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记忆:二战德国如何迫害同性恋

本文摘自:《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法]让·勒比图

二战期间，同性恋者成了纳粹的对立面和仇敌，成为必须被消灭的人。十多万名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这种迫害进一步蔓延到广大的纳粹占领地区。而在战后，受害者、见证人以及历史学家都对此三缄其口，长期保持沉默。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悲惨事实似乎从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了。让·勒比图先生以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这段被埋藏的历史，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何以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被遗忘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关于为何要迫害同性恋的讲话

我们接下来看看刽子手说些什么。

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谈这方面问题的。1937年2月18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纳粹的高级官员有一次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同性恋问题。这次谈话对于了解纳粹如何迫害同性恋，对于了解他们根据何种理论来制订几次大屠杀计划，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长时期查阅这份很晚才公布的“秘密讲话”的记录之后，对于纳粹如何审讯，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真正意图，就非常清楚了。

希姆莱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我们1933年夺得政权时，发现有一些同性恋协会组织。会员大约有200万。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甚至估计说，德国有400万同性恋者。我个人认为人数没有那么多……我的估计是100万到200万。这意味着7%到10%的男人是同性恋者。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将被这种传染病毁灭。从长远看，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能抗拒其生活中和性平衡中的这样一种错乱。”

希姆莱按照习惯的方式，做了如下推算: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德国共有 6700万人，其中男性 3400万。不过，有生育能力者只有 2000万人。还应该考虑到，1914—1918年大战中死亡了200万人。记录上很清楚:“你们可以想一想，这200万同性恋和200万死亡者加在一起共 400万人，他们会对德国的性别关系的失衡，起到多大的影响。这将引起一场大灾难。”把为战争而死去的人和当前仍然活着的人相提并论，希姆莱在他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中，盲目吹嘘鼓励生育政策对应付越来越近的战争的重要性。他接着说:“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民族，未来肯定能够统治世界。一个孩子很少的优等种族，等于已经买好通向来世的车票。”

他还提起注意，这个对生育责任的硬性要求，事实上早在大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列入国家鼓励生育的报告中了。配合道德标准的医疗卫生报告也列入其中。因为对生育要求方面的改变是一切灾祸之源。

早在1899年，夏尔·费雷博士就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性本能:进化还是退化》的书，书中写道:“性本能的倒错，首先是身心的衰退，因为紧接着就是遗传上的退化。”

他的这个论点，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刑法关于同性恋不犯法的辩论中，也被广泛利用。因此，在1983年的法国法典中写道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个长期结合体，他们应该通过某种性的合作生儿育女。”这一毫无诗意的、对异性性爱简直是一种侮辱的定义，对同性恋者来说，也有其异曲同工之妙。比如1985年12月11日，布鲁塞尔上诉法庭的一桩判决，就挥舞着这条百年老论点:“假如同性恋本身不构成违法的话，那么，总不得不承认，它构成了一种性的不正规形式，仅此一条，就否认了两个不同性别存在的目的性，此目的性的普遍放弃，将导致人种的毁灭。”

我们阅读希姆莱报告，发现其中有一条引导人们的主线，那就是对传播这种“传染病”的人，不能有任何宽容，他们的传染性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奇怪的是，所有的放荡观念都是有相对性的。指责同性恋者和“醉心于”同性恋的关键，首先是它造成的压在“优选人种”前途身上的致命威胁。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详细的卡片上，变成了全民族优先要做的事。为了卓有成效地给人民制作卡片，为了警察和告密者服从命令，必须驳斥“私生活”论点。此论点难不倒希姆莱，他说:“在同性恋者中，有些人采纳以下观点‘我所做的事同别人无关，这是我的私生活’。但这绝不是私生活，因为性领域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的世界支配权，关系到我们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到瑞士一样的水平。”

