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蒋经国

身为蒋介石的家臣内侍，翁元口述了自己追随蒋氏父子，直至两人离开人世的近四十三年历程。

今天，我们就借翁元的回忆，追溯蒋经国的生活细节及他离去的时光。

蒋经国的私人生活     

蒋经国在政治上似乎有着争权夺势的天性，他能用“有点厉害”的手段在重重路障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实力、收编人马，将宋美龄“夫人派”和所谓元老们“斩”于马下。但他从不奢华，他虽为台岛第一号人物，却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烧饼、油条即美味   

不论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后来的李登辉相较，蒋经国的日常生活都是够得上是平民化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点滴来验证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在吃的方面，蒋经国从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无二致的，有时候恐怕比平民还要节俭。

他基本上在身体还好的时候，起床很早，一起来，就打开厨房的门，向内叫唤老管家阿宝姊：“阿宝！预备早餐！”阿宝于是立刻为他准备早餐。这时，门口的侍卫人员也知道蒋经国起来了，便立刻骑着摩托车，到官邸路外面去买报纸。

“七海”向来没有订报纸，所以蒋经国爱看的报纸，全部是早上由侍卫人员到官邸外面的店铺，为他赶早买来，然后在阿宝姊的早饭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买来的报纸放到餐桌上，让蒋经国能够一面等早饭上桌，一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他经常看的几份报纸，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晚报在早期则以《民族晚报》为主。

后来他的身体差了，我们把他要看的报纸固定放在他的卧室，让他一醒来就可以看见。早上，蒋经国习惯吃简单的东西，通常是一杯咖啡，两片土司面包，外加两个他最喜爱的荷包蛋，有时有食兴的话，偶尔还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亲蒋介石那样讲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样要求凡事要能尽善尽美，讲究品质。

因而，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所以，我刚到“七海”时，蒋经国的餐桌上，备有毛巾盘，内放毛巾一块，是给他进食后，擦嘴巴和双手的。吃完饭，抹抹嘴巴，就按铃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门口，然后一声不响地扬长而去。

我们这些对服侍老先生有丰富经验的副官人员去了“七海”以后，知道蒋经国是一个有点平民作风的人，还不习惯别人照料。但是，既然我们的职务是副官，当然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便以士林官邸的服务标准，为“七海”规划一套为蒋经国夫妇服务的模式出来，让他的生活能够尽量在一定范围内，很快有一个方便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例如，我们也和在士林官邸一样准备了餐车，只要蒋经国喊要开饭时，我们就用餐车推着他们夫妇的餐食，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在他们身边随时听候吩咐，要添饭就添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刚开始，蒋经国确实相当不习惯，可是日子一久，蒋经国就无法离开我们，对我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于是，蒋经国原本最不喜欢的士林官邸那套的服侍方式，便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七海官邸，而且成为蒋经国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尽管如此，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譬如，从1980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七海”的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蒋经国家庭开销的节省，远非老先生或是李登辉家族所能比拟。

就以蒋介石在的时候来说，士林官邸一个月的开支据说就要十万元台币以上。换言之，光是一天的开销就要花好几千元，士林官邸一天的花费，大约够七海官邸好多天的花费。

强人就怕病来磨，蒋经国的糖尿病，让他连原来最起码的口味享受，都受到了剥夺。

蒋经国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以后，医生交代不得给他食用含糖或盐的食物，日常的吃食，也不准放太多盐或糖，这一点实在难为了官邸的烧菜大师傅。

试想，做菜不放盐或糖，怎能让人下咽？他实在不想吃那种淡而无味的菜肴时，就要求厨房给他弄个水破蛋或是荷包蛋吃。

有时候，他吃腻了官邸的早餐，头一天晚上他会交代下面：明天早上给我去永和买一份烧饼油条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想吃久违的永和烧饼油条了。从这里可以证明，蒋经国在生活方面，和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侍卫人员为他不辞劳苦到永和去买烧饼油条，买了回来后，阿宝姊怕烧饼油条冷了不好吃，就帮他把烧饼放到烤箱里热一下，等蒋经国起来了就给他端上桌，可是，没想到他拿起二次回锅的烧饼，吃了一口说：“奇怪！怎么没有店里卖的好吃？”这个道理很简单，试想，即使再好吃的烧饼油条，放在烤箱里再热过一次，当然没有现出炉的烧饼油条好吃！在我还未到“七海”服勤以前，有一次在慈湖守灵，蒋经国肚子饿了，就叫厨师给他炒了一盘干干的蛋炒饭，加一碗紫菜汤，就这样当他的正餐填肚子。这样的简单俭朴，和其父蒋介石那样重视饮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印象中，我在蒋经国家工作多年，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我们就把他的旧衣服换下。最早，他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

