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万历朝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作者：谢承汇 循迹晓讲

穿越这个词儿，自从神剧《神话》开始，就火了，不少人意淫自己可以穿越回古代，改变历史。起码回明朝当个王爷，能衣食无忧，最好能当皇帝，坐拥天下财富，美女都是我的，帅哥都是赛艇队长的，一点儿烦心事儿都没有。

其实，皇帝并不是没有烦心事儿，有两个问题困扰着历代皇帝：一是自己的皇位稳固；二是死了之后，传位顺利。

在我们的印象中，皇位稳固是最重要的事儿，其实传位是否顺利，才是古代皇帝最关心的问题，传位问题也被称为国本问题。国本稳固，天下太平，如果国本不稳，再有几人明争暗斗，那肯定天下大乱。不过皇帝的位置太吸引人，所以国本这件事儿经常出现不稳的情况。

今天就分析一个国本不稳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儿甚至直接动摇了大明王朝。这就是万历朝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其实挺倒霉，别看5岁就被册封为太子，10岁就登基了。但因为岁数太小，需要托孤老臣张居正辅政。

张居正这人太尽责了，监督小皇帝的起居学习特别严格，弄的小万历特别怕他。古有张良一喝，百小儿不敢哭。今有张居正一瞪眼，万历皇帝就拉裤，张居正改开塞露了。

就这样，小万历顶着张居正的压力苦熬了十年，终于把他熬死了，万历开始放飞自我。

有一次喝酒——这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根本不敢想——没喝两口喝多了，看上身边一宫女，上去就给办了。酒醒之后一看宫女长相，立刻后悔了。没辙啊，只能盼着宫女别怀孕，怀孕也别生儿子。

因为当时万历还没皇子，这宫女要生下男孩，那就是长子。按照明朝祖制，必须册立这个孩子为太子，万历皇帝肯定不想册封这么一个宫女的孩子。没想到，这宫女真争气，生了个儿子。万历没辙，给孩子起名朱常洛，还被迫册封这个宫女为妃。

万历后宫不是没人，没几年，郑贵妃也给万历生了个孩子，朱常洵。万历特别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对朱常洵也特别喜欢，渐渐冷落了长子朱常洛。朱常洵刚出生的时候，朱常洛已经5岁了，按大明祖制，应该立他为太子了。

不过万历不乐意。但是不能明说，只能采用拖延战术，先不立太子，等朱常洵长到5岁，再做打算。

但这种事儿是瞒不住的，很快宫中就有流言蜚语传出来，说皇上喜欢朱常洵，有心要立他为太子（前文讲了，明朝立太子有规矩，要立长子）。万一立朱常洵，那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坏不得，关乎国本。

于是前朝大臣们就站出来劝诫万历皇帝，赶紧立朱常洛为太子，以免谣言四起，国本不宁。

万历自然不肯轻易妥协，于是乎朝堂之上，针对立谁为太子展开了长达15年的争论。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就不细说了，直接说结果。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终于妥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此时的朱常洛已经20岁了（虚龄）。

看上去，大臣们胜利了，但代价非常惨痛。

四个内阁首辅大臣被罢官，六部长官换了好几茬，三百多名京官和地方官员死走逃亡，甚至还有被廷杖活活打死的。

万历皇帝也开始了他不上朝的人生，此后30年，上朝次数一只手就能数清楚。这就是明朝末期最大的政治斗争，国本之争，规模仅次于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

除了大臣倒霉之外，国本之争还有一个惨痛后果，东林党趁机做大，直接导致大明王朝的覆灭。东林党在历史上，往往以正面形象出现，为何他们趁机做大，反倒成了惨痛的后果呢？咱一点儿一点儿说。

东林党在国本之争时闹得特别欢，坚决支持立长子朱常洛，那肯定得被针对啊。于是，很多人在国本之争中，被降职甚至罢官。

别看他们被罢官了，但声望非常高。这帮人在国本之争时悍不畏死，都是坚定的儒家礼法捍卫者。这里解释一下，明朝所谓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南宋时期提出的程朱理学，已经跟孔老夫子那会儿的有很大区别了。

程朱理学在南宋被提出之后，其实并没有得到南宋官方的认可，之后的元朝，更不可能被推崇。直到明朝，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开始推广程朱理学。到了明末，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理论。

