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晨
摘要：太平天国时期，一场遍及江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的社会恐慌风潮迅猛蔓延。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的两个重要表征，而战争灾荒瘟疫和生产破坏等所致物价飞涨是社会恐慌的共同诱因。究其根源，还在于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巨大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一身，除战争灾疫等客观环境外，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和土匪等的害民之举，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自须正视。
咸丰三年(1853 年)春天，太平军金田起义的号角，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一路传入江南水乡。1860 年代，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重心渐向东线战场转移，先后开辟了苏福省和浙江天省两片比较稳定的控制区。然而，随着太平军挺进江南，长期以来延续积聚的社会经济危机达到一个高峰。天灾人祸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剧烈震荡。民众在夹缝中求生，无所适从，对待生存危机的心理承受力下降，对现实社会的恐慌心理增强。一场遍及江南、造成无数民众流离失所与死亡的大恐慌风潮迅猛蔓延。以往的论作对这一内含深意的历史现象仅间有提及，迄今尚无专文予以探讨。本文拟从社会恐怖、灾荒瘟疫、生产破坏等因素造成的物价飞涨三个层面构成的社会经济危机着手，试图通过对众多“小人物”形象的描绘，建构战争亲历者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全景式地展现这场社会恐慌的历史表象及成因。
太平军进军江南，在民间产生巨大恐慌。民众在恐慌中行为表现主要有三类：一是举家迁避，二是自杀殉难，三是起身抗争。
因恐慌而迁避的例子不胜枚举，民众或避居郊野，或逃于深山，或棹舟湖海，扶老携幼，争先逃难。以秀水濮院来说，“邻里左右有家室者皆避乡，无家室者朝出暮归，日间无一在者”，“镇上居民亦无几人”，甚至有“避难坐舟中一月余”者，颠沛流离之苦可以想见。寓杭徽商程秉钊亲历逃难之景:“是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无锡绅士余治在战争爆发后，离乡避难，感江南难民流离之苦，将沿途见闻绘图辑成《江南铁泪图》，请赈募捐;其中有多幅图形象反映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民众的迁避风潮，以及在流徙途中的悲惨命运。
在战争亲历者的笔下，常会发现那些逃亡者近乎绝望的哀伤。杭州张尔嘉在逃亡途中求生无路，叫天不应，他自述:“满天烽火，生离膝下，其何以堪? ……月明星稀，搔首问天，天亦不答。”常熟柯悟迟途中遇到太平军，被刀伤十余处，血流如注，几近命绝，最终死里逃生，与家人团聚，“抵家遍视，竟难以言语形容”。《避兵日记》的作者全家十人遭遇追兵，或被伤或被沉诸河或落水，最终奇迹般“刀头上避过，仍然团聚，真如天之福也”。所谓“四面皆贼，无生路矣”，应是当时逃难者们的普遍心境。
社会恐慌中多有民众自杀，苏州百姓“因已事前闻知:凡不从贼者，俱先凌辱而后杀害”，“故于贼尚未至之前即悬梁、投水，以全节自尽者甚夥”。或许由于江南地区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民众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太平军席卷江浙，该区域的民众在战争中自杀殉难的情形明显要比战争波及到的其他地区严重得多。据传教士艾约瑟等人观察，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自杀的事情远比屠杀多得多”。太平军破金陵，“士民自尽者，或全家或数口，不下十数万人，悉能义不苟屈。惟妇女之死，无铮铮特异者: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因无激烈可传之行;不过女随父，妻随夫，同时殉难而已”。这些都是因恐慌而致的自杀行为。
因惧于丧失贞节，妇女自杀尤为惨烈。陈懋森的《台州咸同寇难纪略》至少记载了 123 位女性死难情形，其中自杀者有投井、投潭、自缢、服毒、服卤而死者，还有抱女牵子赴水而死者，有夫妇同时赴水而死者。
