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抓了多少日军俘虏？俘虏了哪些日本军官？有俘虏将军吗？

来源：如菊陪你聊历史

《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的特性有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概括描述：“日本民族是一个集多种截然相反的矛盾于一身的聚合体。”确实，日本人身上往往汇聚着两种极其相反的矛盾性格。外界印象中日本人很“勇敢”，其实日本人从天性上讲就是世界上最怯懦的人，他们甚至天生不敢在公众面前说句话。日本人所谓的“勇敢”，实质上是为了遮掩他们天性怯懦的一种变态版“补偿”，其表现出来的不是豪迈、雄伟，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

二战期间，德军除了那位著名的保卢斯元帅外，还有大批的将军成了俘虏。苏军方面被俘的将军也多了去，美军、英军方面更有在战争初期十几万人的整建制投降的例子。法国方面则是“谁也不能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意大利则是不让我投降我就打到你接受我投降。

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有俘虏过日军的将军吗？

其实，不仅是国共双方，整个二战期间，中美英苏荷澳新等等所有盟国没有俘虏过一名日本将军，除了菲律宾吕宋岛的游击队曾经短暂俘虏过日军的一名中将。

日本海军中将福留繁曾两度出任联合舰队参谋长，司令官分别是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1941年4月担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负责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策划、制定和指挥作战，是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重要助手。

1938年4月25日，福留繁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副参谋长兼第三舰队副参谋长（辖第三、第四、第五舰队），参与侵华战争。

武汉陷落后，1938年12月15日调任“长门”号战列舰舰长，该舰是世界上第一艘拥有410毫米主炮的战列舰，满载排水量为42850吨。1939年9月1日，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兼第一舰队司令官，以“长门”号战列舰作为自己的旗舰。同年11月5日福留繁被调入联合舰队司令部，并于11月15日正式出任联合舰队参谋长兼第一舰队参谋长，因而其也是山本五十六的第一任参谋长。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伏击丧命。古贺峰一接任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福留繁二度出任参谋长。

1944年3月初，古贺峰一与福留繁计划集结联合舰队主力，在马里亚纳群岛或帛琉群岛或新几内亚一带设伏，企图消灭美军进攻菲律宾的舰队。

1944年3月31日上午9时，古贺峰一海军大将与福留繁海军中将分乘两架水上飞机飞往菲律宾，但在飞抵菲律宾附近时遭遇到了风暴，古贺峰一所乘的1号机失踪，就像MH370一样神秘消失，至今仍是历史之谜。而福留繁等人所乘的2号机，在耗尽燃油之后迫降在离海岸不远的海面上，机上人员依靠救生筏而侥幸活命，但却成为当地游击队的俘虏。

日本海军派出的搜索队最终找到福留繁等人所乘的2号机，飞机上竟空无一人，也没有搏斗的痕迹，最终判定机组人员还幸存，遂要求当地游击队交出机组人员，否则将杀掉附近所有人员。菲律宾游击队在压力之下，只能将机组人员交还给日本人。

福留繁后出任第二航空舰队司令官、第一南谴舰队司令官、第十方面舰队司令官，司令部驻地新加坡，日本南方军投降仪式上为日方代表之一。曾被列为乙级战犯，但被关了三年后即被放出，活到1971年。

毕竟没有经过战斗，且俘虏福留繁的是菲律宾土著游击队，且最后又顶不住压力又将人送回，盟国方面也没啥好吹的。类似如伏击山本五十六座机，依靠的是破译了日军密码而实施斩首，不是通过堂堂之战胜之再击毙。而作为联合舰队参谋长的福留繁，成为日本军史上第一个且是唯一的被俘高级将领，虽然俘虏他或者说是收留他的是土著游击队，但也是丢脸的事，日本大本营也只好淡化并低调处理此事。

距离马上被抓的有两个，一个是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郞中将，之前曾任过常设师团第十师团长。根据日方回忆国军突击队离师团本部只有不到100米了，所有本部参谋以及师团长本人都已携步枪准备战斗。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失败后又率部参加了南昌作战，1939年7月15日松浦淳六郞退出现役，1944年2月死去。

