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5年冀察八路军攻占张家口的一些史料分析

言信

来自专栏1937——1949，晋察翼十二年战争史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晋察冀抗战史的书籍或史料中，1945年8月底的解放张家口是个重头戏。自1937年10月开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1945年8月底晋察冀八路军攻占张家口之后画上句号。

以前，在众多的研究这一战斗的过程中，包括我在内，都只是泛泛地谈张家口战斗的整个过程，很少对那些五花八门的众多史料进行过深入研究。这一次，我尝试做深入一点的研究，将我以前积累下来的诸多史料逐一找到合理的位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投降。五天之后的8月20日，晋察冀八路军所属的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三个团、一个军区教导大队、一个军区警卫营、一个军分区教导大队、一个地方游击支队，总计约五千人，向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所在的张家口展开进攻。进攻断断续续持续三天多时间，23日中午，八路军攻进了张家口。

张家口原本有日军驻蒙军部队两万余人，核心的作战部队是1938年在北京成立，被称作“响兵团”的独立混成2旅。这个日军独立旅擅长于山地作战，许多年间一直是一分区和平西挺进军的主要军事对手。

1945年，日军已明显感到兵力的不足，开始向张家口收缩部队。在日本战后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记载着：“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渡边渡少将)5月底至6月上旬，收缩警备撤出涞源，固守铁路沿线地区。这是为了适应驻蒙军的意图和应付管内中共势力的显著扩大，同时为了重建治安地区而采取的措施。”

由于日军的这一退却，1945年5月，一分区八路军得以全部解放涞源县国土。

《华北治安战》书中在写出上面这段话后，还补充：“渡边少将对政治特别关心而且经验丰富，在其笔记中有如下叙述:我于1944年11月到任，当时管内治安紊乱，民心背离，感到必须改革各项治安措施。基于几年来的见解，计划在与我方势力相适应的地区内建立模范善政区，与中共‘解放区’的善政竞争，以争取民心。该方策以‘要爱护、同情、尊敬中国人’为口号。其内容为:(一)将军队驻地缩小到与兵力相适应的范围内；(二)对军官和日本官吏进行再教育；(三)控制武装讨伐；(四)整顿日本侨民的风纪；(五)撤回配属于北特警的部队；(六)刷新地方行政官吏的任用与推进政治治安工作；(七)整顿警察、邮局、监狱；(八)县政完全由中国人施行。此一德化政策，虽也收到若干效果，但大势所趋终归无法抗拒。

这个大本营设在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2旅，管辖区包括涞水县和涞源县，早期的军事对手是挺进军和一分区，1939年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被一分区八路军狠狠教训了一顿。这位渡边渡少将1944年11月上任，恰好在冀察军区10月份成立之后，所以，这个独立混成2旅后期最主要的对手就是郭天民、刘道生为首的冀察八路军。当时日军已经放弃了对国民党军的攻击行动，专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1945年郭天民、刘道生带领的冀察八路军能攻占日军把守的重要据点张家口，这本身就有许多历史疑点。

五千武器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的八路军主动向过去一向极力躲避的日军进攻，无疑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现在看日军的史料，原来早在8月20日，日军驻张家口的最高司令官根本博已经下令，张家口日军主力向北平撤退。到第二天的21日，日军驻张家口的主力都已撤走，留下来的日军作战部队也并不在张家口，而在张家口以北张北公路上的狼窝沟阵地，阻挡着向张家口进攻的苏军。

这与张家口日军是在八路军的进攻下才开始撤退的说法是矛盾的，也与是苏军解放的张家口的说法是矛盾的（在当时的中共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姚依林的回忆录中，他就说：“张家口没有经过战斗，是苏军解放的。”）。

事后得知，苏军并没有进攻张家口的计划。按照苏军原定的进军计划，苏军只到达张北县城即长城以北就停止了，进攻长城线上的狼窝沟都在计划之外，所以苏军并没有全力进攻，给张家口日军赢得了退却的时间。

对张家口日军来说，主力21日退走之后，22日、23日两天大都是日本平民组成的满蒙（察蒙）垦殖团，日本移民及家属的撤退时间。连续两天，除了掩护平民的撤退，从狼窝沟阵地退下来的殿后的日军，连张家口市区都没有进，直接从张家口火车站上火车开拔。

