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职业杀手的末日

作者：东方明

引子

这天是1949年4月19日，南京尚未解放。

1949年4月23日上午，代总统李宗仁等撤离南京。中午，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

南京三汊河南街有一座花园，名唤“大胜园”，占地面积不算大，修建得却很精致。进去一座篱门，篱门内是清一色的鹅卵石砌成的甬道，一路朱红色的栏杆，两旁绿柳掩映。鹅卵石甬道走到尽头，是一人多高的红色砖墙，墙内耸立着一幢三层楼房。

这座花园住宅的主人姚瀛是青帮人士，占着个“悟”字号辈分，与上海滩赫赫有名杜月笙是同门师兄弟。不过，他在杜月笙还没扬名立腕儿时就已经回到南京家乡打拼其“事业”了，跟杜月笙也就见过几面，谈不上交情。即便如此，杜月笙的迅速崛起在无形中也给了姚瀛很大的助力，江湖上的人只要听说他乃是上海杜先生的同门师兄弟立马让其三分。这样，姚瀛在1930年前就完成了他的江湖奠基工程，“大胜园”就是那年他跟南京老派江湖名人“独臂大亨”朱符宜争夺长江码头时赢得的战果，这次争斗姚瀛大莸全胜，所以，他就把原名“守思园”的这座花园住宅易名为“大胜园”。

之后，姚瀛的帮伙顺风顺水，运作得甚好。不过风水轮流转，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他的师兄弟杜月笙明了形势，租界待不下去干脆远走香港避祸，然后辗转前往陪都重庆，照样吃得开、兜得转。姚瀛没有杜月笙的眼光，在这方面，他跟抗战前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有些相似，以为从此便是东洋人的天下了，于是就投进了鬼子的怀抱。不过鬼子也并不是你愿意效力就给你个高官的，同样要“量才录用”。姚瀛被鬼子“量”下来，觉得似无多大才干，手下不过百十个帮会成员，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脱离他了，于是就给他了个伪“运输行业公会”副会长。副会长一共五个，姚瀛排最后。姚瀛觉得无趣，也就不去“运输行业公会”办事，只管经营那个抢来的码头。过了几年，换了一茬儿鬼子来管事，对姚瀛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一道命令就把他的伪职给免了，顺便把他那个码头也收掉军管了。姚瀛见势不妙，从此便不敢抛头露面，缩在“大胜园”里低调做寓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清肃汉奸，姚瀛担任副会长之事也遭到了清算，被“军统”给逮了进去，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姚瀛买通了一个看守，给杜月笙写了一封求援信。杜月笙还记得这个同门师兄弟，便在戴笠去上海时跟戴说了一下。于是，姚瀛在花费了百两黄金后，得了个“虽任伪职，并未实际附逆，准予宽大”的判决，不过属于“缓刑”性质——画地为牢，三年为期。这样，姚瀛就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大胜园”，整整三年没敢出门一步。三年后“缓刑”结束，有去了趟上簿当面感谢杜月笙，至于戴笠，这时坟头的草已经长得蛮高了，人去茶凉，姚瀛干脆连纸钱也没给烧。

其时，姚瀛如果想东山再起，那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的小女儿姚孝儿嫁给了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的一个少校。少校名叫计捷榜，军衔不高，手里却握有实权，他也对老丈人说过，您老如若要把当初被日本人夺去的码头要回来，女婿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抗战胜利时那个码头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政府收回，当年姚瀛的手下败将“独臂大亨”朱符宜不知买通了哪个官员，竟然以“原主”的名义从政府手里拿了回来。姚瀛如果要争一下，不是没有希望，可是他对江湖生涯已经厌倦，早就断了争王称霸的念头，于是就谢绝了女婿的好意。可是，已经算得上低调的姚瀛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行程竟在1949年江南的一个春夜里猝然画上了句号！

这天晚上，天空乌云密布，由于这里紧挨着长江，空气中有很重的潮湿气息。此时，长江对岸已经驻扎着人民解放军，正秣马厉兵准备突破长江天险解放石头城。大军压境，南京城虽未戒严，但一到夜晚人们还是选择待在家里，早早熄灯歇息。已经惯于低调做人的姚瀛也不例外，傍晚六点晚餐，七点打太极拳，八点收听广播，然后睡觉。

这时，“大胜园”里住的人员已经大大减少。之前，姚瀛受日本人冷遇龟缩在家以及抗战胜利后画地为牢时，有七个心腹弟子入园随侍，护卫安全。后来，姚孝儿与“保密局”少校计捷榜结婚，计捷榜以及两个警卫也住进了花园。这年春节后，随着“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计捷榜奉命调赴台湾，姚孝儿以及警卫自然跟随前往。女儿女婿走后，姚瀛审时度势，本着低调再低调的原则，给陪伴了他十几个年的七个弟子每人发了十二两黄金，让他们离开“大胜园”，免得共产党军队打过来后惹上麻烦。七个弟子离开后，“大胜园”就只剩下姚瀛老两口和佣人、花匠、门卫等共七人了。

危险，就是在这如墨的夜色中来临的。午夜时分，一条黑影攀越“大胜园”的后墙，穿过草坪，直奔姚瀛居住的那幢三层洋楼……

次日清晨，宿于三楼卧室的姚妻王桂芬起床后，下楼经过姚瀛所住的二楼房间时，发现房门没像平时那样开着——平时姚瀛黎明即起，坐禅、散步、喝茶——便觉不对头，推开房门，一股血腥味儿扑面而来。定睛一看，姚瀛仰面朝天躺在床上，胸口扎着一把匕首，直没至柄！

报警后，警察姗姗而至。那时，国民党警察局的刑警出警前往类似姚瀛这样的殷实人家勘查现场，是有收取钱钞的潜规则的。当下，闻讯速速赶来的姚家大女儿和女婿先忙着打点。刑警拿到大洋后，方才开始勘查。最后，认定姚瀛死于凶杀，至于凶手是谁，那得侦查之后再说。

这起命案侦破了没有呢？解放军这时已经饮马长江，国民党政权覆灭在即，警察局哪有心思搞侦查？所以，一直到南京解放，姚瀛命案的调查还是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待到中共方面接管旧警察局后，由于忙着整治一片混乱的社会治安以及对付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旧案一律暂时封存，姚瀛命案也就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一、悬梁的酱菜园老板

四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1949年9月2日，南京市玄武区汉府街发生了一起命案。这起命案最初被认为是自杀，还是家属请来给死者擦身穿殓衣的人发现了疑点。家属报告了警方，法医鉴定后确认系他杀。

死者名叫宋逊荣，四十六岁，系“达诚酱园”老板。“达诚酱园”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早在1850年就在宋逊荣的太爷爷宋鼎光手里开张了。中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战初期日军的大屠杀等近代史上著名的战乱，这字号竟然进能保存下来，而且连地方也没动过，实属不易，除了运气好之外，想来宋家一代代人的处世之道非同一般。上几代人的经历已经说不清楚，宋逊荣的情况倒还明晰：从“政历”方面来说，宋老板是“一贯道”成员；从社会关系来看，他是三教九流无一不交，江湖上小有名气，人称“路路通”；即使在日伪时期，他不但照样做生意，而且还时不时被请去跟鬼子搞个聚餐什么的。可是，聚餐归聚餐，伪政权的官宋老板却是不肯当的，汪伪政府因为他跟日本人处得很熟，请其在“商会”、“行业公会”、“维持会”担任要职，被他一一回绝。因此，宋逊荣就没有像姚瀛那样在抗战胜利后让“军统”惦记上。

可是，南京解放后，这个“路路通”却难以继续通行下去了——市军管会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布告，责令凡是历史上参加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日伪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人，不管是否担任过职务，一律前往公安机关登记。宋逊荣去公安局登记了。登记过后，人家让他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于是，他继续做他的酱园老板。之后不久，人民政府开始有所动作，先是把南京解放前夕已由地下党调查过的重大反革命分子逮捕，然后又把一些被人民群众举报查实的家伙请进局子。宋逊荣也被警方列入了抓捕名单，作为“一贯道”骨干分子于当年7月中旬被逮捕。

宋逊荣的被捕，对于其亲属、亲朋好友和邻居、同业老板等等来说，皆在意料之中。政府打击反动食道门，像宋老板这样的“一贯道”骨干不抓抓谁呢？宋逊荣被逮捕后不到一个月，南京就接二连三召开公审大会，数以百计的反革命分子、恶霸、还乡团头目、反动会道门骨干被处决。于是，“达诚酱园”所在的汉府街一带纷纷传言说看来宋老板过不了中秋节了。1949年的中秋节是10月6日，坊间传言的时候是8月下旬。这些话传到宋逊荣家人的耳朵里，自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倒是酱园账房刘先生提醒老板娘，政府会不会下手．可以试探下。怎么试探呢？给宋老板送东西，多送些，人家收了，就说明还打算送老板上路；反之，就可能不妙了。

酱园老板娘宋王氏采纳了刘先生的建议准备了许多东西，甚军有冬天穿的棉袍子、棉鞋，雇了一辆三轮车送往分局看守所。看守所方面接待她的民警态度倒还好，说话比较和气，不过说出的话对于宋王氏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些东两，你都拿回去吧。”

宋王氏回去跟刘先生一说，后者叹气道：”看来宋老板情况不妙了。”

于是宋王氏就叫来了娘家兄弟，让他们去棺材店铺给宋老板物色一口“好材”（旧时江南民间忌讳“棺材”一词，以“材”简称）。娘家兄弟四处奔走，跑了七八家棺材铺子，还没选定，8月30日晚六时许，一辆三轮车驶至“达诚酱园”门前车上下来个五短身材的男子，竟是宋老板宋逊荣！

宋逊荣怎么被释放的呢？这还得归功于他那“路路通”的名声——

宋逊荣折进局子后，公安人员鉴于其在江湖上的名气，以及在“一贯道”内的职务，想当然地认为这家伙属于罪行严重的一类，以当时区一级政府就可以判处死刑的执法标准，都认为这个酱园老板的最后结局在无期徒刑到死刑之间。可是一过堂却发现，宋逊荣似乎属于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中的另类：虽有“一贯道”内的高级职位，却从未在这个职位上做过实事儿，属于挂名虚职，虽在“一贯道”内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名气很响，却没有发现他利用这个职位犯下过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罪行。如此，宋逊荣的命保住了，但若想免除刑事处罚那肯定是白日做梦。

哪知，接下来的情况还真如白日做梦一般。那天，分局副局长周勇根下来巡察看守所。周是中共地下党出身，曾以挑着酱菜担子沿街叫卖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的酱菜就是从“达诚酱园”进的货。宋逊荣的经营方式是“抓大放小”：大客户的价格、付款方式咬紧牙关寸步不让。“达诚酱园”的产品是按照祖传秘方、工艺制造的，销路很好，对方若是不依宋老板的，可以另外选择进货渠道，可是别家的货未必对得上已经吃惯了“达诚”酱菜的众多主顾的口味，因此大客户也就认了。而对那些小摊贩，宋逊荣却是很宽松的，你来进货没钱想赊一下，行！赊到约定的付款日子还想延期，也行！周勇根以前经常享受这种仅针对小摊贩的优惠方式，所以对宋老板印象很好。现在，老周下来巡察，意外看到宋逊荣已经成为囚徒，不禁吃了一惊。遂让看守所所长把宋逊荣开出去谈话，宋老板自然请求老周“帮帮忙”。周勇根说共产党办事是不允许掺杂私人情谊的，否则我前脚把你放出去了，后脚我自己恐怕就进来坐牢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指点一条路。据我估测，你以前结交的那么些朋友里肯定有中共地下党，而且，你也肯定帮他们做过事，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现在，你可以一回忆一下，把这些情况提供给政府，只要查实了，宽大处理不是没有可能的。