另一个是第27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当时其带领的豪华战地观察团遭遇了冀东八路军一个营，这个团里有一个中将两个少将。可惜由于是遭遇战，八路也不知道碰到了大鱼，攻了一下后就脱离了战斗，只打死了一个大佐。

有一段时间，很是有一些文章津津乐道说孙立人的战车队冲入日军第十八师团指挥部，要不是田中新一中将跑得快，其不是被抓就是被坦克轧死。其实，驻印军的坦克只是冲击了日军的一个大队部，那种地摊爽文误人不浅。

至于一些媒体宣称的八路俘虏了两个日军少将，要么是为了流量要么是不知其所以然。

第一个是远山芳雄，据《万毅回忆录》：

明明是一个经济考察团的团长，但是经过媒体的一番包装就成了少将，名字也换成了原山方雄，主角也变成了铁道游击队，剧情渲染成扒火车，消灭了随车日军守备队后活捉了日军头目。

第二个确实是经历过一番战斗后被我太行二分区抓获，一度被媒体宣称为在延安的日本俘虏中级别最高级者——铃木传三郎“少将”。

铃木传三郎，原日本水户高校毕业，任骏河台昌平学校的教授。1939年，他被“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即华北方面军）” 委以“事务嘱托”之职，来中国后出任伪山西省政府的教育厅顾问。

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两个特务组织，一个是宪兵队，除在上海设立了宪兵司令部外，还成立了北支、中支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下在各省省会和特别市设有宪兵队，队内设有“特高课”，重要城市设宪兵分队，县城和要地设宪兵分遣队、派遣队。日本宪兵队权力很大，可协调、调动其周围的日军、伪军、伪政府袭击抗日武装，抓捕抗日分子，且可自行处置。因而，一旦进了宪兵队，那就是九死一生。

日军另一个特务系统就是在占领区成立的特务机关，专门负责对沦陷伪政府进行所谓的“政务指导”。这些特务机关再通过各级联系员（当时称省顾问，道顾问，市顾问和县顾问均非正式职称）对各下属道，市，县“伪公署”进行所谓“指导”，实际控制了各级“伪政府”。

特务机关实为日本陆军控制各地区行政权的执行工具，日本各级特务机关由各级兵团长指挥，然后兵团长再委任各级参谋长实际向特务机关下派任务，并进行“监督指导”，主要任务是“确保作战地区内治安的一切责任”。

日军占领或扫荡结束后（即所谓的“治安战”、“治安肃正”），作战部队就将指导权交还给特务机关，再由特务机关直接指挥各地联络员，指导伪”新民会“和伪政府。因而，很多对我地方武装和抗日军民的行动，都是由各地的特务机关及所谓的“顾问”指挥伪军实行的。

所以，作为伪山西省政府顾问的铃木传三郎实际上从事的就是特务工作，只是，他也是没有军职，而且，就算有也不可能大于少将。

铃木被释放回国后写了一本《日本俘虏在延安》，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那些被俘虏的日本军官们

日本投降前，盟军俘虏的日本最高级别的军官是大佐，共四个。其中，美军俘虏一个，国军俘虏两个，新四军俘虏一个（被俘后伤重死亡）。

按照年代顺序，大致排一下，多有疏漏，敬请斧正：

空闲升，陆军少佐，步兵第7联队第2大队长，1932年2月23日淞沪抗战期间被十九路军俘虏；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俘虏了六个日军大队长。“七七事变”后，国军没有俘虏一个日军大队长，八路军俘虏了三个，新四军俘虏了两个。不过新四军俘虏的有一个是被俘不久就死亡，另有三个是815后拒绝投降，被攻击击败后俘虏。后面详说。

2月23日上午，第十九路军61师121旅（旅长张励）第361团（副旅长梁世骥兼团长），抽调出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关枪连，由第3营少校营长古煌统一指挥，于下午2时从东葛家桥阵地出击，攻击位于严家桥附近的一股日军（日军第2大队机关枪中队）。

经过八次冲锋，十九路军突入日军阵地，此后经两个多小时短兵相接的战斗后，歼灭了留在战壕内的日军，部分日军趁乱突围而出。

日军资料记载，空闲升在抵抗时，军刀折断，手枪又卡壳，他本人先是胸部中弹负伤，接着又被手榴弹弹片击中而倒在地上陷入昏迷，随即被第3营上尉营附陈拔雄发现并俘虏。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位被交战国俘获的少佐大队长。

