，认为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军事组织软弱无力。在敌军中的工作一直很糟糕。这是中共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缺点。军事工作经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不善于利用俘虏和工人队伍。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头一天晚上完全正确地决定必须把俘虏编入工人队伍，编入我们的团，以便组成5000到6000人的突击队，而不是1000到1500人的突击队。由于叶挺的罪恶的疏忽，这项决定没有执行。”“任命叶挺为总司令是个很大的错误。我曾反对这项任命，但我要对这项任命负全部责任。我的责任甚至比革命委员会其他委员更大。因为我意识到这项任命的危险性，但未能说服革命委员会。很难有比提叶挺当总司令更不恰当的事了。这位‘中国将领’没有任何资格当将领。” 叶挺是在1927年12月10日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从香港乘火车前往广州，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的。

1、消极怠工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于1928年1月1日-5日在香港召开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严厉处分了起义的领导同志，因为叶挺不赞同广州起义总的方针，被认为是“临阵脱逃”“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信（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中说：“赤军总司令叶挺同志之消极等于虚设，且他于暴动前一夕方到广州，什么事都不知道，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故太雷同志一死，全盘都失其联络，军事上更受重大影响；这是退却前慌乱状态的一个重要致命伤，或也是这次广州暴动组织上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一个重要证明。”

谢苗诺夫2月15日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还指责叶挺说，“他不理解革命运动。实行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方针，不相信暴动会以胜利告终。从进攻转向防御是这次暴动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防御对于任何暴动来说都是灭亡。从进攻转向防御的责任主要由叶挺来承担。”“这些主观因素对于暴动来说都是致命的。我认为，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等的严厉批评，并攻击叶挺“政治动摇”，共产国际也是抱这样观点。11月17日，王明撰写《广东暴动纪实》，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结论五个部分，攻击叶挺“于暴动前6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主张进行了批判。

1939年春叶挺在泾县云岭接受汉斯希伯采访时说，“我去广州的原来打算”是“努力争取张发奎的所有部队都继续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不同意搞那种带有政变特点的广州公社，我认为那样做注定失败，不能拯救统一战线。”对广州暴动能否成功，叶挺的确没有信心。

2、“参加第三党”“反中共中央、反共产国际”

1928年2月11日远离中国革命前线安居莫斯科的向忠发致绝密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指责叶挺等“反中共中央、反共产国际”。“谭平山被开除出中共后，试图在自己周围纠集一部分省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广东省的工作人员，以便依靠他们进行反对现中共中央的斗争。”“据邓演达说，现中共中央的部长周恩来同志和张国焘同志似乎也在向谭平山集团方面摇摆。”“据我收到的廖焕星从德国的来信说，不久前(大约两个月以前)，谭平山集团在香港发表了由谭平山、杨匏安、于树德、似乎还有周恩来签名的声明，否定武装暴动的策略，号召建立工农党。”“曾参与讨论广州暴动计划的叶挺同志在暴动开始前就临阵脱逃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无不受谭平山的影响。”“谭平山试图建立所谓的第三党(或工农党)”“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反对现时的中共中央，从而也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正陷入“分裂”。

2月15日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指出：中共领导成员中一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内。他们必然同情谭平山之流、右倾取消派和半孟什维克派。随后中共一再报告第三党的组织活动情况。

2月28日，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在回复宋庆龄的信（2月17日和21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主要谈的是第三党）中说：“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为此他建议宋庆龄或到日本或到德国面谋建党的事。信件被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截获，相关情报送到了斯大林的案头。

叶挺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一直读到保定军校，是那个时代杰出的革命军人，他先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4年夏到苏联学习，年底脱离国民党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极其复杂。他有自己的思想，对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运动的沉默态度，也让人疑惑，于是与他有过交集的中共高级干部、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有关方面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读，这些误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南昌起义前后和广州起义前后。误读的后果则是直接影响了叶挺的两段历史：1928年秋在德国的“转党”暂停，丢掉党籍18年；1937年担任新四军军长后长期有职无权。