张荫榘、吴淦的《杭城辛酉纪事诗》在记述咸丰十一年(1861 年)杭州民众殉难情形时写道:“城陷，有阖门殉难者，有投缳投井投河吞金吞鸦片殉难者，有绝粒殉难者，有骂贼击贼被戕者，殉难者数万人。”这里记载了民众四种自杀情形:上吊(投缳)、赴水(投井、投河)、服毒(吞金、吞鸦片)、绝食。还有其他几种类型:一是自焚，如苏州李姓“阖门自焚死”，吴县惠姓之母，“焚死。邻人返拔之，皮焦肉烂，骨嶙嶙如枯炭”; 另一种是坠楼，苏州“某家两人死于阶下，一头裂一腰折，疑坠楼者”。也有相约共死者，苏州收尸局某人言“某家夫妇二人盛服严肗(装)，同死于床，疑服毒者”。我们在为同生共死者强烈的人伦情节感慨的同时，也不由触及到案发现场弥漫着的恐怖气息。
在江浙民众自杀的几种情形中，赴水自杀比较常见。赵烈文之友金瑞庭在常州，“城初陷时，金投水已气绝，为贼救苏”，“夜中妇女投缳溺井者三日夜无虑数万人”;在杭州，《再生日记》作者晦农的妻、妹同时投池，太平军在岸上“喝令捞救”，“并取其无数纱衣来，令将湿衣更换”，“船上妇女大半投水，闻有被长毛救起者”。上述事例均系恐慌自杀，非但太平军无迫使之行为，反施以援手，据闻太平军还明确立有“不许民赴水投缳”之令。
长洲的潘钟瑞记录下苏州民众在城破后争相投水自杀的场面:“某家眷口同死一井，井为之塞，不能捞取，乃盖一被而加石其上”;“至于骈首接踵，相与枕藉而亡，河为之不流，井为之堙塞，实皆自尽以殉，而妇女尤为多，于此见苏人之抵死不受辱，具有同心”。
此外，自杀案例在《浙江忠义录》、《两江采访忠义传录》、《江南昭忠录》等官方表彰纪念名册中大量收录，种种情状惨不堪言。众多的民众自杀现象又加剧了社会恐怖。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给民众心理蒙上了阴影。过分紧张和高度敏感的神经，以及极度脆弱的心理承受力，特别容易使民众将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命威胁者的无所畏惧，从而引发民众的对立行为———求生求安的群体行动。在太平天国战争主要波及的地区，可谓“无地不团”，民众组织民团，以保卫桑梓为目标，则表现出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心态。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众多因恐慌所致的民众抗争事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海宁花溪冯家抵制“拔人”的系列事件。
冯家为花溪富户。自太平军在花溪等地设立乡官后，冯家就面临被“局匪”“拔人”(花溪方言，抓富人)的威胁。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二日，冯家也和多数家庭一样，采取迁避他乡的方法躲避太平军，但终因忍受不了流亡之苦，“不堪风雨”，仅在半个月之后的三月初六日就返回家乡。回家后的第二天，“及明，族议如果局匪来拔，鸣锣集众以击之，俱踊跃”。这仅是一次短暂的战前动员，族中各房达成口头协议，于是便有了未来一年时间里的七次抵制“拔人”事件。
该事的直接起因是太平天国基层官员“掳人”的行为，而贯穿事件始终的关键是冯家对太平军的恐惧。在事件过程中，冯家有两次迁避行为，都缘起于恐惧心理。第一次因花溪乡官局“恐吓拔人”。外逃期间，《花溪日记》的作者冯某还亲眼目睹了太平军行军的浩大场面。为此，冯某战战兢兢:“数千里远近皆废眠食，奔逃无地。此时我家并畏局匪拔人，俱潜身藏躲，不敢定一处住。”第二次因乡官前来“借洋拔人”，冯家又是举家而逃，“我家大小先已奔走尽”，“后各迁避外亲家”。在同治元年(1862 年)三月十六日的争执中，局差处以下风后，竟以“偕长毛来”为恐吓，亦知民众对太平军的畏惧心态。
咸丰十年(1860 年)十二月发生在常熟西北乡的一起暴动也起因于乡民对太平军的恐惧。此时已是太平军完全控制常熟后的第五个月，或许由于部分村民目睹了其他各乡遭受蹂躏的惨象，也可能是出于对前几天在邻近村子发生的掳人事件的忧虑，各乡、各图通过发传帖的形式，在关帝社吃面集会，号召大家“倘有长毛穿人(常熟方言，掳人)等情，鸣锣为号，齐集击杀，同心协力”。事情进展顺利，“西乡处处皆然”。对于事情的结局，囿于史料，只能暂付阙如。
同治元年三月昭文县发生的暴动是民众恐惧到达极致而被迫转变的应激行为。当太平军在张市、老吴市和东周市一带“打先锋”时，大批因恐慌而迁移的避难者群聚海滨，祈盼得船渡江求生。随着太平军的逼近，“尔时欲渡江而无船，欲趋避而无路”，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三个勇敢者———夏正荣、薛梅屏和周桂(贵)德，出面组织避难者“死地求生，背水一战”，结果太平军败归，乡民活命，“四散避去”。从事情结束后暴动参加者四散避去的情况分析，这起事件民众的初始动机主要是求生，未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至于周某接下来领导的“打毛”事件则属于另外一种模式的政治动员。实际上，对于众多民众反对太平军掳掠的事件，社会恐慌大都是其发生的重要因素。
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起，至太平天国战争时，江南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水、旱、蝗和地震等灾害频发，甚至在一年之内多次交替发作。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正值该区域水旱灾害的高发期。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安全。
