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

作者：刘仲敬

一、20世纪远东秩序是英国人建立的世界秩序一部分

我们要理解历史，首先要理解历史的各个作用主体在整个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体的相对位置搞混了，那么你把史料堆积起来是不能给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要把层次格局搞对，把相应的比例感调整好，然后才能懂得各个角色之间的相互位置。

这种做法照陈寅恪的说法就是各族政权盛衰之连环性，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你不能用从汉到唐的王朝政治逻辑考虑中古时代的历史演变，而要把整个亚洲北部的各个种族和政治势力的连环互动考虑进去。

因为隋唐也不是亚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它在突厥面前是被动的。而许多历史学家故意的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它政治势力对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丧失了适当的比例感。所以仅仅把视野放在中原内部，就会对中原本身的政治发展做出非正确适当的认识。

要理解隋唐，就要理解隋唐的来源，他们毫无疑问是鲜卑人的后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国以来蛮族南入中原的整个格局。所以中古史的问题，是整个中亚到内亚的历史格局演变造成的被动和附带的结果。他的看法比其他历史学家高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广阔一些，所以理清线索比较容易。

近代以来的远东也是类似的情况，不能像在春秋战国时那样将其看成一个相对孤立的整体。而近代世界的国际体系中心，毫无疑问在欧洲，无论是拉丁美洲、中东、南亚还是远东，他们的内部的小体系或者是子系统的运动，都是欧洲国际体系运动产生的余波。

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东亚大陆，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程度，有点像汤因比曾经描绘过的一种东非中心的历史。据他说在坦桑尼亚或者肯尼亚一带，德属坦噶尼喀的某一个黑人部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这样的解释：由于英国登山队员和德国登山队员，在敬拜山神的过程中有所差异，结果得罪了山神，于是山神决定，把坦噶尼喀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交给英国人，作为这件伟大事件的附带效果，德国人在欧洲也被英国人打败了，这就是他们描绘的“东非中心论”的世界史，是当地某一个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观。

汤因比是一个多元论者，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哪一种中心论史观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最好什么中心论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意思实际在说明，欧洲中心论是比较接近于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而“东非中心论”的歪曲程度，比“欧洲中心论”大得多。对于远东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比东非更接近于中心，但是它远远没有像欧洲本身一样接近中心。

也就是说它对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冲击力度，是远远次于欧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动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辅助原因混为一谈，那样的话你就把格局搞混了。我们的近代史无论是属于或倾向于哪一种结论和流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其实都跟坦桑尼亚的黑人部落讲究“东非中心论”一样，讲究“远东中心论”。比如著名的抗战在中国胜利，就是这种中心论的产物。

实际上我们如果撇去这些无聊的虚荣心，首先讨论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有一个基本前提，无论是抗日战争也好，中国式革命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还是以后的直到现在的种种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动力源不在东亚内部，而在欧洲。

东亚的所有政治势力，都是在应对欧洲产生的整个历史冲击波的过程中，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然后施加了次要的历史影响。如果你有哪一本书，包括我们的中国革命史，或者说反对中国革命史观或其它的中华民族史观或其它种种史观所产生的历史，之所以不正确，不在于他们在史料方面有什么不正确。

因为史料方面，大家都有正确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正确的史料在你没有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以前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错误的史料一般来说仅仅是出于疏忽意料的史料，跟错别字差不多，是不会影响整个格局的。能够影响格局的不是史料正确多少，而是在于有没有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放对位置，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基本逻辑问题。

所以我在谈论远东格局之前，必须首先谈论19世纪的欧洲格局和20世纪有什么不同。背景问题就不详细说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19世纪国际体系，首先是维也纳体系确定的，然后经过1878年的《柏林条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最后远东、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这个基本格局调整过程中的一些附带反应。

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基本格局用简单的两句话说是这样的：在欧洲大陆内部，列强应该是实行势力均衡;在欧洲以外的海外事件，皇家海军就是最高法院。英国在这个体系中，属于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欧洲大陆不允许再出现拿破仑或者菲利普二世这样的霸权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人统治欧洲。

这个体系保护了欧洲的小国，不像我们远东的小国一样，很容易被暴秦这样的大国吞没而变成统一帝国。英国人负责维持欧洲的平衡，列强内部的博弈只要没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国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严重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产生第二个拿破仑的时候，英国就要进行断然干预，不允许任何一方再利用自己的优势。

