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难定徐树铮

文：聂作平

我犹记得，几年前某刊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莹。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原野一片肃杀，隐隐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与苍凉。

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民国时期，却是一个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誉之者称其为卫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

他既有公忠体国的A面，也有结党营私的B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

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

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

诸多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

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祺瑞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不可估量。

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偶然。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系江苏萧县（现属安徽）人。二十来岁时，徐树铮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

见面并不愉快，徐便暂住旅店。是时，已近年关，仅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见徐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起来。

在获悉徐树铮的情况后，段问他愿否到其手下就事，徐傲然答道“值得就则可就。”段因是奇之，遂聘请徐树铮担纲所部文牍工作，两人由是订交，生死与共二十余载。

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乃是“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徐树铮。”

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助转圜。但袁、段的最后合作，仍然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世凯偏偏对徐树铮颇有微辞。

为此，段祺瑞请张国淦出面向袁说项。张轻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秘书长。”话音刚落，已猜到段祺瑞想法的袁世凯脸色一沉，“他想用谁？用谁？”张说，想用“徐又铮以资熟手。”

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恨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末了，可能想到现在是他在求段，便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叫他任陆军次长吧。

段祺瑞知道此事后，大为恼怒，脸色比袁世凯还难看，连手中的烟斗都扔到了地上，大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两边折衷的结果，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即副秘书长。

袁世凯龙骧虎步，是段的老上司，此时虽已取消帝制，却仍是总统，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由此可见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黎元洪任总统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组阁的第一件事，仍是拟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坚决反对，但反对无效。黎只得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有事见他时，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黎这个条件，乃是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

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个官员的任命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多嘴问了下这三个官员的出身，徐树铮十分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了，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

黎元洪贵为民国大总统，竟被国务院秘书长当面顶撞，气得脸色发青，却只敢对手下人发一通牢骚：“我本来不要做这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民国要人中，黎元洪因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泥菩萨后来也忍无可忍，并因利益互搏而演变成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府院之争的直接结果便是张勋复辟。

原来，黎元洪出任总统时，主战场摆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胜负即将见出分晓。为此，段祺瑞力主同德、意断交并宣战。从今天的立场看，段的意见乃明智之举，战后中国确也因站对了队而罕见地成为战胜国，并派员参加巴黎和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

不过，段祺瑞的力主宣战，赞之者认为其深谋远虑，经国有方；斥之者却疑其不过是借机扩张势力，企图一枝独大。

无论赞之者还是斥之者，都不过主观臆断。以实际后果来说，即便段的主战藏有私心，但客观上仍有利于国家。反倒是一部分革命党人和黎元洪等人，深怕段氏籍此坐大，从而纷纷反对，虽然他们多半也明白宣战对国家有好处，但因为他们个人和圈子无利可图，是故必须极力反对。由此一端，即可洞见人性的幽暗和历史的复杂。

此前，府院之间已因徐树铮的跋扈擅权闹得鸡犬不宁，现在面对参战与否的重大决策，两边更是势同冰炭。在段祺瑞和徐树铮看来，段所领导的国务院，是责任内阁，应当由它对这个国家实行实际管理，而黎元洪的所谓总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说白了只是礼仪职务，并不握有实际权柄。

但问题的关键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反对者，不承认或不愿承认现在是责任内阁制，而且由于害怕段祺瑞借对德意宣战之名而行扩张之实，黎元洪更是坚决反对。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获得了部分督军的支持。国会在军人的压力到底参战与否犹豫不决，急于求成的段祺瑞组织了所谓的公民团围攻国会，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被逼到死角的黎元洪和国会孤注一掷，宣布罢免段的总理一职。

但按责任内阁制惯例，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产生效力，既便任免总理亦如此。因此，既然黎元洪宣布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的命令并没有总理段祺瑞副署，自然也就不合法。段祺瑞和徐树铮退到天津，公开指责黎元洪非法。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中央政府大权旁落，地方诸侯日益坐大。经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某个省或某几个省倘不满意中央政策，便站出来通电独立。原本就支持段祺瑞的北方八省督军这时就纷纷宣布脱离黎元洪政府而独立，黎元洪想找一个人出任国务总理以替补段祺瑞，竟然没有一个政客愿意趟这趟浑水。

万般无奈之下，黎元洪邀请驻守徐州的辫帅张勋进京调停。黎元洪此举，无异于请黄鼠狼到鸡窝做访问学者，一直寻找机会复辟满清的张勋立即率兵进京。

有一种广为流传说法是，张勋儿戏般的复辟，实乃徐树铮所策划。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表示，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若复辟，段祺瑞并无反对意见。

于是，天真的张勋带了五千类似行为艺术家的辫子兵浩浩荡荡杀进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下，段祺瑞于马厂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

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嘎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地东山再起。

孙中山眼中的班定远

黎元洪下台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组阁。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并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即督办参战事务处。

一年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来又改为边防军。在督办参战事务处之下，还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此后，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其职责为“规画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

徐树铮受命后，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本人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

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为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

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后，俄国无力东顾，遂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欲，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