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文官能做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劝诫君王，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按照这种理论，东林党干的事儿，那绝对是最忠臣的行为。可如今，忠臣没得到好结果，甚至倒了霉，什么原因？就是朝中有那么多不遵守礼法的人，惑乱皇帝。

于是，一群人人抱着同样的观念，开始抱团，渐渐成为朝中势力最大的政治力量——东林党。

当然了，东林党们称呼自己为东林士人，毕竟东林党不那么好听。加上他们的政治理念，从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什么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反对贪赃枉法，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这类的。很多人支持东林士人也很正常，不少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入东林党。

不过什么事儿都怕走极端，东林党渐渐就极端了。开始以儒家礼法为名，打击朝中其他官员。说实话，在朝为官，有谁是绝对清廉的？有几个没点儿毛病？或多或少都干了点儿违背儒家礼法的事儿。

东林党自己也不都干净，比如说，他们反对其他大臣结交宦官，可他们自己就结交宦官。当时朝中司礼监掌印太监叫王安，东林党跟他走的很近。

当时也有人对东林党的做法提出质疑，东林党是这回答的：王安这个太监不是一般人，干的事儿都符合儒家礼法，跟他走得近是因为他跟我们是一类人。

这就有点儿太扯了，别人巴结宦官，东林党就参奏打击，自己巴结倒成了合理的行为。总而言之，那儒家礼法当武器，东林党渐渐做大，朝中其他大臣被打击的很惨。东林党还给他们起了名字：宣党、楚党、齐党，昆党。

后来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没几天也死了，朝中相继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就是明末三大案。

这三大案每次都有东林党的参与，而且结果人家还都赢了。这下，东林党彻底嘚瑟了。朱常洛怎么登基的？我们拿命争来的。三大案难搞吧？哥们们摆平的！东林党势力来到顶峰，哪个大臣办事儿不和他们的意，东林党就肆意打压。

打击手段也很巧妙，以孔老夫子的名义，拿着儒家礼法攻击别人，按现在话说，这叫站在道德制高点。这样一来，就有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政治是需要妥协的，两派意见不同，最好的方式是双方就事论事，最后各退一步，找个共赢的方案。现在东林党干事儿可不是。只要你反对我，那你就是道德败坏。

而且，一旦有人被东林党认定为道德败坏，那不管你提出什么观点，那一律被打击，哪怕这个观点是利国利民的也不行。最后甚至这些人的学生、同乡、同届进士也被牵连。

崇祯年间，皇帝为了打仗，想发展商业，多挣点儿税。就暗示朝中官员上朝的时候提一下，自己准奏。没想到，提案刚出，东林党不干了。

他们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挣钱的事儿是小人干的，咱们要做正人君子，坚决不能干这种事儿。崇祯问：那现在没钱怎么办？

东林党回答：只要人人都能成为清流，那不用钱也能打赢战争。历史上，只有那些昏君才重视商业，您是做明君还是昏君，看着办。崇祯最后只能作罢，还不得已罢了那个提案官员的职。

在不少人印象中，明朝的文官没啥地位，皇帝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其实不然。明末时期，文官，尤其是那些言官，他们的权力相当大。

这帮人不怕顶撞皇帝，被皇帝廷杖是一种荣耀，毕竟“文死谏”。后来出现一种情况，皇帝提出什么问题，文官都反对，为了博一个好名声。这也成为一种恶劣风气。

而且，东林党自己对于治国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只会喊口号。

剑桥明朝史里对东林党有这么句评价：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史学家刘志琴对东林党那真是又爱又恨，专门写了本书，书名特长叫《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从名字就能看出作者的态度。

笔者对东林党也有自己的评价，不过今天卖个关子也做个广告，我在《奸臣传》那个专辑里的最后两集题目是魏忠贤，实际上讲的就是明末东林党和阉党党争的事儿，在我看来，魏忠贤就是东林党逼出来的，阉党每个成员，都是东林党打击之后走投无路才来的。

今天从明朝国本之争一直说到东林党，其实想讲什么呢？核心就一点，政治需要妥协，千万不要被道德绑架。

一旦政治被道德绑架，那就失去了弹性和商量的余地。政治最应该考虑的是利益最大化，道德什么的都是扯淡。什么事儿都先讲道德，在考虑利益，那没有不完蛋的道理。

可惜，大清帝国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清流当道，阻碍一切改革变法。晚清命运，在他们重视所谓“儒家礼法”的时候，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