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康有为在西安

文：戴君

1.“天游化人”来了

1923年，中国军阀林立，斗争风起云涌，风暴正在酝酿。屡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准备筹建军队，刚入党不久的毛泽东在湖南办《新时代》杂志，这一老一少两位革命家都还在权力边缘游荡。时代权力掌握在南北各路军阀手中，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年初，发现X光射线的伦琴刚去世，西方科学已经在精细的道路上发展。中国人还在为是否接收科学思想争论不休，新旧思想正在交锋。康有为作为旧学的守卫者，在国内依然大有市场。这时的康有为，经历变法失败在海外游荡15年，又在各路军阀处游说政见10年，依然无所成就。心灰意冷后他自称“天游化人”，带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游历全国，纵情山水，排解苦闷。

康有为一介书生，游走各地，类似孔子当年游走各国。军阀们借他的文化名气提高声誉，并不用他。而他游走各处，看似不缺观众和掌声，实际无法作为，非常尴尬。加上他之前的保皇派立场，而清朝已亡，这时的他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流浪故国。此时他有5个妻妾和一大家人需要养活，在各路军阀中“走穴”挣钱，其实是各取所需。

游历到洛阳的时候，康有为去拜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推销“虚君共和”主张。吴佩孚时任直军总司令，拥兵数十万，正在权势顶峰，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无暇顾及无用的康圣人，就把他推给自己栽培的陕西督军刘镇华。此前，陕西教育界发起“驱刘运动”，进京“控告”，刘镇华为平息议论而投资教育，先重建国立西北大学，又招揽外地学者来西安讲学，从而赚取文化声誉，就顺水推舟向康有为发出邀请。

在洛阳碰壁，康有为无可奈何，恰好西安有不少故友，去一趟挣钱、旅游、访友三不误，接到邀请后欣然前往。1923年10月30日，康有为经过函谷关抵达潼关。刘镇华早已派康有为的陕西弟子张鹏一、陕西水利局长李仲三等人在此等候，他们接到康有为后，次日去华阴，途中游历了华岳庙。11月1日康有为在众人陪同下，又游览了华阴城南的云台观、玉泉院，夜宿青柯坪；2日登华山，游北峰东峰，夜宿东峰，赏月谈天；3日游南峰，夜宿仰天池；4日下山，5日到临潼，浴宿华清池。

2.一边游览，一边演讲

畅游5天后，康有为于11月6日乘车到西安。刘镇华派骑兵、步兵迎接，自己则率领政、军、学、商各界名流在八仙庵等候。据说，康有为一到，锣鼓喧天，众人夹道欢迎，传呼“圣人来了”，观众拥堵，长达数里，可见当时陕西保守势力人多势众。面对这样的场面，康有为激动又惶恐，在五味十字中州会馆可园下榻后，当夜就写了168字古体诗《游陕西纪盛》记录盛况。据《康有为在西安》作者单演义说，在当时的中州会馆、后来的西安市第六中学教师住房的墙上，还嵌刻有康有为特赠给刘镇华的诗句，留存与否，需要考察。另说可园门上，本有康有为题刻的“可园”二字，可惜解放后被摘除。

次日，他游览了陕西图书馆，题字“兰台石渠”。陕西图书馆位于南院门，原是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存放贡品的地方，民国开放展示后被成为“亮宝楼”，后改为陕西省图书馆。康到此一游，算是观摩前朝旧物。第三天，康有为参加了刘镇华的宴请。

经过两天休息调整，康有为于11月9日继续游览西安城内景观。先游览碑林后，又去了大雁塔，登塔观赏。当天参加了张鹏一的家宴，并题字留念。张鹏一曾经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后拜入康有为门下，他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回到陕西富平，后定居西安，从事考据研究。1921年他曾去上海拜谒老师康有为，这次重逢自然格外亲切，不仅一路陪同旅行，还互相讨论学理。次日，即11月10日，康有为应雾烟（万木？）草堂同人宴请，并赠诗一首。

随后几天，康有为在西安各处一边游览一边演讲，内容包罗万象，主题布包括政治、宗教、人伦、文化艺术等等，甚至还讲了天体运行和显微镜等现代科学知识，看来康有为浪迹海外增长了不少见识。下面，细说他的演讲与游览状况。

