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命期间的苏联政治顾问

“甚妥，但宣传⼤刚（纲）应即起草鲍罗庭四⽉廿⼋⽇”。

鲍罗庭，这位苏联派到中国南⽅政府的“政治总顾问”，在国民党党内⼀份述及⼴东组织商民团体的⽂件中，留下了这么⼀句批⽰⽂字。这是鲍罗庭在中国期间，较少见⽽珍贵的公事批⽂，现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鲍罗庭那时的职务，是孙中⼭先⽣的“政治总顾问”。上述批⽰，应系出⾃中⽂秘书的⼿笔。

上世纪国民⾰命期间，包括鲍罗庭在内，⼀批来⾃苏联的政治顾问陆续来到中国，襄赞孙中⼭的⾰命事业，第⼀波有记载的苏联⾼阶顾问就有47⼈。到1945年⼆战结束，苏联顾问结束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但在国民党党史、中国近代史上，却印刻了23年难以磨灭的记录，与国⼈⼀同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这段波澜壮阔的⾰命运动。

爱抽英国加⼒克⾹烟的炮鲍罗庭

1923年6⽉21⽇，⼀个俄国⼈，亚·伊·赵列潘诺夫悄悄来到北京。他是第⼀批奉共产国际命令，到中国担任⼴州南⽅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的⼈之⼀。在前往⼴州之前，他必须先赶赴苏联驻北京⼤使馆报到。在苏联官⽅提供的顾问名单上，亚·伊·赵列潘诺夫排名第四，仅次于排名第⼀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庭、排名第⼆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与排名第三的另⼀位“军事总顾问”波·亚·帕弗洛夫。

赵列潘诺夫在事后回忆说，1923年，他奉苏联政府和党的委派，加⼊第⼀批苏联军事顾问的五⼈⼩组，前往中国。赵列潘诺夫说，他们是应伟⼤的中国⾰命家孙逸仙博⼠的邀请，到他领导的⼴州政府的军队中服务。

北京街头奇异的东⽅特⾊，让刚下⽕车的赵列潘诺夫颇感新奇。街上鱼贯奔驰的汽车不断鸣响喇叭，轿式马车、双轮马车、⼈⼒车，各⾊新旧式车辆毫⽆秩序地在街道上奔窜，苦⼒驮负重担蹒跚⽽⾏，许多穿着传统长袍马褂的北京市民熙来攘往，⼈⼒车夫吆喝兜揽⽣意，⼩贩沿街叫卖……赵列潘诺夫⾛在热闹陌⽣的马路⼈群中，正不知所措时，远处却传来⼀阵似曾相识的⾳乐声，定神⼀听，原来是帝俄时代的国歌《光荣属于我们的帝王》。⼀群穿着丧服的出殡队伍，在俄国乐仪队前导下，正巡⾏北京街头。俄国⾰命后，许多⽩俄流亡到中国，为了谋⽣，被迫委⾝丧葬乐仪队，因不会演奏中国丧曲，索性吹起旧俄国歌为⼈送葬，实为⼀⼤讽刺。

政治总顾问鲍罗庭按原计划本该与赵列潘诺夫等⼈连袂抵达中国，却由于孙中⼭派遣中国代表团（团长蒋介⽯）访问莫斯科，⽽略微推迟了前往中国的时间。1923年10⽉初，鲍罗庭抵达⼴州，孙中⼭、宋庆龄夫妇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英⽂流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鲍⽒曾经在美国、墨西哥、英国秘密宣传共产主义，后曾在英国监狱中度过⼀段磨难的岁⽉。鲍罗庭与孙中⼭夫妇因可以英语交谈，不久成为私交甚笃的好朋友。

宋美龄⽇后在⼀篇长⽂中，对鲍罗庭作过⽣动的描写。宋美龄把鲍罗庭形容成像歌德笔下《浮⼠德》中的“恶魔”梅菲斯特：⾝材⾼⼤，相貌端正，仪表堂堂，梳着“狮头”——整洁略卷的深棕⾊长发直接往后梳到颈后，还蓄着⼀⼩撮酷似法国将军的短髭。他的英语不仅没有俄国腔，还带着浓浓的美国中部⼝⾳，说话的声⾳低沉清晰，有如男中⾳，发表议论时态度从容。

