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桂粤军阀勾结日军的一场不堪阴谋

作者:谌旭彬    来源:短史记

1936年6月，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却被遗忘了的“逼蒋抗日”事变，攸关中国抗战前途之生死。这场事变的发动者直接举起了”北上抗日”的大旗。但令人心寒的是，这面”北上抗日”的大旗背后，隐藏着极其不堪的阴谋。

一

时为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袂领衔发布通电，痛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消极抗日，宣布将率军“北上”，与日寇决一死战。随后，两广军队侵入湖南，与中央军对峙，内战一触即发。此即“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

粤军领袖陈济棠，素有”南天王”之称，自1931年以来，长期统治广东。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其辖地，陈为保存实力，并防范中央军入粤，曾与红军达成互不攻击的秘密协议，数万红军得以迅速、顺利通过陈的辖区。至1936年，陈济棠手中，已拥有陆军近20万人、空军六个中队近200架飞机，海军数十艘军艇，可谓海陆空齐备，丝毫不逊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割据广西同样时日已久，拥有陆军10余万，空军近百架飞机。①

关于事变的动机，陈济棠后来在《自传》中的解释是：”（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乃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但可惜的是，自己这种爱国热情，没有能够得到中央政府和国人的理解，反酿成内战危机，自己为顾全大局，遂作出了下野的牺牲——“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遂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②

有意思的是，事变的另一发起者，桂系军阀李宗仁却在回忆录里说：事变的起因，是陈济棠的个人野心随着军事实力膨胀，“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至于桂系为何与陈济棠一起举事，李宗仁的解释是：“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③

李宗仁戳破了陈济棠的谎言。但李宗仁所言也有所保留。事实上，陈济棠对起兵一事，长期犹豫不决，白崇禧、李宗仁等则多有策动。白曾对亲信形容其策动陈济棠，犹如喂猪：“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两广最后敲定的事变方针是：以“北上抗日”为名，率领两广军队借道湖南，攻克武汉，顺江而下，直取南京——“应当乘此时机，借抗日为名，发动反蒋，……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蒋无名阻止我方前进，师次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是为上策。”④

二

从宣传角度而言，桂、粤军阀可以说将“抗日”二字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起兵前，先是在5月27日，发布全国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博取舆论同情。起兵后，又一再公开通电，请求中央站出来领导自己北上抗日；一再要求中央给两广部队颁发番号，给两广军队指定“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特请中央指令北上路线及集中地点，并对北上部队饷粮械弹源源接济”。同时，还在两广各地发动群众游行示威，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甚至还组织了300人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与两广军队在湖南对峙的中央军“回师抗日”。两广之所以敢于如此做，自然是笃定了中央政府此时抗日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决不会选择贸然与日本全面开战。只要中央不愿即刻对日开战，两广在民意层面，就已占尽优势。

事实也确如白崇禧等人所料，“北上抗日”的旗号一打出来，立即引发全国震动。不独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云集两广，各处地方实力派也群起响应。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1936年9月30日）

话说回来，“反蒋抗日”，就动机而言，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毕竟当日的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对日采取忍让政策，其抗战准备工作也是采取秘密形式推进，并未对外大张旗鼓地号召与宣传。问题的关键在于：白崇禧、陈济棠等人的“北上抗日”，竟然事先取得了日本在华驻军的“谅解”，而且两广军队还得到了日军的直接援助。

策动地方军阀“独立”或者“自治”，一直是日军对华工作的重点。自1932年后，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两广联络接洽，前后不下百人之多。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1934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1935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3月，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4月，再赴广州拜访邹鲁、陈济棠，5月，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白崇禧，征询其对“中日亲善”的意见后，返港再访胡汉民；6月，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同月，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陈济棠，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则未可知。⑤

因为日本军方出于挑拨离间的目的，并无意隐瞒这些活动，导致当时桂系与日军的接触广为人知。1935年3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香港、广州等地拜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时，曾表示愿意借钱、借武器给西南来对付南京，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土肥原还对邹鲁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说对你们西南好，实则他天天想消灭西南；他天天说对我们日本好，实则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