在大国和小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英国人尽力维护小国的独立，因此欧洲保留最多的小国。但是这个平衡体制仅限于欧洲，海外是皇家海军说了算。这个体系成功的维持了100年和平与繁荣，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世纪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是对英国统治下和平的一种政治哲学性的描绘,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霸权是无法维持的。

19世纪末叶，这个体系开始有局部的松动，局部松动就主要体现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列强开始进入海外世界，对皇家海军的仲裁权提出了挑战。英国对海外世界的统治对于远东来说，就体现于李鸿章时代英国对东亚的代理人统治。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在独霸海外的时候，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统治的，它的标准政策是：只建立若干个中继站和皇家海军的基地，再控制几个要害的贸易港口。在贸易港口以外的内地，尽可能的扶持对英国友好、能够维持自由贸易的本地统治者，而不对它进行直接统治。

英国的殖民主义跟我们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国人的主动扩张，而是英国在维持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间被迫、不得已对那些实在不守规矩的统治者实行司法仲裁的结果。一般来说那些统治者犯的错误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没收扣押外商财产，或者因为挥霍浪费弄到自己破产，牵累到外商而还不起债务之类的。像埃及、印度和印度的许多邦国、许多土邦之所以沦为殖民地，不是英国想占它的土地。英国如果真想占它的土地，它就直接派官派兵去守。那增加额外的费用，对于一个自由贸易帝国来说是错误的做法。

只有在这些土邦，像埃及的副王一样，花光了自己的钱以后，就想去抄没外商的财产，就去赖债欠外国人的钱不还，这种情况下由于影响了整个国际贸易体系，英国才被迫出兵干涉，强迫它回到英国人所认为的自由贸易的正路上。如果它实在回不来，英国人采取派员监督实行间接统治，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起源。如果按照英国人这种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占领那个地方的。

对于大清来说，这个体系就体现在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鸿章的清廷内部统治地位。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占有香港和上海这两个贸易体系，跟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取利就足够了，他根本就不想占领大清帝国的内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国愿意遵守条约，好好搞自由贸易，英国不但不会侵略你，而且会积极扶持你。这就体现于赫德对海关的改革和琅威理对北洋舰队的改革。

李鸿章在清廷内部的统治地位，主要也是因为他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变成大清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和代理人。这个体系开始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开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业，而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欲望不如英国。首先最严重破坏自由贸易的是法国，它把本国的历史传统带到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尼罗河上游，它要求直接占领海外的领土。在这些国家内推行法国式的官僚制度，给阿尔及利亚的每一个村落都配上法国的警察，让阿尔及利亚每个孩童都学会讲法语。

这种统治方式是很昂贵的，设立官僚机构是最贵不过的事情，特别是你要在殖民地建立像本国一样的官僚机构，那是非常昂贵的事情。英国人控制印度这个相当于大清帝国全部领土的地方，它有多少军队?6万军队，英印帝国6万军队控制着北到帕米尔高原，南到印度洋这块巨大的、拥有3亿多人口的土地。而且这6万人中还有一多半是廓尔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队。

英国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的时候，虽然号称是英国军队，其实来的只有几个军官，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在威海卫招募的山东人。英国军官把他们训练出来以后，带着他们到天津然后一路杀进北京，然后这就算是英国人的军队。这是英国人搞的极端省钱的殖民主义，其实这种东西与其叫殖民主义，不如叫自由贸易的监督体系比较合适。

但是英国人最后还是不得不扩大它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法国、德国也加进来了，他们直截了当的不守英国人定下的规矩，他们想要直接统治。他们如果征服了一块土地，把它变成殖民地以后，就在这块儿土地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通过贸易保护的高关税政策，把英国货物排斥在外，用征收到的税收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它们是这种殖民的模式。

按照英国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断专横的，损害了殖民地各殖民地的原有习俗。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都是不破坏本地的习俗，英国人按照英国人自己法律行事，华人要娶小老婆照样娶，要缠足照样缠。中华民国废除缠足多年以后，威海卫的妇女照样缠足，因为英国人不会强迫干涉，无论是强迫你缠足还是强迫你不缠足，这都违反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

像大清帝国强迫你不要留辫子否则砍你头，这是违反普通法所规定的自由的。像中华民国那样，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辫子不可，你不剪辫子就抓进派出所，这同样也是违反英国的制度。英国的制度就是什么也不管，你爱咋咋的，爱缠足就缠足，爱留辫子就留辫子，爱剪辫子随你，爱胖子也随你。

这种做法对于英国来说，一方面是他们的法律传统，另一方面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国人驻华，要教你们统统学法语，学启蒙运动的理念，把你们统统变成法国人，这种层面是非常高的。从英国的角度看，最好各国都不要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贸易，搞自由贸易是对英国人最有利的。英国人不用占领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贸易。

