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札记:胡适也被欠薪

  虽然最近少见有人提及民国教师的高工资之类的内容,然而让人忽略此事的原因大体上与整个时代的文盲率有关,外加上“物以稀为贵”的说法,使教师为高收入人群这一观念在许多人脑海中已然形成了既定事实。任何时代都有其风潮,一但某日民国大师们再次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这类错误的观点又将沉渣泛起。就本人看到的资料而言,高收入仅存在占教师人数极少的教授集体之中,而且这也仅仅是民国初年的现象。

一、“四大皆空”

作为一个新旧衔接的时代,民国初年自然继承了前清优待体制内文人的传统。一般段子中教授赚三百块大洋的内容便是出自北洋政府教育部1917年颁发的《国立大学职员作用及薪俸规程令》。其中规定如下:

但鲜有人提及的是,高校老师们的好日子到1919年便戛然而止,由此便出现了民国第一次的讨薪运动。

众所周知,北洋政府虽有中央之名,而无中央之实,特别是自民国以来的大小战乱,在这一背景之下,军费自然占了开支的大头,而教育支出一直没有超过总预算的3%(注:历年教育预算占总预算比例如下,1912年——2%;1913年——1%;1914年——1%;1916年——3%;1919年——1%,以上数据出自《整顿财政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P201-202)。北京学校的经费自民国以来一直以京钞(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的钞票)支付,各项支出则需要用现洋。在1916年京钞停止兑换现银后,迅速贬值,“钞票在黑市上从一元值七八角降至仅值四角”(注;《1916年停兑风潮与金融临时维持会》。教师的工资则是以四成银元六成京钞的方式支付,(注:《北京通信·北京教员停止职务之内幕》,《申报》·1919年12月19日))在1919年欠薪两月之后,北京所有公立学校于该年12月25日集体罢工,第一次“薪潮”就此爆发。这次风潮因为当时的总理靳云鹏让步,同意薪金以现洋支付,暂时平息了下来,教师们也于1920年1月12日复课。(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0——中华民国九年庚申·1月10日)

但在隔年1921年的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因欠薪四月集体“罢教”,并于4月8日八校教职员全体辞职(注:八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师、北京政法专、北京医校、北京农专、北京工专、北京美术学校),面对教育经费一筹莫展的情况之下,教育总长范源廉也于同日辞职,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讨薪运动”。(注: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1——中华民国十年辛酉)但1921年政局纷扰,北洋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南方的广东政府,一方面又是军阀内部之间争权爆发的“阁潮”,自然无人问津教育。6月3日,八校代表及学生代表在与教育次长马邻翼前往国务院请愿时,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包括请愿领导人的马叙伦在内的多人受伤——教育次长也末幸免,这便是当时名震一时的“新华门事件”。因为胡适也被欠薪(“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所以他在日记中详细的记录了这一事件。(注:《胡适日记》,1921年6月2日至6月5日)马叙伦伤的极重,直到6月11日才能喝些牛奶。(注:《胡适日记》,1921年6月11日)

因为出现了血案,这次运动便在7月28日糊里糊涂的收场,八校教职员于该日宣布复课。暑假过后,北洋政府倒还是按期发薪,但到了年末,又开始欠薪如故,1922年九月国立八校校长再次“五上辞呈”,教育经费的问题一直到“北伐”结束后方才有了眉目。按曾任教职的郭廷以的说法:“1932年后,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注: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十七章,第四节)

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教授生活,据冯友兰回忆:“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一社会·二民国时期》)如果说冯友兰的回忆显的夸张的话,可以看看当时陈西滢到北京前亲戚的劝告:“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有那力气。”(陈 西 滢,《苦力问题》)

看到这如是种种的内容,所谓民国时教授高收入仅存在了10年左右的光景,何谈物以稀为贵的高收入。但比大学教授们更为困苦的则是当时的小学老师,他们也常常是段子手们用以证明民国“尊重教育”的例证。

二、“小学教员改充工人”

如果单单仅着眼于某些特例,或是雇保姆这类现象,拿现在的工价进行简单类比,很容易得出当时中小学教师也为高收入人群这一结论。但许多人忽略了一个常识,这即是工价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呈正比,与社会安定度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军阀四起,流民便地的时代,简单劳动的工价常常仅够其维持在最低生活状态。鲁迅的《生活帐》中,保姆每月的工资仅为2到3元,吴虞所雇的轿夫月工资也仅为4元,相反需要一定程度经验与知识的工种却会拿到几倍于粗工的工资,据1927年的统计,纺织男工月收入最低为26元,女工,12元,机械工最低收入则达到了25元。(注: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如果读过老舍1937年创作的小说《我的这辈子》,便会知道,在公职系统内,作为“简单工种”的巡警,月收入仅为6元,交完伙食费后,到手的不足三块钱,而这笔钱还要养活一儿一女。

在北洋时期,“小学教员月薪十四元至二十元以六成京钞,每月所得不过十元至十四五元,即此十余元之数,不发已两月,故多有当衣服家伙以买柴米,聊以充饥。其生活竟不如洋车夫(洋车夫每月可赚十四元至十七元现洋”(注:北京通信·北京教员停止职务之内幕——申报·1919年12月19日)在京中的教师尚且如此,偏僻小学的教师一个月收入则不过8元,上海浦东的教员更有低到年薪仅为40元。(注:杨贤江,《教育问题》,觉悟,1924年8月16日)。

正因为如此,老毛才会将其8元的月收入评价为“工资不低”,毕竟对一个单身汉而言,这笔钱足够在京的花销了。拥有家庭的小学教师则不然,如若欠薪,便可能全家挨饿,这便有了“小学教员改充工人”这一新闻出现在报纸上。(注:小学教员改充工人,晨报,1921年1月15日)

这里对民国时代的教师工资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考述,一来为了归纳一下手上的笔记,二来则是为了厘清一些事实。任何一个古代史爱好者都难绕过民国的诸学者,但网上对他们的评价却处于两极状态,无论褒贬,在许多问题上都在用错误的事实进行立论,最后的结论自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