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血战:称颂国军之勇,更应深思日军战术之精

本文摘选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1989年夏天，我到云南做少数民族手工佩饰的调查，在昆明遍访无着原始的出处，就往滇西找寻，最终去到瑞丽。印象中从大理坐长途汽车出发，好像两天之后从很高的山上缓慢地开下来，开到很低很低的地方过桥，然后又开始上山，沿着凶险的盘山路绕着绕着往上走，又一天才到芒市。那一次的印象就是吃足了在北京根本见不到的芒果，和尝到了柠檬有多酸。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悟到，那次滇西之旅是我的宿命，在惠通桥头，边防军从数十名乘客中挑出北京身份的我严加盘查，并拿着我的证件去请示上级，一车的百姓见怪不惊地等着我，一边看着事态的进展，是否抓着一个潜逃者。心中有底的我在河谷的燠热中眯起眼望向江对岸的高山，心中在想，要是在那山上设一火力点，多少人马都攻不过去。未及多想，士兵带着放行的指示回来了，我们走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江对岸的那座山，竟然就是被中日两军上万生命用血浸透的松山。不幸的是，作为军人的我预想的血肉攻防早已真的发生过，而更不幸的，凭险的是日本人，而冒死仰攻的是我们的军人。那山上不是一个火力点，而是日军构筑了整整两年的坚固的如蛛网般相通的永备工事。最终，我们打下来了。

又过了十四年之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再一次来到松山，是松山西面的那一侧，也就是我当年看到的松山的背面。到的时候太阳已在缓缓的下山，整个松山都在落日的映照中泛出淡淡的金黄色。山脚下的农舍已冒起星星点点的炊烟，很静，很美。戈叔亚用手指着远处的村落，看见村子下面那个洼地了吗？那就是松山最后一批日本守军的死地。叔亚已经来过不知多少次松山，在他心里一定有一幅整个松山的作战态势图，而且每天都在变幻。

我知道那个故事，那是松山之役的最后一天。因为接二连三的成功爆破，日军失去了所有的大型地堡与弹药储备，被一步一步攻上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后逐次歼灭。奉命撤出战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已经逃往芒市，向上级报告了松山将要失守，全体官兵决心战死以效忠天皇的口讯。此刻，连绵成一片互为支撑火力网的制高点全部被攻陷了，仅余的日本守军退向了松山西面的山坡。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除了松山已被中国军队密密匝匝地包围之外，松山西面的龙陵县城也在中国远征军囊中，那是他们有可能逃往生天的必经之路。

具体是多少名日本军人没人知晓，不注重细节的我们也不会认真追问。只知道他们蜷缩在一起，仍然虔诚地向东方磕了最后一次头。我永远不相信每一位绝死的日本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向天皇效忠告别，他们心里想的不外乎和我们陷入绝境时一样，父母、妻子、儿女，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心有肺的人。我同样不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过投降这件事，不过在那个节骨眼上，他们不知道杀红了眼的中国人是否接受他们投降，而且所有人互相较劲，没有谁敢在此刻提出这个可能不死的选择。

这个故事里最大气的是胜利的中国军人们，他们远远地包围住最后这一小批缺胳膊断腿的瓮中之鳖，却并没有把几个月来久攻不下而死伤无数的怨怒变成弹雨倾泄向他们。大中华的光复之师默默地注视着日本残兵做足程式的告别跪祭，然后围坐在一起，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那一刻，太阳落山了。中国军人没有侮辱战败者，而且给了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尊严。

有许多种说法比喻松山战略地位的重要，其中最经典的说松山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以形容这片小山包如咽喉般重要。在我仅从书本上和别人口中知道松山故事的时候，一直以为松山是一座高耸于怒江西岸的万仞雄峰，有不少讲述松山之战的文学作品至今仍然这么说。但我真正行走其间才知道，这个六十年前的人命绞肉机，不过是一群在云南绝对称不上大的山包。但是这片山西面―—也就是不临怒江的那面虽然平缓，但对着怒江的那侧确是一面陡直的绝壁，所以，虽然相对高度只不过几百米，但是真要仰着打上去，确实难若登天。