空闲升醒来后本想自杀，但是经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军校的中校参谋干海澜劝说，放弃了自杀。

3月16日，空闲升和另一个被俘的西尾甚六少尉被释放回日军。没有人同情他被俘虏的经历，没有人关心他是否遭受虐待，所有人都在骂他是懦夫，辱没了“武士道”精神，甚至他在日本的家人，也遭到周围人的嘲讽和辱骂。

3月28日，空闲升获释后的第12天，也就是步兵第7联队长林大八大佐“四七”祭日这天，在江湾西北战场旧地拔枪自杀。而另一个被释放的西尾甚六少尉，也在几个月后自杀了。

山下七郎，海军大尉，第13航空队分队长。1937年9月26日于太仓被中国飞行员罗英德击落，地面部队将其活捉；

抗战初期，日本航空部队有所谓的“四大天王”，即击落五架以上敌机的王牌飞行员，分别是陆航的三轮宽，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和南乡茂章。

第一个被击落的是陆军航空队第16联队的大队长三轮宽，号称驱逐机之王、射击之王。1937年9月21日的中秋节空战中、被中国空军陈其光击落，坠落在在太原郊区的麦田里，逃跑中被当地农民发现，当场乱棒打死。

第二个就是山下七郎，9月26日的南京空战中遭遇了中国空军最豪华阵容的围追堵截。那场巅峰对决中，中国空军四大王牌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联袂出击。

山下被俘后，有传言其越狱被击毙，也有传言日本投降后即被拉出枪毙，都是不准确的。其实他已被改造为一个教师，定居兰州。

抗战结束后罗英德赠予山下七郎一首诗，《送山下君之兰州》：“鸿飞偶遇战句容，嘉定城边恨未东。紫金山畔承君让，也曾金锁释飞熊。军部狂言原幻影，田中奏折尽成空。八年苦难应强记，南海乡间葬巨龙。”

第三个是海军12航空队的分队长潮田良平，号称东方红武士，1938年1月在南昌被击坠而亡。

最后一个是名列“四大天王”之首，海军15航空队的分队长南乡茂章，号称在中国战场击落了13架战机。1938年7月18日鄱阳湖空战中，被一架受伤的中国战机当空撞毁，连人带机被炸成了碎片。

栗本敏树，海军少佐，高雄号重巡洋舰飞行队长。1937年11月1日驾驶水上飞机从高雄号上起飞，侦察陇海线时被击落俘虏；

山田信次，陆军少佐，岐阜飞行集团参谋。于华南飞机失事被中国军队俘虏，《岗村宁次回忆录》有记载；

冲野亦男，海军大佐，驻汪伪使馆武官。1944年1月18日从汉口飞往上海途中飞机失事，迫降于安徽境内被中国军队俘虏；

冲野亦男大佐是十四年抗战史上，中国军队俘虏的军衔最高的日本军官之一，也是盟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日本军官之一。

1935年，日本陆军阴谋以“华北自治”蚕食平津冀，冲野身为驻华海军武官辅佐官，代表海军进行活动。何应钦在接见冲野时向他吐槽日本陆军军官是何等的蛮横，“把佩刀放在面前当手杖捣地做响，逼我签字”。按冲野的回忆，何应钦甚至当着他的面哭了起来。

卢沟桥事变后，身为驻上海武官的冲野亦男又成为急先锋。7月28日，他曾经闯到上海保安总团的司令部，要求总团长吉章简带他参观防御工事，遭到后者拒绝。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擅闯虹桥机场遭国军击毙，这一事件冲野亦男脱不开干系。

冲野亦男号称中国通，长期在华任职，在日本海军保存的情报档案中，有多份来自北平的“普燕情报”，作者都是冲野亦男。冲野搜集整理长江沿岸情况，编写了《扬子江案内》一书，在海军内多次再版，为他赢得了“海军的长江男”的绰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冲野参与了侵占海南岛的作战。汪伪政府成立后，冲野担任驻汪伪政府武官，在武汉地区代表海军进行情报活动。