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其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旧制。

当时，代表民国政府驻库仑的是都护使陈毅。但陈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治。这时，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

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是由于日、俄盅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一百余名士兵缴械。

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通，例不用翻译。到外蒙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两周时间便能用蒙语与蒙人交流。

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其人柔软寡断，一会儿幻想通过王公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说服王公，但无论是依靠王公还是依靠喇嘛，都不过是仰人鼻息乃至与虎谋皮。“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

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此前外蒙从来没有蔬菜），卑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

总之，倘若徐树铮专心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后再度独立，并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

然而，徐树铮志不在外蒙这一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

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激赏。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作为军阀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的这通电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质疑。孙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和此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郁郁不得志。

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也许我们有些难以想象，教科书里光明磊落的革命家孙中山，竟然会与段祺瑞和张作霖这样的军阀勾勾搭搭，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须知，历史人物不是一个非A即B的平面，而是一个多面体。即使革命家，他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联横。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两人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和灵魂，他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西洋人座上的考察使

直皖之战败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但两人都无一时忘却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都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徐树铮离开上海。

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急需他的这把小扇子出谋划策，因而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坚持，段只得任命他为欧美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变为国家行动。

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有奇，先后会见多国政要，在法国，由白里索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见。尤值一说的是，在意大利时，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

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且都达到专业水平。平素与徐树铮来往的，乃是张骞、林纾、柯绍忞、马通伯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因此，作为儒将的徐树铮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之辈，显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度曲谱，还曾与俞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

正是有着这种过人的文化素养，在考察过程中，风度翩翩的徐树铮虽然本系军人，却给人以儒雅斯文之感。他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其题目赫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其风流与博学，把同时代的军人甩出好几条街。

考察结束后，徐树铮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享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迎讶，上海各团体举办盛大宴会，庆祝专使成功观察归国。

孰料，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勿赴京师。原来，此时北京乃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铮之间，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徐树铮却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

徐树铮和段祺瑞这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后，两个出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抱头痛哭。

在从来就不缺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颇为罕见，而他们这度尽劫波后的一拜一哭，亦让人动容。

冯玉祥枪下的不归人

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新朋旧雨，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开北京。1925年12月29日，亦即在北京呆了短短的六天后，徐树铮决定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徐树铮处，但徐不以为意。临上车时，他的手下带了一连人马前来护驾，但徐坚持不要。

徐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九时离京，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

据徐树铮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时，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两名大刀队（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故称大刀队）登上火车，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

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专车声称，“我们都统有事和你商谈，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回答说，“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

徐树铮挑明了是冯玉祥想图他，那名军法官干脆招进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把徐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亦不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即被押走，随行人员亦同时被扣。

徐树铮一行被押送到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不同的屋子里。桂林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徐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

徐树铮的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同时还在于彼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志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

但令段、徐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们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其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后，立即向其动手。

陆建章在袁世凯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时，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

徐树铮以晚辈名义，甚是恭谦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隙，但自恃乃是现任将军又是北洋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承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承武的老婆也是同学，如此关系，徐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

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时，徐的卫士在他身后开枪了。

徐树铮杀死陆建章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死有余辜。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后，亦连声惊叹“又铮闯的祸太大了，朗斋（陆建章）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

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属，哪怕是闯了大祸，他也替他们兜着。所以，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擦屁股。

陆建章死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关照。所以，陆既是冯的舅舅，更是冯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好像这事和他毫无关系。

天道好还，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倾天时，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

不过，到底要不要杀掉徐树铮，或者说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杀掉徐树铮，曾令冯玉祥颇费踌躇，甚至一度打算放弃。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陆承武替父报仇这个最好的、最易为外人理解的借口。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还保留着血仇相报的古风，比如孙传芳在直奉战争中，将奉军军长施从滨俘杀，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十年后为报父仇，在佛堂中把早已息影林泉笃信佛教的孙传芳枪杀。这么一起在今天看来纯属故意杀人的刑事案，当时的报章却将施称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要求政府特赦，最后施判监禁七年，实际只坐了11个月牢即蒙特赦。

所以，在注重伦理孝悌，讲究父仇子报的传统氛围下，冯玉祥非常高明地一面令张之江把徐树铮扣下，一面火速找来陆承武，以陆承武的名义将徐树铮枪杀。果然，媒体的报道均是“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对此，段祺瑞一针见血：“所谓仇者，伪也。”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但这位已然时过景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经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目雪恨了，他惟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游，其才气远出侪辈。”

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专车到达廊坊站时，段祺瑞开窗西望，长达十分钟，只见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

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著名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属于他和他毕生最信任的下属兼知交的徐树铮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早就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帐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惟有无尽的回忆和伤感……

今天我们回望徐树铮，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折冲樽俎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其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

是的，民国就是这样一个五味杂陈的复合时代：阴谋与阳谋，杀气与才气，救国吊民与飞黄腾达，个人恩怨与圈子意气都那么神奇地交织和交融在一起，而生逢其时的弄潮儿，他们的人生都因为生机勃勃而呈现为一个个令我辈可望而不可及的多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