山上曾经长满了松树，因而得名。也因为茂密的松树，既隐蔽了日军密如蛛网的连接各地堡的战壕与单兵掩体，又使得中国军队的炮火难以发挥应有的杀伤力。那山上的大多数松树都毁于那次长达三个月的争夺战，今天钢盔粗的树都是重生的了。在走进山群的入口处，还留有一棵磨盘粗的老树，上半段摧折于当年的战火，可居然余下的半条命仍然顽强地活到今天。那树身上密如鱼鳞的累累弹痕，让我们犹能感受到当年弹雨之猛烈，多少条死神之手在这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忙乱地摄魄勾魂。

因为本就是荒山，加上那场战争的惨烈让当地人无法忘怀，所以至今没有人在山上开荒与砍柴。也因为这样，山上的战时旧貌得以保存至今。在离村庄这么近的地方，居然保存着如此完整的旧战场，行走其间仍能感到阵阵冷意袭身。在很多地段，战壕仍有齐胸深，这可是经过了一个甲子后仍存的深度。

只要你具备军事知识，就可以看出防守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之严密。最下层是散兵坑，大多在林木葱茏之处，使藏匿于灌木中的单兵首先击杀来犯之敌，其后是稍大的双人掩体，显然是机枪阵地，而且几个山头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互为呼应。所有散兵坑与机枪掩体都有堑壕相通，在堑壕网的最后面，往往在山洼里，有一座座几平方米至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方型构筑，全部都是建在地平面以下，当年上面有顶蓬与坚固的覆盖物，可以供阵地上的作战人员躲避炮击与休息。

在连绵着的几座小山峰脚下，是炮阵地，这些阵地选点都很讲究，往往从山体缝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江对岸的公路，或者是中国军队抄后路来袭的方向，以便在远距离就对进攻者进行打击。每一个炮阵地不远处都有山间掩体，是存放炮弹与士兵休息处，所有炮阵地都有简易公路相连，利于随时移动火炮。

而整个松山阵地的日军指挥部反而不在山上，恰在几个山头间的一小片洼地上。那个位置完全无法被怒江方向的中国军队看见，又有一个土坡做掩护，从反方向包抄的进攻者也看不见。洼地指挥部据说当年建有自来水与淋浴设施，指挥人员在看似最无遮拦之处安全地纵览全局，又可以方便地登上每一座山头阵地督师。

保山的朋友告诉我，日军当年还曾在山中修筑要塞式堡垒，坦克可以直接开进去，对怒江东岸进行炮击。我反复在山中寻找，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痕迹。那时滇西日军并没有装备大口径火炮的主战坦克，为这样笨重的小炮专门掏山洞不是好方法。而且松山守备战不是坦克用武之地，我在松山周围也没看到任何与坦克有关的遗物，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军事常识上也说不通，应该又是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们文学化的臆想。

看过松山，才能体会松山之战为什么是滇缅战场，甚或中日战场，更甚至是二战战场上的一个经典之役的发生地。因为这个鬼地方太重要，哪一方拿到它都是战略之必需；而它又太是难攻易守，可反攻的中国军队除了攻下它，偏就没有绕过去、躲开这场恶仗的丝毫可能性。只要日本军队还占着它，山脚下的滇缅公路就无法畅顺地通行，那山上时不时打一炮，扔个手榴弹，甚至推块大石头下来，都能让这条战略公路堵好几天。这座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看得到的钉子大的松山，几乎在多少万年前形成的时候，就藏下了总有一天要出大名的伏笔。

松山、滇缅公路、怒江、惠通桥，这四个中日战场上的关键词，在1944年的5月中旬撞到了一起，恶战开始了。

日本人在松山上准备了二年，马不停蹄地建工事、挖掩体，中国人同样准备了二年，换美式枪械、重炮，并且训练了设地标，引导飞机轰炸的地空协同作战。二年之间的风云际会，当年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陆军从火力上已经无法与攻方抗衡了。他们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为陆军提供火力支援，他们的火炮口径与性能也已大大落后于他们对面曾经的败兵。客观地说，如果在恰当的时机发起攻击，打松山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难，那么苦。

