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京公务员的“讨薪运动”

一、讨薪运动

工资是公务员凭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所获取的报酬，是公务员尤其是无权无势或洁身自好的公务员唯一的生活来源。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有限的国家财政收入，不是用于争权夺利的战争，就是被军阀挥霍或私吞。加之当时政治腐败，各级政府机构庞杂冗员充斥，行政开支庞大。

因此有关官俸的法规徒具空文，政府发行公债、各种名目的赈捐直接从公务员工资中扣除，欠薪甚至不发俸禄之事屡屡发生。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22年，直系军阀当权时期，中央各机关普遍拖欠公务员薪水数月，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世界公务员史上也少见的讨薪运动。

当时国务院机关、内务部、司法部、教育部、陆军部、海军部等均欠薪半年以上。各部职员生活困窘，多次交涉无果后，于是采取各种方式讨薪。

1922年3月3日，教育部职员代表62人赴财政部催讨7个月42万欠薪未果，次日召集大会形成三点决议：联合各欠薪机关共同赴财政部讨薪；改坐索为强索，请各索欠人员携带铺盖在财政部寄宿；增加人数，每次至少500人。

1922年3月至8月的《申报》说：内务部讨薪人员围堵次长于办公室内，大声喊打，“其时天色已晚，室内漆黑，有人先将电灯门看管不准开灯。只见次长室内万头攒动，砸掉桌椅摔茶碗声交杂不绝”。后又齐赴内务总长私宅，“有乘车者，有步行者，个个面带穷急之象（相），不一时而丰盛胡同充巷塞途……有高声请总长者，有效秦庭哭者，有冷言奚落者，其热闹殊难形容”。

公府指挥处以欠发9个月饷项多次向财政部索发无果，“由司会科汪某率领人员及卫兵数十人，齐赴财政部迫令库藏司长潘安素带见代理部务”。海军部讨薪人员甚至持枪向财政部催讨欠薪。讨薪声势越来越大，各机关联合成立协调机构，统一行动。

持续一段时间后，各部纷纷罢工，内务部、司法部首先带头，后连财政部职员也因欠薪日久而加入，陆军部甚至提出全体辞职。

近乎可笑的是报纸上甚至刊登了教育部拍卖资产以抵欠薪的传闻，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记载：“因教育部已被政府抛弃，无法执行公务及维持人员生计，不得已将公文官印上缴国务院，国务院如不接受，则交博物馆保存。四库全书及其他二、三种特殊文物，拟移交历史博物馆。其他图书及部内全部房屋器材设备，一律交付拍卖。”

▲鲁迅

当时在教育部任处级干部的鲁迅也被欠薪了。据《鲁迅日记》所载：1920年他被拖欠3个月的薪水900元；1921年被拖欠半年多的薪水；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其同事许寿裳摘录手抄本，教育部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3.5月的薪水。1926年7月鲁迅发表《记“发薪”》，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约今111万元）。

二、生活窘困

长时期拖欠薪金，使许多中小公务员失去了最低生活保障，其有关系者四处活动调动。据1922年3月26日的《申报》记载：陆军部的谘差人员因薪饷不保，“极力运动调部办事”，使陆军部的办事员半年之内由200人增至800余人。“其他号称穷衙门之人员，亦皆纷纷向有收入之交通各机关如烟酒等署，谋得一插足地以维生活”。

而无门路调动者，则只能节衣缩食维持生计，内务部职员甚至专门发出废除酬应传单。传单中说：内务部已经5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最后发了一个月工资的两成五，以月薪100元算，即区区25元。但一个半月内，科员们就收到各种请帖21张，即使每张请帖送礼1元，这样一来，25元工资也就只剩下4元钱了。我部某员刚领到了25元工资，但被会计室扣除了垫付的各种礼金之后只剩下1.5元，持之在手，泪如雨下。某位月薪60元的科员，领到了15元薪水，扣除各种礼金之后，反倒还差会计室4.6元。这些科员全家靠工资吃饭，伸长脖子，空着肚子好几个月，希望衙门发薪水，以救垂垂待毙的生命，现在好不容易发了区区一点薪水，但扣除应酬礼金之后，手中一文不名。亲人嗷嗷待哺。谁无父母？谁无妻子？这怎不会令人寒心。从此之后，内务部所有科员谢绝所有请帖！由此可见当时下层官员生活窘困之一斑。