三、对叶挺的影响

1、“暂待”党外

在一系列的情报面前，斯大林于1928年2月23日主持召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为第三党定性：谭平山组建的农工党，“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比向忠发更进一步，把“半孟什维克”升级为“孟什维克”。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写入正式决议。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称“第三党”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既然第三党如此不堪，对第三党相关人员的监控就是必要的紧迫的，监控也是很有成效的，于是宋庆龄、邓演达之间关于第三党问题的通信被截获，立即被译成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这封信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不利于中共，自然也会不利于苏联，于是乎便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致电中共，不要急于组织起义，而要“加强党的组织”。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就邓演达复宋庆龄信中涉及的相关人员逐一做出具体指示。关于叶挺，斯大林认为“鉴于有人谴责叶挺在领导广州暴动期间消极怠工，认为有必要调查这个问题，为此成立由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结果向中国委员会下次会议报告。”“让叶挺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业务水平。”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很快相见，安排宋庆龄“到美国去一两个月，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

1928年3 月23 日，米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名义，就落实斯大林的相关指示向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提出四大项计九条建议，具体到叶挺，则主张，共产国际要让他离开柏林和宋庆龄，把他调到莫斯科来，参加广州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实际上，叶挺此时并不在柏林，他正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由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这种态度，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赴德国。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们转移到德国后，对他们活动的监视，立即跟踪而至。驻柏林苏联使馆安排一位具有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Fride Rubinet，在德共中央做宣传、教育及报告等工作）与宋庆龄“往返”。

直接参与组党的叶挺，本来就有“没有土地革命决心”和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的前科，受到跟踪理所当然，中共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此时由向忠发、苏兆征、李震瀛三人组成）令其柏林组（中共驻柏林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即中共驻柏林组）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所谓“转党”，是“陈绍禹们”发明的针对党内反对派的办法，凡是中共党员，在苏联即要求大家申请加入联共，成为联共党员。在申请没有通过时，即成为“次等党员”(即仅仅中共党员)，有时，甚至连原有的中共党籍都会被剥夺（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97页）。他们对叶挺也采取了这种手法。就这样，叶挺被排斥党外！

2、有职无权的新四军军长

由于中共和苏联有关方面的误读，叶挺丢掉了党籍，直到抗战开始仍然没有解决党籍问题，由此也影响到中共对他的信任，叶挺的任职迟迟得不到毛泽东批准。自发布军长任命后，叶挺等不到中共方面的赞同，便几次询问，甚至表示，他这个军长可以辞职，但最后他不得不到陕北来，做出了承诺后，中共中央才最后确认。

有人认为，军长人选国共双方都曾提出过，国民党方面提的人选共产党方面不同意，而共产党方面提的国民党不同意。实际上，关于军长职位，国共双方并没有谈具体人选，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也没有涉及，如果谈判军长人选问题，中共应当有电文，《周恩来年谱》也应当有记载。宣布叶挺的军长任命后，毛泽东仍然主张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散坚持。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对此，中共中央10月1日致电：云逸、南杰、博古、剑英同志并告周、朱、彭、任及伯渠（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并特别要求：“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10月5日，叶挺在南京与叶剑英、博古接洽，但未得中共同意的明确结果，于是找潘汉年，让他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请求中共中央意见。11月2日，叶挺抵达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可以说，以前毛泽东与叶挺之间相互了解都不深，经过这次面谈，叶挺一再“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这个决定表示尊重和理解，同时做出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在延安期间，叶挺去看了张国焘，向张国焘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愿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张国焘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张国焘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并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让张国焘难过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未邀张国焘这个“中间人”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张国焘酸溜溜地说，这样自己也乐得“置身事外”。张国焘知道新四军改编的一些事情，都是叶挺在离开延安前告诉他的。从叶挺带来的信息看，张国焘认为叶挺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是圆满的，叶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集中改编南方八省区的红军游击队，军部内的组织仿照八路军的建制，中共提出的干部一概任用。有的军部机关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组织人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

1938年6月7日，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叶挺来武汉，新四军军费有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处理一切军政问题，提议委员会由项英为主席，叶挺副之，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参加。但叶挺的本意，是想自己担任委员会的主任。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委员会没有起什么任用。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电文又说：蒋介石对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不会派叶剑英去)；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二万，这样对我更不利。周恩来还向中央提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建议;叶挺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正项副，项英实际为政委。

叶挺在担任军长后，曾主张亲率部队赶赴上海敌后，1938年8月6日，他致电毛泽东、滕代远、周恩来、叶剑英和项英，提出：“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以敌未到武汉之前，为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了解各地实力，加强支队工作推动和检讨，决定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由我与张参谋长率领出动前方，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拟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州、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估计约二月后或汉口失守后可回。留三支队五团及军直属队在南陵与太平间一带工作。你们有无意见，望复。”这是一份大胆的电报，他决定亲自率队赴上海近郊去发动游击战争，可能认为中共中央对他是信任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中央的回音。