宋逊荣经过这番指点，马上开始回忆自己以前为其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但从他们请他帮忙的事情来估测，凡是跟当时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规定的禁止事项似有违背的，都有可能是在为地下党提供帮助。于是，就向看守所提出要写材料。看守所所长已经听周勇根说了情况，自是提供方便，把宋逊荣开出监房安排在外面一个房间里专门写材料。宋逊荣一共写了七天，写好后请看守所所长交给周勇根。周勇根安排人员对此进行调查，究竟落实了哪些情况没有人对宋逊荣说过，可是，8月30日下午三点，看守所所长亲自把宋逊荣开了出去，让他在释放证明书上签名。然后，就有看守员把他当初关进看守所时搜去的钱包、钥匙等物还给他。

宋逊荣出来看守所，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车马行人，只觉得恍若隔世。总算定下神来，摸摸口袋里发还的钱钞，便先去“浴德池”泡澡去去晦气，再去成贤街“享德酒馆”吃了一餐，这才回家。

“达诚酱园”和当时所有的酱园一样，都是集营业店面、加工作坊、家居住宅于一处的格局。宋逊荣的突然返回，使酱园的伙计和全家人都极为高兴。账房刘先生提议摆酒压惊，见宋逊荣没有意见，便着手安排。当然，宋逊荣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9月2日，“达诚酱园”停业一天，宋逊荣的家眷、店里的伙计以及亲朋好友都参加了宴席。宴席设十八桌，吃午、晚两餐，请的是南京城有名的专门操办红白宴席的“鸿德厨行”的厨子。当晚，宋逊荣喝了不少白酒，据酱园伙计估计，应该不少于一斤半。不过，像宋逊荣这样开酱园的老板，因为自幼就喝酱园自酿的各种酒，酒量早已练大了，一斤半白酒是放不倒宋老板的。后来警方调查时，在场所有人都记得，当晚宴席结束送客时，宋老板思维清晰、说话流利、举止得当，除了脸色通红外，并无其他异常。

宋逊荣送走客人后，又向“鸿德厨行”前来操办宴席的厨子、伙计表示感谢，让账房刘先生取来准备好的红包，亲自给每人分发，再三道谢。分发过红包后，刘先生让少东家夫妇陪着宋老板回内宅休息，说这里剩下的事儿他会安排大家做的。于是宋逊荣和儿子、儿媳返回内宅，刘先生和十几个伙计收拾残席。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生离死别的一幕，次日上午大家再看到宋逊荣时，老板已经是一具僵硬的尸体了。

旧时的酱园其实就是一家制作兼带出售酒醋酱油和酱菜的小型工厂，所以面积都很大。“达诚酱园”是三进的格局：外面临街的第一进是店堂；穿过店堂进入大院，便是第二进了，第二进是整个酱园中占地面积最大的，除了用来晾晒制作酱菜的各类原料外，还用于堆囤大批酿酒的坛子、醋缸、酱油缸，作坊、库房和员工宿舍也在这里；第三进是内宅，其面积与通常小康之家的住宅相差无几。宋逊荣夫妇的卧室在内宅院子的东厢房，分为里外两间，西厢房则兼带书房、账房功能。宋逊荣的尸体，就悬挂在东厢房外间屋的屋梁上。

据老板娘宋王氏回忆，她作为女主人，这两天和刘先生以及厨子商量菜谱、安排席位什么的，已经有点儿累了，当天又为接待来宾忙得够呛，晚餐时还被亲友劝了好几杯酒，酒宴结束返回内宅后已经非常疲乏，就进东厢房里间卧室去睡了。她进卧室时，丈夫正坐在外间屋的桌前，一边喝茶，一边看当天的报纸。每天看报是宋老板多年养成的习惯，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汪伪的《维新时报》，一直看到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南京日报》。他被捕期间，酱园订阅的报纸宋王氏都好好保存着，于是释放回家后又多了翻阅过期旧报一项活动。宋王氏进去时对丈夫说：“我先睡了，你忙了一天也累了，早点儿睡。”当时宋逊荣回答：“嗯，我看完这几份报纸就睡。”

宋王氏实在太累了，倒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微明，看看枕头旁给丈夫准备的那条毛巾毯还叠得整整齐齐，不禁一愣：难道丈夫一夜没睡，还在看报？她起身一看，外间屋确实有灯光从门缝透过来，于是下床推开房门，就看见了悬在屋梁上的尸体！

那个时候，每个城市都时不时发生上吊、投河、服毒自尽之类的事儿，民间对此已习以为常，有的也就不去报告公安局了；而公安呢，通常不报也就不报了，只要注销户口时死者家属拿得出居委会（最初是从民国时延续下来的“保”）出具的证明就可以。通常只有在家属或者其他人对死因有疑问，向派出所、公安局反映后，警方才会派员前往查看。现在，对于宋逊荣的“上吊自杀”也是这样。最初，无论是宋逊荣的家属还是酱园的店员以及邻居，都认为他是被释放后，自觉没脸见人，于是以设宴请客作为告别仪式，接着就自杀了。宋王氏等一干家属已经六神无主，还是账房刘先生想得周到，说应该向派出所报告一下的，于是就派人去汉府街派出所报告。

派出所民警小黄听了报告，问是否有遗书，那伙计答称“不清楚”。小黄就向所长老包汇报了此事。包所长对之前宋逊荣为何被捕是清楚的，还是他上报的材料，但对于分局怎么把这个原本不死也得判重刑的酱园老板宽大到直接释放就不清楚了，而分局在放人之后也没有向派出所这边交代过什么。以他的经验，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对宋逊荣实施这种超级宽大处理：一是立功；二是暂时释放出来做“倒钩”的。立功应该否定，因为如果宋逊荣历史上有立功行为，应该在逮捕伊始就提出来；如果是现行立功行为，比如揭发检举，那么分局在释放他前就应该通知派出所注意保护此人的安全。这样，就只有后一种可能：做“倒钩”。

包所长想到这里，认为应该去酱园查看一下。通常安排“倒钩”。是会向派出所交代的，可是上级没有交代，说明宋逊荣这个“倒钩”的保密级别还挺高的。他现在死了，所以派出所有必要去查看一下。于是，包所长就叫上小黄前往酱园。

宋逊荣的尸体已经从屋梁上解下来了，放在一扇门板上，那根要他命的绳索还在一旁放着。包、黄两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在华东公安部举办的公安业务速成培训班培训了一个月就分配下来了，因此对于勘查命案现场还比较生疏，比如眼前的宋逊荣之死，也就只能对尸体外观情况作一番观察。由于是初秋时节，南京晚上的气温还在二十七八摄氏度左右，宋逊荣穿着短裤、背心，一眼就可以看出全身大部分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没有伤痕，颈部的马蹄形索沟印痕明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逊荣系上吊自杀。这一点，还可以从翻倒在地的那个木凳表面所遗留的拖鞋鞋印得到佐证。

包所长问刘先生宋逊荣上吊用的绳子是从哪里来的。刘先生说这绳子应该是酱园用于晾晒酱菜用的，前面院子里堆着很多呢。包、黄两人闻了闻，上面有一股酱菜气味，再到前画院子去看了看，果然堆放着许多相同的绳子。至此，现场勘查结束，结论是上吊自杀。至于宋逊荣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没留遗书，所以很难说得确凿。但是其家属、伙计和邻居大多是这个看法：被政府逮捕后感到无脸做人，遂一死了之。

二、凶手和茶杯

本来，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可是，当包所长、小黄离开后，酱园请来替死者擦拭身子穿殓衣的那个蒋老头儿却发现了疑点。

六十四岁的蒋老头儿名叫蒋骏，是南京第一批警察中的一个。那时还是清朝，朝廷组建巡警部，各地组建对应的巡警局，蒋骏当时报考巡警被录用。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警察改为民国警察，蒋骏被留用。后来蒋介石奠都南京，南京市警察局改组为“首都警察厅”，蒋骏仍是普通警察，不过已经由巡警转岗干了三年多刑警了。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蒋骏被流弹所伤成了瘸子，为谋生计，就做了街头小贩。小贩的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生活开支，想打零工，年纪偏大又瘸着一条腿，于是就另外物色了一项临时营生——专替死者擦身穿衣，挣点儿零钱贴补家用。

蒋老头儿有这段经历，他能够发现宋逊荣的死有疑点也就不奇怪了。蒋老头儿为死者擦身换衣时，尸体并未出现异常迹象。直到他把活儿做完，洗了手，换了衣服，拿了工钱和一包卤菜、一瓶酒（死者家属按例不留饭，而是给一份食物、一瓶酒）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盖在死者脸部的黄裱纸上有血迹，就想换纸。上吊自尽者在死后口鼻是会渗血的，这时蒋老头儿尚未有什么疑问。可是，他揭开遮脸的黄裱纸，却发现死者的耳朵、眼睛都有渗血的迹象。于是，刑警出身的蒋老头儿就隐隐觉得宋老板似乎死得不明不白了。

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玄武分局副局长周勇根。老周是1936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从地下交通员干到交通站长，1944年身份暴露撤往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的情报人员。解放战争时期，他负伤隐蔽于山东农村整整两年，1948年重新归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仕途受了影响，干了十多年革命工作只给安排了个分局副局长兼侦讯科长。不过，当时南京各区公安分局侦讯科主管政保、刑侦、预审条线，所以侦讯科长的职权是比较大的。

宋逊荣被宽大释放后，周勇根寻思这个酱园老板交往的朋友中既然有中共地下党，那肯定也有国民党特务，想从他那里查摸线索，于是就来拜访。哪知，还没进门就看到酱园门口挂着黑纱白布，一问，宋老板竟然上吊自杀了。老周入内时，蒋老头儿刚刚给死者擦拭掉血污，正对着手里的黄裱纸发愣。老周见状心里一动，便开口询问。蒋老头儿是见过老周的，南京解放伊始他按照军管会布告的规定去分局登记自己的旧警察身份，接待人正是老周。老周已经记不得他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此刻两人之间的交流。蒋老头儿把情况说了说，顺便提到自己是警察出身。老周自是重视，当即下令封锁灵堂，所有人不准进出。然后，写了一张条子派人急送派出所。

片刻，派出所包所长带着三个民警匆匆赶到，向周副局长报告说已经按照条子上的内容给分局去了电话。刚说完，分局刑警也赶到了。

现场勘查的结果，发现少了一个茶杯——就是昨晚宋逊荣阅读报纸时端着喝茶的那个杯子。据死者妻子宋王氏回忆，她发现丈夫悬梁时还看见那个茶杯好好地放在桌上的，旁边还有几份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这是宋逊荣的习惯，看过的报纸都折叠齐整，保存至少一年方才处理掉。至于指纹、脚印之类的痕迹，则因许多人进进出出，早已无法辨别了。

这时，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老法医翟永度带着助手小金赶到了。法医就在灵堂里对宋逊荣的尸体作了解剖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宋逊荣是在服下某种能够快速致人昏迷的毒药后，被人用绳索套上脖颈，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直接的致命原因，确实是窒息而亡；从死者胃内残存的食物推断，其被害时间应在9月2日夜间十时至十二时之间；至于毒药是否会致命，需要对血液进行检验后才知道。

专案组随即成立，一共抽调了四名侦查员（其中两人是出现场的刑警），连同亲任组长的周勇根一共五人。还没坐下来开始进行案情分析，分局秘书室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被举报的对象就是刚被法医认定为他杀的“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这封信随即送到了专案组长老周手里。

举报信的内容有二：一是宋逊荣在1941年秋，接受日本侵华部队华东日军总部的委托，在日军派来的一名食品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为日军秘密研制固体酱油、固体酱汤，用于日军野战部队食用。此系汉奸罪行，但抗战胜利后未曾受到追究；二是“达诚酱园”的伙计中，曾有一个名叫郭富的“军统”特务，此人在酱园待了三年多，南京解放前夕不知去向，据称是受宋逊荣的资助逃离南京的。此系包庇反革命分子罪。几个侦查员传阅了这封举报信，按照老周的意思先放在一旁，结合下面将进行的案情分析一并讨论。案情分析会首先对宋逊荣的被害情形予以还原——