张家口日军及4万余日本平民的撤退行动十分完美，迟至23日中午，大批冀察北线八路军涌进张家口的时候，满载着平民的最后一列火车从张家口车站驰离。殿后的日军仍有部分无法挤上这列满载的火车，于是，只能沿铁路线向北平方向步行，之后在南口与撤离张家口的日军大部队会合。

此史料见“国際派日本人養成講座——地球史探訪：同胞４万救出作戦”。 [210.759 大東亜戦争：和平への苦闘][222.07 中国：中華民国時代]

以及：稲垣武、「昭和２０年８月２０日　内蒙古・邦人４万奇跡の脱出」★★★、ＰＨＰ研究所

这就是说，当时在张家口市区与进攻的八路军激战的，主要是当时伪蒙疆司令部所辖的蒙古族伪军。

我以前说过，老干部们一些抗战回忆录，习惯上，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把交战对手写成是日军，张家口之战的有关回忆录也是如此。把日军说成是自己一方的八路军打跑的，是许多老干部在历史背景不明条件下的一种普遍认识。

毫无疑问，八路军进攻张家口，回击八路军进攻的对手肯定会有日军，但绝对不会是以日军为主。1945年8月20日的日军，当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在张家口以北的狼窝沟挡住苏军的进攻，这才是主要敌手；二是使自己的部队和平民尽快乘火车或汽车撤离张家口。所以当时与进攻张家口的八路军交火的，主要是那些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逃的蒙古族和汉族的伪军。

读史读到这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出现了：按照天皇1945年8月15日公布的“终战诏书”。《大东亚战争全史》上记载：“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16日停止了积极的进攻作战，接着便采取了关于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措施。”

这张家口的日军吃了豹子胆，竟然胆敢违抗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军令，在张家口以北的狼窝沟对进攻的苏军顽抗到底。

原因何在？

主要原因在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授意。日军认为：“16日晨以来，不时发生占领交通干线和要求解除我零星部队的现象”，所以，“日军认为那些不法扰乱治安者不在蒋介石总统的管辖之下，因而有时不得不采取坚决的自卫行动”。

日军也曾想过要同延安的中共方面建立私下的联系渠道，但未能成功。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中记载:“对重庆政治工作的目标，作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环，在于利用重庆政府，以谋求缓和盟国的对日要求。在研究阶段，曾有主张对重庆和延安并行的方案。同延安的联络从去年夏季就已经考虑，但并无任何具体指施，今后的希望也很渺茫。于是决定以仅有一线希望的对重庆工作为主。然而不能考虑与重庆政府单独讲和，又因对重庆的谈判有变为对美谈判之虞，故不搞全面和平，而只是尽力促使实现停战。此外，该工作概由冈村大将负责进行，这是中央的意图。”

重庆方面蒋介石政府的反应如何？《华北治安战》中有记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大将对5月来访的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完全达到我们的希望是不可能的，但愿作到能使重庆政府至少默默保持中立的态度。”他计划将一直在秘密进行的此项工作推向前进。

日军在张家口的驻蒙军部队敢于公然抵抗苏军的进攻，还在于当时的一个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的果断拍板。

我研究过多年这位日军驻蒙部队的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他绝对不属于聪明、有远见的日军将领，但他规矩、刻板，又绝不丢弃一个属下和平民的做法，令人赞赏。但正是由于他的不那么聪明和富于远见，才使得张家口落到了八路军的手里。

我详细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过程和道理。

1945年的8月9日，继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施放两颗原子弹的同时，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所以自8月9日至15日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接受天皇的停战诏书之前，在中国大陆的全部日军都是准备对苏作战的态势。

8月15日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日军开始准备放下武器，按区域的划分向所在对手缴械投降。苏军分管的受降地盘是日本划分出的“满蒙地区”，即中国的东三省和半个内蒙古地区，此外还有一个在“满蒙范围”之外的承德和热河地区。