一切都因为季节，这是多少中国军人没能躲过去的宿命。战后六十多年，云南成为富足的中国人在长假旅行中选择的第一好去处。那里有雄险奇绝的高山，有丰饶繁美的植被，有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可这三件宝贝中的前两件，在那个时候都是占踞松山的日本守军的法宝，高山绝壁，让中国军人难以攀爬仰攻，密不透风的植被正好让嗜血的猎杀者不露痕迹地设下陷阱。我们自己山上的松林在那一刻真是帮倒忙，脸盆粗的树干阻挡进攻的子弹和炮弹的威力，雨伞一样的树冠又给整个松山罩上了天然伪装网。哪怕地上打成一锅肉粥，天上的中美联军飞机啥也看不见。不仅战场情况看不见，飞机连战场在哪儿都看不见。那个进攻开始的季节，恰恰也是怒江河谷雨季的开始，那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恰好那时不会出现在怒江坝。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都在讲那个雨季，那个索命的雨季！

在怒江河谷，不似我们中国所有其他地方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里只有两季，旱季与雨季。旱季大约是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5月至9月是雨季。一旦下雨，整个河谷和稍矮的群山，又全部笼罩在浓云之中，那浓云从半空直至江面，想象电影里那些飞行英雄一样顺着云层下的河谷进入战场，根本不可能。

就因为这个原因，中日两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进入尾声的1944年，在那个怒江河谷独特的雨季，在中国云南的松山，打了一场现代化装备下的原始战争。

已经有太多人写文章，写专门的书来介绍松山之战，我根本不打算笨拙地试图讲述那场绝死之战的过程。我不相信除却亲历，任何人能用文字描绘出那场战争，那是文字所能完成的任务吗？那种火海，那种拼杀，那种刀尖上挂着死神眼睛的成千上万刺刀组成的丛林，那种半步之差就会血肉飞溅的瞬间，那种能把人的胸膛里的五脏六腑震到碎裂而表面不流一滴血的永不休止的死亡。

今天仍有人在告诉你，中国军人是靠什么样的英勇最终打下了这个堪称固若金汤的要塞群，我却要告诉你，这些简单鼓吹英勇的所谓作家是多么的冷血而外行。战争从来就是一个技术活儿，而战争装备几乎是一切最先进的民用产品的血亲爷爷。“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前提是敌我双方拥有旗鼓相当的武器与训练，或者你算定了船坚炮利的对手会被你耍着两把菜刀的无畏震慑到魂飞魄散。若真如此，你就放胆一搏吧。中国军队恰好就这样搏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还没认识到战争中极高深的技术含量呢。

松山上的日本人不是你靠勇气可以唬得住、吓得跑的。因为季节、地形与植被的原因，中国远征军协同美式装备与空中支持的技术与火力优势损失殆尽，而日军本来不甚强大的小口径火炮反而因为移动迅速，并且可以抵近直瞄射击而成为最令人骇然的剥人皮利器。多部日军回忆录中都讲到，每当看到百米开外人影晃动，他们直接把炮管指向那片洼地或树丛开炮，对方连奔逃的时间都没有，每每可以射杀聚成一团的中国攻击者。那个距离，中国军人的手榴弹扔不到日本人阵地，而自己后方强大到115毫米口径的重榴弹炮又没法打，士兵们还不能站起身以机枪和步枪攻击，那样无疑是为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送到地狱门口的活靶子。

用手用力拍桌子，那啪地一声，就是TNT炸药爆炸的时间。那一刻，炸弹里的黄色魔鬼被释放了出来，它会在刹那间迸开钢铁的外衣，膨胀到几万倍。精钢的弹壳被撕裂成无数锐利的绿豆大小的钢钉，足以射穿任何血肉之躯，而那狰狞的裂炸，则会把任何的生命轰成齑粉。你能想象战死者们那不足千分之一秒的生命结局吗？炮弹炸裂在身边，数千弹片闪电一样洞穿你的躯体，狂风一样刮走你的灵魂。那一刻，已然没有生命的烂棉絮般的躯壳仍然能像活着一样靠惯性奔跑，而一眨眼，便又被爆炸的冲击波吹散成粉红色的粉沫，尸骨无存。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在几乎所有的战斗中，我们军队的成功，靠的大都是前仆后继。想一想，在自动火器的时代，这个词汇背后的血肉，真是让人心酸，这是诞生《孙子兵法》国家的军队吗？