北京大学及其他国立院校拖欠教员薪金的情况也愈演愈烈。鲁迅1922年的小说《端午节》里描写了教员集体讨薪的事情：结果在讨薪的过程中和政府的国军起了一场混战。“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小说描写了北京军阀政府对教师待遇低下，教师传统的职业尊严感在不断地遭到践踏。这些教师群体大多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处境，这些形象的塑造也折射出鲁迅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

在北大担任讲师的顾颉刚，月薪应为100银元，但是据他的日记所载，1925年每个月的薪水都被拖欠，如1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6月17日取22元，6月25日取70元，7月16日取8元。他也想辞职，但想到辞职后有可能半年内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默默忍受。一次，他为了给亲人治病，决定向做生意的老乡借钱。从10点钟起奔走了两个小时，拜访了十几家商店，零零星星借到了28块钱。身为北大讲师的他，薪金难以维持一家的生活，还要去四处借账，看别人的脸色，这样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期大多数教师的群像，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官府的腐败和无能。顾颉刚如此，其他讲师教授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不得不另谋出路，于1926年7月1日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8月离开北京南下。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由于腐败堕落濒于灭亡。

三、曹家暴富

财富的积累往往与权势的增长成正比，官越大，财富的积累就越快，一年能跃上好几个台阶。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是直系军阀执政时期。中小公务员饥寒交迫，但直系军阀曹锟家族却富可敌国。

曹锟的几个兄弟随着他步步高升，捞得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曹锟在政坛走红，权势增大，曹家逐渐发达。曹家年年有百万大洋收入的财富大单，十几万、几十万的“中等喜报”几乎月月有，形成兴盛一时的曹氏大家族。

民国以来，历届总统、副总统乃至幕后控盘大佬的国策都是“藏富于己”，把国家当自家，老子儿子、女儿女婿和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分食国家财富，人人巧取豪夺，敛财发家。曹锟掌控北京政权，离大总统一步之遥后，曹氏兄弟更不甘落后，相反因为原来太贫穷，而更加奋发，对内克扣军饷、薪水，对外见钱就上，贪得无厌。众兄弟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手段，掠尽天下财富，富甲天下。另外，全家人还都靠着曹锟、曹锐的权势下海经商。

曹锟大哥曹镇专门搞房地产开发，兼营商业。他仗着曹锟、曹锐的势力强夺大沽高家港大户高明镜每年可获利10余万大洋的高家港河滩地，进行开发性经营，房地产搞得风生水起，建房外卖外，他为了给曹家祖先修建家祠，扩展地基，强拆邻家的房屋，刨人家的祖坟，但乡人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

曹锟四弟曹锐是政坛和商海的“双栖明星”。在曹家几兄弟中，曹锟与四弟曹锐感情最厚，曹锐又把自己的独生子曹士藻（曹少珊）过继给了曹锟，因此曹锟对他十分信任。曹老四本来是做生意的，后来老了可以安排官位了，便弃商而仕。他当官也不忘发财，买官卖官。把直隶省100多个县的县长职位，按特、大、中、小等定价，小县8000元，中等县9000元，大县l万元，天津、滦县、清苑等要县属于“特缺”，实行单独临时议价，非3~4万元不能到手。交钱后，官位的“使用期”只有一年，过年得“续签”。他当直隶省长后，每年仅卖县缺一项就收入上百万元。另外，他还经营利丰大米庄、被服厂、同福饼干公司等，从各地强行廉价采购米面和被服原料，不出运费，不纳捐税，再以高价售给部队，从中牟取暴利。这样的官倒，来钱容易，来钱也大。

▲曹锟

曹锟也不是传说中的“傻子”，也是两手硬，边当官，边捞钱，他的财富来源也完全是多元化的，但收取了现金，则多由曹锐去经营，大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进行钱生钱。不过，这些存款都是用的假名字存储，由曹锐经手，他本人不露面。

曹锟五弟曹钧也是多元化发展的文战派。他本在大沽美孚油庄任职，专做暴利的石油买卖。曹锟担任直隶督军后，他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在涉足政界的同时身兼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和天津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董事长，此外，他还在廊坊开设珠宝店，在天津开设大信诚五金行。钱也比老三、老四少不了多少。