昨晚，死者之妻宋王氏在九点半左右进里屋歇息后，宋逊荣在外间灯下喝茶看报。在随后两个半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点，有客——就是凶手——来访。这个客人应该跟宋逊荣熟识，因为外间屋并未出现过异样声响把宋王氏惊醒。因为熟识，主人就给来人沏茶，估计就在转身的当儿，来人在宋老板的茶杯里下了毒。然后，两人喝茶、谈话，宋逊身很快昏迷。接着，来人用从第二进院落里获取的麻绳勒住宋逊荣的颈部，扯上屋梁，使之窒息而亡。之后，用死者的拖鞋在凳子上留下了脚印，又把凳子翻倒于地，伪装上吊自尽。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宋王氏所说的情形有诈。宋逊荣所喝的茶是她泡的，她在泡茶时把毒药投入杯中，待丈夫喝了茶昏迷后，开门让事先潜伏于室外的凶手入内，或由凶手下手，或足与其合力，将宋逊荣杀害并伪装了上吊自尽的现场。

宋逊荣身高一米六八，体重六十二公斤，即使处于毫无反抗意识的昏迷状态中，以一人之力也难以伪造这样一个上吊自杀的现场，至少要两人合力才做得到。因此，不管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凶手都不会少于两人。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一凶手是怎样进入现场即酱园第三进宅院的。

第一种可能是在宋家的酒宴结束后悄然潜入。“达诚酱园”大门朝南，前面是大街，右侧、后面是一条连通的小巷，左侧是“大福典当”，酱园与典当行各砌有围墙，典当行的围墙又高又厚，俗称“风火墙”，是很难攀越的。宋家居住的宅院与外界有前后两个通道，从酱园大门进入店堂，穿过店堂进入第二进——大院，再踩着大院中间那条青石铺就的甬道来到第三进——内宅。内宅大门内是一个小院，迎门是客厅，两侧是厢房，东厢房是宋逊荣夫妇的卧室，西厢房是宋逊荣用于存放账册、书籍的书房。客厅后面的几间房则是两个儿子以及第三代的卧室，东西朝向，中间有天井。天井北面尽头有一道一米多宽的小门，那就是酱园的后门了。后门装着司必灵锁，宋逊荣以及儿子三家都有钥匙，以供早晚进出方便，不必从前面店堂穿过，惊动了尚在那里睡觉的伙计。

这种建筑格局，凶手若想进入内宅，不能走前门，因为店堂里每天有两名轮值的伙计在那里睡觉。那么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走后门，二是攀越右侧围墙进入大院，再攀越内宅院墙。

之前勘查现场时，侦查员已经检查过院墙，院墙上攀满了爬山虎，顶部还镶着玻璃、钢钉，这种障碍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之后必定留下痕迹；而勘查之下未发现有人攀越过的痕迹，所以应当排除攀墙而入的可能。那么凶手是不是撬开后门或者用钥匙打开后门进入的呢？勘查现场时排除了撬门的可能，至于是不是使用了钥匙，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后门里侧墙边有个狗窝，养着一条宋老板从日军那里要来的狼狗，非常凶猛，且训练有素，因此，外人即使掌握了钥匙，也没法让狼狗配合不叫不扑咬。

第二种可能是，凶手是受主人之邀前来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中的一个，他在晚宴后藏匿于酱园内．待客人散去后再去叩开内宅门，随便找个借口接近宋逊荣，趁宋不备向其茶杯里投毒。如果是这样，对于受邀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情况就需要进行调查。

第三种可能是，凶手是酱园的伙计，原本就住在酱园里，那就不存在如何进入的问题了，更不必攀越内宅的院墙，只要轻轻叩门，宋逊荣自会放其（可能是两人）进入。不过，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伙计跟老板肯定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否则老板是不可能为其沏茶的。在这些伙计里，和老板关系最近的要数账房刘先生，可刘先生年迈体弱，走路快一些都气喘吁吁，应当不具备作案能力。当然，所谓的给来人沏茶不过是侦查员一厢情愿的推理，往宋逊荣的茶杯里下毒不一定非得利用他给来人沏茶的机会，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转移宋逊荣的注意力。如果进入现场的是两个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更容易了。不管怎么说，对酱园内部人员也需要逐一调查。

第四种可能是，凶手就是宋逊荣的家属——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是未成年人，可以排除）。他们不存在进入现场的问题，如果勾结外来凶手作案，进入现场也颇方便，他们都有后门钥匙，而且可以控制住狼狗不其让发作。因此，需要对死者家属逐个进行调查。

最后，专案组就讨论到了那封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议来议去，觉得光从信里所说的情况来看，一时难以判断跟本案有无关联，于是决定在对上述诸点进行调查时捎带着查一下举报信所述的内容是否属实。之后，就对上述需要调查的几个方面作了分工，专案组全体出动着手进行调查。

次日晚上，专案组在分局碰头，汇总各人的调查情况——

侦查员迟宝平负责调查死者家属有无作案时间、9月2日晚上曾听见过什么动静以及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据死者的儿子、儿媳说，宋王氏平时不喝酒，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偶尔喝一点儿黄酒，每次喝后都是脸红耳赤、心跳如鼓，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回到卧室倒头就睡，任凭什么声响也难惊醒她。9月2日这天，因为是庆贺丈夫摆脱牢狱之灾，她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可想而知睡得极为酣熟。宋逊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宋志豪是银行职员，其妻萧梅系私营医院的护士，两人育有子女各一；小儿子宋志雄长扛客运轮船上的大副，其妻柳美荷系幼儿园老师，结婚六年尚未生育。9月2日晚上，萧梅在医院值夜班，宋志豪在家，他也为应酬喝了不少酒，酒宴结束返回屋里就躺下睡着了，一宿酣睡，次日清晨还是被母亲的哭声惊醒的。宋志雄跑的是南京到重庆的航线，一个航次休息半月，这次是8月27日离开南京的，直至此刻也未曾返回。而小儿媳柳美荷因为幼儿回刚开学，忙碌了一天，回家后又跟着婆婆忙里忙外接待一班亲友，也是疲乏至极，一觉唾到天明，连婆婆的哭声也没听见，还是宋志豪让侄女敲门叫醒她的。

至于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宋王氏、宋志豪夫女和柳美荷都说他们没有遗忘过钥匙，一直好好地放在身边；柳还说其夫宋志雄生性仔细，对于钥匙、钱包之类的物品保管得很好，不会出现落到别人手里的事儿。这些人一致说整夜没有听见过狼狗有什么动静。专案组在讨了上述情况后，基本排除了宋家内部作案的可能性。

侦查员张嘉煌、钱怡宣负责调查酱园伙计的情况。“达诚酱园”共有伙计（含学徒）十七人、账房先生一人。其中账房刘先生已经六十六岁，还是宋逊荣的父亲在世时雇用的，整个酱回从宋逊荣到下面的学徒，对其都很是尊重，内宅的老板娘、少东家及内眷对其也是一口一个“先生”。刘先生患着多种慢性病，体质很弱，时不时就要卧床几天。这样一个老先生，自然不会是凶犯。不过，刘先生阅历丰富，当侦查员要求其协助政府对酱园内部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坚持请侦查员按规矩先对他本人作一番调查。于是，侦查员就通过询问交谈了解了刘先生的历史、家庭以及跟宋老板的关系等情况，又问了昨晚案发前后的情形。

刘先生昨晚过得颇有些艰难。他原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秋冬必发，此刻已经入秋，毛病蠢蠢欲动。本来还能强抑个把月才发作，可是由于宋逊荣入狱之事操劳太甚，宋出狱后这几天又为操持酒宴忙得不可开交，9月2日晚上忙碌完毕之后一松下来，哮喘立刻发作。那时还没有使用后立马可以抑制哮喘的喷剂，发作后只能冲泡杏仁粉之类的喝喝，无效的话那就起来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宋老板专门安排学徒小朱跟刘先生同住一室侍候老头儿，刘先生哮喘一发作，小朱立刻起来侍候，喝了杏仁粉冲泡的水没用，于是就扶着刘先生在大院里时走时坐，一直到午夜过后病情稍稍缓解方才回房睡觉。

刘先生这么一说，侦查员当即把小朱叫来，一并向这对老少了解9月2日前半夜他俩在院子里待着的那段时间里是否发现过什么异常情况，刘、朱都摇头。侦查员出他们画了一张大院的平面示意图，把他们散步经过的位置一一标出来，发现刘、朱两人的卧室是所有伙计的卧室中距内宅最近的一间，他们散步的位置离内宅院门不过二十来米。9月2日是阴历七月初十，那天晚上月色甚明，他们没有看见院子里有其他人出现过，听见的也都是秋虫啁啾，没有其他异常声响。

回过头来，再了解伙计的情况。刘先生说十七个伙计中有八人的家就在附近，那天晚上吃过酒席就同家去睡了；另外九人中小朱是跟他住的，另有小牛、小王轮值睡在店堂，剩下六人睡在院子靠近店堂的那个大房间里，应该都没有单独活动的便利。张嘉煌、钱怡宣找其他伙计逐个谈活，果真如刘先生所说，他们都能互相作证。如此，酱园内部人员的涉案嫌疑也就排除了。

侦查员还顺便向刘先生等几个在酱园供职超过十年的老伙计了解了那封匿名举报信所反映的情况。抗战时，侵华日军华东总部确实派了军需官、翻译官各一名来酱园住了三个月，让酱园按照日军提供的配方制造固体酱油、固体酱汤，军需官的使命是监制。这桩生意，日军是按市价支付钱钞的，就像日军向米行购大米、让染坊把白布染成土黄色以制作军装一样，这种情形当时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追究。举报信提到的郭富其人，1945年4月至1948年9月期间确实在酱园做工，这人是不是“军统”特务，刘先生一干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举报信之事只有暂时搁置。

对宋逊荣的社会关系以及宋王氏所说的那个茶杯的调查，由专案组组长周勇根和侦查员王震峰进行。他们通过对宋逊荣的家属、亲朋好友以及酱园伙计的询问了解，列出了一份名单，但尚未进行查摸。

宋王氏关于茶杯的记忆可能有误。侦查员让她清点家里的茶杯，发现少了两个，而不是她之前所说的一个。侦查员要求她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况，她的思维却变得模糊了，说可能记错了，那时候看见丈夫悬在梁上，惊吓之下头脑肯定是混乱的。这倒符合之前专案组的分析—一凶手利用宋逊荣为其沏茶的机会往茶杯里下毒，作案后把两个茶杯都带离了现场。

侦查员对茶杯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这时是初秋时节，人们都还穿着单衣，两个杯子没法藏在身上，拿在手里吧，即使用报纸包着也还碍眼，遇到街头巡夜队不好解释。再说，他把杯子拿回去也没啥用。因此，估计那两个茶杯被凶手带离现场后随手扔到哪里去了。

专案组决定连夜查清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前往酱园。到那里一看，发现凶手如果扔掉茶杯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内宅进门那个院子里的一口井。马上打捞，果然捞出了那两个茶杯。

三、夜半脚步声

9月4日上午，正当专案组商议如何进一步侦查时，酱园刘先生忽然借用附近一家商行的电话机给周勇根打来电话，神神秘秘地要求跟周局长见个面，称有重要情况向政府反映。老周考虑到刘先生年迈体弱，而且反映的情况可能需要保密，就在电话里嘱咐刘先生可以坐三轮车或者黄包车去距“达诚酱园”三个街口的一家茶馆见面，车费由分局负担。周勇根随即骑了辆自行车前往茶馆。