宋美龄说，在不同场合，鲍罗庭总是⼀⾝淡灰、藏青哔叽，浅褐或深褐⾊中⼭装。她也记得鲍罗庭在兄长宋⼦⽂宅邸内，来回踱着⽅步，被熏⿊的⾷指和中指，夹着⼀根英制加⼒克，或者三五牌⾹烟。他偶尔会坐下来点烟，但作结论时，⽆论结论的长短，他不停来回踱步；有⼀种本领，哪怕⾹烟的烟灰拖得⽼长，却仍旧继续⾼谈阔论，直到烟灰即将掉落地板，他才把⾹烟丢弃到最近的烟灰缸⾥。

宋美龄说，从鲍罗庭抽烟的⾏为，显⽰他是⼀个很适合向“外派的”顾问⼈员讲演，⽽且是⼀位最适合阐明政策，指导政策与战术的⽼⼿，也是⼀位习惯在秘密环境压⼒下⼯作的⼈。

苏联顾问在中国最突出的建树，主要表现在党务、政⼯、军队三个⽅⾯。在鲍罗庭协助之下，国民党逐步演化为⼀个具备列宁主义特⾊的政党。1923年10⽉15⽇，鲍罗庭在⼴州市公园的⼀场演讲中，提出了他对国民党改组的五点建议。孙中⼭全盘采纳了鲍罗庭的意见。修改党纲；制定党章；在⼴州和上海建⽴党核⼼组织，建⽴全国各地⽅党组织；召开国民党第⼀次全国代表⼤会，选出新的中央执⾏委员会。

两个⽉后，亦即1924年元⽉20⽇，国民党在⼴东⾼等师范学校，召开了第⼀次全国代表⼤会。孙中⼭并决定采⽤鲍罗庭提供的苏联⾰命经验，今后⾰命要靠党的⼒量，应当把民众的⼒量，化作党的⼒量，运⽤民众的⼒量来从事⽃争。

党军与加伦将军

就在国民党⼀⼤闭会之后不久，孙中⼭在他的宅邸接见了鲍罗庭、瞿秋⽩和⼀群俄国军事顾问。孙先⽣告诉在场的中俄同志说，为了驱逐军阀和军阀赖以⽣存的帝国主义者，中国必须仿照苏联的模式，建⽴⼀⽀⾰命军（或者说是“党军”），并以⼴东作为北伐的基地。

孙中⼭这次召见谈话后不久，在鲍罗庭的住所，⼜由鲍罗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及王柏龄、何应钦等⼈，共同商讨黄埔军校建校事宜。在与苏联军事顾问商议后，黄埔军校成⽴了六个科别：步兵科、炮兵科、⼯兵科、通讯科、经理科、机枪科。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为了组建中国第⼀⽀政⼯⾻⼲，还在军校成⽴了政⼯班，政⼯班学⽣的必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三民主义、三⼤政策、中国历史、西⽅⾰命运动史……讲授政治教育的教官包括了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中共党员恽代英、以反共著称的戴季陶等⼈。

苏联顾问还帮国民党建⽴了第⼀⽀现代化炮兵与空军种⼦部队。1926年之前，中国炮兵还⽆法在掩体内发射⼤炮，只能在阵地发射，并且只会使⽤表尺和准⼼作粗略的瞄准。为使中国炮兵懂得在掩体内发射⼤炮，苏联顾问教会他们懂得⼤炮炮⾝的结构、⼤炮反后座⼒的装置、⼤炮的瞄准装置，并且教导中国炮兵使⽤测⾓器、罗盘仪、沙⽒炮台镜。北伐部队能在⽇后的讨伐军阀作战中⽆往不利，炮兵部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

基于北伐军事之需，苏联派了⼀⽀将近20⼈的飞⾏员队伍，把飞机从遥远的俄国运到⼴州，壮⼤国民⾰命军的阵容。

苏联军事顾问在国民⾰命军建军、北伐过程中，更居决定性的⾓⾊地位，但是，很少⼈知道北伐的整体作战参谋计划，是出⾃苏联⾸席军事总顾问华·康·加伦将军之⼿（按，加伦系化名，他的本名叫⽡西⾥·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顾问亚·伊·赵列潘诺夫在他返回苏联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指出，以蒋介⽯为统帅的北伐战役，其作战计划是由加伦将军⼝述，命令国民⾰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命军南路总指挥李济琛负责草拟完成。换⾔之，整体作战的战略思维，是加伦的设计。

