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以来，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跟朝鲜爆发4次冲突，结果如何？

来源：百年人物志

前言

金日成曾向斯大林汇报：我们跟中国同志，在大战略方向无争论，但在军事策略方面意见不同！

军队指挥权归属

尽管我方决定入朝作战，但由于情况紧急，并未对入朝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解决。

朝鲜战争，并不是单纯地涉及到志愿军，还有金日成的人民军。想要在跟美军的作战中，取得优势，那么志愿军和人民军之间必须协调完善，不然容易出现纰漏。

我方入朝以来，第一次跟朝鲜方爆发冲突，就是因为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在金日成看来，志愿军作为入朝部队，相当于客人。那么客人来到主人家中，那么自然得听主人的安排。

只不过当金日成得知，我方援朝部队多达26万人，他才感到事情重大。关于指挥权的问题，他是不方便直接提出来，为此便建议将两军指挥所合在一起。

在志愿军入朝之前，金日成曾派遣官员前往中国进行协商志愿军入朝事宜。只不过双方交谈内容并不深，关于后勤问题，只提出一点即：

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照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朝鲜政府采购，按照市价提供。

彭老总作为志愿军的司令员，对于指挥权的归属则另有看法。

对于朝鲜军队的指挥权，此时我方不宜提出。

其一，我方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其二，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作战。

关于我军的指挥权，绝对是由我方自己掌管！彭老总的理由如下：

第一，莫斯科明确提出，志愿军的指挥官理所当然由中国指挥员担任。

第二，对于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彭老总不信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彭总明确指出“朝鲜方的指挥异常幼稚。”

第三，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

1950年10月2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便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

在这一次的会面中，双方都未提出统一指挥权的问题。但毛主席强调，在志愿军司令部中，要有朝鲜同志的参加，并提议将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副政委。

尽管之前双方都未对统一指挥权的问题提出异议，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人民军和志愿军愈发地需要配合。

在之前各自指挥的日子里，双方部队已经出现不少隐患。例如在军事配合上、后勤运输方面等，都因为缺少统一调度的原因，从而导致局面出现混乱。

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彭老总便联系驻朝人员跟金日成商议，两军协调指挥的问题。然而两方商讨的结果有些遗憾，金日成始终坚持两军只通过参谋和电报进行联络。

对于金日成不愿意放弃人民军的指挥权，这件事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军队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问题。

但是你金日成在刚刚断送几十万朝鲜军地后，还想要指挥志愿军？这几乎就让人很难理解。

对于彭老总的军事决策，金日成时常会进行干涉。例如，人民军的第6师，整个编制尚有6000余人，已经跟我方志愿军125师会和。

彭老总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将这支部队留下来协同作战。但金日成始终不同意，坚持要将这支队伍给调走……

对于志愿军的指挥权问题，我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交付出去，而是要求两军联合行动，统一指挥。

况且这时候，我方领导人已经察觉到，跟朝鲜人打交道的难处。11月13日，政务院政务委员李富春曾前往东北进行考察，回到北京后，便向中央进行汇报。

汇报内容即：

志愿军在朝鲜境内作战，既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朝鲜友军的真正配合。目前朝鲜人民军在政策、方针等方面都没有适当的布置，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彭德怀和高岗已经开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问题很多，一时之间无法全部解决，为此建议征得苏联方的同意，组织一个中、苏、朝三方会议。通过这场会议，来解决在前期作战中，出现的问题。

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向莫斯科发电报，转述了李富春同志的建议；另一方面，则是向彭老总发电报，注意跟朝鲜同志的交流方式，只有我方在战场上获胜多次，朝鲜同志才会郑重的考虑我方的建议。

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苏、朝三方便正式举行会谈。11月15日，这场会议正式召开，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一同前往志愿军司令部。

在这场会议上，彭老总提出“部队的作战行动应当有个统一的指挥机关！”

苏联代表，明确表示两军的指挥权应当由中方同志统一指挥。金日成则以沉默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尽管金日成不太想配合，但是在莫斯科的插手下，朝鲜方便同意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为能够更好地协商此事，金日成还于1950年12月2日前往北京，跟毛主席进行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达成协议，该司令部由中国同志担任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自此关于两军指挥权的问题，终于解决。

联合司令部，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

是否越过三八线追击

人民军和志愿军指挥权问题在解决后，两军的配合情况大大改善。原本以为这样和谐的局面，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然而没有想到在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中朝两方便再起争执。

第二次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朝联军是否还要继续南下继续作战？

彭老总作为前线指挥官，对于部队的情况非常了解。自从我方入朝作战以来，接连进行数场大的战役，不管是从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后勤补给来考虑，势必要好好休整一方。

为此，当志愿军在结束两次战役，将战线推到三八线附近后。彭老总便于12月8日致电毛主席：“我方部队准备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军占领三八线，以便明年能够消灭敌军主力。”

对于朝鲜的情况，彭老总还报告说，由于两次作战的胜利，导致朝鲜方出现轻敌心里，总是想着速战速决，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