刘先生反映的情况使老周颇感兴趣——酱园老板宋逊荣的尸体还在灵堂里搁着，因为按照规矩，必须等到次子宋志雄回家后才能大殓。天热，酱园就从冰厂购买了大量冰块，盛在坛罐里放在灵床下方和四周。这段时间，按例其妻子、子女、媳婿、孙辈都须守灵。刘先生协助宋志豪主持一应事务。昨天下半夜至今天凌晨，刘先生安排宋志豪和其十三岁的女儿宋苗珠守灵。夜深人静，父女闲聊。那时候社会上迷信思想甚重，人们普遍认为确实存在“鬼魂”现象，宋苗珠跟父亲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她前天晚上不知睡到几时，听见天井里有极其轻微的脚步声，好像还有开后门的声音。不过，因为睡得迷迷糊糊，也有可能是幻觉。宋志豪当时听着也没当回事，可是，到了天明，他突然想到女儿听到的声音可能跟老父的被害有关，于是，就悄悄告诉刘先生，问是否应该报告公安局。刘先生权衡再三，认为还是报告的好，就给周勇根打了电话。

这个情况受到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这天是星期天，宋苗珠不上课，下半夜守灵到天明后睡了三个小时刚起来，正在和几个同学跳橡皮筋，当下就被侦查员悄悄接到了附近的街心花园。了解下来，小姑娘说现在她也没法儿断定自己听到的动静是真是假。侦查员问她前天晚上你们家里住着哪几个人，她说就她和爸爸、弟弟，爸爸睡在隔壁房间，呼噜打了一夜，没起来过；弟弟和她睡一个房间，一直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也没起来过，所以，肯定不会是这房里的人弄出的动静。

那么会是谁弄出来的动静呢？侦查员悄然向宋志豪了解。宋志豪说如果我女儿听到的是真的，那就说明前天晚上有人从后门进出过我家。可是，除了我之外，住在内宅的也就是我妈妈和弟媳了，她俩应该不会在夜晚悄悄进出呀，要不你们去问问她们。宋志豪还强调，这个进出的人肯定有我家的人作为内应，否则狼狗不但会叫，而且会咬。

侦查员于是把女主人宋王氏请到了酱园店堂一侧的账房间，刚开口说了她孙女反映的情况，这个五十岁的妇人脸色倏变，哼了一声：“这贱货！骚性不改！”’

那晚她的大儿媳在医院上夜班。于是，侦查员便知道她是在说小儿媳柳美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幼儿园老师嫁给长江轮大副宋志雄后，丈夫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在外航行，她寂寞难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迎新联欢活动时结识了一个名叫任文忠的数学老师，那还是1947年元旦的事儿。两人不久就勾搭成奸。任文忠也已结婚，柳美荷登门多有不便，而柳的丈夫倒是经常不在家，于是她就大着胆子在夜深人静之际把姘夫往家里约。当然．她得在约好的时间打开后门，把已经等候着的任文忠往卧室迎，这不仅是为了替其开门——开门问题可以用配把钥匙给姘夫的办法解决——重要的是要控制住那条狼狗不让它叫唤。

这对姘头的保密作要说是做得到位了，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年后他们的奸情还是被察觉了。那刚，南京尚未解放，“一贯道”还蛮吃得开，所以，“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也是南京城里处处兜得转的一个人物。由于宋老板的名气，他的小儿媳柳美荷也跟着稍稍沾了点儿光，时不时有人指着她的背影议论：这是“达诚”宋老板的小儿媳。

这么一指点，自会有稍稍听到点儿风声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了柳美荷的桃色新闻。几次三番一传，渐渐就传到了宋逊荣的耳朵里。宋逊荣不禁大怒，遂决定捉奸。他在1949年清明节时故意放出风声称全家要去江宁老家扫墓，顺便走访一干亲戚，当天来不及回来，得在江宁住个晚上。宋老板提前两天宣布这个抉定，大儿子全家没有人说什么，一致表示遵命；小儿子也没说什么，只有柳美荷开口告假，说已跟几个师范同学约好了清明节要去苏州看望一个年轻丧偶的老同学。宋逊荣情知有诈，却不点破。

到了清明邢天，宋老板还真的带上全家出发了．还真的去了江宁扫墓。可是，他和老伴宋王氏扫完墓当天就返回南京了。宋王氏还不知怎么回事，直至到了南京被宋老板拉着去饭馆用餐时悄悄说了捉奸计划，方才恍然。她之前对于小儿媳的出轨丝毫不知，当下一听自是勃然大怒。夫妇俩吃过晚饭，去戏院看了一场戏，又去一个“贯道”朋友家喝茶，一直盘桓到午夜过后，方才叫叫上朋友夫妇直奔酱园，从后门长驱直入，当场将这对男女捉奸在床。

对于任文忠，宋逊荣真是割下这厮脑袋的念头都有。可是，听任文忠大叫一声“我是李胜道的外甥”，一干人就不敢动他了。李胜道是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又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什么组长．不用说像宋老板这样的“一贯道”骨干了，就是青帮头目也不敢轻易得罪此人。不过，宋逊荣毕竟是有点儿势力的角色，寻思不能白白放过这小子，否则小儿子这顶绿帽子只怕要一直戴下去了。当下就让那个会武术的朋友动手把任文忠教训了一顿又责令其具结悔过，保证不再跟柳美荷见面，这才将其放了。

这边，对柳美荷自然也有责罚，那就是宋王氏和朋友妻子两个女人家施展手段了。责罚过后，也是具结悔过，对天发誓。事毕，宋逊荣夫妇商量下来，决定对小儿子保密，还是让小两口把日子过下去。用宋王氏的话说就是，这件事算得上宽松发落了，她以为柳美荷从此定会改邪归正恪守妇道，和小儿子一起好好过日子，哪知竟然又出了这等丑事。

侦查员问朱王氏：“如果柳美荷果真再次出轨，男方肯定是任文忠吗？”

宋王氏说：“那还用说？肯定是那小白脸！”

司是，专案组去任文忠任教的那所中学调查时，却得知任文忠已于两个月前被公安局逮捕了，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他是“三青团”的区书记。

不过，专案组还不想轻易放弃这条线索，一干侦查员讨论下来，认为柳姜荷还有继续出轨的可能。可是，应该怎么查呢？周勇根说去她任教的学校调查，不过要保密，找校长吧。

柳美荷是在一所私立小学附设的幼儿园当老师的，侦查员钱怡宜、王震峰奉命前往调查。因为之前他们去过“达诚酱园”，生怕让柳美荷认出来，于是就去了幼儿园所在地的派出所，让派出所民警给小学的唐校长打了个电话，请对方到派出所来。唐校长对于侦查员的问题，一叫没法儿给一个确切的回答，他说他对女教师个人生活方面的情况从来没有留意过，不过他回去可以问问教导主任赵蝉娟，如果柳美荷有会么绯闻的话，赵老师可能听说过。钱怡宣、王震峰说这也行，耶就麻烦唐校长了。如果赵老师没听说过会么，你就往这边打个电话，顺便请赵老师再留意一下；如果赵老师知道柳有什么事儿，那就请她直接过来一趟。

半小时后，赵蝉娟来派出所了。她向侦查员反映，据学校的两位正在谈恋爱的老师说，前不久暑假期间他们去看电影时，曾看见柳美荷和一个英俊男子挽着胳膊进了电影院，就坐在他们前面大约十排处，柳没发现他们。开学后，那两个老师在学校老师间悄悄说了那一幕，这两天女教师间正在议论呢。

钱怡宣、王震峰又让赵婵娟请那两个谈恋爱的老师来派出所。侦查员跟他们聊下来，竟然意外获得了那个和柳美荷手挽手进电影院的男子供职的单位。二位线索提供者中的那个姑娘是美术老师，认人颇有一点儿专业眼光。那天，柳美荷和那个男子姗姗来迟，进电影院后刚刚找到座位落座，灯就熄了。可是，这个接受过正规美术专业训练的姑娘，就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看清了那个英俊男子的面容，而且认出就是她经常去存款取款的那家银行营业所的柜台营业员，好像姓梁。

侦查员盯着姑娘问：“你认准了？没错吧？”

姑娘说：“肯定没错！那人的头发有点儿自来卷儿，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果然，次日钱怡宣、王震峰去银行察看时，立刻就认出了那个有着一头天生卷发的奶油小生。外围了解下来，得知奶油小生名叫梁纯道，三十岁，南京人氏，已婚，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数学系；1943年参加国民党军队，从事的是财务工作，1945年底退伍结婚，次年进银行工作。

当天中午，柳美荷、梁纯道双双被专案组传唤。柳美荷先到，侦查员将其晾在一边。待梁纯道到后，特地安排让梁从柳所待的那间屋子的窗外走过，侦查员还叫着梁的名字让他进哪个屋子。如此，柳美荷就知道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她的秘密，此刻也就只能如实相告了。

可是，如实相告的内容却使侦查员有些失望。柳美荷跟梁纯道不过是最为寻常的婚外情，柳难以忍受一个月中有半个月时间丈夫不在身边的寂寞，去银行存款时遇见梁纯道这么一个奶油小生，于是就生出了相好之念，主动频送秋波。梁纯道呢，虽然算不上风月老手，但于这方面也有过实践，于此道并不陌生，再说柳美荷颇有几分姿色，于是就积极响应。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多月，不过关系进展很快。9月2日晚上，梁纯道八点钟不到就溜进了酱园内宅，当时酱园的庆贺酒宴还没散席，他躲在柳美荷的卧室里，没多久急不可耐的柳美荷就回来了。梁纯道在柳美荷房里待到下半夜两点多才悄然离开。

柳美荷交代上述情况时，梁纯道也面对着侦查员迟宝平、张嘉煌的询问，他的说法和柳美荷一致。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两人跟宋逊荣被害案没有关系。至于宋苗珠听见的声响，梁纯道承认是他在离开时发出的。他知道内宅住着柳美荷的公婆、大哥夫妇，所以离开时特别小心，唯恐发出声音惊动了他们。可是，他的眼睛有点儿近视，摸黑来到后门时，尽管有柳美荷扯着，还是让台阶绊了一下，打了个趔趄，发出了一点儿声响。这就是宋苗珠听见的脚步声。

专案组寄予希望的一条线索，就这样被否定了。

四、疑凶浮出水面

9月6日，宋逊荣大殓出殡。同日上午，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对往下的侦查方向进行了讨论，决定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访查酱园内宅后门外小巷的居民，指望能够获得蛛丝马迹；另一路按照之前查摸到的宋逊荣生前的社会关系名单，对其交际情况、人际关系等进行调查，看其社交圈中是否有可疑人物。

专案组长周勇根、侦查员张嘉煌两人去了“达诚酱园”右侧的那条小巷。这是一条“断头胡同”，只有一个进出口，位于酱园前门旁边，从此口入内，沿着酱园的围墙往巷内走，随围墙相应拐弯，形成一个九十度的直角，故该巷名唤“曲尺巷”。周勇根、张嘉煌两人把曲尺巷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逐家访问住户，接触了四十三人，竟然没有一人能够提供线索。不过，仔细想想这也难怪，南京是座“火城”，夏夜溽热难当，进入初秋天气渐凉，晚上终于能够好好休息了，还不都是天一黑就早早睡觉？谁还深更半夜在巷子里转悠？

不过，周、张两人终于还是撞到了好运。他们结束调查准备离开时，在巷口遇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儿，穿着铁路员工的制服，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周勇根唤住他，问道：“这位同志，你是住在这巷子里的吗？”

小伙子睁大眼睛打量着他们：“请问您二位……”

张嘉煌亮出了证件：“我们是公安局的。”

小伙子点头：“哦，是公安同志啊！我是住在曲尺巷的，有事吗？”