曹锟七弟曹锳，本是清末秀才，读书人出身，后由老大送去测量学校学习，毕业后出任过陆军测量局局长、第二十六师师长等职。他是靠山吃山的高手，从事的是“以军生钱”的经营，以采办军需为名到处贩运烟土，获利累累。但他在曹锟面前不得宠，常常自称是曹家“最穷的穷人”。1924年春节，曹氏家族因经济问题大闹矛盾，全家都生气，他对内弟发牢骚说：“我们曹家现在就是四哥手内钱最多，三哥虽当总统，还不如他，大哥、五哥财产已过千万，还嫌不够……”

曹家兄弟们的子侄也都是“财富新锐”。曹老大成为地产大鳄后，他的儿子们都子承父业，全部搞房产和地产。曹老五的儿子曹士杰兼任保定电灯公司董事，得便宜钱。曹锟也不甘寂寞，在“士杰小侄”的公司里莫名有10万股份。

但曹家越是有钱，却越是吝啬，对外或说对公家绝对一毛不拔，甚至那些官兵活命的军饷，都被他们拖着去吃利息，对内也是你争我夺，闹出一桩桩家庭不和的事情来。这“小气”惹出不少事端来，闹着家人和外人都不安宁，但不管如何，也无法改变曹家兄弟的吝啬和贪婪。

四、暴露问题

此次大规模的索薪暴露出了北洋政府中央各部在人员和俸禄管理方面的许多漏洞，其挪用俸款、私人借用公款、人员超编，机构臃肿等问题都十分严重。如陆军部谘差欠薪竟达19个月，共200多万。据说有的被移充军饷，有的被前总长挪作他用。参谋部总长以前曾任援鄂第二路军总司令，当时政府所欠开支甚巨，其任参谋长后，即将所领部款逐渐抵补，前后有60万之多。而且“各部人员以私人名义向本部会计科预支预借者，当然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

欠薪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各部冗员太多。以交通部为例，1912年12月底，领取薪金人员为291人，薪金总额为30572元。到1915年3月底，仅两年多的时间，领取薪金人员就达到398人，薪金总额为44798元。

据民国《第1076号政府公报》记载：财政部按编制规定，实缺“不过一百六七十员，即合以考试分发之学习与候补，亦不过二百余员而已耳，但今则一堂济济，数已及七八百矣。其间名目纷歧，无一依于法定，薪水之大小，一随长官之意为断。实缺官与非实缺官除额领薪水外复有津贴，津贴大小亦无定额，有以一科长月领津贴至二百元者。以故支出日巨，最初每月薪俸不过四万，继增至七万，而最近则已达二十一万矣。”

不仅财政部如此，据1920年8月24日的《申报》记载：“农商部亦有此等情形，该部官制所列实缺仅一百二十员，民国三四年间全部俸金月支不过三万，今则全部已有五百余人，月支须用八九万矣。盖因行走任事之多，几如实缺四倍。自王道斌、齐耀琳先后入长农部，任用一班新人，流品既杂，而向不到部托人代领薪水者，为数尤夥。”该部因领取薪俸人员冗杂，仅发薪簿籍就分为俸给簿、薪水簿、录事俸给簿三种，俸给指实缺人员所领之款，薪水则发给不在官制内之行走任事人员。1920年，陆军部因领薪人员太滥，“于本届发薪时，在部以快镜照像(相)，以凭稽核，而杜冒名顶替及一人领双方之弊。并将派密查员随时举发，一面并发履历书令其自填履历，以凭审查。”

官吏队伍及其管理制度庞杂混乱到如此地步，难怪当时社会舆论对其索薪行为并不同情，1922年3月6日的《申报》曾发表杂评曰：“官者，窟穴于官以生存者也。社会上谋生之道甚众，而彼则除做官外无其它可以自存之道，薪既不能不要，而官又不能不做，故前此罢工之法一试无效即不敢继续进行。则今日索薪之方法虽多，又安有丝毫效力耶?然此种盘踞中央恋恋不去之官，直接剥削政府，间接即吮吸国民膏血，虽谓为国民之蠹可也。吮吸国民之蠹而受困于无可剥削之政府，亦宜也。”

1928年秋，北伐战争之后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此后出现了一段比较安定发展的局面，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有所保障，教育界薪金也有所提高，当然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