但是如果各国各占一块土地，把大清挖空了的话，英国人即使分到最大的一块，其实比起占有全部自由贸易还是吃亏的。因为谁都不分殖民地的时候，等于全世界都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区。如果列强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40%的殖民地归于大英帝国，但其实大英帝国所占的份额由原来的将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现在的40%、50%了，19世纪末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英帝国在其它后进国家的驱迫之下，很不情愿的直接占领殖民地，这是双重损失。一方面扩大了殖民地占有区，也就增加了行政费用，这是它不高兴支付的。另一方面，别人占领殖民地使它本来可以利用的自由贸易区缩小了，意味着维也纳体系确定的国际体系日趋衰落。

英国的应对方法不是直接反对，而是跟后进列强搞协商，第一个协商其实体现在美洲，就是门罗主义。美国人对美洲的政策就是，坚决反对美洲列强干涉南美洲的弱小共和国,美国当时的实力是不足以支持这一带，能够实现是因为英国的暗中支持。在英国人看来，它本来就不打算兼并南美洲的任何领土，所以美国人禁止欧洲列强进入南美对它没有损害;美国又没有禁止它搞贸易，实际上是在帮它的忙。美国人出个头，其它国家，像法国这样有野心的国家进不来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贸易还是照样搞，只要搞自由贸易，总是对英国有利的。

1904年的诚信协议是跟法国签署的，主要就是解决了尼罗河上游和非洲的长期争议。1907年的英俄协约解决了著名的大禁忌问题，就是俄罗斯向中亚的推进对英印帝国造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涉及到希腊和新疆的问题。英国对希腊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护性的，它主要目的是在这些地方树立缓冲国阻止俄国南下，如果大清国能够封闭这些地方，英国也其实并不想要这些领土。

在远东地区，它采取同样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它选择主要代理人是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国或者是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能够替英国人阻止俄国南下，同时能够维护英国在远东的贸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战证明大清帝国完全不中用，战争以前英国支持袁世凯和李鸿章把俄国人赶出朝鲜的扩张性政策，反对美国人维护朝鲜独立的企图。战争一结束它已经看清楚大清帝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唯一能够阻止俄国南下，能够充当东亚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来很不起眼的日本，于是甲午战争产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

大英帝国改变了它代理人的选择，于是大清的国际地位急速下降，本来它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只要做英国的代理人，那么英国会极力维持你的领土完整，但是今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随着英国在在世界大战上采取集中精力保卫北海，而在全世界采取后退政策，远东只是世界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体系中不仅不如欧洲，而且比起中东还要更次要一点，只是比非洲稍微强一点。

所以英国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英日同盟签署的时间都要比它在欧洲签署的时间晚。191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20世纪初叶的远东体系，实际上意思就是:英国授予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它担负起维持远东秩序的任务。

这四个基本协议，第一个是门罗主义;第二个是英法协议;第三个是英俄协议;第四是英日同盟。等于是大英帝国作为总公司的老板，在年老力衰的情况下，决定进入一个半退休状态，在半退休以前，它把它原先的四个分公司分给了四个比较信得过的好朋友，美洲归美国管，非洲归法国管，中东交给俄国，远东交给日本。

在这个规划当中，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都做了牺牲品，这是他们后来遭到历史厄运的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国际体系的最后解体，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签署的四个分公司协议，漏了一个最主要的新兴强国就是德国，这四个协议签署，德国就应该是釜底游鱼了，它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冲不出去。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英国人在战前就对各国做了一系列判断，它判断法国、俄国以及其它列强的要求是具体而有限的，只有德国人是希望推翻整个国际体系。别人都是具体要点好处，比如法国人无非也就是要摩洛哥或者是苏丹的领地，那么我们分一下，分一部分给你，分一部分给我就解决了。俄国人也无非就是要中亚，那我划一条边境，规定阿富汗以北归俄国，阿富汗以南归英国也就解决了。

日本人的要求没有超出远东范围，这个更好解决。美国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太平洋以外发生作用，唯一问题是德国，德国如果要求刚果的领土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领土，英国人是很愿意给它的，愿意把英国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着的殖民地划给它，但是德国人实际上要求改变霸权的秩序。这一点特别要在海上跟英国争霸，这个是英国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战前英国已经做好了全球布局。而德国知道自己在被包围的状态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首先采取了犯规措施。