侦查员于是就问他9月2日晚上是否发现过什么可疑对象或者可疑迹象。小伙子说，可疑不可疑的不好说，不过那天晚上确实在巷内碰到过两个陌生人。周勇根、张嘉煌顿时精神大振，于是就随小伙子去了他家，坐定了细聊。

小伙子姓邢，在铁路局上班，是沪宁线上的列车员。9月2日晚上十一时许，他下班回家走进曲尺巷时，看到前面有一对男女。巷内没有路灯，他在超越两人时借着月光瞥了一眼，发现那是两张陌生脸孔。男的大约三十四五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相貌如何由于光线原因没看真切，穿翻领衬衫、深色长裤；女的三十来岁，比男的矮大半个脑袋，鹅蛋脸，面容没看真切，肤色比较白，穿旗袍。当时两人正在说话，听见背后传来小邢的脚步声，立刻闭嘴了，小邢只听见那女的说的半句话“我跟你说的……”带着比较明显的苏北盐城一带的口音——小邢的外婆就是盐城人，他对盐城口音很熟悉。

周勇根、张嘉煌离开小邢家后，对小邢提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那一男一女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还在外面闲逛，是谈恋爱，还是去曲尺巷的某户人家？如果是谈恋爱，那通常是不可能谈到深夜十一点的。那时候人们的夜生活非常贫乏，十一点钟在人们的概念里已经算是很晚了，这个时段如果有哪对男女还在大街上溜达，巡夜人员遇上了只怕也要拦下盘问一番。如果不是谈恋爱，那就是有急事去曲尺巷内的某户人家。于是，周勇根决定立刻对此进行调查。

这次二度登门，调查内容简单，就问一句话——9月2日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你家是否来过客人？周勇根、张嘉煌一个圈子兜下来，每户人家都一一问到，没有一家那天晚上来过客人。那么，这一对男女会不会是去酱园拜访宋老板的呢？

当晚，专案组在碰头会上讨论这一情况，考虑到这样一种假设，那对男女是从酱园后门入内会宋老板的，他们进去后杀害了宋，然后匆匆逃遁。如果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那么两人是如何进入酱园内宅的？是使用了钥匙呢，还是由宋逊荣给他们开的后门？南于小邢是真真切切看到了那对男女，因此专案组认为上述假设是有事实根据的。不管那对男女是如何进入酱园内宅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两人——或者之中一位，是跟宋逊荣有交往而且结交得比较深的。因此，对于这条线索的查摸，可以跟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宋逊荣生前社会关系、社交子的调查结合起来。

9月7日，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对宋逊荣生前的社会关系、社交圈子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工作给大家的感觉像是一不小心误入了迷魂阵，越往前走，岔路越多。这是由于宋逊荣的经历复杂，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江湖生涯中，结交了成百上千的帮会人士、国民党、日伪、中共地下党、商人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人士，还有大量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之前侦查员列出的那份名单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最初的调查也是从这部分人开始的。这些被调查者往往会提到其他之前未被列入调查名单，但实际上曾跟宋逊荣交往得比较密切的人物，于是就得增加姓名，打听地址，列入下一轮调查对象的名单。

专案组在这个迷魂阵中摸索了三天，第四天上午，侦查员王震峰从一个被捕在押的青帮流氓泰某那里获得一条信息，宋逊荣一度跟一个名叫吕菊香的“自做”妓女关系密切。吕菊香本是盐城乡下姑娘，是泰某老家的邻居，逃荒来到南京投奔泰某，泰某当时正帮朋友经营一家妓院，就让吕菊香留下做了妓女。后来，那家妓院关门了，吕菊香就在秦淮河一带买了房做起了暗娼，行内把这种由妓女转为暗娼的称为“自做”。

王震峰听着心里一动。小邢反映的邢对男女中的那个女子不是盐城口音吗？会不会就是吕菊香呢？于是就让泰某对那个吕姓女子作一下描述，后者说了说，年龄、身高、脸形、肤色竟然均与小邢反映的相符。王震峰寻思八九不离十了，就记下了吕菊香的住址。

五个侦查员是分成五路各自单独调查的，每个人包括周勇根在内对其他四人的去向是知晓的，但并不知晓确切位置，因此，当王震峰调查结束走出市局看守所大门时，虽然很想把关于吕菊香的情况向周勇根汇报，但无法跟周勇根取得联系。王震峰想了想，决定暂停对预定的下一个对象的外调，先去查访一下吕菊香。

据泰某说，吕菊香住在秦淮区大井巷，是她自已购买的一处上下两间的小楼房，后面附带一个小院子。王震峰生怕惊动了吕菊香，没敢直接登门，而是去了派出所，请派出所方面对吕菊香进行基本情况的查摸。

吕菊香自1944年她所待的那家妓院关闭后，至今没有嫁人，一直在“自做”。她的相貌、身材都不错，又有一套狐媚子手段，难得的是还从未患上过花柳病，因此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南京解放后两个月时，登门的主顾还不少。进入下半年，由于形势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再加上原先经常找她的主顾被捕的被捕、逃跑的逃跑，生意才渐渐清淡下来。至于9月2日晚上她是否在家，这个就不清楚了。因为吕菊香住的是一幢独立小楼，两侧分别是商店和空地，对面则是一家工厂的围墙，商店晚上是没有人住的，因此无法找人了解这一点。

这时已是中午，王震峰干脆不回专案组驻地了，在派出所搭伙吃了午餐，十二点时往专案组打了个电话。周舅根结束了上午的调查刚返回，听王震峰一说情况大为振奋，马上去找铁路局的小邢，请他来派出所辨认那个姓吕的女人。

派出所所长老李跟周勇根熟识，周勇根让老李找个借口把吕菊香引出家门，让小邢前往辨认。老李说这没问题，也不需要我这个所长出面，免得惊了她，就让户籍警小钱去吧。

小钱随即前往大井巷，找了居委会主任沈大妈，问她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吕菊香叫出来说几句话，哪怕就在其家门口也行。沈大妈说这个好办，于是到吕菊香家门口喊了一声。吕菊香见是沈大妈，忙招呼去屋里坐。沈大妈说我要去学校跟他们谈搞联欢活动的事儿，没空儿，就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此胡扯了一两分钟，已给佯装路人经过的小邢提供了足够的辨认机会，确认吕菊香就是9月2日晚上他在曲尺巷遇到的那个说盐城话的女人。

也就不过十来分钟，派出所所长老李、民警小钱和周勇根、王震峰就走进了吕菊香家，直接问她9月2日晚上的去向。吕菊香答称在家里待着，哪里都没去过。那几位也不跟她多说，先命其一旁坐着别动，交出钥匙。当即进行搜查，发现了一件让侦查员们感兴趣的东西——吕菊香和宋逊荣的合影，看样子是在照相馆照的。周勇根指着照片问道：“这个老头儿是谁？”吕菊香面不改色地回答：“这是我的干爹。”“他叫什么名字？哪里的？”

“他叫王大福，我老家的，现在已经去香港了。”

“不说实话？那好，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吕菊香随即被带往专案组驻地玄武分局进行讯问。初时她不肯说实话，坚称9月2日晚上没有出过家门。直到晚上七点钟，吕菊香才承认她在9月2日晚上带了一个名叫傅化铁的男子去过曲尺巷，由宋逊荣从“达诚酱园”后门把傅迎入内宅，她没入内。那么，吕菊香与宋逊荣以及傅化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吕菊香与宋逊荣是1947年4月相识的。当时，吕菊香已经“自做”了两三年，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主顾很多，她就挑挑拣拣。像宋逊荣这样五十多岁可以当她爹的老头儿，她原本是不肯接待的。之所以改变了态度，原因有三：一是那是泰某介绍过来的，她不能不买泰某的面子；二是宋逊荣本身也很了得，得罪了这样的人，只怕吃不了兜着走；三是宋逊荣愿意出高价。

这样，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南京解放。后来她听说宋逊荣被公安局抓进去了，也并不感到意外。南京解放以来，她以前的主顾别说被抓进去了，枪毙的至少也有二三十个，判刑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吕菊香对那个告诉她此事的同行姐妹说，像宋老板这样的角色，抓进去判上十年八年是正常的，不抓或者抓了给放出来倒反常了。

可是，反常酌事儿还真的发生了。8月31日晚上，吕菊香听到了一个使她大感意外的消息——宋逊荣给放出来了！

这个消息是那天晚上登门光顾的嫖客告诉她的。那人自报家门说叫傅化铁，在镇江做地货（旧时对生长在地面以下或水中的作物如萝卜、大头菜、茨菰、百合、荸荠、菱角、莲藕等的统称）批发生意；三十多岁，个子较高，不胖不瘦，说话带苏州、无锡一带的口音，一举一动透出一种似是长年习武的强悍，脸色略显蜡黄，长相更是不敢恭维——一副凶神恶煞相。以吕菊香“自做”以来的接客标准，这种男人她通常是不愿意接待的，除非出手阔绰。可是，自南京解放以来，吕菊香的买卖一直走下坡路，收入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最近半个月，简直到门可罗雀的境地了，因此，吕菊香也没资格挑肥拣瘦了。

吕菊香按照行规，给对方沏茶——这是表示愿意接客的意思。然后，就得讲价钱了。妓院的价格是一档一档各有规定没有讨价还价之说的，而“自做”属于个体经营，就有自主权。按照规矩，吕菊香做了两个手势向对方报了“一次性”和“过夜”的价钱。傅化铁二话不说，掏出钱包放在桌上，说吕小姐想收多少钱请自己取吧。吕菊香见他那钱包装得鼓鼓囊囊的，便知这是个富主儿，心中一喜。不过她是这一行中的资深从业者了，得讲规矩，所以没动手自己拿钱，而是把钱包推回给对方，说谢谢傅老板，大家都是江湖人，还是按照规矩来吧。

傅化铁哈哈大笑，说看来吕小姐名不虚传，果真是个懂规矩的女子。说着，就从钱包里抽出三张十万元的钞票（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递给吕菊香。吕菊香暗吃一惊，以她的收费标准，即使是过夜，也不过收对方五万元，这个姓傅的竟然一下子就抬高了六倍！多年积累下来的江湖经验告诉她，出手如此豪爽的客人，十有八九是另有要求，因此，眼前的钞票虽然诱人，吕菊香却不敢贸然接受，而是说：“请傅老板明说要求，做得了的我可以做；做不了的，您得另觅他人了。”

傅化铁又是一笑：“吕小姐果然了得，也罢，我就直说了吧。我来找吕小姐，办事是主，寻欢为次。哦，你还不知道吧，前几天‘达诚酱园’的宋老板给政府抓进去了，可是，昨天又被放出来了，听说没什么事了。我呢，正好有事要跟宋老板商量——至于什么事，吕小姐知道江湖规矩，今后宋老板若是愿意告诉你，我自然没意见；但现在我还不便透露。你要帮我办的事，就是明天去一趟酱园，跟宋老板约个时间，先不必跟他提起我，只说你听说他出来了，很觉欣慰，想会会他，讲明不要钱。宋老板想必不会拒绝。然后你跟他约好时间，到时候我和你一起过去。我跟宋老板三言两语谈了事情就走，剩下的就是你和宋老板的事儿了。事成之后，我会另给你一笔报酬。”

其实，傅化铁的这番说辞是经不住推敲的——既然是谈生意，为何事先不让吕菊香跟宋逊荣透露呢？可是，吕菊香的智商实在有限，她的思维此刻全在如何挣得那些钞票上，这种在嫖客之间牵线搭桥做生意的事儿，以前她没少做过，根本没想到其他，当下便一口答应。