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受降的地盘。按照这个受降权限的地域划分，张家口应该在蒋介石、而不是苏军的受降范围之内。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说：日军驻蒙军最高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理应带领他两万名属下，在张家口静候蒋介石部队的到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跑了，带领自己的两万名属下和四万名平民向北平跑了，把张家口丢在了共军、即八路军的手里。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固守，选择了弃城而跑？

原因在这里，日军中国大陆派遣军发现：“蒙疆方面的苏军同延安军互通声息，想抢在重庆方面的傅作义军的前面占领张家口，直到19日仍未停止战斗，并射击我方军使，以配备坦克的部队继续进攻。”

这就是说，本应在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日停止的战斗，但苏军始终未停，直到三天后的19日仍在打击日军。甚至连日军派去谈判的军使都不接受。

为了避免被全部歼灭或者落入到苏军手中，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在19日下午的1点30分命令华北方面军：“如果情况还允许，尽可能撤退到京津地区。”

第二天的20日上午11点30分，先头部队到达张北县城的苏军宣布接受张家口日军的停战谈判，并要求张家口日军在当天下午5时以前放下武器，解除武装。

但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从20日早晨开始，张家口的两万日军和四万平民已经开始在根本博中将的指挥下向平津地区撤退。

根本博将军在事后回忆：“我军至少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可能的话争取一周时间的机动余地，应以此为目的，进一步进行交涉，如果对方不接受，为了赢得最低限度的时间，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

这就是张家口日军在张北公路线上的狼窝沟阵地阻击苏军战斗的全部原委。

在《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记载：中国派遣军及方面军于19日指示驻蒙军“停止战斗行动，适当进行局部停战谈判”。但是，当地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受到苏军的攻击，正在交战中。因此驻蒙军从20日开始进行交涉，并将前来增援的第118师团主力(因17日以后逐渐到达)部署于张家口以南地区。从当天夜里开始送日侨后撤。苏军方面强硬要求解除全部武装，交涉未能成功。驻蒙军不得已于21日夜间，将主力部队向北京北侧地区撤退，一部分向大同附近撤退。

据日本军史学家记载：苏蒙军也未再向前推进。

日军从张家口撤退的高峰时间是在20日的午夜，大批日军和日侨平民乘坐着各种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马车甚至步行，沿铁路线向平津方向撤退。到了21日，主要人员已经撤离，此时撤退的，是远在张家口以外内蒙古其他地区的日本垦殖团侨民。

众所周知，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发动的攻占张家口的战斗，是在20日，与苏军进攻狼窝沟的同一天开始的。因张家口市区还留有正在撤退的日军残余和大批日侨平民，冀察八路军在20日那天被迫退出攻占市区的战斗，21日休整一天，22日继续进攻，当晚又退回到城外，23日上午又开始继续攻击。

此时的23日那天，张家口市区的日军残余基本上都已走光，滞留在张家口火车站的最后一批垦殖团平民也在正午时分乘上了火车，而这些日侨丢弃下来的包裹皮箱堆满了张家口火车站前的小广场，引得大批的张家口市民不顾生死在那里疯抢。

日军仓皇撤退时，一些日本妇女留恋在张家口的美好生活，不肯走，有的被抱上车又跳下来，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她们知道回国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优裕的日子过了。日本在张家口的居留民生活极尽奢侈，占据了张家口最好的住宅，有自己的社区、神社和学校，每个日本居留民住宅都生活优越，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日本浪人和小职员。

当年八路军老干部的回忆，以当时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的回忆为最权威史料。

在1986年7月6日(星期日)香港《大公报》第三版上刊登的段苏权的回忆：19日，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与苏军联系上，20日开始跟苏军配合，进攻张家口外围。一度曾攻进张家口市区，黄昏时又撤出。21日休息一天，发现日军开始撤逃，于是信心大增，22日八路军又鼓起士气继续进攻市区。

“当晚八路军再次撤出市区。日军趁我撤退之际，于当晚分两路全部撤离张家口东逃。23日清晨八路军继续进攻”，这一过程段苏权没有提及，是四十团团长杨森的回忆。

直至24日清晨才肃清张家口市区的敌人武装。“随后，察南分区的第二十团陆陆续续进入市区。”