这一障碍扫除之后，只剩下同性恋时尚的外表所造成的障碍了。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正试图使这个障碍变得越来越有效力。希姆莱放弃了他一向使用的道德审判方式，更倾向于利用社会舆论。为此，他必须塑造一个神经有病、说话唆、毫无主见的同性恋者形象。总之，一个使人毫无安全感的公民。在这道德行为的知识正在形成的时代，当威廉·赖希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被迫离开欧洲远走美国时，希姆莱以极为粗暴的词汇说起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一些理想的压迫对象。”人们将记住他这个讽喻。他接着说:“他们早就应该受到惩罚，已经有人顺从并承认错误了。他们最终软了下来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这位纳粹重要头目接着说:“你们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被抓住的人，他们会‘完全自愿’地供出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姓名。”真的完全自愿吗?那些亲眼目睹纳粹高官的所作所为的人们，会在心中暗笑其用词实在很有讽刺意味。希姆莱越说越自相矛盾，因为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多年来一直回响着同性恋者受刑的惨叫声。他说:“因此，同性恋者随心所欲地招认一切，无疑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最后，他断然说道:“在男人和男人的爱情中，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尽管他们曾经许诺过彼此相爱。”

希姆莱是说到做到的，哪怕是在最敏感的领域内。当他1937年2月发表他的演说时，他当德国警察头子已经一年多了。1939年9 月，在德国所有大城市和初期占领的境外土地上，建立起一大批供间谍机关使用的建筑群和大楼。这是他众多创造性措施中的一个，很多告密者不断地建议加强对居民的普遍监视系统。到1944年，光盖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 32000名成员。还应该加上10万名领工资的告密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逮捕不需任何法律手续，通行无阻。

对同性恋者的清洗从此制度化了，其范围扩大到德国全境。正如1938年8月28日《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报登载的证词所说:“国家安全局的一支别动队接受任务，要在汉堡对同性恋犯罪进行一次大规模清洗行动。其实，这种性质的行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放松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已经死灰复燃。但是，这种性质的行为，是违背刚刚上台不久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强硬政策的。警察的介入、惩罚力度的加强，使这种荒唐行为大大减少。” 该报强调这次汉堡行动对同性恋的搜捕以及其后的快速判罪的重要作用:“别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查抄了大量的约会酒吧。另外一些搜捕行动也在进行。在这种形势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捕。被抓的人太多，需要快速审问。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把被控者带到法庭。被告一般判12到20个月监禁。有88桩同样事实和同样罪行的案件，还在等待波恩法院的开庭。所有这些审判，都是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

根据“175”条款被捕入狱的，1933年为853人，1934年为948人，到1935年，这一数字突然上升到 2106人，接下来的两年，分别为 5320和 8271人。1938年达到创纪录的 8562人。在整个1933年到1944年的11年间，根据此条款被判刑者共计 48082人。1942年，统计曲线奇怪地下降到 3963人。这一变化也同样反映在同年集中营里新来同性恋者明显减少这一统计数字上。最直观地看到前景越来越不妙，希特勒周围的人开始在想，那些要在集中营里杀死的人，至少可以让他们到德国各条战线去堵枪眼。

希姆莱对这个主意不太赞成。他认为，这样就放弃了正在实施的迫害和消灭同性恋的计划，这很可惜。这一统计数字的下降，也与同性恋者转入地下有关，他们尽可能不被发现。但希特勒斩钉截铁，认为这种情况是违背生物繁衍的，是同德国目前的紧急状态不相容的。犹太人和茨冈人都没有这样可以 “替代”的同等机会。这种推理使一些同性恋者离开了集中营和监狱，但他们的前面仍然是绝路，死亡威胁始终在他们四周徘徊。11年间，至少有 45000个以上的同性恋者是由于“175”条款的关系被判刑的。除集中营外，蹲监狱的同性恋者还有60000人左右。

有时，热情的警察会故意制造一些事故，以致把事情搞得更糟。1933年9月，在法兰克福，希姆莱给这个城市的警察头子们做了一个反对同性恋“堕落”的报告（6个月前他给党卫军的高官们也做过同样的报告）。会后，有些警察利用他们迷人的外表做诱饵，设圈套勾引大量的同性恋者，此事引起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极大愤怒，他给希姆莱写信，用词相当刻薄:“虽然我不否认，一场反对同性恋以保持德国人民力量的斗争是紧迫和必要的，但我仍然觉得，警察的荣誉必须爱护。军官们为了给同性恋者下套，把自己的身体都奉献出来，是不能容忍的。”