当晚，傅化铁宿于吕菊香家。9月1日下午，吕菊香去“达诚酱园”找宋逊荣。巧得很，还没到就在马路拐角看见宋逊荣迎面走来，便驻步招呼。宋逊荣听了她的“关爱”之语，有点儿感动，说他明天请客，让吕菊香赴宴。吕菊香说我不便来吃你的酒席，如果让人留意到，往下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倒不如等那些客人都走了，你的家人也都睡了，我再过来。宋逊荣贪图美色，他跟吕菊香已有半年没有见面了，望着吕菊香那张俏脸，当下连连点头赞同，说你明晚十一点钟过来吧，走后门，我给你开门。

9月2日，傅化铁、吕菊香在鼓楼那边的新京饭店吃了晚饭，又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散场后才九点，于是又去新街口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最后叫了辆三轮车前往“达诚酱园”。到得那里，一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六分钟。吕菊香想在后门口等候，傅化铁不同意，也没说什么原因，于是就依着他，两人挽着胳膊在曲尺巷里转悠。侦查员估计小邢就是在两人转悠的当儿遇见他们的。

看看时间到了，两人就往酱园后门口走去。到门前时，傅化铁忽然对吕菊香附耳悄言：“一会儿宋老板开门，我先进去跟他谈，我谈完出来你再进去。”吕菊香感到有点儿突然，还没来得及开口，后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宋迹荣刚把脑袋探出来张望，傅化铁已经疾如闪电地上前去握住了宋逊荣的手，亲热地说：“宋老板，您好！您好！恭喜脱险！”这时，吕菊香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二位竟然是相识的，因为宋逊荣定睛一看是傅化铁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轻声说了句什么。然后，傅化铁回头跟吕菊香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让她等着，但出乎意料的是宋逊荣却朝她摆手示意她离开。吕菊香不解地看着两人，宋逊荣再次摆手，似是很不耐烦，于是吕菊香就回身走了，一边走一边生气，寻思这两个男人都不是玩意儿，明明说得好好的事儿，做着做着就变卦了！

吕菊香离开曲尺巷后，独自走了好一阵才遇到了一辆三轮车。折腾到这么晚，还真很是疲乏了，回家倒头便睡，寻思姓傅的那厮如果回头来敲门，不开！这一觉醒来，已是上午九点，傅化铁却没来。吕菊香不知是怎么回事，想想心里总觉得不大踏实，就决定去酱园看看。哪知，到那里时却见酱园正在办丧事，听路人议论说宋老板昨晚上吊自杀了。吕菊香寻思这事儿多半跟那个傅化铁有关系，想想自己幸亏离开了，否则让这厮灭了口也说不定。

至此，专案组终于找到了疑凶。

五、两个仇家

9月11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镇江调查傅化铁其人。五名侦查员在这里待了整整两天，分头调查了市区、郊区的所有地货批发行，还通过行业公会接触了十几个地货业经纪人，均未发现傅化铁这样一个角色。于是，侦查员明白了，这是傅化铁特意制造的虚假信息，之所以要扯上地货行，是因为酱园产品的不少原料都是通过地货行进的货，如此可以蒙住吕菊香。

9月13日上午，返回南京的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组长周勇根因参加分局领导会议，让其余四人先讨论案情。两小时后，当周勇根回到专案组临时办公室时，对大家的讨论结果很是满意。这个结果是：起意杀害宋逊荣的，肯定是与其有仇的人。而像宋逊荣这种在江湖上混了那么些年头且在“一贯道”还有职位的角儿，显然是有仇人的，所以，可以调查一下宋逊荣以前有什么仇人，通过对仇人的调查，有可能会发现那个神秘的傅化铁的蛛丝马迹。

周勇根说，那就从这方面着手调查吧。调查下来，发现这个酱园老板在具有相似经历的人中似乎有点儿另类，他的冤家仇人竟然很少，查来查去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名叫干训鉴，另一个名叫武巡道。宋逊荣与这二位到底有什么瓜葛呢？

干训鉴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乃至周边地区，提起来颇有些响亮。这人是个瘦瘦小小的鸦片鬼，曾是青帮中人，占着个“通”字的辈分——跟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是同一个辈分。按说这干训鉴却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主儿，1932年夏天，他忽然登报声明脱离青帮，自己另立山头，组织了一个“蓝帮”。

“蓝帮”创立伊始，要想在江湖上立稳脚跟，需要两个条件：经费和人员。对于干训鉴来说，经费他不缺，因为他是前清三品“高干”家庭的独子，上辈留给他的遗产相当可观，连南洋都有他的产业。他缺的是人员——符合帮会人士条件的人才。这对于干训鉴似乎也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他有钱，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干训鉴从青帮拉了一些人出来，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这就像他退出青帮一样，符合青帮规矩，青帮是不能追究的。而另外要从其他帮会鼓捣人投到“蓝帮”，那就是挖墙脚了，犯了人家的大忌。这个，干训鉴是知晓的。可是，他明知故犯，偏偏要做。两个多月间，单从“一贯道”挖去的徒众就有二百多人。这下，“一贯道”方面恼火了，内部开了个会议，决定跟干训鉴交涉。“一贯道”把这件事交给宋逊荣全权代表，这样，宋逊荣就跟干训鉴较上了劲。

“一贯道”与带有明显青帮色彩的“蓝帮”较量，从整体上来说，是占不了上风的。尽管“一贯道”是当时南京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可是他们的成员男女老少都有，女性成员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男性成员中也是具有装神弄鬼特长的居多，虽有国术高手，但毕竟只是少数。而“蓝帮”那批以青帮成员为基础的骨干就不同了，他们都是寻衅滋事的老手，对于大规模械斗的积极性颇高，几日不打就浑身发痒。因此，“蓝帮”跟“一贯道”方面发生的三次打斗，均以“一贯道”失败告终。这个情况，当时还有报纸报道过。

不过，宋逊荣也不是个好惹的人，况且，他还代表着南京的“一贯道”。因此，他决定干训鉴进行报复。可是，一贯道”方面还真没有跟“蓝帮”争斗的实力，于是宋逊荣就耐心等候机会。据说宋逊荣悄悄使了点儿阴招，让“一贯道”成员中的一些官员眷属吹枕头风，鼓吹取缔“蓝帮”。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宋逊荣已经死了，就说不清楚了。反正一年多后，“蓝帮”还真的让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一纸通令勒令解散了。

“蓝帮”解散后，干训鉴不可能重返青帮，那些徒弟也都作鸟兽散。从此，干训鉴就失去了以往的威风。尽管还是富翁，但势力已经大大削弱，勉强自保而已。而对于“一贯道”来说，报告的机会到了。宋逊荣对其采取了“有限制裁”的报复手段，今天派人去砸干训鉴名下的一座商铺，明天打伤其家人，隔天晚上又在干训鉴家门前放一把火，没烧到宅子，却把大门烧了半扇……总之，这种骚扰给干训鉴带来了无数烦恼，使其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如此一段时间下来，干训鉴终于支撑不住了，寻思再这样搞下去只怕会把命交给宋老板了。再三考虑后，干训鉴决定求和。“一贯道”接受了干训鉴的求和，不过是有条件的——让干训鉴在南京最豪华的中央饭店摆了十二桌酒席，请“一贯道”的头面人物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帮会的头目都到场，亲眼见证干训鉴向“一贯道”代表宋逊荣呈递“道歉书”。至此，这场长达四年多的帮会纷争才宣告结束。

不过，帮会纷争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干训鉴、宋逊荣之间的仇恨也消弭了。稍稍缓过劲来的干训鉴不断在公开场合放出要对宋逊荣采取措施的风声。日军占领南京后，宋逊荣跟日伪都厮混得很好，干训鉴这才识相地保持沉默，连外面也不去了，终日待在家里烧香念佛。抗战胜利那年，干训鉴已七十岁，患了中风，卧床三年，最严重时终日昏迷，家人已经为其准备好了殓衣棺木。没想到，干训鉴竟然活过来了，而且身体逐渐康复，甚至能够下床活动了。不仅如此，发病时严重减退的思维能力也奇迹般地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恢复。于是，老头子又想到了他的仇人宋迹荣，只要有朋友去看他，嘴里就会念叨着诸如“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之类的话。

宋逊荣的另一个仇人武巡道的名字有点儿另类，往往使人误以为是个什么官职名称，其实那是个打从出生起就已使用的名字。武巡道与宋逊荣是同行，经营着一家名号为“大幸”的酱园，规模也差不多。老话说：同行是冤家。这句话在武巡道跟宋逊荣的关系上得到了充分印证。武巡道的性格有儿阴鸷，还比较偏激，这两种特点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干的又是跟宋逊荣一样的活儿，那么宋逊荣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属于眼中钉肉中刺了。

酱园经营的产品中，占大头的是雪菜、大头菜、萝卜．每到冬春时节，各酱园都竞相收购这三样原料。这样，各家之间自然形成了竞争。但因为有行业公会的协调和约束，所以竞争还不至于发展到恶性。可是，“大幸酱园”的武老板却不是一个肯守规矩的商人，而“大幸”的主要竞争对手，恰恰是与其规模相仿的“达诚”。若论正常经营，“大幸”是敌不过“达诚”的，因为宋逊荣在江湖上路路通，三教九流结交了不计其数，落实到采购原料上，自然价廉物美。竞争不过“达诚”，武巡道很不甘心，于是就出了阴招儿。

有一年春天，“达诚”向江宁县棋盘村的农户订购了两船雪菜，宋老板生怕同行争抢，预先派人前往那里预付了全部菜款，并留在当地看着农户从地里割了菜，一筐筐装好抬上船。装船后，由于要等潮水，所以有半天时间休息，农户就请酱园派去的两个伙计去他们屋里喝酒。三四个钟头很快过去，看看潮水转了，一干人就上船往南京城行驶。到了酱园对街的河埠泊船后，将一筐筐雪菜抬进酱园。雪菜必须一运到就腌，否则搁的时间长了就会变老。一班伙计已经等候着，让农户直接把原料抬到工场间。哪知，师傅一检查，雪菜竟是烫的，显已被人浇过水。这就不是变老的问题，而是已经拔节，于质量上来说就直接降级了。一降级，腌制出来的成品就得大减价，还不一定有人买，更重要的是砸了“达诚”的牌子。

宋逊荣大怒之下，请人打听是何人所为，最后得到确凿信息，是武巡道指使几个地痞做的手脚。宋逊荣跟武巡道自此结下了梁子。

不过，宋逊荣毕竟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人，初时还不想对武巡道采取什么措施，唯恐被人哂笑“为了两船雪菜就怎么怎么”，于是就托人给武老板捎话，让对方摆酒席表示一下歉意即可。可是，武巡道除了阴诈之外，还特别看重钱财，并且认为宋逊荣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不过是猜测自己搞破坏而已，所以非常硬气地回答说“不理他”。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回答过于草率——三天后，他的一只耳朵没了！那天晚上他外出应酬回家途中被人拦下，还没弄清对方想干什么，右耳已经给割掉了。

几乎所有知道“大幸”、“达诚”矛盾的人都认为这是宋逊荣策划的，武巡道更是这样认为了。可是，他对此无可奈何。去警察局报案报案吧，没有证据，再说警察局有一些宋逊荣的朋友，更有“一贯道”徒众，指望他们把案子破了是不可能的，弄不好把另一只耳朵搞没了倒是有可能的。这样，武巡道只能忍气吞声，直到南京解放，方才敢直起腰板，还曾来“达诚酱园”骂骂咧咧过。后来宋逊荣折进局子，他更是四处扬言称“宋老板如果不进去，那真是没天理了”。

9月16日：专案组对这两个对象同时进行了调查。侦查员钱怡宣、王震峰来到干训鉴家时，老头子正在院子里那棵大银杏树下喝茶。听家人说有公安局的人登门，便起身相迎，让家人沏好茶递好烟甚是客气。他自己也点了一支烟，却是廉价的“双斧”牌，对侦查员解释说他已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成功地戒了鸦片，现在只能抽这种低档烟，刺激大，可以抑制体内残存的对鸦片的欲念——用现在的专业说法，就是“心瘾”。然后，他就主动询问侦查员：“二位同志来找老朽，是不是为那封信的事？”