祸不单行。1860 年代的江南不仅饱受水旱雨雪雹震风虫各类灾害的蹂躏，一场造成数百万人罹难的瘟疫同时降临。关于疫死人数，余新忠估计多达 320 万至 600 万。
农民是受此类灾害影响最深的群体。灾荒、病疫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容易引发饥荒，形成流民。而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既遭兵劫，复遘天灾”，灾荒与病疫同时大规模、强破坏力发作，民众对社会危机的心理承受力降至冰点，不仅要随时面临战争、灾害和瘟疫导致的死亡威胁，在各类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普遍饥荒，又构成了一幕幕人间惨象。在时人笔下，常见因饥荒致死的记载，湖州南浔“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杭州“饿死者几半”，“树皮草根居民争取以充饥，犹有苦其难得者”，更有甚者，“饿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气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居民争相咀嚼，乡间百姓斫卖饿尸肉趁机发财。这类人吃人的反人性现象在 1860 年代比较普遍，“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 ;南京等地亦有“食其所亲之肉”者。“食人”现象增加了社会恐怖，在此情形下发生大规模的民众哗变便不出人意料。
“盖天王”的平民武装是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因灾荒、饥馑起身反抗太平军的典型案例。同治元年八月在海宁，盐贩陈三丫头“称盖天王，公然旗帜”。这支队伍的主要参加者是饥民，“海塘圮后，禾田斥卤不能种植，居民不复粒食，因相从行劫，附之者日众”。变乱惊动了嘉兴和海宁太平天国当局，太平军随即对他们展开抓捕行动。同治二年(1863 年)十二月，桐乡太平天国政府逮捕了三名“盖党”，经审讯，录有如下供词:“我等本良民，饥寒所迫，故为行劫之计。……我等奉义而行，故所劫皆至公无私，本系饥民，不劫则死，死固分内事，子欲杀，则竟杀之可也;若根究主使，则天神也，不可得也;若诛党与，则随地皆在，不啻数万人，不可胜诛也。”这番慷慨陈词很难想象是出自被太平天国定性为“叛逆”的“盗匪”之口，但他们饥民的背景和为生存起身反抗的动机，又不得不为之增添一些正义色彩。“盖天王”事件直观地反映了天灾人祸带给民众的苦难，以及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由灾荒等因素引发社会恐慌的状态。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是当时经济生态的一个重要表现。1860 年代太平军据守江南，物价持续走高。物价是通货膨胀的一面镜子，其中作为江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稻米的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的物价水平。当然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否会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还要考虑家庭收入、银钱比价和当地其他物价水平等因素。民众收入情况鲜见史料记载，但在一般情况下，战争期间的收入水平很难有可观增加，而清代中叶以来银贵钱贱的趋势已经诸家学者证实，“百物咸贵”的描述常常见诸史料，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也是这样。例如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昭文地区，“客商来往亦断绝”，“诸货昂贵甚，而缺物最多”;猪肉价格也在上涨，同治元年闰八月，猪肉每斤约123文 ，不久即涨至“每斤二百文”，当时苏州一带有“百文之狐裘勿穿，千文之肉必食”之谣。苏州吴江，“货物较前腾贵数倍”，“百货腾贵”，“食物昂贵，从来未有”。湖州青果八鲜、鱼虾蔬菜、油盐酱醋“百物腾贵”，同治二年“豕肉斤四百钱”。绍兴土著王彝寿亦慨叹“市场物价腾贵，较平时倍蓰”。那么粮食价格的高低则直接关系民众的生活质量。