但希姆莱认为，法院的工作热情很不高，他们对那些威胁司法运作的罪行处置不力。很有可能，那些有用的案卷资料，被法官们在压力之下销毁了。希姆莱补充道:“在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这方面的法律已经不少了，但都没有执行过。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开始这一行动的头 6个月里，我们提供给法院的案子比我们28年间提供给柏林警察局的还要多。”但是，他很遗憾地接着说:“我们上当了，把同性恋者送上法庭并让人把他们关起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当他们从监狱中出来后，依然故我，又成了同以前一样的同性恋者。”

在党卫军高官们面前，希姆莱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使命:“我们应该明白，假如让这一恶行在德国继续扩散，而我们又不加以打击的话，这将是德国的末日。”我们知道，是另外的力量，是多数人集体的力量，将打破纳粹的梦想。

历史上有过日耳曼残暴和血腥的传说故事，他必须此时向他的听众说出，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他回忆从前:“对我们的前人来说，任务很简单。对他们而言，这些家伙都是孤立的人，是非正常人。那时的同性恋者都要被扔到很远很深的沼泽地里。”希姆莱还说:“那些现在在沼泽地里发现了尸体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其中有90%是同性恋，他们是穿着衣服被扔到那里的。”这是关于条顿人的一个混乱不堪的传说。希姆莱最后说:“这并非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即把这种不正常生活干脆消灭。应该把他们除掉，就好像我们拔除毒草一样，拔起来堆积在一起，点火烧掉。这不是一种报复。这样的人就应该从人间消失。”

雅利安人中的同性恋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很多人被抓起来，给他们上刑，以便从他们口中挤出情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他们的协会也被取消了。接着，被剥夺工作并关进有铁丝网的拘留所，拿去做科研试验品。他们只能等待最近的结局:娼妓、政治人士、教士、工人或教员。1931年，柏林司法机关的档案中，有 41000名同性恋罪犯或嫌疑犯的名字。大多数是根据他们的司法记录被重新抓捕或重新收监的，哪怕有些人已经服过刑了，也不能幸免。

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和负有同样使命的盖世太保办公室的领导者是同一个人——灵魂一点也不干净的约瑟夫·迈辛格尔。这样的组织结构，把镇压机构和同性恋甚至堕胎结合了起来。约瑟夫·迈辛格尔是一个做过阉割手术的同性恋者。戈林研究中心的档案中，有他同性恋史的详细记录。这位落入圈套并可以被任意摆布的人，同一些荒唐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研究有关。这些研究使用了动物试验品。这些试验产生了一些颇有医学价值的科学报告。

但是，正在进行着的屠杀并不等于对同性恋进行有计划地消灭，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切尔斯所说:“犹太人和茨冈人是贴着从属于宗教和种族标签的。性的取向则不同，它不从属于别的东西，它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因此，性的取向并非必然引来杀身之祸。”他的这种说法也适用于集中营内部。米歇尔·切尔斯接着说:“在集中营分等级惩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社会监督的逻辑——其中也包括肉体消灭的情况——远远优于计划消灭肉体的种族灭绝逻辑。”

有些同性恋者女里女气，很容易被认出来，因此也容易被捕。弗里德里克·保罗·格罗斯汉姆于1937年的一个晚上，在吕贝克他的寓所中被捕。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晚上，另有229名同性恋者被抓起来，因为盖世太保手上有德国警察在20世纪初提供给他们的粉红色名单。在市政监狱中被关押并刑讯了10个月之后，他被判9个月监禁，是根据“175”条款定的罪。后来他被释放，再后来又重新被捕。人们问他愿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还是愿被阉割，二者必选其一。他于1939年做了阉割手术。

卑鄙的告密行为盛行，常常把人置于死地。格特·魏曼回忆道:“1943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小伙子，他是从俄国前线回来休假的。他女人气十足，警察在车站把他抓起来并投入监狱。此人从此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两个替秘密机关工作的党卫军分子。他俩共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一天，寡妇发现两个小伙子之间有问题。她将此事告诉了来到她家的另外两名党卫队员。两个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杀害了。我常常问自己，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呢。直到战争结束，我每次走到那个街区时，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免面对面碰到那个女人。” 并非只有平民百姓中的同性恋被追捕，指控很快就渗透到政治、经济领域，最后，纳粹分子本身也不能幸免。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同性恋除了阻碍第三帝国达到其目标之外，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它们既然是堕落的因素，一有机会，就故意让它们充分表现。因此纽伦堡纳粹会议的制片人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纳粹宣传影片《运动场上的神》的时候，以及后来1936年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有些酒吧和同性恋聚会场所奉纳粹分子之命重新开放，成功地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迫害，从而使满天飞的对他们不利的传言得到遏制。