1944年1月18日下午，安徽省石埭县山区一处河边沙洲上，国军第三战区的一支部队正缓缓接近一架涂着“313”号标识的客机。突然，有人喊道“飞机要动！”，官兵集中火力向驾驶舱射击。几分钟后，机内伸出了白旗。国军官兵冲入飞机，将里面的13名乘员一一拖出，除驾驶员等2人已经死亡外，俘虏了7名日本军人和4名平民，其中1名右膝盖中弹的日本军官，赫然佩戴着海军大佐的军衔。

冲野被俘惊动了中日双方高层。何应钦致电顾祝同，“要顾在生活和医疗上给冲野照顾，尽快治愈冲野腿上的弹伤”，冲野得知老友的关心后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日本方面也通过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致函顾祝同，表示“大本营已决定指派冲野为日中和谈之先遣代表，任何条件均可商谈”。

冲野右膝盖被机枪子弹打穿，伤口已化脓，做了截肢手术，后被押往重庆。不久，被转送到美国继续接受审问。1946年1月，他被释放返回日本，先后在东京大学和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日文版工作。晚年投身于残疾人权益保护活动，担任过伤残军人会专务理事、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理事。

中野初次，海军军医大佐，第4南遣舰队军医长。1945年3月17日，第4南遣舰队司令部人员乘机归国，迷途迫降于台州椒江海门镇附近，遭到浙东护航总队的攻击，飞机爆炸沉没，部分人员逃离飞机，被中国兵活捉，其中包括中野大佐。日本大本营因其失联，以为他死了，追晋他为海军军医少将。1947年他被释放回国后，日本海军复原省又撤销了追晋。

联合舰队是日本海军最重要的作战部队，囊括了大部分主战舰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舰队就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建制层级大致分为联合舰队—舰队—战队三级，其中舰队又分为舰队和航空舰队，战队又分为战队、航空战队、水雷战队、潜水战队等几种。巅峰时期，日本联合舰队拥有9大舰队，其中第6舰队是潜艇部队，第1航空舰队是舰载航空兵即航母，第11航空舰队是陆基航空兵，第1舰队主要是战列舰，第2舰队主要是重巡。

日本9大舰队最后一支是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南遣舰队，他也是最后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刚开始实力不强，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扩大，得到从其他舰队抽调的舰艇的加强，实力大为扩充，成为南进作战的海军主力。

日军侵占东南亚后，南遣舰队的主力舰纷纷调出，又分别组建了以“南遣”为名的4支舰队，作为在东南亚驻留的近岸防卫力量。与其说后来的四支南遣舰队是海军，莫如说是加强了小型海军舰艇和陆基航空队的陆战队。

1945年初，第4南遣舰队撤销番号。3月17日，司令官山县正乡率一众人员率乘坐超远程的九七式飞行大艇归国，半途被美军巡逻机拦截，为躲避美机改变航向，耗尽燃油误降在浙江台州椒江海门镇的近海，被浙东护航总队攻击，飞机爆炸沉没，山县正乡中将、长岭公固大佐、广川济军医大佐毙命，中野初次大佐被俘。

审讯记录里面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

1、名单中没有中野初次；

2、俘虏名单中的森友一，海军少将、横须贺水雷实验部长，1945年7月被任命为横须贺镇守府附员；

3、俘虏名单中有有森武夫（误写森野夫），此人可不是现在的日本副外相。当时日军中有两个森武夫，一个是南方军经理部长、陆军主计中将，一个是海军少将、第102工作部长（属于第2南遣舰队，南遣舰队下属部队番号是加100）。因而，这个森武夫应是后者。

日军飞机爆炸沉没后，部分日军逃了出来，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和俘虏。因而，可得出两个结论：

1、俘虏的人中有人没说实话。被俘虏毕竟是很丢人的事，因而就有人在审问时冒用了别人的名字。

2、森武夫和森永一这两个少将很有可能也在飞机上，特别是缴获物品清单中有森武夫的名片。但是日军并没有追晋，也没有像中野那样撤销追晋，估计被这两人逃脱了。是为一大遗憾。

柴山茂，陆军大尉，独立警备步兵第65大队长。1945年8月12日飞机被山东八路击落，迫降被俘，三天后日本战败投降。这是“八一五”前被俘虏的最后一位重要的日军军官。日本的档案文献记载其为失踪，但柴山茂本人在回忆中明确承认被俘。