清代形成有系统的粮价奏报制度，大部分数据因而得以保存，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粮价却多数因战乱缺失。兹以咸丰五年(1855 年)至同治八年(1869 年)的 15 年为时间量，对苏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中米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统计;对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籼米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统计。可发现，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米价在咸丰十年前的五年间基本呈平缓的动态增长趋势，而在太平天国战争刚刚结束或者结束前夕米价达到或接近该时段同地区的最高值，战后米价逐渐回落。
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时期米价的部分情况在时人记述中保留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官方档案缺载的遗憾。据时人记载比对战争前后的粮价水准和趋势，可推断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时期各地米价达到相对时间量内的峰值，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物价指数的变化曲线与米价趋势呈正相关。
以物价飞涨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给百姓带来极大恐慌，时人以“人心皇皇”四字形容。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很难完全依靠一组枯燥的数字深入了解，而战争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却是对当时经济危机最直白的控诉。常熟地主周鉴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在给胞弟的信中写道:“两年来日非一日，两餐一点改为一粥一饭，米六麦四，所谓饧糆饭也，虽长夏亦然。所恨者米贵总在天长时也。……早饭烹素菜一簋，晚间天暖，只烧开水以泡冷饭，天寒泡饭合粥，即以早间所剩之菜，不另烹菜也。……今春以来非遇祭先不买荤，平日小荤亦不买。”最后，周鉴以“非独我无钱，无物不贵也”，总结造成自己凄惨生活的原因。差不多在同时期，乌程李光霁家也“绝米三日，磨麦作饼饵啖之”。常熟秀才龚又村和他的妻子到处奔波，只为向比他境况稍好的地主邢湘舟和陈霭亭“籴麦”、“办豆”，“杂入饭中御穷”，而他们却“不惯粗食”，只好“食豆吐壳，食面去肤”，勉为其难。昔日锦衣玉食的富家大户，如今也只能发出“谁能堪此”的慨叹，而穷苦百姓的生活，在时人著述中，则随处可见“饿莩盈野”的记载。
战争、灾荒瘟疫和物价飞涨等共同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大恐慌。然恐怖之源，与其说是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毋宁说是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在太平军未到之时就已蔓延，如嘉兴、常熟、吴江、海宁、绍兴等地均见有百姓称太平军为“瘟毛”的记载。民众心中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定型，主要有先天性、后天性和其他心理因素三个层面因素。
江南地区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宗族意识，使民众对起身穷乡僻壤，以异端宗教武装起来的叛乱者，具有先天的优越感和排斥、抵制乃至敌视心态。太平军兵临之时，民间自杀殉难的风潮正是正统、忠贞观念的直观反映。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民众“进贡”的政治性意义凸显，以及设治建政、编发门牌、开科取士、推行以禁毁偶像和反孔非儒为主的移风易俗改革，除政策本身蕴含独特的宗教意义，实际还是欲向世人宣扬奉天承运、王朝正统。但由于江南社会先天排斥和抵制的强大惯性，拜上帝信仰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淡化或被同化，在与正统文化的争锋中渐败。这种先天性的思想心态就是民众对太平军先天恐惧的意识形态根源。