段苏权晚年写给香港报纸的这篇回忆，因为要文字简练，所以在内容上出现了含糊之处，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二十团是在24日肃清敌人后才进入张家口的。其实在段苏权早年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二十团是在23日的战斗中加入到解放张家口的战斗的。

段苏权早年的回忆：23日那天，“从张家口以南23公里的西庄子赶来的察南军分区第二十团一个连攻占了西南山坡，该团主力随后陆续进入市区。下午3时左右，市内战斗结束。天黑，冀察区党委和军区的部分领导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和新华支社记者团从张家口南30公里的石门屯赶到张家口。”

张家口卫戍区第一任政委、张家口市委第一任市委书记杨春甫回忆更全面一些：“跟随北线指挥部的八路军第十三军分区二十团和蔚涿支队也迅速投入战斗。二十团在团长黎光、政委李布德指挥下，（22日）连夜向张家口发动进攻，蔚县支队随后配合策应。经过昼夜激战，北线指挥部、教导大队、警卫营于23日凌晨渡过洋河，随十三军分区二十团主力从南面进攻，并迅速向市区展开。”

从我掌握的史料和回忆来看，杨春甫的回忆更客观一些，也更准确一些。段苏权指挥的平北部队在张家口东北方向，北线指挥部在张家口南面。北线指挥部直接指挥的这边战斗的场景，当时在张家口东北战场的段苏权是不会知道的。

作为“老平西”，我写过不少他的故事，抗战初期北平市区到平西的地下通道就是杨春甫构建的

1945年8月23日的解放张家口战斗，冀察八路军北线指挥部以及察南、平北两个军分区下属的三个团、一个教导大队、一个警卫营、一个地方游击支队总计五千余人，都攻进了张家口市区，抵抗的只有伪蒙古军（蒙疆军）数千人。在张家口市区，这些在草原上凶悍的蒙古族骑兵无法施展他们快速的攻击力，于是只好边打边撤，最后从张家口北的大境门、水母宫一带逃出了城区，留在城区的两千多伪军都被消灭。

事后得知，苏军的最终进攻界限就是狼窝沟，他们并没有攻占张家口的企图。如果当时根本博中将知道这一点，他将不会轻易放弃张家口，而会在张家口固守，等待蒋介石方面的傅作义军队的到来。

如果根本博不走，即使苏军真要攻打张家口，也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苏军的最边缘进军终点是内蒙古的库伦地区，进军到张北县，苏军已经违规了，侵占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所以自知理亏的苏军不会真的发起攻占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当时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领导人易耀彩到苏军的拜访，苏军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接到命令是只能进到长城线，再不能前进”，所以无意前进到张家口。

如果根本博不走，苏军不向前进，仅靠冀察军区甚至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实力，根本战胜不过根本博的日军。根本博可以从容不迫的静待傅作义的到来，张家口最终会沦为傅作义的掌中之物，毫无悬念（后来傅作义将军说，他的骑兵只差6小时没有能占领张家口）。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冀察八路军五千余人侥幸占领了张家口之后，傅作义的先头部队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骑四师、骑五师的骑兵部队已经到达了怀安县的渡口堡和柴沟堡。

可惜根本博的日军先走了一步，八路军打了个时间差，抢先一步占领了张家口。如果根本博中将聪明一点，有远见一点，看透这个政治军事的大趋势，不急于走，这段历史将被改写，张家口将落在马占山、傅作义的手中。

1945年8月处在大反攻阶段的晋察冀八路军，总计有可以调动进行规模作战的野战兵力五万多人，其中，郭天民指挥的冀察军区一万五千多人：即北线指挥部指挥的察南军分区、平北军分区五千人；南线指挥部原准备接收北平的北岳一分区、平西十一军分区主力一万人。按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力，即使冀察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的五万多八路军全部出动，这些只善于游击战而不善于大部队攻坚作战的八路军也绝对不是张家口两万日军的对手，更何况傅作义军队从西边袭来。

幸好根本博的两万日军走了，让八路军“拣个大漏”。

由于8月23日张家口被八路军占领，冈村宁次为首的中国派遣军于23日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中国战区所有日军，必须向蒋介石投降。”