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监督对运动员、新闻记者和当时在柏林的外国政治头面人物的“保护”工作，包括生活起居和道德方面。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他于1936年7月20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时，发出通告:“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我禁止按照‘175’条款，采取任何针对外国人的行动，其中包括不许对他们进行审讯或发出传票。除非有我亲自签署的命令。” 这位柏林的警察头子，早在3年前就用这同样的手段，对待过文化界人士，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自身污点，并且把他的仇恨藏在精心安排的外表后面，继续大量收集他所需要的情报。

关于对待犹太人的命运，纳粹的策略始终是一样的。他们的宣传也是成功的。美国自由主义报纸The Nation Observe的体育评论员写道:“人们没有看到被割下的犹太人的脑袋，也没有看到他们挨打挨骂。人人都面带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在啤酒店里有人在无拘无束地大声歌唱。膳宿公寓很多，价廉物美。”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上了他们的当，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斯蒂芬·怀斯对他的拜访，当时这位犹太人领袖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

海因里希对社会控制一直表现得十分贪婪。这位党卫军的头目做事常常喜欢超越国家警察局的权限范围，当人民群众对纳粹的计划制造麻烦甚至仇视帝国的时候，他总能想出一些为希特勒所赞成的新鲜手段，帮助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在有关德国经济扩张计划的会议上，他也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此，他为党卫军直接赎买一些工厂大开绿灯。但是，围着希特勒转的不止他一人。在这小小的决斗场上，戈林虎视眈眈，他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同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特别是军工界，关系密切。希姆莱尽管也从一些工业家那里为他自己的阵营挣到不少好处，他还是不能在经济领域对斯佩尔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博尔曼，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染指希特勒的党务的。在他前进的路上，还有里宾特洛甫阻碍着他对空军方面的权力欲望。

他唯一能左右的是陆军。对于他们一寸一寸占领的土地，党卫军成了绝对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希姆莱的任务并不能超越对人民群众的监视和恐吓这个范围。当然，他干得非常出色。1940年，他奉命消灭波兰的一些领导人物。这次杀人行动的血腥效应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快得到希特勒的重用，被委派专门负责 大批遣送被占领土地上的人士进集中营，负责清洗所有反动派。

1939年，集中营网络已经形成。其中的劳动营收容了6万名囚犯，打算让他们用劳动拯救自己的生命。战争结束时，这类人共有80 万之众，光看守他们的就有4万人。1939年，无痛死亡计划也完成了:有7万个精神病患者被消灭。1939年，一场将要血染整个欧洲的战争已经万事俱备。战争机器在很大的范围内开动起来。正如戴维·鲁塞所说:“当大人老爷们把装甲车开进欧洲的时候，集中营已经准备好变成帝国的基石了。”

希特勒在民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德国人重新恢复了信心和自豪感。《凡尔赛条约》初期的耻辱，随着梅梅尔和苏台德地区、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等地的收复，已经洗雪干净。一年前，奥地利也已归附。下一个目标是华沙和布拉格。从策略上来说，以后依次是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德国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清洗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的步伐大大加快。青年人又回到了工厂和军队之中，德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参加到希特勒青年团组织之中。从 20年代初开始的失业率，到1929年人数达到了顶峰，这时也开始下降。共产党人和“堕落”文化的知识分子、夜游浪子和懒汉、有独立思想的妇女和同性恋者，通通被清除了。