关于柴山茂，有一个段子：因为附近八爷猖獗，所以选择了坐飞机去开会；因为中美空军猖獗，所以选择了低空飞行。然后就被某个想象力爆发的八爷用步枪击落下来，迫降以后面对追击的八路军游击队，柴山茂当场拔出了军刀，然后扔在地上投降了。

抗战中，中国军队用步兵武器打下日军飞机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被川军用轻重机枪集火打下来的“天皇号”（参看 抗战时期日军有多强？有多少日军大佐军官在中国战场被击毙？），比如被桂军出操的士兵用机枪打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追晋大将）的座机（沿长江飞，桂军在江边山上，从上往下打了一梭子）。

所以，不要再说那些神剧的导演编剧了，不然他们会反驳说用步枪、手榴弹打下鬼子飞机的情节是有历史根据的。

盟军方面，虽然打死了很多日本将军，但是没能活捉一位将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是一位大佐。

原田文男，陆军少佐，第1飞行战队长。1939年7月29日诺门坎战役被苏军击落俘虏，次年释放归国自杀；

苏联解体前解密了一批档案，整个诺门坎冲突期间共俘虏221人，其中日本人155人，其余是为日军服务的朝鲜人和蒙古人。

这一场大战双方出动20万，苏军击毙了7名日军大佐，但是除了这位开飞机的少佐，其他俘虏的都是些小兵之类的。

困守太平洋的日军发动过多次万岁冲锋，玉碎了很多次。仅塞班岛就有南云忠一以下死了11个将军，冲绳岛则死了10个，然而，美军仍没能抓住一个日本将军。

八原博通，陆军大佐，第32军高级参谋，冲绳战役的防御计划就是他制定的。冲绳日军覆灭前，牛岛满爱惜他的才能，命他化装潜回日本，传授防守经验。他穿上百姓衣服，混入平民中，谁知在1945年7月15日被冲绳人揪出来送美军了。由于被俘过，他死后只有三个日本军人前来祭奠。

山崎来代一，海军少佐，冲绳方面根据地队大队长，1945年6月15日被俘虏。

中尾静夫，海军少佐，冲绳方面根据地队参谋，1945年7月17日被俘。

竹永正治，陆军中佐，步兵第239联队第2大队长。1945年5月2日，被困在新几内亚（今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里走投无路的竹永大队长率部向澳军投降，全队只剩42人。这是罕见的日军大队级整建制投降事件。

这个239联队属于日军第41师团，而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中第41师团为日军扫荡主力，“三光政策”就是从这个师团开始执行的。

在投降前，竹永曾带着士兵冲进土著的一个寨子想抢点东西吃，反而被当地土著打死了几人赶跑了，可见当时这批快饿死的日军战斗力有多渣。待澳军姗姗来迟受降时，发现比原来宣称要投降的人数少了几个，看着这些眼睛发红的饿鬼，估计是被他们吃掉了。

安川正清，陆军少佐，步兵第11联队第1大队长；横小路喜代美，陆军少佐，步兵第11联队第2大队长。1945年8月3日，困守印尼塞兰岛的第5师团两个大队1500多人假扮成伤病员，乘坐橘丸号企图往本土撤退，途中被美军驱逐舰发现，集体当了俘虏，这是二战期间日军最大的整建制被俘事件。

海军方面，日军大批舰艇被击沉，如果救援不及时，只能命丧大海。能够被盟军舰艇碰上当俘虏的，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

相宗邦造，海军机关中佐，飞龙号航空母舰机关长。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飞龙号航母被重创后自沉，相宗和一批属下坐救生艇在海上漂了半个月后被美军发现俘虏。

柴山一雄，海军中佐，朝云号驱逐舰舰长。1944年10月25日苏里高海战，朝云号被击沉，柴山后来被美军打捞俘虏。

英军方面，前期一败再败，后期英帕尔战役后日军溃退，英军也只是追击，没打什么歼灭战，也没抓到什么有价值的俘虏。

有资料说盟军总计俘虏了四万日军，其实这个数据不够准确，被夸大了，这里面包含了日本投降后仍在东北抵抗后被苏军俘虏的关东军，也包括等待国民党军到来而拒绝向共产党部队投降，我军攻击后被俘虏的日军。这个阶段的日军战斗意志已不能与日本投降前相比。