人总用无数的词汇来形容战争，而任何词汇在形容松山之战的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在二战史上的弹丸之地，三个月几乎一天都不停地打，仗打到那个份上，只要一个字就够了：“惨”！惨到再容不下第二个字。

在传统的概念里，肉搏战是最惨烈的，松山却几乎没有面对面的肉搏，那仗似乎纯粹就是拼消耗，消耗对峙的时间，消耗战斗意志，消耗弹药储备，消耗鲜活的生命。人像蝼蚁一样蠕动着爬上去，子弹如雨点一样打下来，如同草船借箭，弹如飞簧，只不过像刺猬般被一片片洞穿的不是捆扎起的草垛，而是成百上千血脉贲张的活人。

在惠通桥头，我们偶然与一位桥头兵营外卖杂货的大妈相识。她是当地人，战争那几年正是她从少女成人的年纪。她天天都站在怒江东岸的山上遥望对面松山的战事，她没有讲那么多的形容词，因为她的汉话我们要字斟句酌才听得懂。用她讲我们的话：你们是新品种人！她觉得自己是老品种，因为她不仅亲眼目睹了那场战争，还把一生和那段历史捆绑上了。她只讲了一句话来形容松山之役：打死的人排在河滩上，白花花的，席子一样。

她们家在怒江东岸的山高处，眺望江边的人小若蝼蚁，她看见像铺成席子码放的阵亡者，那要多少死人。那么多死去的军人编就的席子，一个生命就是席上的一根，甚至只是一截草。而这位老人看见的，其实只是从东面进攻的阵亡者，更多的她没看到的牺牲是在松山另外的一边呢。老妈妈嫁给了这场战役的生还者，一位来自贵州花溪的军人，他俩可能是在战争中相识。老妈妈说，她家老倌一直守在这个桥头，不回老家，也不住省城昆明，他离不开这里。他受苦了，他是国民党兵。老妈妈说自家老倌：从国民党退，如果是从共产党退，又有点历史了。我听明白她的意思，那位未能谋面的抗日军人打松山时已是连长，如果在八路军里，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了。她说：他讲松山讲的多了，我忘记多了。他死了十来年了，要是他在得呢，他讲给你们听，你们会想哭的。

另一个故事来自日本军人的回忆，我印象中是日本陆军战史中摘录的松山参战军人的日记，或者那本叫做《异国的鬼》中的叙述。书上讲到中国军人蜂拥着奋力冲向日军的阵地防线，在已经距离很近的时刻，沉着而经验丰富的日军突然密集开火，顷刻之间遏止了进攻者的脚步。那个亲历者说，当受到猛烈打击的中国军队退潮一样溃散奔逃或者隐蔽躲藏之后，本应空旷无人的阵地前沿居然还站着一个茫然四顾的中国兵，一个少年兵，他完全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因为可供退却的坡地太陡峭了，他下不去。而且，他连趴下装死都忘记了。

我们都应该记得中国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那张著名的封面照片，一位微笑着的中国少年士兵。他那么从容地面对战争，准备用自己尚不厚实的双肩来与大人们一起共担国难。千秋万代的中华儿女，都会为那位年少的前辈自豪。但是，我们真的到了举国抵抗，打死到不剩几个成年男人，而非要孩子们上阵的境地了吗？无论他们是否自愿，让那么稚幼的少年走上战场，是那个时代每一个自称男人的中国人的耻辱。更可悲的是，在松山，有这样一个少年竟然被排在了向顽敌发起绝死攻击的最前列，在日本军人的注视下，在那样的火线上，竟然也没有一个成年军人掩护他撤退或者奋身扑倒他，而让自己的身躯来遮挡当然根本挡不住的子弹。