太平天国缺乏对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主动权的掌控。太平军一般以“出榜安民”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告示首先要宣扬王朝正统，顺天伐暴，丑化清政府，号召民众投身反清大业。但此类宣传缺少政治和思想文化认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严重不足，没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实质。尽管洪秀全一再标榜拜上帝并非“从番”，但却只是依靠宗教解释宗教，缺少现实关怀，反而激发了民间社会视之为“洋教”和“异端”的逆反心理。文告的内容大多没有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顺天”的正统性和“伐暴”的正义性，只是以含混的宗教语言生硬地灌输民众“各安恒业”“及早进贡”“照旧纳粮”的义务，并附以恐吓。在后期，宗教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宗旨基本以为经济服务为中心，大肆倡言刍粮所出，不能不随时随地取给于民间的歪论，引起百姓普遍反感。太平天国在思想宣传方面所做的重要突破是发明了口传教育的新形式———“讲道理”，其实践经常而普遍。在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的乡村地区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但这一形式的功效也受到宣讲内容的局限，和出榜安民一样，“讲道理”的宗教教育和思想教育功能逐渐被为经济服务的现实功能所取代。
太平天国在思想舆论领域落败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最终失去了大众舆论的领袖———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与合作。咸丰四年(1854 年)夏到访天京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麦华陀意识到:“士大夫阶层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体系的中坚，是大众舆论的领袖，民众一向乐意和信任地团结在其周围，对于他们，叛军不是用心地争取其归顺，而是宣布他们的荣誉头衔无效和非法，抨击他们所珍爱的古代典籍，焚毁他们的公共藏书地，使它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早期太平军转战湘桂途中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可称作太平军书面形式思想动员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扬的民族大义很快就被曾国藩《讨粤匪檄》展现的“卫道辟邪”的文化张力所淹没，时人反馈《讨粤匪檄》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共鸣:“我师讨贼檄，卫道辟邪，实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韩下，每为同志者诵之，静者流涕，动者击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谋至计，必能早为之所也。”
清廷还以所谓“从贼中逃出”者亲历之“被害情形”制作成一些政治宣传品在民间广为散发，像《金陵被难记》痛诉太平军“恶行”，号召“富者捐财，贫者效力，同心团练，豫助官兵”。另外，还在“解散胁从”方面大做文章。
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发布上谕:“所有江苏、浙江、安徽所属被贼占据各州县，应征本年新赋及历年实欠在民钱粮，著一律豁免”，“被贼裹胁良民”“准其自拔归来”“予以自新”“胁从罔治”。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再发上谕:“着各督抚刊刻誊黄安抚陷贼难民”，除“甘心从逆”者，“其余一切为贼所陷者，概予免罪”。清廷屡有“胁从罔治”“豁免钱粮”“旌表恤典”“增广学额”“因功授赏”之谕，形成了配套的分化政策。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徽祁门军营中编写“解散歌”，宣扬“八不杀”，承诺“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两相对照，清廷的宣传策略重视心理攻防，比太平天国高明得多。
有亲历者逃回乡里后在酒楼、茶肆等公共空间传播“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的论调，痛陈在太平军中生活艰辛。乘间逃出的人们以“被掳”“思痛”“生还”“余生”“复生”“隐忧”等名义留下了大量文字，不仅对当时人的思想产生震动，如今也均已成为这段记忆的“见证”。
时人笔下对“厉鬼”“阴兵”之类恐怖异象的记载也加剧了社会恐慌。无锡余治绘有一幅“愁云泣雨神鬼夜号”图，记雨夜中死无葬身之地的无头厉鬼和狰狞幽魂四出游荡哭嚎，并且确信“今则往古之事，一一见于目前，觉古人真不欺我”。赵烈文也记咸丰三年正月常州“各乡俱有阴兵之异，初至声如疾风暴雨，燐火杂沓中，复见戈甲旗帜之象，其来自溧阳、宜兴，由西而东，每夜皆然”，还宣称“咏如、才叔皆目击之”。百姓对死后变为厉鬼游魂的畏惧无疑增加了他们对太平军的恐惧。直到战争结束后近十年，苏州百姓仍对咸同兵燹心有余悸，有人还看到太平军“阴兵”“夜闹通宵，鬼火磷磷”，“火光中有兵马人影……开枪炮并击铜锣，竟莫能息”。