二、20世纪革命化纵火者是威廉二世

20世纪的革命化，从根本上讲有一个纵火者，这个纵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国。19世纪维也纳体系确定的列强外交是一种绅士的外交，绅士外交顾名思义，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样行事，大家谁也不能把事情做绝，虽然总是有胜有败，但是胜利者要点到为止，不能斩尽杀绝，不能采取太下作、太阴暗的做法。

比如说，德国打败法国，割地赔款是可以的，但德国不能支持法国的巴黎公社起来推翻法国政府，这样一开始事就乱了。因为我可以支持你本国的叛党，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国的叛党，大家一起搞起来，那么正规战争和秘密颠覆的区别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国没有必要派军队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报组织在你们国内搞第五纵队，用第五纵队颠覆你，这种做法在19世纪外交中间极不体面，是基本上没有被采用的。

第一次开始采用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进入一种快要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于是它做出了以前列强谁都不肯做，为体面而所不为的行动，支持俄国和伊斯兰世界颠覆分子，来颠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它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当中扶持代理人，展开了以反帝反殖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这个政策后来被希特勒继承了，现在的比如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开国之父本•贝拉，巴解组织第一批反对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教党最初的资助者就是德国人。

在以前，任何列强相互冲突的时候都不会采取这种做法。1916年以后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瓦解沙皇俄国军心，从内部破坏俄国战争努力的也是德国参谋本部。列宁是坐着德国参谋本部的列车，穿过敌国领土，回到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靠的是沙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给的5000万金卢布，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落到英国人手里面，不知为什么英国人直到冷战以后才公布。

临时政府在7、8月份之间，大致上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对托勒斯基提出起诉，列宁也不得不逃到芬兰边境上。但是这时发生科尔尼洛夫叛变，于是克伦斯基觉得需要依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来对付军队。于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来，依靠赤卫队去对付军队，这个决定毁了他自己。

军队一旦落入托洛茨基的手里面，他再也不会交出来。下一步就是红色的水兵进攻东宫，临时政府彻底倒台。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的初期，因为它没有财源和兵源，依靠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说，因为其他的政党都希望遵守协约国的约定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布尔什维克十分愿意结束战争，一方面能让德国人高兴，另一方面又要它主要支持者，就是害怕继续作战的前线士兵感到满意。

这些前线士兵，很愿意回国杀光那些强迫他们作战的军官和资产阶级，而不愿意面临德国的优势火力，这个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就当时兴登堡的估计，大概德国人的一个师，可以打俄国人一个集团军。俄国人用劣质步枪和武器，驱使大陆为数众多、出身贫困的农民士兵越过壕沟去冲锋，其实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的。德国人靠着他们的优势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们成批的扫倒。实际上俄国士兵根本没有获得杀伤德国人的机会就彻底完蛋了，战争已经变成和单方面屠杀差不多的情况。所以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们去死的本国统治者，觉得回国杀了这些人比起攻击根本无法打败的德国人还要容易。

布尔什维克依靠这些人解散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依靠德国的5000万金马克和武器支持，打败了零零散散的志愿军。这些志愿军主要靠南方高加索乌克兰地区没有被杀绝的士官绅和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武力是骑兵，依靠的武器还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因为俄国基本上没有军工生产能力，在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军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非常相似——基本上是送死的军队。

布尔什维克占有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既有的军事资源，又得到德国军事援助，而白军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老式步枪，还有他们最为依靠的是骑兵和马刀。所以俄国最常出现的拼刺刀的情况比拼火力还要多一些。而且白军是处在完全没有工业化的条件下，他们依靠骁勇的骑兵，俄国军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顾一切的骑兵机动性拼刺刀。他们基本上像后来蒋介石的军队一样没有什么重武器，重武器全部在布尔什维克那边。

我们大家都是受同样教育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相信布尔什维克如何采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确实有英明措施，别的政权都很难搞到粮食，只有它能够直接派队伍下乡去抢粮食。所以在粮食这方面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尽管是白军占领粮食最多的乌克兰，但是在供应粮食这方面，却不如占有贫瘠北方土地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这不是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因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谁能够占有极少数的重武器，谁就能赢，而白军是一点重武器都没有的。

而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重武器，它靠的是出卖本国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敌对势力给它送的本国生产不出来、到哪也找不到的先进武器。

通过这种手段，总算是在残酷的1918年到1919年的内战中，基本上粉碎了立宪会议和高尔察克政府军军队。这时他的下一步就是推动世界革命了，从俄罗斯本身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差不多是一个外国政党，它绝大部分领导人是犹太人、东方人、高加索人和其它乱七八糟的人，纯种俄罗斯人很少。

这样的格局跟俄罗斯帝国采取的“大俄罗斯政策”有关系。因为在这种“大俄罗斯政策”之下，反对沙皇专制的人和反对沙皇民族歧视的人，不可避免的要走到一起来。谁反对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对专制的人;一方面就是反对大俄罗斯、大民族主义的人。所以少数民族是天然的反对派，也是最积极的反对派。少数民族当中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最善战的、最野蛮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代表。

所以在大俄罗斯人及其政党角度看，你们又拿德国人的钱，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所以你们不是颠覆势力，谁是颠覆势力?

