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反特工作最大成果：揭秘延安反特第一案

来源：炎黄春秋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大批特务，潜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甚至打入要害岗位，不时向军统发回密写情报。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中共情报保卫部门遂决定彻底铲除这一危害极大的特务组织。经此一案，我党获得了抗日战争时期反特工作的最大成果，书写了中共反特史上的杰出一页。

陕甘宁边区包括甘肃的陇东地区，陇东首府庆阳一度是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地方。庆阳的小学教师吴南山失去了工作，经人介绍投奔重庆的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吴南山路过汉中时，被一个国民党军官带入神秘的特训班，学习的课程都是反共的内容。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可他们宣传的是反共，他决心离开这里。不久，吴南山以代号101被派到庆阳工作。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吴南山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还是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吴南山熟悉的小学教师陆为公也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主动向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交待了问题。随后转身成为“谍中谍”，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实际上是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不久还被提拔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突破延安反特第一案，就起源于陇东庆阳县。

陇东发案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处长。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太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而是设计了一个局，考察这位投诚者。赵苍璧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治安股股长涂占奎在半路截查交通张凌汉，看看是否还夹带别的情报。侦察证明，张凌汉只带了赵苍璧提供的那份，吴南山确实没有其他夹带，由此证明吴南山可靠。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诱”，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很快有了成果。赵苍璧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军统特派一个曾在庆阳经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股长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根据贺铸的行踪又发现了特务刘志诚，他已当上了合水县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高巍一时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庆阳来找吴南山。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次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同学郑崇义，此人化名陈明，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但由于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反而是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可是，汉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集团作用。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程慕颐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四个联络员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已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陇东发案，西安布线，边保和军统的高级刀手，即将交锋！

延安追踪

1941年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从延安返回庆阳的路上，吴南山碰到一个熟人—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三益。

陇东保安科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殊任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没有新的动作，只是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声称再迟就要误事。

祁三益急于去延安联络，表明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派保卫部部长布鲁紧急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突击审讯后，祁三益交代，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爆破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祁三益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布鲁敏锐地想到：他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

陇东的案情惊动延安。周兴立即布置，边保秘书科伊里汇总相关线索。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一时搞不清确实身份，就将其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回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信“海底”，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总而言之，案发之前，边保对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边保领导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事实上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协助边保工作。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的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此时，布鲁已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又到中社部汇报。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新的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侦破“戴案”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这个内线，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此处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临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另一个联络员杨超！两个联络员会同研究，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又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春茂进延安先上抗大，同学中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隐姓埋名作医生。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被边保说服自首，又供出绥德的杨成章。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国共合作期间，处理国特必须要有确凿证据。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杨超就是不写，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不久，汉训班教官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

李春茂被叫到总政锄奸部，面对侦察专家钱益民，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没有想到却受到优待，部长欧阳毅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杨超也狡猾，声称回西安请示工作，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他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原来赵秀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然而，这次说服没有成功，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可靠的祁三益。万一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所在的小组独立于联络员之外，很可能潜伏得更深！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查遍抗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都没有这个姓胡的，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队列科的学员名册中有个“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绞尽脑汁，想到抗大的网员羊玉，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通过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十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化名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化名杨子才）、夏秉堃（化名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他们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

案情表明：这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反用敌特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反特工作的巨大战果。

毛泽东亲自表扬对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还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志刚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惜秘密难保。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边保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先后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又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于是，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暗中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中共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招在于“反用”。“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兵法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当时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特务吴南山的主动交待；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但这6人始终没能得到军统的完全信任。“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反间谍工作是一种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谁能想到，在1942年侦破的军统特务案件，一直延伸到20世纪60年代。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程慕颐的文字报告，内称浙江和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1人，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保密局予以联络。

汉训班还有特务潜伏？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副厅长苏振荣挂帅，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九期，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

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四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周某、张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待问题。李某、吕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待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处长，官至师级，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反特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轻言一网打尽。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是中共反特史上的杰出一页，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