二战时，盟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设立了战俘营，开始只是用于关押意大利战俘，后来，源源不断地有日本俘虏被送了进来。1943年时有800多，到了1944年时有几千名。

俘虏主要是日本海军和各种后勤单位，随着跳岛作战，日本陆军的比例也增大了许多。不过这里面有分量的日本军官几乎没有，而就是由军曹担任俘虏营营长的日军，分别在1943年在新西兰、1944年在澳大利亚，发动了疯狂的越狱逃跑事件。上千的日军战俘狂喊着向守卫的机枪冲去，手中挥舞的是吃饭的刀叉，最终在被机枪打死打伤了几百人后冲上去杀死了守卫，冲进了茫茫荒漠。

那么，对于日军俘虏，八路是怎么做的呢？

国共双方抓了多少日军俘虏？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实行的是被动防御，很少有对日军发起主动进攻的战役、战斗，且一败再败，鲜有胜绩。因而，国民党军抓获的日军俘虏很少。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建立了2个日本俘虏收容所。

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刚开始设在西安，1939年6月迁到宝鸡。该所从建立到撤消，共接收约500名日军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八路军转交的，真正由华北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很少，甚至被称为“专收容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另有一些战俘是日军飞行员，在空袭大后方被击落后俘虏的。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于常德，后迁长沙，再迁贵州镇远县，最终迁到重庆。根据文史资料，该所收容人数通常保持在500余人左右，最多时达700余人，但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军属、日军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日本商人、夫役等。

国军没什么进攻战役，就是在防守日军进攻时，也很少有主动的短促突击，自然抓不了多少俘虏。只是到了抗战尾声，日军弹药、给养不足，强行发动湘西会战，上有美国空军轰炸，下有美械装备的几十万国军，日军后撤混乱，被围雪峰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开了口子让日军主力逃出。不过好在算是一场胜仗，打掉了不少日军后卫小部队，抓了247名日军俘虏（国军战报）。

日军投降前国军发动了桂柳反攻，而日军当时的策略是要大陆收缩，双方心照不宣，我退你追，也是抓了些撤的慢的日军后卫。

到了8月14日，日军觉得国军跟得太紧，在全县（全州）打了个反击，将国军打到城外山区，重占全州。第二天日军正准备继续追击时，日本投降了。自此之后，国军再未丢失给日军一寸国土。

在正面战场俘获的日军中，官阶最高的是2个中队长（不指军衔，主要指部队长）。他们分别是：在第3次长沙会战俘虏的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湘西会战俘虏的日军中队长胜武雄雅（存疑）。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方面将2个收容所里尚在世的悉数遣返日本。据《岗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到1946年5月末，蒋军共遣返日本陆军战俘1212人，日本海军战俘40人，日本商民106人，共计1358人，另外，有200名日军俘虏在羁押期间死亡。这个数字里面包含有八路转交给国军的俘虏。

另外，驻印军和远征军缅北作战俘虏了647名日军俘虏（国军战报），这里面包含有许多日军慰安妇。那些所谓孙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军的爽文，害人不浅。

据《新一军反攻缅北极秘战斗详报》，新一军实际俘虏的日军军官仅仅两人，职务最高是步兵第五十六联队技术员田代一大尉。而从43年底反攻缅北到45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驻印军两个军只抓获了395名日军俘虏。

共军方面，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865页）：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虏2156人。共计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投诚。

在上一篇关于在华被击毙的日军大佐中，将独立步兵第60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列为击毙，事实上他是先被俘，之后因伤重死去。

1944年3月5日，三泽率部企图救援在车桥的日军，在韩庄附近遭新四军阻击，我军称此战为芦家滩伏击战。日军记载是下午16.30被伏击，晚9时三泽战死。

战斗是叶飞的一团打的，杠杠滴新四军主力中的主力。据一团团长廖政国和多名亲历者回忆，晚10点左右，二营送来7个血污满身的日军俘虏，四个轻伤的步行，三个重伤的用担架抬来。