张家口被冀察八路军占领，只是侥幸“拣个大漏”，当时的张家口周边形势还非常危急。由于马占山带领的国民党先头骑兵部队四千余人已经到达张家口的西大门柴沟堡，张家口周边还有一万余蒙汉族土匪在疯狂活动。刚刚占领了张家口的这五千余冀察八路军无力抵抗，于是，当时的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有人想出了极不靠谱、但也无可奈何的一招：要张家口卫戍区政委杨春甫出面：“用回拜的形式探寻苏军能否携守”？

杨春甫到苏军驻地探访的结果，苏军领导人婉转推托，使得杨春甫“基本明白苏军的意图。就是不想和国民政府的军队发生摩擦”。事后得知，当时苏军的政治态度出自苏共的国际政策。

早在1945年的4月15日，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赫尔利曾就国共问题同苏联首脑进行会谈。当时，苏联方面说过:“中共党员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他们认为必要而正确的改革，苏联并未援助中共；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内部分裂和内战；苏联希望同中共保持较为密切的谐调关系，苏联对新疆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表示强烈的关心。苏联主张中国政府要防止对苏联人民差别待遇的一贯态度不变”。斯大林特别指出:“苏联和英美两国都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同时对中国全国军队完成统一愿予协助”。

由于苏军的拒绝帮助，易耀彩为首的张家口北线指挥部只能向当时在房山，还傻等着要“接收北平”的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接连告急。此时郭天民顿时悟过来：北平虽然是“西瓜”，但那是人家的“西瓜”，还不如已经到手的张家口这个“芝麻”的好。于是紧急下令，在房山的平西十一分区部队打前站，在涿县、大兴的一分区以最快速度收拢部队，随后跟上，星夜兼程，立即赶往张家口。

此时暑热高温之后，突然天降大雨，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十一分区、一分区走的都是山路，从房山、门头沟、。沿途的山路溪水成河，山洪暴发，使得急行军更为艰难。最烦恼的，还在于暑热天气，急行军的八路军喝了生水，于是部队中的许多人都腹泻不止。

由于郭天民军令如山，拖慢行军队伍者一律就地执行军法，没有任何人敢于拖延。当时的景象惨不堪言，只见一个个不分男女的八路军战士在滂沱大雨中挣扎前进，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腹泻的大小便沿裤腿流下，腥臭难闻。幸好有雨水的冲刷，粪便流下即被冲走。

部队紧急行军到怀来县花园口，天放晴了，赶上日军撤退的火车抛弃在这里，于是部队得以乘上火车，赶到了张家口。

在这以后，十一分区肖文玖部队在先，一分区肖应棠部队在后，接连在柴沟堡、渡口堡两仗打垮马占山的骑兵部队，消灭一千多人，两千多人退走，为张家口解了围。

再谈日军的张家口撤退。

张家口日军撤退，大部分撤往北平以北，日本《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记载，日军主力21日已经到了相对安全的平津地区。当时，由于运输工具的不足，运送日军的火车到南口车站后立即返回，以便快速运下一批人。

少部分日军舍近求远，去了大同（大同日军的铁甲车一列到达张家口，装满人后并没去北平，而是退回大同）。

日军主力从张家口撤退，最近便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属北平，大部队撤往北平方向没有错，但为什么有少股日军部队却开往大同？

当年，从北京到大同之间，还没有直达的铁路或公路，非要途经张家口不可。1937年日军进攻山西，就是走的张家口至大同这条路线；1949年北平解放后华北野战军二兵团驰援太原一兵团，走的也是张家口、大同这条路线。大同直达北京的“大秦铁路”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动工修建。

所以，舍北平而去大同，去大同的这支日军，不是舍近求远，自寻死路吗？

现在知道：日军驻守在大同的第4独立警备队，1945年3月30日在大同编成入列驻蒙军就地驻防，司令官坂本吉太郎。

对于这个日军新编成的第4独立警备队，《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这样说：“第4独立警备队虽然装备很差，人员也不足，但接替第118师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承担了大同、包头广大地区的警备任务。管内南半部中共势力显著强大起来，并从偏关方面继续北上。西半部有重庆的优势兵力采取包围形式，正在进行炸毁铁路、策动武装团体(蒙古军、警察队、铁路警护团等)叛变和瓦解等工作。警备队不断进行剿共讨伐，但管内治安状况并未好转。因此无力进行对北方作战的准备(主要是在包头、武川、平地泉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作迄无进展。”

