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说的“君为其易 我任其难”是不成立的

　自汪精卫投敌后，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汪的投敌，是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文 | 杨津涛

　　自汪精卫投敌后，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汪的投敌，是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种论点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否确切呢？

　　此说是汪精卫所捏造

        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蒋、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一在后方主持抵抗，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此即“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论。

　　最早宣扬此说者，是汪精卫本人。据褚民谊披露，汪曾告诉他，说自己出走前与蒋介石有过长谈，谈话中，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故而，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此说很具迷惑性。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

　　在汪伪政权历任要职的梅思平，似也听过这种传闻，一度“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梅思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欲以个人之地位，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国内舆论，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褚民谊、梅思平等人强调自己曾受“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蒙蔽，实怀有借此消减汉奸罪责的用意。但汪精卫曾传播“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比如，在组建伪政府之前，汪曾在“干部同志会议”上讲话，如此解释自己散布“双簧论”的用意：“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此番言论里，汪一方面否定自己与重庆有“双簧”之约，字里行间却又强调自己愿意行“双簧”之实。这种巧妙说辞，使“双簧论”当年在沦陷区流传颇广。

　　1942年夏天，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去找伪政府警察局的巡官开“探亲证明”。王鼎钧发现，这些巡官也受到了“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的影响：“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个沦陷区小县城里的巡官，是否选择去伪警察局任职，与汪精卫是否在和重庆唱双簧，未必真有多少关系。或许真如王鼎钧所言：“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巡官之所以相信“双簧论”，是因为巡官愿意相信“双簧论”。“双簧论”的存在，为许多沦陷区的“公职人员”缓解了内心的道德压力。

　　不存在什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有论者谓，汪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

　　这种观点，起源于汪精卫及其同僚当年的各种自白。比如，汪曾在前往南京前夕的“内部干部会议”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我等既非……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褚民谊在抗战胜利后，也曾留下这样一段自我辩护：“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这些讲话，其实只是一种枉顾史实的自我粉饰。因为汪精卫原本的计划，并不是要去沦陷区成立伪政权。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

　　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以上史实显示，汪的本意，乃是依靠自己“革命元勋”的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脱离蒋介石，然后在日本的支持下，于云南、四川、广东非沦陷区，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可惜的是，事情没有朝着汪精卫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按预定步骤，龙云将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云南将成为新政府的第一基地，龙云及其军事力量，将成为新政府的主要支柱。

　　1938年夏秋之际，陈璧君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鼓动反蒋。龙云对反蒋一事未曾正面响应，但同时也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汪的亲信陈春圃则说：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

　　汪、龙会谈之后，汪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汪所转述的这段龙云之语，真假难辨。但二人的谈话并不愉快，是可以想见的——汪本计划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显然龙云并没有给汪吃定心丸。

　　于河内发表“艳电”（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电报中的代码为“艳”，故称“艳电”。这是汪精卫公开降日的标志）时，汪尚期待云南响应。但此时的龙云，已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支持重庆政府。余者如桂系李宗仁、粤系张发奎等被汪精卫寄予厚望者，也无一人响应。

　　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遂就此泡汤。与蒋“唱对台戏”失败，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打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开始宣扬自己是在与蒋介石“唱双簧”。

　　附带一提，褚民谊等人还曾有过一段比较离奇的自我辩护：“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贝当的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如果汪精卫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成功，然后与日本停战议和，倒是可以类比于维希政府。可惜的是，后来的南京伪政权，完全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实无资格与维希政权相比。

　　汪精卫投日的真实逻辑

　　如前所述，“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只是汪伪一干人等的自辩之词，并不符合史实——汪精卫的理想计划，是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架空乃至取代蒋介石主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最终选择赴南京投日，据笔者理解，有三点原因至为重要：

　　（一）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说：“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汪之所以认为“抗战必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1）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2）认为欧美各国会坐视日本侵华而不顾。

　　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的悲观，终于到了极点。

　　需要注意的是，“抗战必败”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精卫独有。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学界中人如陈寅恪、胡适等，均有相似的认知。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二）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蒋争权之心旺盛

　　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素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蒋介石后来居上，成为抗战领袖，汪在内心是不满的。全面抗战之前，汪汪不满于在党内充当副职、虚职地位，曾数次参与反蒋，但均未成功。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裁，汪精卫当选为副总裁。据参加会议的少将参议龚德柏观察，汪当时的脸色十分难看。

　　不少汪的亲信认为，在与蒋介石的权争中失意，是汪选择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曾任汪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杨惺华回忆：“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

　　再如，改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对人说：“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为共产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在党里也一样。他虽身居副总裁地位，只是虚名，许多重要举措，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概最使他难堪。”

　　再如，高宗武也认为：“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当党主席。这件事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动向。”

　　（三）汪精卫对日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38年11月达成的“重光堂密约”，是日、汪合作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

　　（1）承认满洲国。

　　（2）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在两年以内撤退。

　　（3）为了防共，日军驻扎内蒙，以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驻扎期限。

　　（4）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归还中国。

　　（5）互相不赔偿军费。

　　这个密约中，对汪最具诱惑力的，无疑是撤军一项。日本陆军部的军人们看到这个条款时，曾极力反对：“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约定撤兵时间等等，这种不名誉的表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对不起在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受到军方的压力，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中，没有加入关于撤军的内容。

　　但汪精卫似乎并不想放弃“撤军”一项。12月29日，汪发表“艳电”回应，仍充满期望地提到：“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汪之所以怀有这种期望，与他关于“中日和平”的判断有直接关系。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有些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除了抗战没有第二条路。”但其实还有“中日合作”这条路可走，而且只有这条路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日本必陷于绝大的困难。中国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中国将无以保其生存独立而进为现代的国家。”

　　1939年6月，汪亲自前往东京，拜会日本军政要员。汪表示：“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国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日方先是对汪表示“只要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然后给上面的每个要求都加上了限制。

　　1939年12月，陈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条约》的草案后，对影佐祯昭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

　　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陈公博向汪精卫转述了影佐的话。据说，汪的反应是愤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但这种愤然毫无意义。相比之下，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的说法更为坦承：“和平政府（笔者注：即汪伪政府）……其存在之期限为五年四个月零十六日。在此遥遥长期之中，几于一事无成，实为不能自恕之事，其惟一原因，一言以蔽之，即缺乏‘力’的表现是也。对日本无力，故一切事项几于惟日人之命是听。”

　　从雄心勃勃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一路走到“一切事项几于惟日人之命是听”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与他的个人品性，显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未得龙云等人的明确承诺而深信龙云等人会跟随自己起事；未得日方的明确承诺而深信日方可以与自己达成撤军一类的和平协议，无疑都是同一种政治心态下的产物。

　　参考资料：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团结出版社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