11月11日，他作来西安后的第一场演讲，这是应刘镇华之邀请展开的演讲，观众是陕西军政各界名流，地点在陕西省督署。众人先参加宴饮，宴后康有为演讲，现场由康门弟子邓毅、张鹏一记录文字。在首次演讲中，康有为极力宣扬“虚君共和制宪制”，反对革命。

11月12日，他在门弟子陪同下，游览了西安城墙边的广仁寺，随后休息一天。

11月14日，他在易俗社为陕西军政、教育各界人士做了第二次演讲。可能由于前次演讲政治色彩太浓，他怕引起不测，这次开始谈天游与天文。

这次演讲，他从关中讲起，谈家国个人；又从哥白尼日心说，谈到月球。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两个月球的传说，还说一个月球“为吾地所吸，今为南美洲之巴西、阿根廷”，看来他的天文学知识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经过仔细研究。接着又给众人科普了太阳系诸星、彗星、银河、红巨星、白矮星等天文知识，看到这里我以为他已经接收现代科学世界观了。不料，他话锋一转，回到人间，串连佛教与上帝，最后回到孔孟之道，用通电理论讲仁学，说“仁则电能通，而全体畅洽，不仁则电不通，而全身麻痹，一身如此，天下同之”，这样的言论颇有无厘头的搞笑效果，但是当时康有人是当真理来讲的，可见那个时代旧知识分子脑中知识的混乱。

演讲最后，他建议在场诸位：“留心电通，为一己计，以仁为主，自制其命，永受多福；为国家计，从物质起，从理财起，吾有《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早行于世。诸君阅之；当知其故矣。”

11月15日，他应学界邀请进行了第三次演讲，地点还是易俗社。据门子弟记录，现场很火爆，“学界到者三四千人，卫队肃立，兵乐欢迎，楼上楼下皆满，楼板几坠，后至者不得入”，从这个细节可见当时陕西保守派人数众多，康有为虽然思想落伍，但名气很大，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个活“圣人”。面对陕西学界，他开场称赞关中文化“最古”，话锋一转，又大谈孔教，阐释仁的含义与发展，最后回到孔子，劝大家学习之。

11月16日，应西安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展开了第四次演讲。这次演讲依然由他的门弟子陪同并记录，据说听讲者有两千多人。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于1914年，是一个实践基督关怀世人精神为主张的团体，至今仍活跃于西安。

面对有宗教信仰的青年，康有为的演讲很有针对性，先从地球宗教谈起，说“各地各生，圣人之为教主”，西有基督教，中有孔子的人道教。然后比较孔子、基督与佛教，总结说“教主皆以慈爱为主”。或许是觉得面对青年应该讲点新鲜事物，话锋一转就讲起了显微镜下的世界，说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很多微生物。他回忆了曾经接触显微镜的震惊，说自己写过《显微》一文。他以显微镜下的蚂蚁长度推论，从三百倍推到三亿万倍放大，结果却推出要敬畏神灵的观点。又说要明德，必须斋戒沐浴，清洁卫生，防止毒物。末了，以儒家立场，劝大家有仁爱之心。

11月17日，他应孔教会邀请发表第五次演讲。当天下午，又参加了西安文庙大成殿前三跪九叩首，行释菜祭祀之礼，以示不忘先圣先师。演讲依然由门人记录，据说听讲者达到“万余人”。这次演讲终于回到了他的老本行，他开门见山，说宗教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教，一种是神道教，“耶、佛、回皆言神，惟孔子之教为人道教”。接着，长篇讲述孔教儒学发展史。演讲最后，回到他的《孔子改制考》等儒学著作，说如此发展儒学，“孔教可兴旺，大同之治可睹”。

连续四天的演讲，可能有些累，他休息了一天。11月19日，又到万国道德会西安分会演讲。万国道德会成立于1921年，由济南尊孔读经的江钟秀、江希张父子与同道联合发起，是一个“以道德为核心，以社会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活动为主体，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 。这次中，他比较了东西各教，说自己的《大同书》“即拟联合诸教”，希望万国道德会“诸君具此愿力，望各努力以期成德，岂惟一省上一国之事，其将行于大地各国，有厚望焉”。不料，日军侵华后，万国道德会成了日伪政权的帮凶。