而从列宁角度看，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推翻沙皇。他虽然拿着德国人的钱，但我们不能按照白军的诬蔑，去想象他说他就是一个德国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国人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

只不过因为他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上，没枪没钱，德国人有枪有钱，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为德国出力，而德国人不跟他在一块儿。其实这是双方支持力对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还是在全世界发动世界革命。

俄罗斯是不太重要的，照19世纪社会党普遍观念，真正的革命中心应该是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而对于欧洲来说，毫无疑问欧洲的工业中心在德国和比利时，比利时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国。所以共产国际成立时工作语言是德语，最重要的几个干将也是德国的社会党的左派。

列宁的想法是把俄罗斯作为导火索来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国革命一旦成功以后，即使资助他的德国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范围之内，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国际工作中心就要迁到德国国内，工作语言自然也是德语。

俄罗斯是一个导火索，它要烧尽俄罗斯的资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会对俄罗斯采取保己安宁的汲取财富政策。相反，它打倒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有钱人，要把它的资产全部榨取出来，在极短期内支持全世界的革命。

所谓苏维埃的暴政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苏维埃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颠覆性造成的。比如说你打进一户人家，目的是把这户人家的钱和资源拿出来，造出武器，顺便把其他邻居也搞掉。那么你肯定不会在那个邻居的家里面实行长治久安的政策，不会实行休养生息，不会像唐太宗搞休养生息，不会指望20年以后人民更加富裕什么的，20年以后世界革命早已经爆发了哪还考虑那么多。

现在是把现有的资源尽可能的榨取出来，然后等整个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后，俄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挤干的橘子，没有用处了。这个可以解释布尔什维克在最初几年，采取的极端残酷政策。可以说后来，大家后来都说斯大林残酷，其实斯大林比列宁应该是放的比较宽的。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已经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成功，所以俄罗斯是它唯一的家园，在短期内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在20年代的时候，根本不顾惜俄罗斯，把俄罗斯的一切资源全部消耗到更广大范围的革命当中去。它在这场游戏中间，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欧洲和社会党人，如果让列宁计划得以完全实施，欧洲社会党人应该像是俄国社会党和克伦斯基一样落到同样的下场。

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完全成功。20年代，欧洲激起了广泛的清党活动，在瑞典、芬兰、德国各地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报复性的活动。布尔什维克阵营在这场运动中证明自己是失败者，而这一社会民主党的报复活动其实相当惨烈。

比如芬兰那些所谓白卫军，布尔什维克称其为资产阶级。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芬兰的白卫军其实就是社会党人。杀布尔什维克的所谓的白卫军，一般来说是芬兰的退伍老兵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纠察队。他们之间关系最近，斗争斗的最狠，德国人也是这个样子。

杀德国共产党杀的最狠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经过这场可怕的屠杀以后，在可怕的最高潮的时候，瑞典和芬兰社会民主党，采取基本上是挨户搜查，发现赤卫队和红军就要不经审判立刻杀掉，这实际上就是内战。

双方行使的都是战争权利。因为它杀的比较彻底，所以以后北欧国家的共产党经过这次元气大伤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从而形成了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局面。最后这段历史基本上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大家还觉得社会民主党好像是最温和的政党，其实它之所以后来采取最温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为它的最开始，把共产党杀绝了的缘故。如果它没有杀绝了的话，以后共产党一次又一次闹事的话，恐怕也得反反复复的像慢性病一样不断的杀来杀去。

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斩尽杀绝，到最后反而得到了赞许，被大众舆论称赞为温和的民主的;而如果一开始拖拖拉拉，犹犹豫豫吗，到最后却得到了最大的恶名。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一个最可悲的地方。

大多数公众心目中的历史形象，跟实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差的太远了，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历史是公正的，想要复原真相，这个希望其实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哪怕是在号称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所知道的历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极不可靠的。

