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国师，戴季陶反共理论有多反动？我党只有3人能系统反驳

文：常棣tandy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曾是一项比较困难的任务。

1、戴季陶其人

戴季陶名传贤。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受资产阶级思潮影响，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用笔名“天仇”(以示与清廷不共戴天之意)在报纸上写文章，鼓吹排满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任孙中山记室(即秘书)，随同亡命日本。

袁世凯垮台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军政府秘书长，1918年孙中山受滇桂军阀之排挤，离粤赴沪，戴亦随同到上海。

1919年6月，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戴与沈玄庐一起主办《星期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和劳工运动，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这时他还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但旋即退出，与陈果夫一起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于是又改名季陶(取效法古时陶朱公范蠡弃政经商之意)。

1923年冬，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派廖仲恺到上海向在沪的国民党本部诸人说明决定改组的原由以征求他们的同意时，戴季陶即表示了反对之意。

他向廖仲恺提出了三条：

“一、绝不能借款作党费，即借款亦须如旧日吾人借款之办法，绝对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牵制；二、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之党籍，而不能存留两党籍，以启他日之纠纷；三、我自己绝不任中央执行委员，并不出席于代表大会，而愿以全权担任一出版所或报馆”。

第一条是影射攻击苏联，意即可接受苏联援助，但不能受其“控制”，国民党要保持行动的自由。第二条是明白宣告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两党合作。第三条是故作姿态。以不担任中央职务和不出席代表大会为托辞，来表示其不合作的态度，实际上仍是反对两党合作。

这时戴季陶已认为改组国民党“殊非适当。盖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此乃集团之原则，绝不能违背者也”。

他提出集团中心观点和集团有排他性这条所谓的原则，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由于孙中山的权威与坚持，戴季陶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这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但是他反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活动。

2、“戴季陶主义”的本质

1924年3月29日，他在祭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回广州城途中，在汽车上与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作了如下的一次谈话。

他说：

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共产党人亦既承认之矣。若于此日，共产党之同志能牺牲其党籍，而完全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个中心。然后一切纠纷，乃可尽除，而组织工作乃不至受此无形的障碍。

戴季陶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放弃共产党党籍。以便完全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这就是他的反动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后来进一步发展完成的所谓戴季陶主义的一个根本点。

但是，这个要求当即受到了谭平山的批驳。

谭平山回答他说：

“此事现在绝做不到。两党之合作能至何时，现在亦殊难逆料，将来总有分离之日。今日欲共产党抛弃其党籍，则绝不可能”。

戴季陶回忆当时谈话的情形说：

“平山为此说时，其决心与诚意，现于眉宇”，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一方面感到国民党内的“旧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而党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因而“对于党事前途之悲观，亦遂加厉”。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戴季陶对国民党内一部分老朽分子的腐败行为是不满的，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内共产党人锐志改革又是害怕的。他感到进退维谷，左右两难，陷入了悲观惶速的境地。而这正好反映了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的两面性。

戴季陶陷入了困境，于是辞去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于1924年6月离开广州。到了上海，隐遁下来，行韬晦之计，待机而动。

3、“戴季陶主义”的发端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国民党领导中枢受到震动，失去了对党内的控制，这就给右派活动提供了机会。戴季陶决计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和一个纯正的三民主义国家，乃谋把他擅自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指导原则而确定下来。

1925年5月18日至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向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即第十号训令)。

训令称：

“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系为接受本党之主义政纲，而负实行国民革命之责任者。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从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代，即系如此。惟既加入本党者，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此则至为重要也。本党为民主的集权制之组织，但本党为民主的集权制，有一最高原则，即本党乃总理孙先生所创立。

总理所创行之三民主义，为本党始终不渝的主义，而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著之‘三民主义’为标准。总理在时，党员之行动，一决于总理。总理既殁。党员之行动，惟有完全取决于总理之遗教。如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制之。

且以后无论何时，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此则全体党员所应确实信守者也。”

戴季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也就是承认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法性；但同时又宣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都必须“确实信守”，如有不遵奉者，即“一律以纪律裁制之”。

这里面别有用心，就是要用他所谓的三民主义作为最高原则，来规范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的行动，这是在为谋求建立一个在所谓纯正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纯粹国民党作准备。应该承认，这一训令是戴季陶的反动思想对国民党开始取得某种指导作用的表现。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戴季陶又回到上海，在薛坡赛路慈安里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反革命的理论著述工作。