负责押送的营通信班班长说：“毛参谋，那个负伤最重的是大太君，送来的路上还在担架上翻腾吼叫，现在不响了。”此人盖着一件呢子军大衣，肩章、臂章都已撕去，毛奇新伸手一探，鼻息全无。派人叫师部敌工科的郑干事，带两名俘虏来辨认。两名俘虏来到担架前，啪的一下立正敬礼，才确定了此人是三泽。

由于三泽很快就毙命，因而未统计入俘虏之中。所以，也可以说三泽是二战时被俘的日军最高阶军官，其他虽然也有大佐，但是只有三泽是部队长。除了三泽和柴山茂，共军还俘虏了三名日军大队长，这三人的被俘都在“八一五”以后。

日本虽然投降，但是由于蒋介石命令日军不得向共军投降，罪恶累累的日军又惧怕落入共军之手，抵抗也是相当顽强。

1945年9月20日夜，八路军向盘踞在玉田县城内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赖谷胜治大队和1600多名伪军展开了进攻。经激战攻入城后，到21日上午，大部伪军已被我消灭，只剩下赖谷胜治指挥着手下350多名日军龟缩在玉田南城墙下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凭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最终迫于压力，日军选择了投降。

可笑的是这位日军大队长先后提了两个滑稽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这群俘虏能否不走大街和鼓楼城中心，而是出南城门，经过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到城北俘虏营去。第二个要求是能否把我军救出的几十名朝鲜慰安妇送来，同他们住在一起，好解决他们日本兵的性生活需要。

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据亲历者回忆，赖谷胜治和他手下的中队长等军官，代表军衔标志的领章和袖章都已被撕去。再对照抓获三泽金夫时的情况，因而，可以大胆猜测，许多日本军官在被俘或被击毙前都撕去了军官标识，造成我统计疏漏。

1945年12月26日，被围困在高邮的日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我发起高邮战役。突破外城的战斗很激烈，记得有一篇回忆高邮战役的文章：我突击队冲上城墙时，日军反扑，将我护旗手的双手砍断。我军血战后冲入城内，激战后日军的抵抗意志瓦解，被迫选择了投降。

新四军在江苏高邮俘虏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这次战斗共俘获891名日军）；1945年12月31日，山东八路军在禹城俘虏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这次战斗共俘获613名日军）。

这些日军是我军经过艰苦战斗后俘虏的，似乎不应算入投诚。这两次战斗发生在10月11日之后，这样的话，共军俘虏日军的人数又将多出许多。

我军对于拒绝投降的日军发动的攻击有成功的，也有失利的。比如对汾阳的进攻，由于缺少大炮，迟迟攻不进城，提前潜入的晋绥独3旅17团3连连长带领的67名勇士被日军堵在防空洞内，最后日军施放了毒气，全部牺牲。

敌后战场，俘虏日军中队长的记录也不多见，而且记录较为笼统，比如“俘虏日军中队长一名”，“俘虏日军中队长小村”等等，有名有姓资料完整的有四个：

1939年5月27日，山东八路军在临邑县盘河伏击日军，俘虏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山西俘获日军中队长田木石野；1942年6月24日，八路军在河北任邱县边家铺战斗中俘虏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1943年9月14日，雁翎队在白洋淀上伏击日军武装汽船，俘虏日军中队长十加三郎。

共军俘虏的日军，大致有以下几个去处:

1、交给国军收容；

2、就地释放；

3、交换俘虏；

4、送入战俘学校；

5、加入八路，参加反战同盟；

6、继续羁押。

共军从红军时代起一直有战后释放俘虏的传统，对于日本军官向士兵宣称我军杀俘，最好的破解办法就是把俘虏的日军放回。而且，八路自己就缺医少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那些受伤的日军往往在战后予以简单包扎，留在战场让日军自己来收容。

不过，那些被放回去的日军，很多被其军官杀害，或者被逼自杀。比如黄土岭战役，我军将一些雁宿崖战役俘获的日军重伤员留在当地，结果被赶来的阿部规秀处决。

所以到了中后期，八路就很少直接在战地释放俘虏了，而且那些听说要被释放的日军，得知消息后也是痛哭流涕。

换俘的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山田敬马。原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符浩抗战时任渤海军区敌工科长，他亲手经办过两起很有代表性的释放俘虏事件。

