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教父的晚年

“我父亲有97个佣人。”

“我母亲有17个佣人——我说，打四桌麻将还有一个做梦的，是不是？早上起来，一人端一盘水，侍侯她洗脸漱口。她们给她穿衣服，扣扣，穿鞋。”

“我呢——从小吃饭，一个老妈子裹着小脚站在后头。”

杜美如（上左二）与父亲杜月笙（下中）、

杜大小姐生于1930年。母亲是京剧名角，当年来到大上海演出时，被父亲一眼相中，最后成为了他的第四位太太。那会，杜公馆还稳坐在上海华格臬路上，因为公馆里的前三位太太已生下六位公子，所以父亲对她的出世满怀期待——及早，他就放话，如果哪位太太能给自己生下女儿，便将美如路上的房子送给谁。这位杜公馆的长千金满月当天，其父曾为她大宴宾朋，举办演出堂会，声势轰动全城。他为她取名——杜美如。

杜美如母亲姚玉兰

锦江饭店18层上的公寓，是父亲为杜美如和她的母亲，以及之后出生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长年包下的安居之所。从小，母亲就告诉她，父亲是一百多家公司的董事，生意繁忙，昼伏夜出。即便是孩子们见他，也要预约批准。亲子相见，头等大事便问，书念得怎样——“我说我念法文了，他说念给我听听。我挑了一课念给他听。好啦好啦，念的什么？巴拉巴拉的听不懂，给你50块钱，你走吧。”她笑道，“我们看见他就赶紧逃。”

儿时杜美如

另一方面，女儿深知父亲对自己的宠溺，能满足她的一切心愿——“家里明明有大师傅，有外国点心，有中国菜。我还会突然间问父亲，可不可以吃金龙饭店里的鱼翅汤跟什锦炒饭？他说，你去吃。我问钱怎么办？他叫账房先生付账。”事后母亲问，你怎么能够这样？她回答，老头子答应了。

那时节，杜大小姐应该不到豆蔻年华，一部美国的黑白大片正在影院热映，影片开头是女主角托梦回到一言难尽的故园，昔日的繁华犹在昨天。片名译为《蝴蝶梦》。

杜公馆外

还有莫干山547号——原属杜府的别墅，掩映于绿树丛林之间。1937年，为躲避战乱，她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时间。当年，一代青帮头目张啸林就与她家比邻而居。“每天他们都散步，我们也散步，常常都碰着。我父亲跟张伯伯都是睡醒后，到山顶上去聊天吃饭。”站在别墅阳台，她指着前方，“有棵树是我父亲叫人种的——玉兰花，我母亲就叫玉兰嘛。”那棵树与阳台并齐，莺莺燕燕一干女眷曾坐在那里喝茶，佣人们忙出忙进，一帮孩子在旁边跑来跑去。顺着手指的方向，92岁的美籍华人女星卢燕也话起当年，知了在树梢齐鸣的情景。

莫干山杜公馆

“对。还有一只小松鼠——我们把它买了，又给放了。它过会回来，冲着我母亲拜一拜才走。它每天都来，我们就每天给它喂东西吃。”杜大小姐回应道，那时真快活，她们整天跟松鼠一样活蹦乱跳。“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人了。”如今，望着满头白发的闺蜜，她说。

杜美如和卢燕

“他想我。”她在镜头中讲述着，她父亲的遗像就悬挂在这座历史遗址的正中。相片中，那张世人熟知的脸让人想到了，他的门徒，掌控过上海邮务工会领导权的陆京士对这位传奇大亨的描述：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瘦，高额隆准……

赴港之前

1949年2月6日，杜美如带着弟弟坐飞机抵达香港。那时，她刚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离家前，仅仅简单地收拾了行装。因为父亲跟她说，他们一年后就能回来。她还心心念念，回来后再去大学报名。三个月后，父亲便带着家人与手下一百来人，在香港与他们团聚。出发时，他们乘船看着八路军进城，“路过申新纱厂，他说，我母亲在里面做女工，两张角子一天。”杜美如回忆道。

杜美如

“杜先生诞生于逊清光绪十四年。民前二十四年，时值清廷积弱，外侮日亟，欧西各国势力，相继侵入淞沪，上海若干农工商小市民阶级，环境日蹙，生计艰难。”据陆京士记载，1888年，杜月笙生于上海杨树浦一米肆商贩人家。次年，生母生下一女，“即告病逝”。四岁时，生父续弦，第二年则因病过世，米店经营不善，被迫歇业。从此，茫茫人海，他与继母茕独无依。幸而其后，他被外祖母予以收容。“但外家的生活很苦，因此先生从8岁到13岁那段时期，三餐犹且不继”；“一应成人的工作，都必须挺身任之。到15岁那年，外家也耽不下去了，他便一肩行李，两手空空，……，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去求生存打天下。”

杜月笙

艰难求存，也锻造出杜月笙属于自己的生存哲学。“他就是人生观强”——杜美如列举道：他说过，这个钱嘛，有时候看得很重，有时候看得很轻。但是一个钱没有落在虚空地，你要帮助人家。他说，明着取暗中来。你对人好，天老爷也会保佑你；他跟我讲，你念书念得再好，要学会识人用人。我不会念书，不识字，但是这个人英文好，给我用，他们的学问都是我的学问。