那少年离日本人的战壕已经很近了，枪声平息之后，居然毫发无伤的这位小兵看见近在咫尺的日本军人在向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挪着步子走向了敌人。他也没有办法逃，在那种状况下，连鸟都没有展开翅膀的机会。他只走了几步就站到了日本人的身前，接着，对他招手的那个人枪上的刺刀洞穿了他单薄的胸膛。

这位仅见于敌人记录中的少年，在中国军队的阵亡簿里，成了与无数成年人并列的一员；在日本人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在我们的仇恨里，他是侵略者血腥而残忍的证据；而在他的双亲心里，他是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母亲堂前的亲生骨肉，一个永远未能成年的儿子。

戈叔亚从十多年前就采访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几次滇西寻访的行程中，他给我们讲过太多的故事。由于多在路中和车上，这些故事大多未被自己悉心记下，但下面这个，像经典电影中无法忘却的镜头，只一次就刻在了心里。

松山久攻不下，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敢死队来冲锋。参加敢死队的中国士兵会在发起攻击前领到厚厚一沓钞票，那是长官用以激励士兵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任何战斗发动前，第一个命令都是“轻装”！因为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坠断游丝一样生机的可能就是重了一个铜板的份量，没能越过死亡之渊。可当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包袱皮把纸钞裹好，系在了身上。就这一包捆在腰间的钞票，就知道国家存亡之际，我们的武装力量离思想明确、管理严格、训练规范的国家级正规军还有多遥远的距离。一支为尊严而战的军队是不用金钱组织敢死队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可以把生命托付给战友的。松山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用金钱来唤起舍命一搏勇气士兵，还要把自己的命价拴在身上，寄望于侥幸不死后寄给故乡的妻儿父母。

一次次的冲锋被一次次顽强的抵抗击退。戈叔亚转述亲历者目睹的骇人场面：在炮火轰炸的旋流与烟雾中，满山坡上都飞动着断体残肢和雪片一样的纸钞。

我一想到那个场面，真是欲哭无泪。这几个血肉模糊而又无比清晰的画面就足够了，它教我们学会正视历史，永远不要掩盖自己天大的无能，让所有死国者的生命来孕沃我们民族的勇气、智慧与尊严的未来。我们几次亲历松山这片旧日战场，回想着六十多年前在这座山上长达三个月零五天的生命绞杀战。中日两军，上万军人，以平均每天一百人的速度被雨点一样的弹阵杀灭，被冰雹般炮火炸起的泥土又顷刻间掩埋无踪。

在本文将要完成时，我再一次细细翻读黄杰《滇西作战日记》，在1944年6月28日那天，他写道：“松山最高点已于二十七日为我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占领。新二十八师亦占领一山头，当我方山炮连向当面溃退之敌猛烈射击，因观测技术错误，至使我一一七团伤亡甚重。”7月4日还有一行：“本师一一七团现尚余三百余人，现驻马东街。”残酷吧，落后就要挨打，挨敌人的打，挨素质低下的自己人打，因为训练落后打自己人。

山坡上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残破的松山阵亡将士公墓志告诉我们，这一个师的参战者中即阵亡军官59人，士兵1450人。“但因当时战况紧迫未及妥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者，仅官佐46名，士兵626名。”是役，中国军队的阵亡总数为七千六百余人，我们在这座山上只找到这一个师的一座墓地。

那仗之后，松山几十年未被人力改变过。周围的乡亲们说，松山上的柴不能砍，因为一斧子下去，那树痕里会流出血来。年纪稍大的当地人还记得前些年的事，每次雨后，都有新的人骨被冲出来，以至于在山上放猪的人要吓死掉，因为每一头猪都叼着一个人脑壳跌跌撞撞地跑，眼睛都被人头骨遮住了。

别的地方孩子顶多在纸上、布上画骷髅来吓唬自己和别人，而松山的孩子根本就是双手举着两根大腿骨在山上追逐玩耍，他们见得太多了。老百姓说：只要有炮弹坑就有人脑壳，里面都滚着几个。下下雨，骨头绿荫绿荫的，到了晚上，整个山上一片一片的磷火。