换言之，“六一事变”虽然名曰“北上抗日”，实际上却获得了日军的支持。据粤军高级将领李洁之披露：事变前的5月15日，白崇禧来广州怂恿陈济棠举兵，白氏说：“湖南的何健一向同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必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承担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抽不出力量来阻击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兵法乘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应错过。”

5月18日晚，陈济棠召集在广州的军、师、旅长座谈，进行思想动员，“（白崇禧）打气地说：我们在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决以全力支持。陈维周（陈济棠之兄）随亦介绍自己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的情况，亦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各将领听后，除余汉谋单从军事观点表示怀疑，认为无必胜把握外，其余均各怀心事，默不作声。”

5月30日晚，陈济棠再度向下属军官交底：“友邦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所谓“友邦军方”，正是日军。⑥

事变发生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中央与粤桂之间奔走斡旋，曾派出亲信干部赴粤了解实情，7月1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惟粤、桂勾结日本，确为事实。至勾结程度如何，无从得知耳！”

桂系将领肖抱愚后来也披露说：自1935年春，广西南宁的军校里就出现了一大批日本“教官”，负责训练该校师生使用刚运到广西的日本武器，柳州的航空学校，也都是日本“教官”在训练飞行员。不过，和陈济棠在广东多次拿“已经和日本人取得合作与谅解”来给部下打气有所不同，白崇禧等人在下属面前，一再解释称：“我们买日本武器，请日本人教我们使用它，完全是做生意和教技术的关系，没有政治关系”，是“用敌人的矛刺敌人的盾”。⑦

虽然桂系在与日军勾结一事上，比较注意隐蔽，不似陈济棠那般张扬，但仍是纸包不住火。

1935年4、5月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有关中国军政大事，建议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济棠、李宗仁兵力能够顺利地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照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则可轻意地占据黄河以北。据当事人、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说，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的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随之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再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对土肥原此行，蒋介石迅速从云南军阀龙云处得到了消息，缘由是桂系想把云南也拉入其“联日反蒋”的阴谋当中，故介绍了土肥原贤二的密使去见龙云。而龙云出于个人利害考量，将此事秘密通报给了蒋介石，蒋闻讯后，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桂白介绍土肥原倭寇使者来见志舟（龙云，字志舟），威胁志舟附白叛乱，其言之暴蛮，直不视中国为有人。幸志舟拒绝，而使其副官代见也。呜呼，桂倭之肉不足食矣。”（1935年5月14日）

正因为这场“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故而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100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陆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该年6月，日本驻德国大使曾对德国外长道出真相：“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而众所周知并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所谓广州政府反日的观点是错误的”，明言西南军阀“北上抗日”为假，“联日反蒋”为真。事实上，陈济棠曾明确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时，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所谓“精神”，意即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极愿与日本合作反蒋，而迫于舆论，“面子上”又不得不高举“抗日”旗帜，陈氏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此种难处。⑧

三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都成了抗日名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1936年勾结日军，玩这么一出“北上抗日”的闹剧呢？

究其根源，乃是南京政府的“统一”对两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直接的原因，则是1936年粤汉铁路的修筑。蒋介石当时统一各省军阀的策略主要有二。一是金钱收买：“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军阀政客所贪者为钱，彼既有所贪求，则事无难矣。”二是通过经济建设，将中央的力量推向各省，待水到渠成，顺势实现真正之统一。其中尤以后者对军阀的威胁最大。

1936年，蒋以相当大的精力用来“统一两广”，其具体措施，即修筑粤汉铁路。该年2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统一长江与开通粤汉铁路为建国基础之中心，其他则暂置为第二步工作也”，“巩固长江以奠立经济建设之基本，乃为粤汉通车以前之政策，如欲兼顾，则利害参半也”。粤汉铁路为贯通南北，北起武昌，南达广州，全长1094公里，其通车将打破横亘在西南与中央间的天然屏障，“汉粤之遥，隔宿可达”，军事与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考虑到此，蒋乐观认定：“两广当不再用武力为主，粤汉通车，则统一成矣。”