总之，当时人对太平天国事的书面和口传信息，形成了战时社会妖魔化太平军形象的舆论主流。而有些倡言太平军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贬义词冠名传播，如刀口余生(赵雨村)的《被掳纪略》，初名《太平纪略》，据作者本人称“因避清朝的迫害，改为‘被掳’字样，记事立场亦加以变更。惟于当时太平军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杀敌各史实，则照实记述”。所以迫于政治形势，亲历者传述和时人所记太平军形象难免有不实之处。
土匪、盗贼乔扮太平军设卡收税、抢劫滋事、杀人放火的事例很多。在常熟，“每有聚众恃强，口造谣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哗雷动”;在海宁，“土匪扮长毛，夜劫花溪大坟头迁避家”;在嘉兴，“皆土匪私立关卡，并非长毛令也”，“有无赖子伪设长毛卡勒索客船税……盖狐假虎威往往而然也”;乌青镇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土棍枪匪皆冒长毛名目，持械吓逐”，结果造成居民惊恐逃避，“溺死、跌死、践踏死、劫杀死者，盈千盈百”;在吴县，“新郭乱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余人，伪扮长毛，昏夜入人家劫掠”;在太仓，“贼至乡不过十余人，黄旗，红绸扎额，并非的真长发”。可见在社会失控时期，土匪、盗贼的破坏性极大，浙江黄岩民间流传着“长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谣。匪盗冒充太平军行恶，易被民众误认。
古人谓丙午、丁未是国难发生之年。天干“丙”、“丁”阴阳五行属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为马和羊，故有“赤马”“红羊”劫之说。太平天国并非起事于丙午(1846 年)或丁未(1847 年)，但其发端之上帝教成型于此间，组织逐渐完善(“天父”、“天兄”相继下凡传言)和起事准备日趋成熟的戊申年(1848 年)也与之临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报道中，“首逆”洪秀全和杨秀清并列而称“洪杨”，因姓氏音近，时人常将太平天国“洪杨劫”附会为“红羊劫”。再加上当时流行的谶语也习惯性地将太平天国比附为灾难，身受战争创痛的民众很自然倾向于认为天灾频现是上天对人祸的降罪，从而形成疏远和恐惧太平军的心态。
一般来讲，妖魔化太平军的谣言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出于敌对，恶意中伤诽谤;一是源于民众敏感神经或紧张心态的误传;一是匪盗、游民、无赖和散兵溃勇等欲趁乱滋事而生。三类谣言均会造成社会恐慌。民间社会则根据这些讹传形成了关于太平军蓝眼睛红头发的妖魔形象，给大众行为选择带来了负面导向。
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特别是后期在苏南、浙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政令，向世人展现了太平天国进行国家建设的社会战略，然而社会战略实践的失误和弊病却使民心益失，增加了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恐惧。如“愚民、贫民亦望贼来既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并可从中渔利，则有望风依附者”，而后太平天国却间杂并行“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此令一出，“以贼之征伪粮如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说以自肥，真剥肤及髓矣”，佃农遂有“欲求仍似昔日还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绪，甚或“攘臂而前”，酿成民变。太平军将之镇压，最终“人情大变”，激化了本已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
再如，尽管太平军当局一再严令整饬军纪，但仍然大量存在“打先锋”、“屠灭”和“掳人”的现象，咸丰十一年六月太平军追杀常熟抗粮之民，劫掠市村五处，时人称“乡人从此心死”。在湖州，同样因太平军动辄打先锋，波及无辜，“自是人始知贼不足恃，乃相率迁徙，或东向，或南向，或为浮家泛宅”。
在地方行政方面，太平天国力图摒除清朝漕政旧弊，严禁收税人浮收勒折，但因缺少地方社会管理经验，过多倚靠地保、胥吏之类充当乡官，在具体执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败现象仍然不断滋生，甚至激变良民。如咸丰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监军顾午花和陶庄举人袁某，“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四五块”。