“杜先生一生严格遵守他个人所创的许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知人善任。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处理人事问题，从不假手他人。”陆京士也在文中曝露，杜月笙将天下人才分为四等：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也有脾气者列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下焉之，无本领反有脾气者不入流，属于劣等。“他只看重那些头脑灵活、手腕玲珑，可以开天辟地，打出江山的奋斗人物。他所嫌弃的人，倒不是一语不合，拔刀相向的莽汉，而是那些色厉内荏，表里不一，经不起打击与考验的懦夫。”

杜月笙

一年四季身着长衫，从不轻解顶上罗扣，喜欢人们称自己为“杜先生”的杜月笙，最敬重的便是读书人。

“我自小失学，又没有一技之长。我能差堪自立，完全是靠好友们的信任，因此我若负责一件事情，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怕别人笑我不学无术的关系，我怎么能和那些有学问有根柢的人相比呢？”在世时，他曾自言。

杜月笙

“但凡遇到重大问题，属于专门范围，非自己智识能力所能了解的，杜先生会立刻想到某人对于此一问题有研究，或者某人对此具有实际的经验，他把某人某人分别找来，为他详细讲授。那时候他聚精会神听讲，听不懂的地方顿时便问，接连的请几位先生讲解下来，于是，他学问也有了，经验也得到，据而处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其身边人知道，直至暮年，他仍请了老师在家，教他读书写字。“平素家居，不论事务怎样繁剧，每天起床以后，必将当日报纸细读一过，从第一版的新闻读到末一版的小广告，巨细靡遗，一字不略。”

因为知己知彼，善于广结善缘，杜公馆当年宾客如云，“鱼龙混杂”。常与往来的既有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洪宪要角”杨度，也有与杜月笙同为“上海滩三大亨”的黄金荣与张啸林。

“上海滩三大亨”

杜美如还记得，有一天，父亲要她留下见一位客人。“我一见那人，身上就出冷汗。他那两只眼睛，像泡在水里。看人，好像看着后脑勺。我叫了声‘戴伯伯’——他那个威好大。我觉得看到他，人要化掉一样，赶快就走了。”以后再听此来人，她都会躲了出去。很久之后，她才知道那位令她发怵的“戴伯伯”就是父亲最重要的盟友——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

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日本人极力拉拢“三大亨”。最终，张啸林留在上海做了汉奸，黄金荣选择退隐江湖，杜月笙则出走香港。抗战八年，杜美如与父母分居两地。待到形势稍有好转，每逢暑假，她才得以到香港与父母相聚。在香港，母亲对她说，父亲在做大事，“她的看法是，他抗战爱国。父亲说了，好马不把双鞍配——一个人要对一个主人忠心，有第二心不会好。”

杜月笙（左）、张啸林（中）、黄金荣（右）

自从离开上海后，杜月笙依然活跃于政商两界。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成为中国帮会总龙头。与此同时，还与戴笠一同在上海建立地下情报网，执行搜集情报及从事暗杀工作。直至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57岁的他才风光归沪，杜公馆再次门庭若市。然而这时，杜美如已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哮喘，身体大不如前。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传来。“我父亲就说，完了，完了。他得了神经分裂症，都不认识人了，开着窗子就要往下跳。”杜美如回忆道，父亲的这一举止简直吓坏了全家人。为给他“冲喜”，两个哥哥火速举办了婚礼。三个月后，他才慢慢恢复。

戴笠

之后，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杜月笙越来越失望，于是他决定举家——“作客香江”。临行前，他早早变卖了美如路的房子，“移作逃难的资斧”。“哪里想到这笔钱不及三年就快光了，物质上这么困难，精神上我更加苦闷。苦闷吧，苦闷吧，让它去闷到底好了，反正我要走啦！”待倒出这番心里话时，他已躺在了香港寓宅的病榻上。

弥留之际

“香港那个时候，中午三桌麻将三桌菜，人到吃饭时都来向他报告情况：交易所的情况，报馆的情况，国家的情况。吃完走了，他就睡一觉。起来后，有时候一人坐在那里吃点心。下午，大家唱戏呀，还有苏州来的几个说书的。”到香港后，杜美如管起了全家的开支账目。她这才知道，原来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会抖三下的父亲，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100多口人，每天的基本开销就要六七千港币。即使再怎样精打细算，也是入不敷出。

其间，杜月笙曾想带领他们去往法国。“在台湾问护照，下面的那些年轻人不认识他，说要护照可以，得拿15万美金买。他说，我一共就剩下十万美金了，大家就饿死在香港好了。”杜美如说道，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便一直“退步退步退步”。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麻痹，下半身形同瘫痪。”陆京士记录道，此时，内心苦闷难以排揎的杜月笙更是“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

杜美如（左）和杜月笙（右）

“有时候，他忽然间跟我说，你看谁是我的朋友？我说谁都是你的朋友，谁都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一个医生，这些朋友都是病人。你活着，他们都来看病，你不在也都少了。”由于害怕被人暗杀，杜美如与几个妈妈轮流守候在父亲身边。