侦查员有点儿糊涂，这是哪门子话？什么信？老头子就说起了那封信，刚开了个头，侦查员就明白了——就是专案组成立伊始收到的那封匿名举报信，作者竟是眼前这个病歪歪的老头儿！

双方谈下来，侦查员才知道，原来干训鉴还不知道宋逊荣已经死了。这也难怪，一个病老头儿，虽然曾经呼风唤雨，如今却唯恐政府找他麻烦，除了健康原因不便出门，还断绝了与以前那些社会关系的来往，南京城又这么大，宋老板命案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惊天大案，半个月了消息还没传到他这边来也是正常的。侦查员要了解的是眼前这个老头儿跟宋逊荣命案是否有关，此刻一看他那副获悉宋的死讯后震惊的样子，再加上现在他简单的家庭成员结构和已经空白了的社会交往，基本上也就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另一路对武巡道的调查，由侦查员迟宝平、张嘉煌两人负责。他们比钱怡宣、王震峰更省事。去了“大幸”，酱园还在经营，说要找老板，答称在医院。怎么进医院了呢？原来武巡道一个月前突发中风，急送医院救治，命是保住了，却昏迷了十多天，9月3日才苏醒，现在还在医院里接受康复治，

迟、张两人随即赶到医院，见到了武巡道本人，武巡道头部的绷带昨天才去除，露出开颅手术后留下的刀疤。找医生、护士问了问情况，查看了病历和账单，确认并无虚假，于是就排除了对武巡道的怀疑，理由很简单：武是8月17日发病的，当时别说他了，就是周勇根也不知道月底宋逊荣会被释放，所以，他不可能策划对宋逊荣的报复行动；宋逊荣被释放时，武巡道正处于昏迷状态，因此，武巡道应该与本案无涉。

这样，宋逊荣两个仇家的作案嫌疑就都被排除了。

六、账目暴露出来的线索

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自称傅化铁的家伙，却没讨论出任何结果。于是，换一个角度思考，从被杀的宋逊荣方面进行调查。据吕菊香供述，傅化铁应该是跟宋逊荣熟识的。宋逊荣虽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角色，但他一辈子都住在南京，居住点也只有一个——酱园。他既然跟傅化铁熟识，那么酱园的伙计以及宋逊荣的家人是否知道傅化铁这个人呢？

专案组除周勇根之外的侦查员都去了“达诚酱园”，分头对酱园伙计和宋逊荣的家属进行调查。被调查者对于“傅化铁”这个名字都觉得陌生，侦查员又形容傅化铁的相貌，竟然也没有人知晓。对于这条线索的调查，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之后几天，南京阴雨连绵，专案组诸君的心情也似被秋雨淋湿了一样，一个个都觉得非常郁闷。其时内部已有通知下达，说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开国大典，各地要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南京市公安局连续三天举行各处室、分局负责人会议，通报敌情（当时对敌特、刑事、治安诸情况一概称为“敌情”）、布置行动。周勇根作为主管刑侦的分局副局长，自然必须参加。老周就让专案组四名侦查员在办公室待着，有兴趣讨论案情的就讨论讨论，没有兴趣的，干脆休息。从9月3日专案组组建以来，大家没日没夜地忙碌，还没休息过，现在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侦查员便在办公室喝茶聊天，貌似悠闲，实则一个个心急火燎，聊着聊着就聊到案子上，聊到案子上也是白搭——聊不出什么名堂来。这样到了第三天，雨还在下，大家却憋不住了，有人提议出去转转，得到了一致响应，于是就撑着伞出门了。四人雨中散步，谁也没有说去哪里，却自然而然地往“达诚酱园”漫步而去。

夏天刚过，酱园生意进入淡季，一班伙计比较空闲，正聚在一起一边清洗酱菜缸子，一边闲磕牙瞎聊天儿，只有账房里传出炒豆子般的算盘脆响。刘先生正在盘账，见侦查员登门，便住了手招呼“请坐”，一个伙计端来一壶新沏的茶。账房不大，四个人一坐，基本就没啥多余空间了。侦查员喝着茶，跟刘先生聊天儿。刘先生告诉他们，宋老板一出事儿，宋家的这份祖传产业也就到头了，两个儿子都是有固定工作的，对子承父业没有兴趣，已经决定把酱园盘给别人。宋家人厚道，把“延留职工”作为转让条件之一写进了合约，所以十几个职工都能继续保留饭碗，只有他因年龄大身体差，谢绝了新东家的再三挽留，决定回家养老了。在临走前他要把一应账目全部清理完，好让接手的新账房着手熟悉这里的账务工作。

四个侦查员中的迟宝平出身于三代账房世家，他本人在这方面也有些天赋，打从小学一年级起，算术成绩就极佳，到初中毕业都一直是全班全年级第一。本来，他多半也会端财会饭碗，可是他在初三那年因为帮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老师藏匿“罪证”，被国民党警察局列入了抓捕名单，幸亏有人事先透露消息，他得以及时逃离南京，才算没进“老虎桥”。迟宝平去了苏北解放区，被分配到岔安局，从此阴差阳错干起了他祖上想破头也想不到的“捕快”工作。南京解放后，迟宝平被组织上调回老家，成了玄武分局的一名侦查员。他虽然干着侦查工作，但那份渗透到骨子里的数学天赋还在，比如此刻，别人在跟刘先生聊天，他却对刘先生正在清点的账目发生了兴趣，拿过账簿看得津津有味。也真亏得迟宝平有这份兴趣，他这么一浏览，竟然发现了线索。

刘先生见迟宝平对账目有兴趣，便随口解释，说这两本账簿上记的是今年二三月份的财务往来，那两个月他请了病假没来上班，宋老板就请了一个临时账房先生来做账，生怕把账目搞混了，所以就专门记在另外的账簿上。他此刻正在核对这两个月的账目，以便交接时有个说法。刘先生说罢，继续跟其他侦查员聊天儿，迟宝平则继续浏览那两本账簿。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笔似乎值得留意的金额支出：酱园向“金穹钟表店”划过去了三百元，后面括号里注有两个蝇头小字“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金圆券，也有“大头”、“小头”（铸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及其他银洋，但以金圆券为主。因为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严重，银元成了硬通货，商家一旦收进后轻易是不肯拿出去的。可是，2月12日划出的这笔钱却是银元，而且一下子就划出了三百元，这似乎显得有些异常。

迟宝平往下看，就更觉得异常了。三天后，这三百银元竟然又划了回来，而划回的那个账户却是“天保商行”。这下，迟宝平真的给弄糊涂了。这划出划进的三百银元应该是同一笔账，一般说来属于借款还款。可是，眼前的记载中，受款方是“金穹钟表店”，那可以理解，可能是宋老板买钟表，也可能是借钱给“金穹”的老板；然而三天后划回来的却是“天保商行”，这就不对了，难道“金穹”和“天保”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

迟宝平看着感到怀疑，脸上却是声色不露，一直到和其他三个侦查员一起告辞离开酱园也没吭声。往回走的时候，他忽然说有点儿事情要回家一趟，就和众人分手了。

迟宝平其实没回家，而是决定对此悄悄地作一个调查，他先去了“金穹钟表店”，那是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店铺，老板名叫高克，四十来岁的一个高个子，见来人亮出证件，便很热隋地接待。迟宝平不是奉命调查，所以茶不喝烟不抽，坐下来开门见山问2月12日那天“达诚酱园”划到贵号的那笔款子是怎么回事。高老板马上说有这笔款子，那天是元宵节，是一个朋友要求划到敝号账上的。本来打算下午就陪他去银行取出来，可是下午因为过节银行不营业。那个朋友急着要离开南京去镇江，于是就说老高这三百大洋我就向你买一块手表吧。于是，高老板就给了他一块14K金的“浪琴”男表。

迟宝平听说“镇江”，心里一动，便问：“你那个朋友叫什么？”

“他姓马，叫马腾飞。”

“那位马先生是哪里人啊？”

“哦！这个我倒从来没有问过他，他自己也没说起过，听口音应该是无锡一带人氏。”

迟宝平寻思这个马腾飞别就是吕菊香供称的那个傅化铁吧？宋逊荣依其言把三百大洋划到高老板钟表店的账户上，这说明两人有过什么交易。

高克机灵，看迟宝平神色严肃，情知这笔款子多半有问题了，不过那是南京解放前的事儿，人民政府应该不管的吧？但又一想，如果马腾飞是敌特分子呢，那他岂不是一道受牵连了？于是，不待迟宝平发问，就主动说起了他踉马腾飞的相识过程——

马腾飞跟高克交往七八年了。那时，高克除了经营钟表店，还在鼓楼区童家巷那边开了一家小旅馆，那是受其在汪伪警察局干事的表弟的怂恿开的，表弟出一半资金，由高克请人经营，利润一人一半，治安方面有什么事儿都由表弟出面挡着。那时的南京，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首都”，又是华东侵华日军司令部的驻地，对于住旅馆控制得很严，没有“良民证”的一律不得入住。而高克经营的这家小旅馆，由于其表弟的原因，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当然收费会比市价高一些，但通常入住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马腾飞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良民证”的主儿，他经常住该旅馆，有时一住就是两三个月，花钱多少不在乎，给茶房的小费也很大方。高克作为旅馆老板，就这样和马腾飞相识了。后来抗战胜利，表弟被捕，以汉奸罪枪决，旅馆作为敌产被没收。高克也差点儿受牵连，还是马腾飞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替他摆平了此事。高克对此甚为感激，两人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至于马腾飞是干什么职业的，高克曾经问过，对方说得有些含糊，听上去像做掮客的。

迟宝平听着，对马腾飞更起疑心，寻思这主儿或许就是傅化铁吧？于是就问：“高老板跟马老板结拜时，是否合影了？”——此乃民国时江南一带的规矩。如若结拜，或者如吕菊香认宋逊荣为干爹之类，都须去照相馆留个影，以为纪念。

高克点头称是，拿来照相簿，把照片给迟宝平看。迟宝平看着照片，觉得似乎有些像，却不敢断定这个马腾飞跟傅化铁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照片是前几年拍的，他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傅化铁，只是听小邢和吕菊香描述过傅化铁的相貌，于是就从照相簿里取出了这张照片。

按照迟宝平原先的打算，还准备去“天保商行”调查划给“达诚酱园”的那三百大洋是怎么回事，但此刻有了这张照片，他就想马上回分局向组里汇报这事。当时，对组织性纪律性抓得很紧，迟宝平不敢在未经专案组批准的情况下单独调查下去，唯恐给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那是要写检查的。

回到分局，周勇根等人看了照片，有说像傅化铁的，也有说不大像的。周勇根说这条线索很重要，立刻让小邢和吕菊香辨认。为稳妥起见，周勇根让另外准备几张与马腾飞年龄、脸形相仿的照片，一并拿去辨认。

吕菊香和小邢看过照片，二致指认马腾飞即傅化铁！周勇根下令，立刻向“天保商行”调查2月15日划给“达诚酱园”的那笔三百大洋的款项是怎么回事。

“天保商行”的老板名叫陈天保，五十来岁，是个瘦高个子，嗜酒，抗战前参加过南京市酿酒公会举办的“江南饮酒大奖赛”，以两小时喝掉烈性白酒一斤半、绍兴黄酒三斤的成绩进入前八名。这等喝法，于身体肯定有碍，所以9月12日那天他在履行每餐必饮的程序后弯腰想捡一根碰落的筷子时，一头栽倒，送往医院后救得一命，不过已经嘴歪眼斜，无法言语，只有卧床静养的份儿了。侦查员员登门那天，正是他发病第十一天，被家人从医院接回后住进了专为他在商行后院设置的一间平房内静养。