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叶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回广东发动游击战争，我们发现了中共中央支持叶挺回广东发展的电文，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挺、项英、廖承志：希夷既已决心在粤东江开展工作，我们应当赞助，应从新四军中抽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给他，帮助他把队伍组织起来。显然，中共中央认为，叶挺在东江干得不错，应当支持，给予干部。

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叶挺再次离开新四军，到重庆为新四军跑后勤和到香港为胞弟处理后事。

四、盖棺定论：捷斯连科回忆

1946年4月8日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后，叶挺忠诚于中国革命忠诚于共产主义的一生再无疑问，也再无变更，叶挺当年的军事顾问捷斯连科写了文章回忆叶挺，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有关方面对叶挺最后的评价。捷斯连科的回忆则否定了自己过去对叶挺的不好意见（见本文前述）。

1、军事素养高

“叶挺完全掌握了军事指挥官的重要本领——同毗邻部队有效配合。在作战中，他一贯积极主张援助毗邻部队，他的这个特点使他与当时中国其它将军截然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当某部浴血奋战之时，邻军往往毫无援助之意，且摆出一副姿态，似乎这与他并不相干。”

“叶挺在师里享有极高的威信。一般说来，他言语不多，战斗期间他下达命令，简单明了，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粉碎敌人这一点上。叶挺十分尊重战友，他真心爱戴朱德和贺龙，爱戴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瞿秋白和张太雷。”

“（夏斗寅叛变后）5月15日，武汉一片混乱。政府张慌失措，一筹莫展。”“叶挺则镇定自若。他那一师官兵随时准备迎战。”

2、生活简朴，竟至贫穷

“（1927年）1月2日，我赴司令部正式报到，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长江边，紧挨日本租界。”“在布留赫尔办公室，坐着一位陌生的中国将军，布留赫尔给我介绍说，这是二十四独立师传奇式的师长叶挺将军，接着轻轻地补充道，是共产党方面的，我和叶挺紧紧握手。布留赫尔又说，从今天起，我被任命为叶将军的顾问。”“叶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瘦瘦的，中上等的个子，体格很好，衣冠严整，好像一见面，他就令人产生好感。叶挺生活简朴，竟至贫穷，他同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住在武昌偏僻街道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我们之间很快建立了同志式的关系，我曾到他家里去过几次。”

3、关心苏联

“我们经常谈到俄国革命和苏联，叶挺对十月革命及准备过程，对共产党在军队里以及在工农红军中开展秘密工作的情况，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师长向我详细询问了关于建立红军及组织红军的情况，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干涉者和白匪的情况。他十分敬佩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组织者，列宁的天才。”“叶挺称赞我们的成就，并渴望中国人民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叶挺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只有依靠苏联的友好援助，方能取得胜利。”

4、支持农民运动的态度

“1927年6月初，叶挺部及共产党教导队被调至武昌东30公里年的贺胜桥，”“农民向驻贺胜桥的叶挺求援，以对付许克祥上校（很快晋升为将军）惨无人道镇压起义农民的讨伐队。”“叶挺目睹起义农民的悲剧，十分激动，曾不止一次提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他们？为此他可以献出一切，但党纪军纪束缚着他。我向他解释说，农民运动有时表现为异常激烈的形势，这是难以避免的，并列举了历史上的各种事例。”“我还不止一次的向布留赫尔拍发密码电报，提出援助起义农民的问题，请求允许叶挺率师增援，正开赴长沙的农民队伍。”“我和叶挺认为，击败许克祥的讨伐队并不太困难。只要一声令下，叶挺随时可以完成此项任务，但命令却始终没有下来，我们仅能做到的是，将260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子弹送给农民队伍。”“几天后，该师调至位于长江岸上的大冶镇，大冶有个日本钢铁厂，不远处还有座正在开采中的铁矿，工厂已停业，日本人四散奔逃，我们在此等候下一步的部署，该师在大冶住到7月17日，不久，该师奉命往南昌转移。”

5、总体评价：忠实的为人民服务，真正忠于国际主义义务

“1927年，我在中国，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的后期，有幸曾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独立师传奇式的指挥员叶挺师长共事。该师刚毅不拔，屡挫军阀，素有铁军之称，叶挺是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是苏联的好朋友，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他的一生，清楚的证明，他是忠实的为人民服务，真正忠于国际主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