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

第三种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开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让蒋家请一餐饭吃，一般的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蒋经国为官的清廉自持。这在一个比较倾向集权的政权，有这样廉洁自持的政治领袖，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点慰藉了。

然而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幕景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蒋家这样的“寒酸”待客方法？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许多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一提到“总统”官邸大概总会把它想成是豪门巨宅、庭院深深。在我还没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为“七海”是个深不见底的侯门，可是，百闻不如一见，才发现蒋经国还是不改过去的节俭作风。而能够让他维持节俭家风的，当然是一群在这个小型宅邸奉献终生，从不要求回报的可敬长者。

和士林官邸相较，七海官邸简直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几乎都没有。

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邸的时候，官邸一个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经费，大概总有二三十万元台币，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听说官邸每天的菜钱居然不超过1000元，这实在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在我们身上的经验不只是“大吃一惊”而已，还包括了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的吃剩菜经验。当然，这里我所谓的剩菜，不是那种隔夜的剩菜，而是蒋经国和他的家族吃过之后的剩菜。

试想，以一天的菜钱居然可以压缩到900元的大家庭，连主人都是随便吃吃了，我们这些被视为下人的工作人员，会吃些什么好菜？因而，我们大致上吃的是蒋经国他们吃过之后的“剩余物资”，可是，我们毕竟人多，有时实在没有菜吃，而且荤菜吃完了，厨房里没什么存货，杨师傅只有炒一两个素菜，让大家果腹，基本上，我们也只求能够吃饱就行，倒也别无所求。

后来大概有人向蒋经国反映，他知道我们居然没菜下饭，惊讶之余，特别命令“总统府”，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对副官和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

一般情况下，假如大师傅出去买菜，一天的菜钱要是超过了1000元的话，上面就要查账，搞得大师傅心神不宁。

蒋经国自己榨干自己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可以说没有一天享受过。他的职务随着老先生的交棒，而迭有更替，可是，工作职务上的改变，从来没有给他简朴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身体40年的精力。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榨干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开始失明    

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吃的药，都可以堆作一间房子了！”确实，就以他每每餐后来说，大概总要吃个七八颗药丸，后来一些并发的毛病全都慢慢显现出来了。

截肢之谜    

蒋经国晚年，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道。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信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两只脚？或者另有文章？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腿，始终跟在他身边的我，自然是最清楚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前面我们也讲过，医生曾经规劝他做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恒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原先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一回家就往床上躺的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他的上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但是，双腿很瘦，所以站久了就支撑不住，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尽管蒋经国到死为止，都没有“锯”过身体的任何部位，可是，他的皮肤确实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病变状况。

最严重的，是他的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这就是典型的感觉神经麻痹的病症。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当时我们为了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特别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除了身体的保暖，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烫，虽然热水袋还包裹着一层毛巾，但因为蒋经国的脚部皮肤已经麻痹，他在睡觉的过程中，脚也没有什么烫的感觉，一直这样“烫”到天亮。当我接班时，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这一大块水泡肿得很大，我们立刻向医生报告。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原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原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方便，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那被烫伤的部位。

在他脚部烫伤的那段日子，有位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尽职，天天来为他换药，他的精神确定是相当好。可是，一般人都知道，皮肤受伤的话，换药也不宜换得太勤，否则，伤口根本没有保持干燥和休养复合的时间，痊愈的时间当然要比较迟缓了。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做了一两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除了烫伤事件之外，蒋经国全身的皮肤也很特殊，比一般人的皮肤来得干燥，经常见他的皮肤像是蛇蜕化脱皮一样，一片一片地脱落，十分可怕，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后遗症之一。他的皮肤表皮不但容易脱落，而且皮肤的感觉神经很迟钝，时常皮肤破了还不知道疼，多半是我们发现了，才赶快想办法治疗。

蒋经国怕开“中常会”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

一般人可能根本无法想像，为什么蒋经国的糖尿病并发症会和他的日常公务扯上关系。事实上，他的病痛的确和他要处理的公务，特别是同他健康时都要亲临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本上，一切的肇因，和蒋经国常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类固醇在最初服用的主要目的，乃是针对他眼睛的问题，医生怕他的眼睛因为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所以，不得不长期服用那种俗称“美国仙丹”的特效药。后来，蒋经国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这也是医生给他吃类固醇的另一个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星期三，主要原因后来我们才研究出来一个结论：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和手段，每逢“中常会”，以往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对“中常会”的事前准备工作，便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态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视星期三的这个会议，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星期三，他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

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做听诊，又一切正常，到底是要吃类固醇还是不吃，真是搞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有时候，身体痛楚到实在出不了门，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会”委员，代理他当主席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就出现撑不下去的现象。