她想起来港之初，大陆台湾都在争取父亲。一日，家中来了两个“穿短打的”，“他们进去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把门关上，不许我们听。我就从门缝里偷看，觉得这两人不正常，他们讲完就走了。我们就觉得，他们有点像共产党。”果然，杜月笙事后透露，他们是“那边的人”。

杨管北

过段时日，杜月笙的朋友杨管北一天慌张跑来。他告知，大陆来人还找到了杜家的另一好友钱新之（曾为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钱新之却在谁也没通知的情形下，“自个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先生表示——我回来的时候一定把杜月笙带回来。又写一封信给蒋总统——他说，我一定跟杜月笙忠心你到底。然后，这人是每天要喝一瓶威士忌。那天，他喝了一瓶半，后来才发觉把两封信套错寄出去了。”

“杨管北伯伯说，杜先生，你不要忘了4月12日那笔血债呀。”

“可是我父亲也给共产党一千个防毒瓦斯面罩；一个朋友16个学生要枪毙了，来找我父亲，就没有枪毙，16个学生放回去了。他是两边都做事。”杜美如一一忆起当时经过。

原本就打定主意，两方都不得罪，又纠结于叶落归根何处的杜月笙知道钱新之的无心之举后，就此彻底死心，留在香港苟且度日。他跟杨管北说，“我现在做猪八戒，两边不是人，两边都误会，误会很深的。”

杜月笙

1951年，他每天躺在床上，多数时间，昏迷不醒。眼瞅自己时日不多，他指使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盒子。

杜美如将盒子取回家后，他再次命她将盒中的纸条拿出来给他，并不许她看。“他把它撕了，还把它弄潮就捏，这纸不就烂得看不清楚了，再把它丢掉。”杜美如说，尽管这样，她还是偷瞄到纸条的内容，上面有借美元的，有借金条的，还有人借了500根大黄鱼。但是，父亲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去讨债——“他说，我不要你们给我丢脸，跟人家去要这个钱。”

杜美如在杜公馆中

撕毁了欠条后，病入膏肓的杜月笙继而为妻小分起了剩余的家产：五个太太一人一万美元，儿子一人得一万，女儿分得六千。

“他的眼睛就像炒虾仁的那种红色，嘴的颜色却是咖啡色。我们随时给他擦，他已经差不多了。”杜美如记得这时，陆京士进来了，他转告父亲——“总统叫我带信给您，希望您健康。您会好的，有希望。”父亲强撑言道，“我没希望了，你们有希望，中国有希望。”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郁郁而终。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家人，将来一定要将他的骨灰带回上海，安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杜月笙过世后，杜美如的母亲姚玉兰便以当自己的首饰贴补家用。“卖掉一样吃一年，再卖一样吃几年。我母亲说还没盖着盖子。”杜美如笑说，当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母亲，那会沦为佣人给她倒来的茶馊了，都浑然不觉，“她说她渴死了，我说你太享福了。”

在宋美龄的邀请下，姚玉兰带着孩子们移居到台湾。1952年，杜家人将杜月笙葬在了台湾基隆，墓碑朝向上海的方向。接后数十年间，杜家子女各奔东西。

宋美龄

1956年，杜美如认识了自己的伴侣——一名普通的飞行员，他们很快举行了婚礼。当时，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并赠送了两床绣着龙凤图案的大红被面与一套西餐用具。

“我母亲说，美如，你妹妹结婚是好时候——胜利第二年，那时送礼堆成了山。她买了汽车，等你结婚，我送你一辆自行车。”婚后，杜美如搬到了丈夫的所在驻地，蜗居在一居室里，没有佣人，她开始学起了洗衣烧饭。

杜美如婚礼

婚后没几年，杜美如便跟随做武官的丈夫前往约旦，在那里一呆便是三十多年。她犹然记得，父亲在临终前，曾将自己叫到跟前说，我没看到你结婚，对不起。“我说这也是各人各命运。”

1983年，79岁的姚玉兰在台湾去世时，她将母亲埋在了父亲的旁边。关于父亲的传记发表时，香港星岛晚报曾经作评——“半世纪来的上海，反映了新旧转型，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的滋长与蜕化……这一个万花筒，只有在历史家的显微镜下，才能够看清。杜氏本人始终是站在政治圈子的边缘，他的操守是旧道德的准绳，而他的一生却是大时代大洪炉中的火炼。他的死，也正是这半世纪结束的钟声。”

“我母亲生前跟我讲，你跟你父亲杜月笙，你们是有一个杜字连起来，别的没有，人家想他是很了不起，你是他女儿。他是他，我们是我们。”2001年，时隔50多年，杜美如才回到了上海。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回到杜公馆。

她无法忘记，当日在香港，“那边的人”与父亲聊完后，很少出门的父亲突然备车，带上她去往浅水湾的饭店兜风。在那里，父亲独自静静地看海，一看便是两小时。又是蝴蝶——大明星胡蝶碰见他们父女，她悄悄问自己，你父亲这是怎么了？而自己也无从说起。后来，父亲才对她说，海的那边是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