滇西高原碧空如洗，多少年也没有空气污染这种东西。本来当地汇集到溪流中的雨水捧到手里就可以喝，跟今天的蒸馏水一样。可松山不行，那雨天天下，天天下得很大，可无论连着下多少天，顺着树根，顺着草茎，顺着树叶流下来的雨水，仍然带着殷殷的暗红色，那血不是雨水能洗得净的。血已经与山合为一体了，血深浸在了土里、石头里，汲进草里，长到树木里，整座松山变成了一个人血馅的大馒头。

激战后的松山变成了一座宝库，一座教室。它留下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两代人。它留下的炮弹让山下本来只晓得种田的农民成了军火专家。我们在大哑口的村公所刚好看见了新出土的28发炮弹，这是一家盖房子挖出来的。那些口径不一的炮弹大多已经装好了引信，只是没来得及打出去。我们提醒村长，还是请公安局的专家来处理一下。他笑了笑，挥挥手，老乡把那几箱炮弹又搬回屋去了。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们会弄，熟练得就像侍弄地里的烟叶。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松山仍像一根钉子扎在所有和此战有关的中日两国人心里，拔不掉。

死在这座山上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人的骨骸回到故乡。对于日本人，这是比战死更悲惨的境遇。前几年， 一位曾陪同松山日本战死者遗属踏访过旧战场的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那位奉命逃离战场报信的木下昌祀中尉愿意和他重访松山，亲自指点葬有三名日本军人遗体和埋藏他所在联队军旗饰尖的地点，协助挖掘。翻译朋友有点激动，他可以见证那被中国军队全歼的日本联队标志物的出土，犹如那面玉碎之师的军旗在六十年后被一介中国平民缴获，多令人心向往之。

在昆明翠湖边上的咖啡馆里，孙敏和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骨头怎么办？是呀，这事只要干，在老鬼子木下昌祀的亲往指点下，能挖出他当年亲手埋葬的三名阵亡日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可一旦枯骨重见天日，该怎么处理呢。那可比刚刚烤熟的山芋烫手多了！

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真得要把这件事假装忘掉了似的永远放在脑后吗？我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运用智慧和理性，妥善地在还有亲历者在世时处理好这件事，不要让那些本已不幸为日本侵略政策而死的日本军人遗骨再绊住两国走向和平明天的脚步。

就在松山脚下，在第八军一零三师破败的阵亡将士公墓前，五十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给素不相识的殉国前辈们磕了头。那天下着雨，风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带来的香点燃，一枝一枝地插在残存的墓石缝隙中。那一天，是2003年10月1日，我们的国庆节。在那片山上，除了杨延康、孙敏和我，再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这些为了国家独立而死去了一个甲子的卫国英魂。据说快有人群来了，因为大家终于发现这座山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准备建遗址公园了。

在残存的墓志上，我们知道在战后对忠烈遗骨有过一次迁葬，集中迁往了保山市南郊易罗池畔，那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好去处。看到此处，我们稍感安慰，虽然此地刊刻所有阵亡官兵姓名的石碑毁损无遗，但毕竟他们在更多同胞的注目下也是忠魂有寄了。

后来我们去了易罗池，它现在是这个边陲城市最热闹的郊野公园。柳绿桃红，人声鼎沸。新建的那座滇西抗战纪念碑被无数纸糊的灯会用的莲花、蛟龙和寿星包围着，有些地方的磁片已经脱落了。没有游客知道那座第八军阵亡将士墓本应在哪里。

其实，原装的纪念碑没走远，它被拆成很多块砌在了湖岸的石墙里，所有刻着字的都沉在水下。欢快的孩子们与年青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旁边，可没有谁注意到那些已经长满黄苔的有字的巨石。我们沿着湖岸，细心地一处一处地寻找，居然，“第”、“八”、“军”、“抗”、“日”、“阵”、“亡”、 “碑”，全部都找到了。

没找到的，也许只剩“纪”、“念”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