1925年6月和7月，他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反动小册子，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这标志着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

3、”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内容

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他提出确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竭力鼓吹三民主义的道统说，宣扬孙中山的所谓正统思想，宜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继往开来的大圣。

二、他宣称中国目前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中国国民党是在进行适应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国民革命。这个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而不是劳工阶级一阶级的革命。中国还没有阶级对立，因此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

三、在组织问题上，戴季陶主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退出去，以便建立一个纯粹的或单纯的国民党。因为在他看来，团体是有“排拒性的”。国民党内加入了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党内有了两个中心，这就会“同性相拒”，难以存在和发展。

此外，戴季陶还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

他说：

“帝国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在社会主义的见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至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单是资本主义的势力之一的形式。

除了资本主义而外，再没有第二个帝国主义成立的原因。

从以上的表述，可以看出，戴季陶的这套说教是十分反动的。由于它披上了接受总理遗教、信守三民主义的伪装，因而也较能迷惑人。

当时国民党内一小批右派把戴季陶的小册子奉为至宝，说它作了“一个很深切而正确的叙述”，“从中国的思想史上说明孙文主义的地位”，“是很忠实的研究成绩”；有个右派说：“《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一部书里面所叙述的”，“句句都是我想说的话”，“至今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

4、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从思想理论战线发动对革命进攻的。危害不小，必须给予坚决回击。

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萧楚女当时都写了文章，就下列问题开展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1）、关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

瞿秋白指出：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

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

瞿秋白在揭露了戴季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所作的这种唯心论歪曲之后，明确阐释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的具体内涵。

他指出：

“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杂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

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

戴季陶竭力宣扬他所谓的“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攻击唯物史观是“很单纯的”，宣扬孙中山是“继往开来的大圣”，攻击马克思只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等等，其目的无非是要假借三民主义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假借孙中山以贬低马克思，一句话，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2）、关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陈独秀指出：

戴季陶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煞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煞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现阶段中国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说明了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民族的独立，中国是需要进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但在这个各阶级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工农群众是主体。工农力量的发展与集中，影响到革命的成败。

瞿秋白指出：

“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

因此，在不损害民族斗争的前提下，必须发动工农群众对地主、资本家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保护工农阶级的利益和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发展他们的力量。

国民革命也才能成功。否则，工农连自己切身的利益都不能力争，他们就不会积极参加革命，这样而要想国民革命成功，只能是空想。

（3）、关于确立“共信”和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

瞿秋白指出：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

这就把戴季陶提出的“团体是有排拒性的”这条所谓原则的反动实质揭穿了。戴季陶鼓吹国民党的排拒性，就是要排拒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就是要把国民党从各革命阶级联盟的组织形式变为资产阶级一阶级的组织，实即把国民党变为资产阶级垄断的反动党，这也就是戴季陶所希望建立的“纯粹的国民党”的目标。戴季陶提出要确立“共信”，也是为了实现这一反动目标。.

（4）、关于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

针对戴季陶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的见地是事实，另方面又承认帝国主义者关于对外扩张领土是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的见地也是事实的谬论。

萧楚女辛辣地指出：

戴季陶“该不是有神经病吧?为什么能够以一个站在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责的国民党党员地位上人，去承认那我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者底自己的辩护也是对的呢?假使帝国主义者的帝国主义观是对的，则帝国主义便应该存在，便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至少便也应该允许他有相对的存在之权利。那么，国民党要打倒它，便是不对；戴季陶以信奉打倒帝国主义为职责的党纲而加入国民党，便是无意识，便是发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次批判的内容，萧楚女把他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戴季陶拥护掠夺弱小民族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两篇文章，合编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于1925年10月20日出版，在国内公开发行。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后来连戴季陶本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对待戴季陶主义的态度上，并没有表现出批判的彻底性。萧楚女的行为受到压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1925年12月2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登了如下的一则申明：

“申明，兹查有萧抽玉（萧楚女）所著之《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按其内容系萧之个人意见，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特此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二月二十日”。

这则声明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很恶劣的。

尽管陈独秀也参与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但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这样一则声明，这就严重损害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削弱了对戴季陶主义批判的影响。

这样，戴季陶的谬论就在国民党内逐步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反动思潮，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旗帜。

不久以后，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打击，部分地就是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激荡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