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敦煌的热爱,可能还不如日本人

NHK拍摄的两集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于2008年播出。

“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关于日本人对敦煌的崇敬之情，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丝绸之路还坎坷难行的时候，有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者一路颠簸来到敦煌，参观完莫高窟后，还要去看久仰的玉门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日本，王之焕这首《凉州词》可谓无人不晓。当这位老者来到玉门关时，面对残垣破壁，不禁失声大哭。

惊慌失措的导游不知如何安慰这位老人。老人的恸哭，难道是因为长久以来保持的诗意想象的幻灭？抑或是唤起了一种乡愁？

2009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第331窟（初唐），抬头可见八层桃心瓣莲花纹藻井。/ 禤灿雄

这个故事在导游圈口口相传，具体出处已不可考，甚至故事的真伪也成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很多日本人每年都要来敦煌朝圣。

“日本人走进洞窟，要脱鞋、打恭作揖，恭敬的态度，吓我一跳。”这是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随日本参访团踏进莫高窟的亲身经历。

莫高窟是中国的，日本人却如此尊敬、膜拜它，对它的迷恋超过我们的想象，“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

画风景油画出身的侯黎明最初对敦煌是无感的，正是日本人的态度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东西那么好，因此和西方人谈文化艺术时，“腰挺直一点，敦煌之美举世闻名”。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一段公案

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下自己与学者陈垣的一段对话——

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还在巴黎？”胡适答不上来。

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并认为“今日必须承认我不‘大’，方可有救”。

敦煌研究院学者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认为，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学者有着自己的优势，成绩斐然：

和中国学者相比，他们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在世界各国搜集相关资料；和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在阅读汉语文献方面毫无障碍。

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截图。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全力编写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有中国学者因此在课堂上落泪；到了80年代初，据传是日本学者藤枝晃所说的那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是扎心。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
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

学者荣新江在刊登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中记录了这桩公案。

经过询问在场的几位中国学者，荣新江得出结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出自藤枝晃，实为误传，“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

“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

荣新江此文发表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进宝撰文对这段公案进行了补充说明，明确指出，“南开某位先生”即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正是他邀请藤枝晃来南开做讲演的。

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形象。

刘进宝在文中回顾了吴廷璆说这番话的来龙去脉——

藤枝晃来访前，吴廷璆接受《外国史知识》杂志专访，说道：“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

藤枝晃来到南开演讲，吴廷璆主持，他在介绍藤枝晃时再次提及此说，不过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

也就是说，吴廷璆这个说法，其实是感慨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不如他人，冀望年轻学人们迎头赶上。但这句话一出，再加上误传是日本学者说的，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可谓影响深远。

荣新江认为，一方面它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的交往，也阻碍了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

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捕捉到的壁画细节。

为此，1988年，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努力，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也成为世界敦煌学的一个中心。

因此，当2000年池田温指出“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时，中国学人已经能以平常心处之。

“无论从历史、现实或是艺术角度来看，日本人都表现得比中国人更爱敦煌”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历史小说，它们是真的可以改变历史的，它们的出版，会推动大家对于某一段历史的认识，然后投入那段历史的追索之中，然后又使得这种种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发掘的行动构成了历史本身。
《敦煌》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它出自井上靖这位作家对敦煌的狂热，在小说的影响下，上世纪80年代，中日合作拍了一套重要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引起了很多人对丝绸之路的兴趣，大家都想去河西走廊的敦煌看看丝路的样子。

在《井上靖和他想象的“敦煌”》一文中，学者王姣这样写道。

《敦煌》于1959年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是井上靖西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井上靖而言，西域是“未知、梦、迷、冒险之类的东西”，他是根据相关史实和想象写下《敦煌》的。

直到1977年，他才有机会来到敦煌，“我终于回到了我书中所熟悉的地方，重登自己好几部小说的舞台”（见《我的西域纪行》）。

井上靖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宋代，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春，男主人公赵行德登场。书生赵行德因睡着错过考试，无意中救下一个西夏女子，促使他起程前往西北，而故事就在西北那片苍茫的大地发生。