太平天国排斥古人古书，在民间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倡导留发易服、历法改革、婚丧礼俗改革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在城市实行男女分营的社会组织和限制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些大多与国情严重脱节;加之操之过急、手段激进，与传统激烈冲突，远远超出民众的心理承受力，这也加重了人们对太平军的排斥和恐惧心理。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民众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对立和恐慌心态很难为太平军左右，可变性小;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偏差和弊端是太平天国的主观作为，具可调控性。在实践中，太平天国却自我孤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最终使“妖魔化”的太平军形象定型。所以，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
除对立心态外，求生求安和从众心态也可能增加社会恐怖气氛。求生求安，是民众在乱世中最基本的诉求。迁徙逃难、被迫落草为寇、加入民团，均有民众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百姓求生求安的欲望，推动了暂时群聚效应的生成。咸丰十一年夏秋间，数万民众扶老携幼避入浙江诸暨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术”救世，最基本的愿望就是能生存下去。
民众对太平军，部分恐慌行为内包含的立场对立并不明显，民众参与其中仅是从众心态驱使，可能存在盲目跟风。在海盐菜农沈掌大领导的规模达万人的民团队伍里，相当数量的参与者是因恐惧而被裹胁。
太平天国时期，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氛围的两个重要反映，它们与灾荒瘟疫、物价飞涨等社会经济危机的历史样态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战争主要波及地区民团、民变、土匪、盗贼、会党、教门等社会不安定现象频发的社会生态背景。
战争、灾荒瘟疫和物价飞涨等共同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大恐慌。而灾荒、瘟疫这样看似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客观现象，其实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至于通货膨胀的发生则与战争的相关度更高。灾荒、瘟疫和物价之间也有关联，如太平天国江南占领区米价的变动情况存在一个共同规律，即在同治元年夏间米价达到一个相对峰值，而此时正值江南灾荒、瘟疫同期肆虐之际。在这三方面因素中，战争显然是诱发社会大恐慌的直接原因，然恐慌之根本在于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恐慌。
民众对太平军形象的恐惧，这里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因素。
需要补充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当时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太平军一身。在明确太平天国统治政策中的负面因素给民众留下战争创痛的同时，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土匪等的害民之举。像桐城百姓对当地的团练局恨之入骨，称“逼捐十棍”曰“十鼠”，“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金念劬《避兵十日记》主要记录了太平军到来前夕，苏州、昆山等地清朝败兵溃勇的劣迹。金氏自苏州逃难昆山途中没有见到一个太平军士兵，却几乎无日不受溃兵骚扰，故其言“是则败兵之罪实浮于贼，予此记不曰避寇而曰避兵纪实也”。金氏的评判是结合自身长期观察和切身体验所得，符合实际。所以当时有百姓传曰“贼过如篦，兵过如洗”，而总体来看，太平军军纪实态的一般状况较清军、团练为良，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时自须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