三、苏联与国民党合作是为打破英国人建立的世界秩序

我们刚才提到列宁在欧洲革命中遭到彻底的挫败，这时候他不得不把重点转向远东和海外世界。在远东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渗透的是那些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因为有殖民地的国家等于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话，那么法国人管，如果是朝鲜的话是日本人管。这些国家都还有一定的实力，直接颠覆比较困难的。像中国这样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毫无实力，四分五裂的国家，是最容易颠覆的。

埃塞俄比亚也是这样，它是非洲唯一的一个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因为它变成青年埃塞俄比亚党的一个据点。青年埃塞俄比亚党在非洲发挥的作用，跟国民党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白手套，外面是国民党，但是支持国民党的目的，是等国民党成功以后，再从内部推翻国民党。埃塞俄比亚青年党发挥同样的作用，把共产党藏在里面，通过青年军官篡夺皇帝地位，通过共产党的篡夺青年军官的地位，从长远历史看，这两个同盟都获得完全成功。现在我们来讲具体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复战前的远东秩序，但是他们力不从心，经过大战的削弱和革命的冲击以后，他们虽然形式上恢复了国际秩序的原状，但实际上已经大不如前了。英国人第一个撤退，其它各国相互观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尽管通过华盛顿条约加强它的存在，但还是受孤立主义影响不愿意自己干涉。于是远东暂时变成了真空区。大自然是厌恶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地方变成真空区，原有的主权者有撤退的倾向，那么新的力量肯定会拥入。

苏联在20年代积极干涉中国，是中国内地的主要列强，日本30年代以后才慢慢加入进来。20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苏联直接干涉的结果。苏联首先是在欧洲搞了一场革命以后，遭到欧洲和列强的集体封锁，谁也不愿意跟它建交，于是它到东方，希望跟北洋政府建交谈判，而北洋政府给它提议，如果你能把外蒙古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承认你。苏联看到这种情况，外交交涉很难搞，再次采取了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动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交涉，不能跟你内部政治势力交涉。

比如说某个势力跟美国打交道，不能共和党上台，交涉不出结果来，我就到得克萨斯州去，给德克萨斯州州长一笔钱，希望德州州长拿了钱以后就跟白宫作对。然后白宫跟德克萨斯打内战，美国内部打起来以后，就顾不上这个势力了，这个势力就可以跟美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了。

现实中如果真的要这么干，肯定是德克萨斯州和白宫一起整这个势力，因为美国宪法体制已经很完善了，这种不讲规矩的行动是行不通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可以行得通。中国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苏联开始分别跟张作霖、吴佩孚、孙文等的相互接触。

接触的结果是，其它的各主要军阀采取比较负责的政策，拒绝放弃外蒙古。而孙文在自从被陈炯明赶出广州以后，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认为苏联给的这批资助相当宝贵，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点我们也不能说孙文个人道德特别难看，应该说这符合马基雅维利政策的常规。什么叫讲原则，讲原则是需要有资本的，穷光蛋如果讲原则马上要饿死，有钱人之所以可以当绅士，是因为老子跟你翻了脸，老子下乡种田还有200亩地。你如果骨气很好，表现的很有原则，动不动就能拂袖而去，那么十之八九你乡下还有200亩地，可以像华盛顿一样。华盛顿只要吵起架来，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子不干了，老子下乡种地去。他能够喊出这句话是因为他不是贫下中农，他在乡下有巨大的地产还有整批的黑奴，回家照样过好日子，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坚持原则，老子回家种地。

中国古代士大夫，能够坚持原则的是哪些人?其实就是有产有业的地主，在北京城的士大夫可以拂袖而去，退隐田园，不问国事，这个坚持原则的前提是什么?他老人家有个田园可以退隐，他回到苏州他的庄园去了。

如果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哪里也去不了。太监一般是贫下中农，是没饭吃，如果不是没饭吃，很难下这个决心把自己小鸡鸡割掉，哪怕荣华富贵，也不见得能够做这个牺牲。所以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其实儒家说是没有原则的小人和有原则的君子的斗争，其实这里面有无产者和有产者斗争的影子在里面。

有原则的，尽管有产这不是个个都有原则，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数，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者，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有产不是有原则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有产者不一定有原则，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而且无产者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原则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个年代，孙文是无产者，他并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他那段时间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而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些人，家大业大，还比较有产，所以苏联不给我钱怎么样，老子不是没有钱没有地盘，我至少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所以他可以比较坚持原则。