张家口日军撤退，日军最高司令官根本博不会放弃在大同的这支日军不顾，他怕在大同的这支日军势单力薄，被消灭掉，于是从张家口派出一支日军到达大同，与第4独立警备队会合。日本战败投降后这支日军一直在大同固守，最后向到达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缴械后被送往北平。

第一个疑惑解除了，第二个疑惑又出来了：晋察冀或冀察八路军占领了张家口，吃惊地发现日军在张家口的七十多座物资武器仓库完好无损，堆积如山。所以当时看到这些宝贵物资的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感慨地说：这些物资，日本人再打一个八年也足够呀！

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宝贵的物资都留给死对头八路军，为什么不运走？运不走的就一把火烧掉？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我拿不走，烧不掉，也要毁掉，糟蹋一番。凭什么好端端的都留给对头八路军？是日军撤退的太仓促，来不及焚毁吗？还是日军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焚毁的意思？

在日军的投降及解除武装的条款中，有关物资的部分制定的很粗糙，一切全凭执行军人的理解来实施。根本博中将的教条和刻板，使得占领了张家口的八路军同时也意外获得了这许多想都想不到的战备物资。但日军在物资管理上的高素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在八路军进入张家口的很长时间里，由于管理上的混乱，土包子出身的八路军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这七十多座物资及武器仓库中，很多仓库被人盗抢和挥霍。日本仓库里的东西多极了，仓库里光罐头就堆成山，已有不少腐坏变质。进入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白糖白面烙饼（我猜那时土八路们还不懂得有“炸油饼”一说，只会烙饼多放油而已），油多得下不去手，大桶的牛肉罐头打开就吃，天热，放坏了再开罐新的，几乎顿顿如此。

由于在张家口的日伪军仓库众多，八路军兵力不足，人手不够，无法照看所有仓库，因此市民纷纷去抢东西。张家口曾发生有一处糖仓库倒下的糖包压死人的事情，成为新闻。有的仓库只有一个卫兵守大门，无法阻止众多市民来抢，朝天开枪也阻止不了。当时的八路军只能下令不准抢劫，已抢去的也不追究，这些物资都是日寇从中国人手里抢来的，市民由于饥寒交迫和对日寇的仇恨，可以谅解。后来八路军为稳定城市人心，开仓济贫，把大量粮食衣物赈济贫苦市民。

1945年8月3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机关进入张家口的许多天里，车站附近有地方仓库着火了。只见火光冲天，听见炮弹爆炸声，大火延烧了两三个小时，进城的八路军猜测可能是汉奸特务点着了弹药库。据说市郊有一处地方已烧了几天几夜还未扑灭，特务放火，枪声不断，社会秩序急待恢复。

一直到9月7日前后中共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姚依林来到张家口之后，还可以听见每天不分白天黑夜，枪声不断。因为子弹多得用不完，八路军及各色人等都在用日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当鞭炮放着玩。

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自9月7日开始，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一分区挺进剧社和边区抗联会群众剧社合组成几百人的宣传队，分散到城市的各街道、居民点进行宣传。主要是口头宣传，向市民解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时候的张家口一景，到处可以看见一些八路军战士和工作人员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新衣服，脚登大皮鞋在街上闲逛，下饭馆、逛剧院，土包子开洋荤，影响很不好。即使在张家口军管会也是一片混乱，枪支、炮弹扔的满院子无人管，8月31日那天爆炸燃烧的弹药库就在这里。如今军需品一大车一大车往这儿送，军管会的人随便从车上专门拣好东西拿，一见新拉来的皮鞋，把刚穿两天的皮鞋换下来，把原来的扔掉。

穷棒子陡然爆发，大体上都是那个样子。

再以后，老同志回忆，张家口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清河桥畔出现一个兴旺的小市，两条长约半里的街上，白天人流拥挤，买卖的都是日本的和服和家庭用具，其中有不少东西都是从日本人家中和仓库里抢来的东西。据公安局同志说，几乎所有市民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东西。当年凡赶在八路军以前到达的日本人家庭、日本机关商社，都被张家口市民抢掠一空。