在苏联军事顾问亚·伏·布拉⼽达托夫瑞的回忆⾥，蒋介⽯总司令对加伦⾮常器重。加伦为蒋介⽯代拟的命令，蒋介⽯从不修改⼀字，就任由其公布。临时有要事相商，蒋介⽯也总是移樽就教，亲⾃到加伦办公室讨教；在加伦⾯前，蒋介⽯总是正襟危坐，礼敬有加。据布拉⼽达托夫瑞的说法，党军⾥头，惟独⽩崇禧对加伦态度最“放肆”，⽩崇禧在加伦接见时，总是往沙发上⼀躺，⽽且还把⼀只脚跷起放在沙发上，⼀度引起加伦不悦，暗⽰⽩注意礼貌。

蒋介⽯在1927年4⽉12⽇发动“清党”，⽆异于宣布苏联顾问在中国使命的暂告结束。1927年6⽉，情势的演变对这批俄国顾问相当不利，曾经有⼈企图谋刺加伦将军，上海苏联领事馆遭到⽩俄袭击。鲍罗庭和宋庆龄、宋⼦⽂姐弟商议，如何协助这些俄国朋友安全离开中国，返回苏联。鲍罗庭采纳了宋庆龄的建议，从陆路⾛⼤西北回俄国。

1927年秋天，在⽩⾊恐怖阴影下，⼏乎所有的苏联顾问陆续返回俄国，但是，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仍然藕断丝连。

再续前缘——并肩抗⽇

1937年7⽉到1939年间，这段初期的抗⽇战争⾥，中国完全处于孤⽴⽆援状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主要列强对中国伸以援⼿。这期间，苏联基于联中抗⽇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国为其扮演东⽅屏障的⾓⾊，以⾎⾁长城挡住⽇本的武装侵略，初期对中国的要求，是要⼈给⼈，要飞机⼤炮给飞机⼤炮。

俄国⼈答应蒋介⽯，付给中国低利贷款2.5亿美⾦。两国政府发动苏联和中国的⼯⼈，先⾏修筑苏联通往新疆与兰州的公路。各种俄制武器，从这条公路夜以继⽇地抢运到中国各个告急的⽕线。苏联军事顾问声称，从阿拉⽊图运往中国兰州的武器清单，包括：飞机885架、⼤炮940门、机关枪8300挺。

第⼀次国共合作期间⾸批来华的苏联顾问亚·伊·赵列潘诺夫曾说，当他准备以化名⾝份，⼆度在中国展开他的⼯作时，他发现⾃⼰的想法是多余的。在兰州，国民党政府为他举办的⼀场酒会上，全是他熟识的朋友，例如黄埔时期就结识的胡宗南将军。在武汉，接待他的王叔铭（曾任中国驻苏联武官，后来做到台湾的“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也是东征、北伐时期的⽼战友。赵列潘诺夫回忆，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前厅，他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周恩来（时为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然，⾝任军事总顾问的赵列潘诺夫，也受到蒋介⽯、宋美龄夫妇的热烈欢迎，并且在第⼀次的军事会议上就被安排坐在蒋介⽯、何应钦中间的座位。

早在赵列潘诺夫之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已经安排好俄国顾问在中国战场上的适当职务。俄国顾问遍布在中国空军、炮兵、⼯兵、防空、装甲部队、通讯及情报的各个作战单位之中。

俄国空军⼈员在我国对⽇抗战的前期，更投注⼤批⼈⼒与飞机，取得了⼀定程度的战果。据苏联顾问历次提出之单⽅⾯数据显⽰，苏联空军（飞⾏员是俄国⼈，飞俄制军机）参战之下，在兰州两次空战中，击落⽇本战机60架；南京空战击落⽇机6架；空袭上海炸沉⽇舰3艘；空袭杭州炸毁⽇机30余架；空袭台湾炸毁台北松⼭机场40余架军机及基隆数艘⽇舰；南昌空战击落⽇机6架；武汉空战击落⽇机52架；历次空袭中炸毁⽇舰70艘。

活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苏联顾问经历的另⼀桩新鲜事。据赵列潘诺夫的说法，他的同僚普⾥杜尔将军描述，他搭乘的座机在沈阳降落后，意外发现飞机场有⼀位穿着军服⽽仪表洁净的年轻⼈，正朝⼀架升⽕待发的飞机⾛去，后被苏军喝令站住，经过留滞讯问，这⼈终于承认⾃⼰就是爱新觉罗·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