1944年1月7日，山田敬马（山田井马）驾机由济南飞青岛，因飞机故障迫降在鲁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村一条河里。山田井马受了点伤，爬出飞机时还神气活现地向看热闹的农民发号施令，让百姓送他去日军据点。老百姓伸手给他比划了个“八”，吓得他转头就跑，被农民追上，扭送到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

符浩跟他谈话，给他讲日本军国主义送他们这些年轻人当炮灰，山田在他日记本上写了几个汉字，撕下递给符浩，上面写着“骂人不君子”。

这个山田只是个普通一兵，但是他有个叔叔很厉害，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很多自媒体说成是岗村宁次的侄子，这是错误的。

后来，济南的日军司令部主动派人联系我军，表示愿意交换，我方最后同意了。当告诉山田时他却不愿意回去，经我方和“解放联盟”做工作后，他才勉强同意。

日军先释放了原清河行署公安局长李震、临淄抗日根据地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外加一批武器弹药，八路军便放了山田井马。日军一见山田好好的，一问，他也未受虐待，不禁“感动”，又一股脑释放了我方30多人，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交换俘虏事件。

很多年后，“解放联盟”的青山耸去山田的家乡打听，听他另一个叔父说，山田后来被送到马来亚，并在那儿战死。

另一个是竹田清七郎大尉，利津县伪治安军第二十七团的教导官。

山东军区公布的“抗战第八周年战绩”则是”俘敌上尉竹田清七郎“：

1944年8月中旬，我军一举扫清了利津外围的9个伪军据点，兵临城下。此时的竹田躲在北平不回去，据竹田对符浩所说，是其上级逼着他回利津，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竹田坐着一辆卡车，带上五名伪军，车顶架一挺老式水冷重机枪。但是当车从济南出来行至博（兴）浦（台）公路中段时，中了我博兴县一区区中队的伏击而被俘。

符浩回忆：“竹田大尉年近六十岁，是个老军务，不好听点就是老兵油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中混了一辈子。”竹田告诉符浩，他“与太平洋塞班岛被美军击毙的三个将官是同学”。

日本军中传唱过一个谚语：“桃栗三年，柿八年，某某大尉十三年”。从军三十余年却只能看着同学成为将军的竹田大尉确实是异常失意，猜想他之前可能是犯过大错。

竹田后来被放了回去，然后就没了音讯，据符浩回忆如下：

1940年春，驻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抵达延安。经他提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创办一所专门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

1940年10月，晋西北等地首批日军战俘抵达延安，学校随即开始教学。中共中央从延安各界选派了一批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本战俘担任教员。1941年5月，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任校长。

日本工农学校开办四年多，共培养教育900多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一些学员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八路军，在前线积极参加瓦解敌军的工作。

许多学员在延安等地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日人解放联盟延安支部等团体，从事各种反战活动。

1943年1月、1944年10月又分别在晋西北、山东设立两所分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9月18日，学员们离开延安随冈野进回日本。

1939年11月7日，觉醒联盟举行了成立仪式，宣告日本反战组织诞生了。它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

不过，仍然有一些俘虏思想顽固，只好一直关着。日本投降时，仅太行根据地就还羁押着一百多顽固分子。

抗战结束后，阎锡山留下了五千名日军（也有2600名，一万名的说法），给了个暂编第十总队的番号，到内战结束，这些留下来的日军大多战死，仅有975名日军再次当了俘虏。

1956年，最后一批日军俘虏回国，里面有阎锡山第十总队的日军俘虏，也有在反战同盟工作，于1942年被俘虏的伊豆文雄中队长。

比较悲催的是975名第十总队的俘虏，失去了“军人”地位，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军人”领到国家发的补助金。日本政府的理由是：“战争结束后，你们擅自离开大部队，留在中国。你们明明是可以回来的，却擅自留下，政府或部队又没有命令你们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放弃了日本军人的地位。”

 

在国会上做证词时，第十总队的代表稻叶绩质问：“你们这些先逃跑的人，你们的军人责任感在哪里？”

 

最后，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切切实实地保密——你们说的话就当是没有说过吧，你们就忍一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