当粤汉铁路修筑至广东北大门韶关时，两广终于忍耐不住，宣布出师“北上抗日”。⑨

四

为应付两广的发难，南京政府处置方针有三大要点。

其一，军事部署以防备、监视、威慑为主，尽量争取不挑动内战。命中央军迅速进占衡阳，扼住两广军队会师北上武汉的要道。

其二，对两广实施政治分化，对桂系退让，对粤系强硬。以求优先解决广东军阀陈济棠，理由是陈济棠虽然实力庞大，但内部组织松散，易于击溃；且广东经济富庶、乃对外交通要道，是中央政府全面抗战必须要掌控的地区。广西则不然，地瘠民贫，就抗战大局而言，不如广东重要，但桂系经营有方，内部组织严密，不易分化。

其三，对陈济棠所部，以收买策反为主。蒋为策反陈济棠的空军，甚至不惜花费比陈济棠组建空军更高的经济代价。而且，因为陈济棠毫不掩饰其与日军勾结”北上抗日”，更导致部下将领人心涣散，结果，在银弹攻势下，其海陆空三军，大部分倒戈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下野后，曾懊恼反省：“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事变仅仅一个多月，陈济棠就已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速度，连蒋介石也感到意外，在日记中写道：“粤乱平定，内外之形势大变，转危为安之机，是冥冥中上帝主宰其间，非人力之所能为力也。”（1936年7月31日）事实上当然不是“上帝”在起作用，而是“联日”确实不得人心。

其四，对桂系，联合云南军阀龙云等，采取经济封锁。桂系最主要的经济收入乃是鸦片税，广西鸦片的一大重要来源是云南、贵州。事变前，广西每月的烟片收入是1000多万元，事变后，云、贵对广西禁运鸦片，其收入迅速跌至每月不足400万元。

唇亡齿寒。陈济棠众叛亲离之后，桂系白崇禧等人，除了与南京和解之外，已别无出路。为促成桂系的和平归顺，蒋介石同样在财政上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桂系因此次造反而征集了大量民军，这些民军的复原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来承担。此番用心良苦，蒋曾对桂系高级参谋刘斐明言：

“他们（李宗仁、白崇禧）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吃不起亏，为了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

蒋同时告诫自己，为抗战大局，“对桂逆和叛逆须忍耐到底”。1936年9月12日，在向桂系承诺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补助费”之后，蒋电告中央军将领周至柔：“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18日，蒋甚至主动前往拜访李宗仁，目的是“以免引起其归降之感”，进而期望彼此能够消除芥蒂一致对外。桂系高级参谋刘斐也告诫李、白二人:经此一番“北上抗日”闹剧，“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⑩

注释：

①据刘斐披露（刘当时在桂系担任要职，曾参与”六一事变”密谋），事变前，”两广兵力总计：陆军部队不下30万人；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广西三个中队；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蒋介石方面，兵力比较分散，……估计这时蒋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之20万人左右。”②《陈济棠自传稿》，（台）《传记文学》丛书之五十九，1974。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464-468。④阚宗骅，《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收录于《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民国时期政治篇》。⑤两广与日本军方的上述来往，可供佐证之资料极多。譬如，谢天培之《陈济棠的割据与垮台》一文披露，土肥原等人曾多次前往广州“请陈济棠出兵倒蒋，日本则增兵华北，互相配合，牵制蒋军。由日本接济军事支出，供应军事装备，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反蒋军直下武汉，夺取南京。”谢氏曾长期供职于广东，与粤系军政要人相熟，故颇知内幕。⑥《李洁之文存•上册》，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P405。⑦肖抱愚，《我所知道的“六一”事变概况》，收录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4十年内战》。⑧更具体的两广与日本的来往情形，可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P287-304。⑨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P204-205。⑩刘斐，《两广反蒋“六一”事变》，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卷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