作完五场演讲后，康有为又开始游玩起来。

11月20日，出西安城，游终南山、樊川，夜宿留村。

11月21日，登南五台山，游圆光寺，住宿山上。

11月22日，下山后，入樊川，游兴教寺。

11月23日，游杜曲兴国寺、牛头寺、杜公祠。

11月24日，入太乙谷，登山游赏。

这五天的游历过程，有陪同者者郑子屏写的长文《陪康南海先生游终南樊川记》全面描述，细节有趣，可见当时社会风貌，值得一看。

游城南五天后，康有为回到西安，于11月6日去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做了第七次演讲。据门人记录，这次演讲有“女子数百人”参与。演讲内容也颇为贴合观众，他首先提出女子的艰难，“人生之忧患，以女子为最”；然后提出缓解办法，建议作天游之乐，又谈起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推论说诸星有天上人，给出心游于天的缓解束缚之道。再又拿出道听途说的“狐期、猴期、人期”进化学说，说人身难得，言轮回报应。随之建议女子注意清洁、结婚慎重。最后倡导女子不要缠足等等。

11月27日，应陕西报界邀请，作了第八次演讲。此次演讲，他开头摆出共和政体的观点，再讲述各国治乱流变，后给出共和政体药方。又建议陕西多修铁路多种树，最后提议注意清洁、保护公物等等。

11月29日，去和平门董仲舒墓拜祭，发表简短演讲，实为祭文。他简述孔子学说流变，说孔子成为国教是董子的发明，并认同孔子是创教主，建议继续推广春秋之学、孔子之教。

11月30日，应佛教会邀请，发表了第十次演讲。也就是这次演讲，引出了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盗经事件”。

3.“盗经事件”的罗生门

说起康有为的西安之旅，现在人们大多只记得“盗经事件”。这个闹剧，看似是由新闻报道猎奇视角造成的“罗生门”叙事，但作为康有为西安游历的最后插曲，也值得探究内幕。我查阅资料，发现当时亲历者的描述已经五花八门。单演义先生在《康有为在西安》一书中就采集了四种说法，简述如下：

第一种说法来自当时陕西议会议长马凌甫的回忆。他说康有为漫游卧龙寺时，僧人定慧请他吃饭，康见寺内存有宋版藏进，就想以正续藏经两部想换。定慧不敢做主，说要佛教会公决。康回去后派人去寺里把经借走了，形色仓皇，还掉了几本在路上。事后寺僧请各界人士支援，李仪祉等人听说后邀请多人开会，最后决定起诉康有为，拘票送去后，康有为大为冒火，刘镇华也觉难堪。康有为走时带着十几骡车的箱子，陕西人以为是藏经，就大肆宣传“圣人盗经”。他的结论是，康有为并未带走藏经，而是归还原处了。

第二种说法来自亲历者郑志毅。他回忆说康有为参观卧龙寺时，见寺内宋版《碛砂藏经》保存不善，觉得可惜，就派弟子与僧人协商换经。双方签订协议后，因为康有为派去搬经书的人多搬了别的经书，僧人定慧发现后要求返还。这事被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李仪祉知道后，成立了陕西古物保护会，反对康有为，认为搬走不在合同内的藏经就是盗窃，并请马凌甫支持。他们又把这事儿捅到媒体，上海画家徐朗西画了“康圣人盗经漫画”，于是这事成了大新闻。康有为得知后，立刻派人归还藏进，撤销合同，并让四十多人联名登报声明。他的结论是，盗经事件是由于康有为讲学引起新旧思想冲突，众人真正针对的是刘镇华，而康有为受了政治斗争的祸害，成为人们借题发挥的对象。