1938年3月11日兼并奥地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同性恋的清洗。奥地利不存在了。归附德国之后，奥地利的同性恋者就落入德国刑法“175”条款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在人民中的形象，都在希姆莱这个恶魔掌控之下大大恶化:国会纵火案、希斯菲尔德中心的洗劫、“血腥之夜 ”以及其他许多历史惨剧，罄竹难书。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科胡特在其1972年出版并于1981年被译成法语的一部著作中，化名海因茨·黑格尔，证明自己因同性恋身份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事件。他是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奥地利被德国兼并时，他是维也纳某学院的大学生。学校有一个同性恋小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的儿子，也有在维也纳任职的纳粹高官的子弟。1938年年底，他爱上了他们中间的一位，是个像他一样的运动员。他向母亲坦露了这件事，母亲表示理解。于是他俩成了一对。

1939年3月11日，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大都会饭店盖世太保的总部去。他去了，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尽了一切努力想救他。无论是内务部还是国家安全局，他都无数次地去求助，因为他同那里的德国行政高官关系很好。然而，这位也是高官的奥地利人不仅遭到无情拒绝，还被公开指责，说他是其儿子无聊行为的、荒唐的同性恋父亲。次年，他被解职了。他于1940年自杀，留给他妻子一封信，信的最后写道:“我再也忍受不了熟人、同事和邻居们的嘲笑了，这对我是太过分了，我请求你的原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海因茨·黑格尔在接到通知去盖世太保总部之前，最后一次前去拥抱母亲。他再次见到母亲是6年以后的事了。他到盖世太保总部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对着他的脸大声喊叫:“你是一个鸡奸犯，招认吧!”海因茨·黑格尔否认。那位党卫军官马上从他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他的德国朋友弗雷德的照片，对他说:“你们在一起干了肮脏勾当，你承认吗?”海因茨·黑格尔说不认识这个青年。党卫军官翻转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送给我的朋友，永远爱你。”于是他回忆起了这张他送给爱友的照片，日期是1938年圣诞节的晚上。他怎么也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落入纳粹分子手中。他只好签字承认。

他被投入监狱，同另外两个囚犯关在一间牢房里。狱警向两个囚犯泄露了他被关押的原因。于是两个囚犯主动向他做一些亲密接触行为，但遭到他的拒绝。两个囚犯向狱警大发脾气，说不该把他们同一个讨厌的性反常者关在一起。但是，这并未阻止他俩晚上干那件事，借口是这里没有女人。海因茨· 黑格尔补充道:“在人们的生理本能中，该如何判断什么是正常本能，什么是不正常本能?什么是正常饥饿，什么是不正常饥饿?什么是正常口渴，什么是不正常口渴呢?”两周之后，他被判6个月的单独监禁，加罚每两个月挨饿一天，理由是“与同性别的人多次发生性关系”。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伙伴弗雷德的下落。他写道:“我必须忍受这些权势人物所做的一切事，他们要保护弗雷德。事实上，他们为了不让人知道一个纳粹高官的儿子是一个鸡奸者，是永远也不会让我获得自由的。”

另外一个证明，是一个法国的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塞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的，他也是德国占领时期的牺牲品，时间是两年之后的1941年，德国人发动进攻之时。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他家在米卢兹地区远近闻名。17岁的时候，他经常去位于他的学校和他家庭住址之间的一个著名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斯泰因巴赫公园消磨时间。一天晚上，他的手表在那里被人偷了。他到当地警察局去辨认小偷。他未找回他的手表，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反而向警察局提供了不少这个阿尔萨斯城市同性恋的活动信息，他的信息同其他很多档案一起，移交给了纳粹当局。在一份日期为1942年4月27日的米卢兹的盖世太保的内部文件中，他们编制有一份关于“治安拘留”的统计数字，时间正好是在这个日期和1940年4月27日之间。共计230人以“职业犯罪”以及扰乱社会生活、拉皮条等罪名，被送往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另有260名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受牵连，也一道被遣送。在这一时期，断断续续有95个明确定性的同性恋者以及19名同他们有关的人，也同样遭到遣送。