一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朋友，有次问我：“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为了避免蒋经国在开“中常会”时体力不济，有关方面只有缩短会议时间匆匆结束，这也象征着他的生命已经愈来愈接近尾声。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诵演讲稿     

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印象深刻，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因为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将记忆在脑海里的稿子讲出来，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十分流利，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记得在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岛民大会代表演讲，还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驿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那么大，因为，只有那样大的字体，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我和王家驿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我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虽然，当时他的记忆力尚未明显衰退，但短短的一份讲稿，却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有办法和过去那样，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演讲得朗朗上口，所以，特地去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做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在蒋经国要上去讲话的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块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随时可提醒他。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作用。

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了民进党借“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台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视力已经极为衰退，他也根本看不见台下的情况，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剧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后，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我们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根本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所以，有人说，两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可说是被民进党气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蒋经国忽然问起他的三个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和蒋孝文在哪儿。无奈当天，除了一个神经有些失常的孝文在跟前，孝字辈没有一个人在他病床边守候……他吐完最后一口血后，头忽然往右边一歪，断气了!”

刊载于《周末》的这段文字，由蒋经国贴身侍卫翁元口述、台湾传记作家王丰撰文。

蒋经国之死

“今天我浑身都不舒服……”

1988年1月13日，刚好轮到我上班，从台北家中赶到七海官邸，正好是早上7点整。

走进蒋经国的卧房，他向贴身侍卫翁元抱怨浑身都不舒服。我向当天的值班医师姜洪霆作了汇报。姜洪霆快步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询问病情。

蒋经国面带愁苦地说：“今天我浑身都不舒服，胃尤其不舒服。”姜洪霆不是肠胃科医生，无从判断蒋经国的胃究竟有什么问题，只好开了两颗胃乳片。

蒋经国服下胃乳片几分钟后，还是不停地说：“你们救救我，我还是很不舒服。”众人只有好言安慰。

蒋经国与儿子

早晨7点10分，“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来到七海官邸。姜必宁是心脏内科权威，他也没办法为蒋经国的“胃病”作出诊治，只是吩咐护理人员先替蒋经国注射营养针剂。

1月13日是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的日子。蒋经国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今天还得开中常会呢，无论如何我得去主持会议。姜必宁婉言劝道：既然您身体不舒服，不如请一天假，等身体好些，下次再去主持吧。蒋经国迫不得已，只好同意请假一天。

这时，蒋经国对我们说，他躺着很不舒服，想坐轮椅走走。坐上轮椅不过两三分钟，蒋经国又告诉贴身侍卫，他坐不住，想回床上躺着。侍卫只好再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床。可是他上床不到两分钟，又吵着要坐轮椅。如此反反复复，总有四五次吧。翁元在他身边那么些年，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烦躁不安。

到了12点半左右，蒋经国忽然依次问我三个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和蒋孝文在哪儿。无奈当天，除了一个神经有些失常的孝文在跟前，孝字辈没有一个人在他病床边守候。

吐血而亡

中午12点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作势要吐。翁元赶紧拿来了一只不锈钢盆。过了一两秒钟，他“噗”的一声，从嘴巴和鼻孔里喷溅出颜色暗红的鲜血，足足吐了有大半盆。侍卫吓坏了，赶紧捧着那半盆血，飞快走到姜洪霆那里，告诉他蒋经国情况紧急。他面无表情，急忙走向蒋经国卧房。我问他：“盆里的血要留下来化验吗?”姜洪霆回答：“不用了，你去把它倒掉!”

我怕他冷，为他盖上毛毯。才盖上毛毯不久，蒋经国第二次吐血，这次吐得比较少，但是令我惊骇的是，他吐完最后一口血后，头忽然往右边一歪，断气了!

姜洪霆立刻跳上床铺，半蹲在蒋经国身体的上方，双手压在蒋经国心脏下方急救。护士也奔过来注射强心针，现场乱成一团。姜洪霆做了好久的心肺复苏术，依旧无法让蒋经国活转过来。

当姜洪霆急救时，医护人员紧急联系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但是，当他们悉数赶到时，已无回天之力。

宋美龄去得最晚

当天下午，蒋孝勇、李登辉、宋楚瑜、郝柏村等人陆续赶抵七海吊丧。宋美龄是那天来得最晚的，直到5点多钟才到。她只是在蒋经国卧房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就直接去了蒋方良的房间。半个小时后，宋美龄走了出来，在大队人马簇拥下，坐车离去。

宋美龄当时并无哀戚表情，也未掉泪。可能是因为宋美龄和蒋经国只是名分上是“母子”吧。

蒋经国的死，令蒋家王朝就此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