日本电影《敦煌》在1988年上映，影片改编自日本历史小说名家井上靖的名著。

勇于冒险的人总会发生奇遇，赵行德的奇遇就是爱上回鹘王女，短暂相聚后又不得不匆匆分离。

行德如今已很少想起那回鹘女子，并非刻意要忘掉她，只是想起她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她的情意已淡漠，虽不像从前那么常想起，但每次忆及，那女子的倩影都如此鲜明，甚至一次比一次鲜明。
行德记得她的明眸、俏鼻和樱唇，也记得最后一次相逢时，她那抹交织着惊讶与悲喜的浅笑，还有甘州城高高的城墙上一个小黑点化作一道细小弧线坠落下去的画面，都历历如绘地重现眼前。

正是对回鹘王女的思念，让赵行德转向佛教，他开始抄经，并在沙州（即敦煌）被西夏兵马摧毁的最后时刻，将经书埋进了千佛洞的一个洞窟里。

电影《敦煌》截图。

在书中，井上靖借赵行德之手，写下这样一段题跋：

维时景祐二年（1035）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
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安置洞内。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这是井上靖对于藏经洞由来的合理猜测，他的依据就是“避难说”，即为了免遭战火荼毒，人们将佛教宝藏收藏在此处。

时间点设置在北宋年间，正是因为藏经洞中收藏的文书最晚一份出自咸平五年(1002)，由此可推测洞窟是宋代封存的。

电影《敦煌》截图。

王姣认为，《敦煌》从故事情节构造而言可能是一部勉强的小说，但它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文学界，“它的最大作用是向战后日本的社会打开一道认识中国的门，满足了大家对于中国的好奇心”。

80年代NHK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时，井上靖、华裔作家陈舜臣、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都是片方特聘的随行专家，这也是《丝绸之路》能引起如此大反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敦煌》后来改编为同名电影，于1988年上映。影评人木卫二这段评论流传甚广：

无论从历史、现实或是艺术角度来看，日本人都表现得比中国人更爱敦煌。借《敦煌》这部电影，他们不加掩饰地赞美敦煌，讴歌历史的瑰宝，又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微妙的民族关系，似有所指。

到敦煌寻根

日本为何如此看重敦煌和敦煌学？学界普遍认可的原因是：为了寻根。

敦煌一角。/ unsplash

学者叶匡政写道：

日本在公元7世纪发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场中国化运动，当时的改革蓝本即是唐朝文化，此后一千多年间在日本有一种普遍的中国文化崇拜心理。
敦煌在唐朝和五代时期是西域重镇，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渐趋荒凉，但却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文献和文物，对日本作寻根式的历史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块绝佳的历史现场。
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研究的不仅是敦煌，而是对自己文化源头的追溯与研究。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也表示，日本人对敦煌有种崇拜心理，他们信佛，对佛教艺术也感兴趣。

尤其是时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平山郁夫，

他临摹过奈良法隆寺壁画，后来法隆寺遭遇火灾，那批壁画都损坏了。平山郁夫到敦煌一看，就觉得敦煌是日本那批壁画的源头。
他很清楚敦煌的价值，所以从80年代初，他就每年带一批东京艺术大学学生到敦煌看看，并与时任院长段文杰达成协议，把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才派到日本去培养，其实当时只是口头一说，但真的实施起来了。
至今我们还在派人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目前敦煌研究院一批骨干力量都在日本读过书，都是因为当年那个契机。

叶匡政还认为，敦煌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里融合了东西方各地区、民族、宗教的文明。

电影《妖猫传》中，阿部宽饰演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敦煌对文化的这种开放与融合的态度，与日本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文化态度不谋而合，因此，“期望从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和文明方式中获得启示。这也是日本一直对敦煌学保持着旺盛的研究激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人对敦煌的膜拜之心，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说过的这句话最具代表性：“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