皮埃尔·塞尔于1941年5月2日被米卢兹的盖世太保传唤，关在一个早已关着12个人的囚室中。他认出来有几个是斯泰因巴赫公园里常见面的熟人。审讯一开始，他就被当成“猪、狗”一样对待。他们非常重视他签字的关于在那样一个不干净的地点、在那样一个令人生疑的时间手表被偷的证词。那天上午对他的审讯是动了刑的。皮埃尔·塞尔回忆道:“我们不得不忍受一连20次同样的问话和回答，并20次地把回答推翻。他们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名单，我们必须在上面签字，承认名单上的人都是米卢兹的同性恋者。四周墙壁回荡着我们的惨叫声。有时候，他们换另外房间审问。有时还要我们辨认新抓来的犯人。这时我们只能互相交换惊恐的目光。”皮埃尔·塞尔当时只有18岁。他接着说:“我们的反抗有时激怒了党卫军，他们就动手拔掉我们中一些人的指甲。他们气急了的时候，就把棍子折断，让我们跪在上面，以此来侮辱和折磨我们。我们遍体鳞伤，血喷得到处都是。当我们重新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我们是在屠宰场里呢。酷刑吞没了我们全部的思考能力。十足的暴行，它永远地毁了我们。然而，对那些施刑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胜利。因为，如果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在文件上签字，躲开了刑罚之苦，我们会断送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在米卢兹狱中关押了3周之后，皮埃尔·塞尔的哥哥和他父亲请的律师来对他说，他们对他的案子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卫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将由法国警察局的囚车送往希尔梅克集中营，那儿离斯特拉斯堡35公里。

很多阿尔萨斯同性恋者的命运，不同于米卢兹地区富人的命运，这些富人尽量避免在室外，比如在斯泰因巴赫公园里约会。因为在那里有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和警察突然抓捕的牺牲品。不过，他们的网也不总是那么密不透风。他们要活动，因为欲望和金钱随时随地在诱惑他们。阿尔萨斯资产阶级同性恋者宁可单独组织起来，像其他地方的中等城市一样。皮埃尔·塞尔写道:“斯泰因公园的年轻顾客告诉我，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建于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音乐咖啡厅，咖啡厅楼上的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台球桌，那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事实上，我们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那种关系。那正好是饭前喝开胃酒的时间，此时楼下一层，一些有钱的顾客，正由一个小型的乐队伴奏，在那里消闲娱乐，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此时他们的头上，我们正在干我们喜欢干的事情。完事以后，同性恋们下楼，向几个熟人打招呼后，朝他们的座车走去，他们的司机一般都等在那儿。当地的人对他们都很尊重，对有关中伤他们的议论，充耳不闻。”解放后，这座大楼频繁的活动又重新开始，有原来的承租人，也有新来的，他们把阿尔萨斯沦陷时期那些黑暗年代忘得干干净净。关于犹太人在法国被占领期间遭到的掠夺，马泰奥利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认为，犹太人遭受的折磨，其程度是根据其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的。

另一位阿尔萨斯的同性恋者1940年12月被送到自由地区，战后成了科尔马市名人的卡米耶·埃尔曼于1983年在 Gai Pied报上作证:“我28岁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审问。我知道，从1933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就要被送进集中营，这是德国同性恋朋友告诉我的，这些朋友当时处在随时被举报的惊恐之中。我被捕是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法国警察局的卡片柜中，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司法案件造成的，当局要求所有涉案人员提供名单。有些人疯跑去多嘴多舌，并把他们的通信地址本献出来。1933年至1937年间，有数百人被传去问过话。但官司从未开庭。至于那位把档案资料移交给纳粹的警察局的官员，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皮埃尔·塞尔从他的角度写道:“我们的行政机构于1946年6月落入罗伯特·瓦格拉和约瑟夫·比克尔的手中，他们都是希特勒的战友。命令是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直接下的。有时甚至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因为占领者希望最高当局参与，以便快速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我们知道，罗伯特·瓦格拉在“血腥之夜” 的屠杀中，是希特勒的共谋者之一。在战前，阿尔萨斯没有像德国那样的联合组织，但一些友谊网络还是建立起来。阿尔萨斯的抵抗运动战士艾梅·斯皮茨（此人后面还要提到）证实:“我们不知道在阿尔萨斯存在任何同性恋组织或同性恋活动，但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一些友谊小组。为了避开所有的监视，我们每星期二在一个饭店里聚会。半夜一点钟过后，我们驱车去一个咖啡馆，那里的老板是自己人。我们的口令是‘塞莱斯塔博士’。我们在那儿租几个房间，自由玩耍，直到天明。”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迪娅·肖普曼在1991年的一份报告中表明的，第三帝国对女同性恋的迫害，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175”条款就没有提到妇女。杰勒德·科斯科维奇说:“这一疏漏并不意味着她们的自由。它正好说明在男人统治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妇女被排斥在劳动市场和公共领域之外的情况下，女人所处的地位。” 当德国的妇女运动头几声号角响起的时候，“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妇女还处在被父亲和丈夫的奴役之下，她们被幽闭在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同性恋欲望，也根本引不起傲慢的立法官员们的注意”。有很多女同性恋参加的德国妇女运动，20世纪初就已初露端倪，但直到1911—1912年才活跃起来。德国议会当时冒险地、但也是徒劳无益地想将“175”条款的范围扩大，把女同性恋也包括进去。