这样，陈天保就无法回答问题了。侦查员想了个法子，在纸上写上“认识马腾飞吗？认识就眨一下眼睛，不认识就眨两下眼睛”，拿给陈老板看。陈天保的大脑看来还是能够运行的，当下就眨了两下眼睛。

侦查员又写：“今年2月15日，天保商行往达诚酱园的账户划了三百银元你知道吗？”

陈老板眨了两下眼睛——竟是不知道！

于是把商行账房王先生请来，王把账簿和划款凭证给陈天保看了。侦查员再问他。竟然还是眨两下眼睛！侦查员又问他是否跟“达诚酱园”的宋老板认识，他依旧是眨两下眼睛。王先生当场就嘀咕道“达诚宋老板是您表哥，平时你们哥儿俩常来常往，哪有不认识的？宋老板被政府放出来后办酒席还来请过您呢！”

这说明陈天保让账户先生划出去的那三百银元背后多半是有隐情的，而眼前这位躺在病榻上的陈天保拒绝如实回答，恰恰说明他多半也涉及这个秘密。

侦查员忽然想到，最初调查本案时收集的参加宋逊荣宴席的名单中并无陈天保，他是宋逊荣的表弟，为何不去祝贺呢？问了王先生，得知陈天保在9月1日接到宋逊荣派人送来的请帖时，当场就请来人代向宋老板致歉，说自己身体不适，就不去了。隔了一天，得知宋老板上吊死了，陈天保也没前往吊丧，而是派妻子、儿子前往。之后，陈天保就显得有些反常，第一是不出大门一步，第二是搬到店堂和伙计一起过夜，第三是喝酒更厉害，连早餐也喝，有时半夜还要加一顿老酒。

专案组对陈天保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陈天保与宋逊荣之间，甚至与马腾飞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瓜葛。于是，也就有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查清这种瓜葛，案子也就破获了。如何调查呢？大家认为还是要从陈天保那里查起。陈老板虽然病重不能言语，而且拒绝配合调查，但他的商行和家庭成员都还在，就通过这两条渠道进行调查吧。

七、职业杀手落网

9月23日，专案组刚启动对“天保商行”方面的调查，运气忽然主动撞上来了！这天下午两点，“金穹钟表店”老板高克来到玄武分局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马腾飞现身了！

上午十点半左右，一辆三轮车在“金穹钟表店”门前停下，车上下来的是马腾飞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妖艳女子，两人手里拎着礼品盒。马腾飞让那女子唤高克“大哥”，介绍说这是他的妻子韩萍。马腾飞告诉高克，他娶妻后入住女方家，现已定居苏州。前天迟宝平去钟表店调查时对马腾飞表现出的兴趣使老江湖高克意识到他这个盟弟似乎不是个善主儿，因此虽然迟宝平只是关照他如有马腾飞的消息就跟他联系，并未指导过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但他还是决定弄清马腾飞下榻何处，以便等会儿好向迟宝平作一个完整的情况汇报。于是，高克悄然吩咐店里新来的学徒小丁，等他招待马腾飞两人吃过午饭离开后进行跟踪，看两人去哪里。不久，小丁返回钟表店向高老板禀报，他们去了马台街的“福源旅馆”。于是，高克就来分局向迟宝平报告了。

下午四点，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福源旅馆”。可是，马腾飞两人已经退房离开了。根据公安部门的规定，旅客人住旅馆一律凭工作证或者户籍地派出所的证明，马腾飞人住“福源旅馆”登记时使用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北站分局天目中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写的却是女方韩萍的姓名。而之前马腾飞却对高克说韩萍家住苏州。他为什么要对高克撒谎，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明晰的：这家伙肯定有问题！

当晚，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即乘坐夜班火车赴沪。次日上午，在北站分局的配合下，查明韩萍是一家私营医院的护士，两年前离异，子女归男方。她与马腾飞是今年7月间相识的，9月15日即结婚，新房在马腾飞在上海的居住地——榆林区榆林路大隆里。两人结婚后，外出旅游，南京应是他们计划游览的地方之一。从韩萍向医院请假的情况来看，他们应在9月26日前后返沪。

侦查员又去马腾飞的居住地派出所调查，发现马的户口早在1947年4月就已出现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的户籍档案中了，旧警察局的户籍登记比较简单，对于“从何处迁来”的说法，竟然是“不详”！再了解马的居所，那是他在1946年11月从上家手里花了三百大洋买下来的，是三间瓦平房。据邻居经映，马腾飞跟他们相处得不错，尽管长得一副凶相，但待人接物还是很和善的。他的职业据说是水产掮客，经常出差，凡是逢年过节前出差返沪时，总会带一些外地土特产回来赠送给四邻。

专案组在两个分局的协助下，悄然对马腾飞和韩萍的娘家两处住地进行布控。9月26日晚，当马腾飞、韩萍结束旅游从外地返沪回到新居时，即被拿下。经审查，韩萍与本案无涉，三天后获释。马腾飞到案后，作了如下供述——

马腾飞真名叫夏天雷，三十六岁，出生于太湖的一条渔船上。七岁时，其父母因救治被官府抓捕后带伤越狱的湖匪“独天霸”被官府查获，开刀问斩，“独天霸”遂将夏天雷认为义子收养下来。夏天雷的童年是在土匪群里度过的，长期耳濡目染使他形成了冷酷嗜血的性格，还练就了身本领，他十四岁正式参加作案时已经以武术、水性、枪法闻名东太湖区域了。抗战爆发前夕，“独天霸”匪帮被苏州、无锡、湖州三地军警、保安团联合剿灭，七八十名匪徒仅仅逃出了夏天雷等六人，“独天霸”负伤被擒。军警唯恐他再次越狱，便就地将其处决，割下首级在苏州、无锡、湖州三地城墙上轮流悬挂示众。

此后，夏天雷就离开太湖，上岸谋求发展。他先去了上海，投奔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特务大队长、青帮流氓吴世宝，当了吴的保镖；后又被吴世宝派到特务大队当了小队长。吴世宝手下都是上海滩流氓，自有一份上海人的优越感，夏天雷跟他们混在一起，难免格格不入，受到歧视。于是，夏天雷就在1940年离开“七十六号”，投奔戴笠布置在上海郊区的“忠义救国军”。在“忠义救国军”混了一个月，因受到排挤且不被重用，夏天雷又开了小差。从此，夏天雷就成了上海、南京、宁波、连云港范围内独来独往的一名职业杀手，由于其行踪诡秘，不留痕迹，竟然闯出了一些名头。数年间，夏天雷抱定有奶就是娘的宗旨，不管雇主是谁，只要肯出钱，不论要解决的对象是谁，只要他杀得了，就接下活儿，按时交差；另一方商，夏天雷对于价格、付款时间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能拖延付款，过期不付的，他也不啰嗦，也不催讨，瞅个机会直接就把雇主干掉！“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的死因，就是由于食言而欠款不付。

其实，宋逊荣死得还真有些冤，因为他只是出面替雇主跟夏天雷谈了一笔杀人交易。但是按照江湖规矩，出面雇凶的人，应当承担从头到尾的全部责任，即督促对方及时完成使命，并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支付全部费用。

那么被杀的对象以及雇主是谁呢？被杀的对象，就是本文引子中所说的那个死于4月19日晚的“大胜园”主人姚瀛；雇主则是前面专案组曾经打过交道的“天保商行”老板陈天保。这一点，夏天雷是清楚的，因为宋逊荣雇用他时，已经告诉他了。至于陈天保为什么要杀姚瀛，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恨，专案组之后虽然进行了调查，但由于陈天保已经瘫痪（七天后即死亡），也就没法儿查清楚了。

宋逊荣跟夏天雷早在抗战后期就已相识。夏天雷还曾想通过宋逊荣的介绍加入“一贯道”，企图有个组织依靠，宋逊荣为此也作了努力，可是南京“一贯道”的核心领导层对这个职业杀手印象不佳，再说“一贯道”也并非打打杀杀的组织，装神弄鬼是不需要夏天雷这样的角色的，因此将其排斥在外。这事没有成功，不过两人的关系还保持着。宋逊荣受表弟陈天保之托找夏天雷下手干掉姚瀛，夏天雷自然一口答应。双方在谈及费用时，由于姚瀛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所以夏天雷说按照规矩杀这个人费用得高些——五千大洋，不过看您宋老板的脸面，就打个八折吧。宋逊荣是谈生意的老手，一番谈判后，最后谈妥三千大洋，先付百分之十定金，划入“金穹钟表店”账户，余款在干掉姚瀛后的七天内一次性付清，须当面以现洋交付。为此，夏天雷还给了宋逊荣一口特制的特别牢固的皮箱，让其届时将大洋装在里面交给他。

4月19日晚，夏天雷潜入“大胜园”干掉了姚瀛。次日，他给宋逊荣发了一封挂号信，说买卖已经成功，请核实后于4月26日中午携款前往鼓楼“逸君楼”交付。

信发出之后，夏天雷就离开南京去了苏州。4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南京虽然处于两个政权的统治之下，沪宁铁路中断，但还是可以用“火车+汽车+小火轮”的方式辗转抵达。4月26日上午，夏天雷由苏抵宁。中午，他去“逸君楼”等候宋逊荣，可是，宋老板却没来，也没差人捎一个口信要求改期什么的。于是，夏天雷就明白了，这老小子是想趁南京解放赖账。从这时开始，宋逊荣就上了夏天雷的暗杀名单。

夏天雷当即返沪，开始考虑如何干掉宋逊荣。因为南京已经解放，他一时不敢贸然下手。在之前与宋逊荣的交往中，‘他曾数次去过酱园，清楚酱园的一应情况，寻思只能从后门进入内宅。但那条受过训练的狼狗却是一个障碍，寻常对付看门狗的法子解决不了，而那畜牲只要一叫，就会惊动其他人，所以只好另觅良方了。至于下手后如何不让公安局追查到他身上，他也考虑过多个方案，最后决定使用毒药让对方昏迷后伪装自杀的方式。主意打定，就去搞毒药，费了老大劲才弄到一点儿美国进口货。这时上海也解放了，夏天雷不敢轻举妄动，先待在上海看动静。两个月后方才前往南京，一打听，宋逊荣已经被政府捉进去了。夏天雷比较关心时事，根据他对宋逊荣历史罪行的了解，比照共产党惩治此类主儿的尺寸，寻思宋老板十年八年是出不来了，这件事看来也就作罢了。

如果宋逊荣真的被判刑，那夏天雷也就杀不了他了。可是，宋逊荣却被放出来了，而且，他释放的那几天，夏天雷正在南京跑掮客生意。宋逊荣回家的次日，夏天雷就从朋友处得知了消息，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厮怎么给政府宽大了？随即又起了杀心，政府对他宽大，我夏某却不能宽大，还是要照规矩办的。夏天雷还真有那份一根筋绷到断的犟性子，当下制订了方案，于当天傍晚就去找了曾经听宋逊荣说起过的吕菊香。

夏天雷的作案过程其实也很简单——宋逊荣一开门，他就上前握手寒暄，这给那只狼狗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来人真是主人的好朋友。待到进门，他随即抛出了一块预先准备好的涂有麻醉剂的肉干，狼狗已经对他放松了警惕，本性显露，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他利用宋逊荣给他沏茶的机会在其茶杯里下了毒，药倒宋老板后，随即用麻绳套在宋的脖颈上。夏天雷力气大，把绳索的另一头挂上屋梁，一手抱起宋逊荣，另一手扯紧绳子，临末倏地一松，就形成了只有上吊者颈部才会出现的马蹄形索沟，伪装了宋逊荣上吊自杀的假象。然后，他牟走了两个茶杯，抛进了院子里的水井。

1949年12月28日，夏天雷被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吕菊香被判处五年徒刑；宋逊荣已被杀、陈天保已病死，也就不再追究两人雇凶杀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