第三种说法来自亲历者刘安国。他回忆说康有为在寺里看到藏经，知道是海内孤本，想拿去翻印发财。于是向僧人提议换经，随后派人装箱带走。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得知后很生气，让儿子李仪祉和其他进步人士将消息上报，造成舆论；又告上法庭，发出传票。于是圣人盗经闹得举国皆知。最后是康有为的老友宋伯鲁出面相劝，康有为才气愤地说“不要了”，当夜把藏经归还卧龙寺。但是，新闻已经传遍全国，这事就成笑柄。

第四种说法来自第二年前去调研的记者孙伏园。他1924年随鲁迅到西安，早知盗经事件，就去寺里调查。孙伏园说他去寺里看后，发现藏经的确秀丽可观，他以为是康有为有了据为己有的邪念，因而想换走。他的调查说明藏进的确还在。

单演义先生总结各种说法，认为事情源于11月30日演讲后的看经。那次演讲在西安碑林附近的卧龙寺举行。据当时门弟子记录，当天“下午二时，由万钝安、李逸民、门人张鹏一、邓毅、郑维翰，陪先生乘汽车至卧龙寺门首，会中同人出迎，至禅室小息。僧俗千余人，请至讲堂，行相讯礼毕，先生登台言曰……讲毕，僧俗同拜谢。退至僧斋，众备伊蒲饭餐后，又摄影于竹院而散”。看来，康有为游寺与洽谈换经一事就在那次讲演之时。事后，引发争议，就归还了。

其实康有为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万木草堂遗稿》收录有他1923年12月给宋伯鲁的信件《答宋芝田书》，解释了这件事。他大意说，当时游寺见经书保存不善，觉得可惜，就与僧人商议换经；并强调这事寺里都知道，“各寺方丈亦经遍告，允肯而后敢交易，岂能责以私卖也”，又说此经是明板残本，并非国宝。然后连发质问，说你们陕西连宋版书、秦汉古物都在卖，怎么为这个明代残经而大做文章呢？秦人自己不好好保护，反而等我拿了才嚷着要保护？康有为在心中越说越生气，又反问了一通，最后说“然公等既如此，仆当立将各残经交还也”，并请宋伯鲁帮他向各界解释一下情况。

如此看来，经书确实还了。不过，这事儿还没完。章立凡2004年出版的《往事未付红尘》又给出了新的目击证据：“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大藏经》了。康氏此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不过 ‘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寺院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

如果章立凡所见为真，那么可能的真相就是：康有为的确交还部分藏经，但也拿走了部分，因为经卷很多，寺中保存不善，不知其价值，所以也不知道少了没少。于是被康有为蒙混过关。不过，这件事倒是引起了全国对《碛砂大藏经》的重视。1931年，国民党监察院委员朱子桥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叶恭绰、蒋维乔等人发起“影印宋版藏经委员会”，影印《碛砂藏》计593册，总共影印了500部，成为当时佛教界的盛事。（这样到底是一部什么经书，能引起这么大的干戈？简单说一下，这部《碛砂藏》全称《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诸藏汇编，因开雕于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而命名。初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刻毕。）

不仅如此，从后来发掘的史料看，单演义推测的康有为换经时间也有问题。1995年有学者罗宏才看到康有为门弟子张鹏一的日记，发现1924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连日为南海师换卧龙寺佛经事不乐，今日事始了结。 上月（日）南海师游卧龙寺见厨房中旧柜藏旧佛经破烂不整，因与寺中和尚定慧、佛教会诸人商议以旧经置此可惜，愿全藏经相换，经郑子平从中说定，由朗夫（克）之子敬儒夜中以车运经至中州会馆。时南海师久西安督署，支应颇费巨款，本地人士已有繁言，籍此夜中运经，因造为盗经之说以相传。”

如果这个日记的日期传抄确切，那么单演义先生推说11月30日演讲后换经的说法就不对了。可能换经时间早就发生了。此处按下不表，只能待以后查证后再说。如果单演义所说为确，我们且看康有为11月30日演讲和换经后的行迹：