晚些时候，1935年，德国司法部刑罚法典委员会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关于同性恋男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一般来说，他们已经不能生育了。但女人就不一样了，她们还有同样的生育能力。除了妓女这一领域，染这一恶习者，男人大大多于女人。再说，女同性恋也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人看见。她们堕落所引起的灾祸也要少些。另外，促使我们制裁男同性恋关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们对公众生活的扭曲和欺骗。一些消灭这种瘟疫的决定性措施就要出台。……如果这样的病因不被消灭，这种顽疾就会大规模表现出来。我们所形容的对公众生活的欺骗，用在妇女身上十分勉强，因为她们在公众生活中起的作用较小。” 至于那些打上烙印的不见容于社会的妇女，如妓女、穿着过于暴露的艺术家、脾气古怪性情顽固者，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同性恋，都是削弱战斗力的因素。因为战争需要她们有一个能生育的肚子，纳粹当局对此十分担心。

克劳迪娅·肖普曼写道:“1940年11月10日，埃利·斯米拉和马格雷特·罗森贝格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关在柏林以北妇女集中营中简陋的木棚里。斯米拉刚满36岁，罗森贝格30岁。登记簿记录的逮捕她们的理由是同性恋。不过，给她们戴的是红三角，在分类中这是政治犯待遇，而粉红色三角是留给男同性恋的。因此女同性恋在囚犯中并不是特殊种类。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女人在被捕前是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克劳迪娅·肖普曼还谈到埃尔泽的故事:她同一个妇女在波茨坦一起生活，好像是被人检举的。她被送往弗洛林堡集中营，后又转到拉文斯布吕克，被安排在纳粹分子的妓院中，他们许诺很快释放她，但并未兑现。

2000年4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参议院大会上，杰勒德·科斯科维奇明确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零星资料证明，女同性恋的确存在。在那些被纳粹当局看中准备送进集中营的妇女中，有些是妓女和已经在其他监狱服过刑的惯犯。这两种人中包括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和赤贫无产阶级家庭的被社会抛弃的妇女，她们在性关系上，表现出既可当男人又可做女人的一种‘副文化’心态。”

另一个例子。一个法国抵抗运动的女战士回忆说，1943年她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看见过这些妇女:“在某些范围内，的确存在女人同女人之间发生同性恋关系。担当男人角色的女人，大家都叫她们‘Jules’，她们在其‘姘妇’的前额上刻画着一些十字形标记。我们将其称为‘母牛的十字’。”另外一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是一名德国的女同性恋者，但把她关进集中营的理由是她有社会主义观点和言论，她回忆了1941年和1942 年期间，她在集中营里的遭遇:“我的囚室是由一个女人监视的。她问我:‘你想抽烟吗?’我猜想她可能有别的企图。我多次拒绝她来抚摩我。我总是推托说:‘ 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我是很慎重的。”

1996年春，克劳迪娅·肖普曼又找到数十份奥地利女同性恋的档案资料。比起他们的德国同行来，奥地利刑罚法典在对付女同性恋的压制上，要残暴得多。纳粹占领者听之任之。的确，像法国一样，他们自己对此很是积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因而可以利用他们的司法案件资料，第一次统计出70多个妇女是奥地利“129”条款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被检举揭发出来的。这条法律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

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陷阱已经设置妥当。居民的治安卡片登记工作也已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搜捕和大规模审讯了。有10万到15万欧洲的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严刑拷问之后，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投入狱中，有的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噩梦还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