朝鲜方和苏联代表，则认为美军有可能快速撤离战场，要求中朝联军迅速南下作战。

彭老总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朝鲜战争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作战，美国人不会这么轻易地认输。敌人虽然战败，但依旧有26万左右的兵力，加上坚固的工事，防守还是没有问题的。为此我方应当采取稳进的方针！

当时毛主席考虑到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便下令让彭老总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方面，毛主席还是认同彭总的决策，为此便决定，我方在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便全军休息（包括朝鲜部队）。

1951年1月3日彭老总电告金日成，内容如下：

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便迅速进行撤退。故战果不大，只是俘虏三千余人。如果敌人继续南逃，那么我方将追至水原待命。这场战役，我方成功占领敌军汉城、仁川、水原等地后，准备休整补充。如果敌人以重兵把守汉城，则我方不进行强攻，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

毛主席也将彭老总的决定转告斯大林。不得不说，彭老总对于战场形势的预估，是正确的。敌人并没有想着跟中朝联军死斗，反而继续南逃，准备将我方引诱至预设阵地中。

为此彭德怀，便于1951年1月8日下令，所有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彭老总的收兵命令，直接引起朝鲜方的不满和反对。

就在彭老总下令收兵休整的当天，金日成便反映部队最多休息一个月足矣。1月9日，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知道了这件事，为此他便发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他建议人民军继续南下作战，志愿军则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岸海峡。”

就部队是否南下作战的问题，金日成不止一次寻找彭老总商量。1月10号晚，双方进行会谈，尽管彭老总已经将情况分析得很明确，但金日成始终在讨价还价，甚至提出先出动三个军南下，其余队伍休整一个月。

金日成想要赶跑美军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你不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胡乱的制定作战计划，可是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

就在大家还在争执时，彭德怀于1月11日接到毛主席急电。

根据金日成缩短休整时间的要求，结合斯大林的意见，为此毛主席作出如此部署：

人民军第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第一线，志愿军则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至三个月，仁川和汉城的守备由志愿军负责。如果金日成认为部队不经休整就可以前进，那么人民军可由朝鲜方直接指挥。

当日黄昏，彭老总又和金日成进行会谈，对于朝鲜方的提议一一进行反驳。

彭老总认为，朝鲜方总是将结果寄托于侥幸，从来都不考虑从实际出发。在会议最后，彭老总便根据毛主席的来电说道：“志愿军是需要休息的，人民军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指挥。”

金日成对于自己的军事能力，是清楚的。在没有中国战士的帮助，人民军是很难抵御美军的。为此他便承认自己有轻敌的想法，勉强同意全军休整两个月的时间。

斯大林在得知中朝双方在军事决策上的冲突后，曾在一封电报中明确指出。

“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的”，“毫无疑问，真理在彭德怀手中，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正是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压力下，金日成便同意休整两个月。在之前朝鲜内部会议中，金日成认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下是冒险行为！”

中朝双方这次的冲突，从军事角度而言，彭德怀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充分依据的。

朝鲜领导人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明显是出于政治考虑或者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铁路运输谁说了算

上文说道，我方在突破三八线后，跟朝鲜方产生激烈的冲突。尽管问题得到解决，但随着战线向南的移动，中朝联军的后方补给线越来越长。

这时候保障两军的后勤，便成为当时最关键的问题。

与此同时，朝鲜国内的经济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在1950年年底工业生产基本完全停顿。为能够保障国民经济的运转，朝鲜政府便提出“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决定。

对于我方影响最大的，即为“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问题。”为此中朝双方在关于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机制方面，便生产冲突。

抗美援朝，尽管我方是在朝鲜作战，但由于朝鲜受损严重，物资补给无法取之当地。而美军机动性强，除非击败对方，不然也很难从对方身上获取物资。

为此志愿军的物资，大部分都是从国内进行运输的。然而美军凭借自己强大的空军实力，对我方补给线进行狂轰乱炸，为此我方的公路运输非常紧张。

要知道我方在1951年运输汽车的损失率高达84.6%（数据源自，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

为此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出来。

早在1950年10月底，彭老总便向东北局提出应当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建议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

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援朝大队便先后进入朝鲜跟朝鲜军民一起抢修铁路，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

尽管如此，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的矛盾并未解决，既铁路运输管辖权归谁指挥。

我方想要将物资运往前线，必须借助朝鲜境内的铁路线。但由于双方各自管理自己境内的铁路，无法有效地协调，为此整个运输局面非常混乱。

例如：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经常会出现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货，而急需的物资，却因为调度问题，始终无法顺利抵达前线。

后来双方也成立铁路军管局，但中朝之间依旧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运力分配方面，到底是保障前线物资运输呢？还是保障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呢？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如何去解决两国在运输上面的难题，已经迫在眉睫。

对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提议，金日成是同意的。尽管如此，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还是困难重重。

在1951年2月19日召开的谈判会议上，朝鲜方所提的意见如下：

第一，倘若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的运输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

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尽管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但必须跟朝鲜交通局一起办公。