而孙文已经是被陈炯明赶走了以后，而且年纪又已经大了，以前靠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日本人自从已经变成远东的分公司经理以后，觉得没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胜利，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做法对他更有利。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于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他恐怕以后国民党都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队伍就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国的干涉已经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日本提出21条的时候，只要求在几个军工企业和北洋政府几个部门设立几个顾问，这个顾问的性质跟袁世凯的朝鲜顾问实际上差不多，并不负实际责任。

但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发展到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的地步，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广州军队的。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在海参崴通过斯大林安排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

在沙基惨案当中，率领游行队伍去冲击英国警察的是俄国军官，在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之间，在汉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国顾问。现在俄国顾问他们和最早期的国共合作，在两湖地区的居所现在还留存的，大家可以到武昌汉口看一下，那是绝对的豪宅。比起英美各国的富商、教会长老自己住的房子还要宽七八倍，他们菜单现在都是有档案留存的。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会上负责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务员，一顿晚饭要吃七道大菜。

就是这样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领袖，我想没有任何工人农民能在汉口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汉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特殊在哪儿呢?在于共产国际在计算东方的津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计算错误。因为俄国人对中国内地的物价标准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总坛，然后这些总坛到内地发展分坛的时候，第一不知道内地的生活标准。第二，可能觉得工作刚刚开始，多花点钱也无所谓。后来他们大体上按照中国沿海地区的物价标准给他们在两湖地区的代理人制定工资标准，于是那些人立刻像发了大财一样。

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发工资，让你到武汉，你是不是觉得一下子比武汉那些按照本地工资标准发工资的人一下占了无穷的便宜。两湖地区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住得上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犯了小小错误，没有搞清楚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物价差异。

共产国际在远东设立机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是通过西伯利亚局建立远东共产主义组织的，在这一阶段，他们工作做的很粗糙。比如说西伯利亚局同时负责整个远东地区共产主义组织建设，因此他们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同时活动。

而且派出去的人员彼此也没有打过招呼。以致同时建立了两个朝鲜共产党，然后两个朝鲜共产党彼此在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的，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是在在冰火仓皇之中，工作是做的很差劲的。

第二阶段，远东共和国阶段，工作做的比较好的，这是因为有一部分是有理论依据的缘故，列宁在东征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统战工作的妙用。统一战线的妙用是列宁在打高尔察克的时候发现的，他发现直接打的话，因为尽管他有武器优势，但因为俄国传统军官的勇敢，以及俄国农民对征粮队伍的反感，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但是敌人是有弱点的，敌人内部不团结。

白军理论上在萨马拉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最初在圣彼得堡召开以后，被列宁带着布尔什维克水兵冲进去解散的。但是当时列宁刚刚夺取政权，其他机构还不完善，按照后来的做法，他应该既然解散了议会，就应该斩草除根，把那些罪该万死的人就地枪毙，以绝后患，但是它刚刚夺取政权，要忙的事情很多。让那些议员中间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圣彼得堡，这些人逃到萨马拉，在那里宣布立宪会议复会。

因为有了一个法统的象征，于是各地的叛兵就风起云涌的宣布他们响应立宪会议，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够代表俄罗斯政府。但是立宪会议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门，包括大量粉红色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自由主义分子，也有大俄罗斯民主主义分子，所以你就可以把他们分化瓦解。列宁对这个西伯利亚政策就是，瓦解高尔察克政权内部，通过高尔察克政权内部的社会民主党来打击高尔察克，这个做法相当成功的。

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高尔察克的基地发生政变，社会民主党掌握当地政权，反过来打击高尔察克，在他们掐的不亦乐乎的关键时刻，红军突然进了城。高尔察克本人是比较保守的，他和大多数俄罗斯军人一样，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比布尔什维克稍微好一点，对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这些人既然在立宪会议中占领相当大的势力，有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给他一些位置。这一点就是右翼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左翼的话，除了麻痹你以外，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实权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独裁者，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做的像左翼一样绝，他要搞联合政府就真得给你一些实权。

而布尔什维克统战结果，就是使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能够用他们的权利，从内部破坏高尔察克政权，导致了高尔察克本人及其总理，不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打仗，连逃跑计划都遭到破坏。如果高尔察克能逃到远东，那他的格局会比谢苗诺夫这些人好得多。因为他是赋有俄罗斯立宪会议法统的，后来的白军就没有这个法统了。