12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他就去了咸阳，游览周陵后，夜宿咸阳城。

12月2日，康有为先去了西安北郊的三原县，又去泾阳县，并登临崇文塔游览。

12月3日，他游览了三原县城北鲁桥镇东里堡的半耕园。这个园子其实是唐代卫国公李靖故居，有1300多年历史的花园，也称唐园。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游此园后，曾走笔写下《三原李氏园宴集》赞美：“莫春天早孰，邑居苦嚣烦。言从君子乐，乐彼李氏园。”后因战火，唐园成为一片废墟。清康熙年间，李靖后人黄州知府李彦瑁出资重修。历经沧桑，园归刘氏。清末时又烧毁过半，和尚明经质慧复修。园主人定名“半耕园”，意在敦促子孙修竹务花，“半耕半读”，并由清代著名书法家、陕西督学吴大篆书“半耕园”三字，刻石嵌于园门。

12月4日，康有为应三原学界邀请演讲。

12月5日，康有为去了弟子张鹏一的故乡富平。据说，他为那里的第一高小师生作了讲话，并为图书馆题写了“图书馆” 匾额，落款为“南海康有为，癸亥十月”，这块牌匾今天尚存。

12月6日，他又游览了富平县北凤凰山上的唐中宗定陵。游览完毕，他还应邀为雷新哉创办的通川高等小学题写了校训条幅“行己有耻”。

12月8日，继续游览定陵。

12月9日，康有为返回三原县，次日经泾阳回到西安。

回到西安后，康有为继续游陵。12月11日游览了咸阳的汉景帝阳陵、惠帝安陵。

12月12日，重游临潼，又在华清池洗浴一次。

12月15日，再游西安城南，登临翠华山游览。

12月17日到18日，康有为游览了西安城东白鹿原的霸陵、杜陵。

12月20日回到城里，参加了陈次原的宴请。

12月22日，他到易俗社看戏，并体诗一首。

12月23日，继续游咸阳礼泉的昭陵，次日登陵祭祀。

12月15日，返回礼泉，又去了兴平。

12月26日，张晓山、冯孝伯请他演讲，事后离开兴平返回咸阳。次日返回西安。

12月29日，康有为又游览了西安北郊的汉高帝长陵。

舆论风波闹得很凶，康有为却玩得照样开心，几乎游遍了关中陵墓。他为什么不赶快离开是非之地，而是又整整游玩了一个多月呢？我估计康有为是担心速速离去，更加坐实了媒体的谣言，于是索性继续在关中游玩。反正这时候暂时没有别的地方去“走穴”挣钱，况且关中门人不少，朋友众多，去他们老家逛逛也不错，于是就拖了这么久。

这时候正是冬季，刘镇华让人询问是否购置冬衣，既是关怀也是催问行期。康有为装傻，立刻列了购衣清单，刘镇华只好照办，送来一百多件狐皮袍子。

直到1924年1月初，武汉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邀请康有为去湖北演讲，事情才出现转机。陈时的电请既帮了刘镇华的大忙，又给了康有为一个体面的台阶。难堪的康有为欣然接受，约定当月10号以内去湖北讲学。随后，他参加了弟子张鹏一的家宴，又为老友宋伯鲁祝寿。四天后的1月6日才离开西安。康有为离开后，门弟子把他在西安的演讲文字结集为《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出版。

看起来，康有为的西安之行，只是康有为晚年生活的一个插曲，但却反映了他晚年复杂的内心：出世不甘心，入世没门道；既吸收西方科学，又维护孔教伦理；演讲文采才华横溢，内容却怪诞可笑……

可以说，他的思想是新旧交错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复杂样本，充满悲凉与无奈，也暴露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善于学问却不懂经营政治军事组织的缺陷，他终于还是没有选择做自己的撒母耳，而是期待一位明君。最终，如同孔子一样奔走落空，写书终老，没有实际成就。而当时的另一位知识分子则悟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开始组织化战斗，最终取得革命成功。后来他评价康有为的先师说“孔学名高实糟糠”，可以说是唯一说出大实话的统治者。

或许，这一切问题还得追溯到儒家重塑者董仲舒，或者也得追溯到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儒家积极入世与君王合作的结果，就是被君王精神阉割，用限定范围的“圣贤书”把他们逐步读傻，变成腐儒，再也闹不起风浪。清代诗人黄仲则反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谓文人的悲剧自嘲，写出了千古文人与帝王合作后被逐步废掉能力的可怜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