额外补充一点内容。

张家口能“发国难财”的抢掠名声甚至传到了远在山区的抗日根据地里。这冀西山区老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真的是穷极了，听到张家口可以“发财”，认为自己这些老根据地对抗日贡献最大，让鬼子祸害的也最多，理应得到些补偿，于是一个个赶着大车不远数百里来“劳军”了。

但当时已经是在绥远战役期间，一分区组成的六旅在绥远前线作战。这些来自抗战老区的农民们居然不怕死，赶着大车追到绥远前线来“劳军”。比如曾经的晋察冀边区一等劳模崔络唐。人家远道而来，你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于是，前线缴获的战利品装了一车，让他们满载而归。

有敢于说真话的。谁？当时的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振军。当时，据说李振军已经像他的前任组织科长刘克宽一样，内定了下部队当团政委或副政委。当时郑秀煜是六旅政治部主任兼三团团政委；陈亚夫是六旅政治部副主任兼四十五团团政委；刘可宽刚刚接任二十五团团政委。李振军接三团还是四十五团的团政委，正在商议之中。

当时看见来自一分区老根据地的一辆大车接一辆大车前来“劳军”，李振军不由得指责说：“你们不是来劳军的，你们是来发财的。”

这一句话不要紧，破坏了军民团结可是大事，不知被当时六旅的什么人告了上去，告到了冀察军区政治部。于是，李振军当即被调动工作，被调离开六旅，到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任教育主任。这明显是一个低于团政委的职务。李振军在六旅有强硬的后台，就是旅政委龙道权。为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李振军断送了在六旅的大好前程。

等到绥远战役结束，六旅回到了宣化，改编成四旅之后，还有来自一分区山区的老乡到四旅“劳军”。当时，旅政治部主任郑秀煜专门带了十几名战士，满宣化大校场里四处“踅摸”，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这些大车拉走的。

那时的宣化大校场的一角，有几座日本人盖的小洋楼，都是郭天民、刘道生这些顶级领导人住的。不远处的一座大楼，当时的冀察军区卫生部总医院就设在这里，郭天民夫人、肖应棠夫人都在这个医院里当医生。在小样楼和医院大楼之间，有一道围墙，有卫兵站岗，阻挡伤病员干扰领导干部的平静生活。

小洋楼的前面，有葡萄架和花坛，葡萄架下面的桌椅，桌椅上还铺着毛毯桌布，此处是首长夫人们闲暇时打牌和交际的场所（此场景可见姚雪森书中的详细描写）。那一次也是郑秀煜带着战士们四处无东西可拿，看见这露天下面的桌椅板凳，以为都是“无主”的财物，于是指挥战士们给装上大车。结果郑秀煜前脚指挥战士们刚走，后脚只见郭天民夫人急匆匆赶来了：“好你个郑秀煜，你把桌椅都拉走了，让我们以后往哪里坐？”

1946年的10月，八路军退出张家口之日，当最后一支担任掩护任务的张家口教导旅还没有离开市区，一年多前抢掠的一幕再次重演，满大街都是拖拉着物品小车的张家口市民。但这一次抢掠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撤退的八路军留下的机关和住宅，其中也包括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八路军家属。

1947年12月晋察冀解放军攻占了石家庄之后，1945年时攻占张家口的抢掠乱象这一幕再次重演。这就是后来平津战役开始后，胜利在望之时，中央军委产生组建平津纠察总队以维持军纪的根本原因。

日军的高素质，国民党军是远远比不上的。四年之后的1949年北平和谈成功，国民党军接受改编，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在解放军接管接收的原国民党军的军用设施及仓库中，保存状况良好的只占一部分，其余许多设施门窗桌椅都被拆卸一空，屋内屋外大小便狼藉一片，脏臭不堪。

此时接管北平国民党军防务设施及仓库的，许多是来自1945年攻占张家口的抗战老兵，面对国民党军留下的这一场景，跟张家口撤退的日本军“敢于认输”的精神真是没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