第三，在铁路管理上，反对实行军管制。

在这次会议之后，双方仍然存在较大的意见。之前所成立的铁路军管局，朝鲜方便削弱了它的权力。

就在双方因为这件事，争执不下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这场争论，说到底便是联运司领导权归谁所有的问题。

斯大林在这场纷争中，是支持中国的。正是因为有了斯大林的明确表态，在之后的谈判中，金日成便不得不作出让步。

“为能够顺利的支持这场战争，那么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总得来说，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朝鲜和中国之间必须建立更加密切的国家关系！”斯大林电报如此说道。

1951年5月4日，中朝两方便顺利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根据这场协议的结果，将于7月正式成立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由中国同志为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各一人成为副局长，负责统一指挥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等工作。

由于铁路运输问题的解决，从此大大的提高了铁路的利用效率。

关于停战谈判的问题

朝鲜战争尽管历时三年，但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基本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是在打打停停中度过的。

至于说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便是因为双方开始接触，进行谈判。不过在谈判过程中，中朝之间，关于在停战谈判的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

自从在第五次战役之后，我方便感觉到战争难以在继续下去了。

为此在1951年5月下旬，毛主席便提出“边谈边打，争取谈判决绝问题”的方针。不过金日成却反对将战争长期化，想要通过发动总攻来解决问题。

随后毛主席便邀请金日成前往北京，进行协商。尽管金日成认同毛主席的想法，但他仍然有着想要反攻的想法。为此便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

对于我方的停战谈判的意见，斯大林是认可的。正是如此，金日成便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朝鲜战争由此进入到边打边谈的阶段。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场上双方力量基本取得平衡，但是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到僵局中。

中美双方的意见分歧点，就是在战俘问题上。当时毛主席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不能在谈判中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军空军还在继续给朝鲜人民造成危害。况且美军所俘虏的志愿军，大多数为以前蒋介石部队的，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所以因为他们去斗争，是没有特别意义的。

毛主席却不这样想，在面对美国强硬的态度时，毛主席给李克农下达这样的指示。

“只有锲而不舍的坚定立场，我们才能赢得主动权迫使敌人作出退步。为能够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当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斗争。”

在战俘问题上，美国主张自愿遣返原则，而中国要求全部遣返。正是如此，导致谈判陷入到僵局中。

这时朝鲜人非常着急，按照他们的设想，这场谈判将在五月份结束，并且准备以此来安排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方会因为战俘问题，从而导致谈判陷入到僵局中。

为此金日成便向中方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我国也考虑到朝鲜的请求，为此便重新提出，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需全部遣返。

然而，美国人对于我方的让步熟视无睹，最终提出准备共遣返83000人员。（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

面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中国和朝鲜之间再次发生分歧。

对此，中国的态度非常坚决，毛主席认为在现有形势下，倘若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将会助长对方嚣张气焰。

毛主席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将会拒绝这一方案，并且准备战争扩大。

尽管金日成认可毛主席的想法，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尽快停战。中朝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出现分歧原因，除去政治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

即：双方对待战俘的政策是不同的！

我方从一开始便未想过扣押俘虏。当初彭老总曾向毛主席请示，想要释放一批俘虏以此来动摇对方军心。

毛主席当时的批示为：“释放一批俘虏很对，今后对俘虏应当随时分批释放，无需请示。”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方手中所掌握的俘虏并不多。加上为方便释放俘虏，来自南朝鲜的俘虏便由人民军来看管，志愿军只负责其他国家的俘虏。

可能正是这样，这也是我国为何提倡遣返全部俘虏的缘故，因为我方手中俘虏并不多。

朝鲜方则是考虑到日后国内需要经济建设，需要不少劳动力。为此他们便扣留不少南朝鲜俘虏。根据苏联大使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俘虏扣留下来，让他们在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从而无需考虑他们想要自己返回家乡的愿望。”

正是如此，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全部遣返”原则底气没那么足。

对于中朝两方的分歧所在，斯大林还是选择支持中国。

1952年7月15日，毛主席曾给斯大林发电报，“美国所提出来的方案比例非常不对称，这是敌人企图挑拨中朝人民的战斗团结。为此我方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第二天，斯大林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为此在这次谈判当中，我方必须坚持全部遣返俘虏的原则，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不能在美国的恐吓前退缩。

至于对朝鲜的说服工作，则是由莫斯科亲自出面。不久后，斯大林在跟金日成会谈时，便谈到关于战俘的问题。

“我们不能同意美国所提出来的条件，而是要坚持自己的条件。”最后斯大林以强势的语气，结束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

然而，美国代表也没有任何让步，反而宣布无期限休会。自此有关战俘的问题，便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

在停战谈判的问题上，我们明显能够看出，金日成考虑问题都是为了朝鲜的利益：既然在战争中无法获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

从我方跟朝鲜的四次冲突中，明显能够察觉出斯大林对我方的支持。至于说为何？

这全都得益于毛主席在做决策时，不仅思考本国的利益，而且还从全局出发。为此每当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我方才能屡次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