列宁经过这次胜利以后，觉得这种办法可以系统的加以推行，于是他成立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由联合政府领导。联合政府的首脑和一半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员中间，包含几个最为要害的，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就是强力部门。枪杆子牢牢的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里面，但是政府首脑以及负责外交和经济方面的那些需要经常抛头露面的人。要有旧的资产阶级人士，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就是政协，由这些政协人士来担任，这样就可以欺骗资产阶级，让他们以为远东共和国没有危险。同时可以欺骗俄国国内的反对者，以为这样一个共和国跟布尔什维克有本质区别，不会受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实行的恐怖统治，因此缓解他们的抵抗力量。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远东共和国还有一个好处，既然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独立国家，跟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脱离俄罗斯帝国而独立的国家一样。那么通过它为基地，向日本、朝鲜、中国这些地方派遣渗透力量，就要比从俄罗斯本地派出去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当时俄罗斯在远东还有大量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如果在这些侨民中间发展组织，训练特工，派他们渗透比起直接派俄罗斯人效果还好。

如果你现在到上海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堂什么什么的，会发现代表它的二十几个代表，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介绍，介绍他如何如何，诸如此类的丰功伟绩，只有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什么介绍也没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尔斯基。他的名字在由三个字组成的中国人之间显得非常显眼，马林这个名字看上去很像中国名字，你不会发现他是原名为斯内夫利特的荷兰共产党员。唯有尼克尔斯基这个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有任何介绍。

他在中国完成任务以后回到俄罗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后的俄国内部被斯大林逮捕，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枪毙了，但他实际不是帝国主义间谍，而是苏联本身的特工。在俄罗斯解体以后，苏联历史学家重新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予以公布。我想现在远东研究所里面，还留着相应的材料。

总而言之，在苏联的支持下，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北伐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占领了上海，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对中共举起了屠刀，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对各方的影响

而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其实是苏联外交一个重大挫折。在斯大林的设想中国民党本来应该完成北伐的使命以后才被循序替代。

而对于国民党的影响就是：第一，加强蒋介石的地位，因为得到上海，就能得到最多的钱，其它地方钱不够很难养活足够的军队，买足够的武器。

第二，加强了蒋介石本人的赌徒性格，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说他这个人最喜欢用孤注一掷的手段，往往以此致胜，然而也经常因此而大败。以后他经过这一次重大胜利以后，以后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以后，都不断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效果是可以看见的。如果这个人有赌徒性格，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确预计他的下场。因为只要按照他的这种方式走下去，就不可避免受到赌徒应有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获得一系列的局部胜利，但最后会在一次可怕的惨败中搞的全军覆没。

从当时的格局看，蒋介石国民政府其实是不大应该存在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得到上海，又通过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实现了银行和中央企业的半国有化。建立资源委员会以后，它的财政基础仍然少的可怜，大概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总共也只有几千万银元，到抗战前经历所谓的黄金十年以后，最多也就搞到四亿。

但是苏联人仅仅是养冯玉祥那支军队，每年给的就是八千万银元，这还不用说通过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来支持南中国各地、粤桂各军、用来养活汪精卫改组派、国民党其它派系、养活吉鸿昌等西北军各将领的巨大开支。

我们公正的说，在这些开支当中，共产党只得到极少一部分，跟冯玉祥比起来，他们是很小一部分。共产党在抗战爆发以前，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拿到几万银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拿到几百万银元，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钱实际上只有冯玉祥拿到钱的1/10。

当时中国法定的疆土财政分布格局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中国有大概2/3到3/4由土地苏联人养活，总的开支没有办法精确统计，只能根据冯玉祥的比例算。因为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普通费用可能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计，维持中国大概2/3领土上的所谓的各路国民党左派的军阀，花掉了苏联大概八万亿左右的开支。蒋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关收入，以及盐税和派驻工厂的统税，拿到了几千万到几亿的开支，统治了中国大概1/5的土地。剩下的1/5领土，绝大部分由张学良统治，还剩下一些不值一提的小军阀。这些小军阀是用北洋和清末时期用的土枪，能够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步枪就高兴的不得了，他们一个师所能够支付的军费，还赶不上蒋介石在东南部的一个营。

像是刘存厚这种在四川算大军阀的人物，手下理论上的正规军有十几万，但是拥有的枪支还没有张国焘手下红四方面军一个团的枪支多，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格局。从地图上看，列强好像承认蒋介石政府，但实际上看，可以说大陆势力最大的是受苏联支持的各军阀。第二是蒋介石和那些不稳定的国民党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投向哪方面的张学良。剩下的那些各路军阀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主要依靠列强的反应，假如国际形势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你就等不到蒋介石搞412政变。当年北伐军打进南京开始残杀侨民的时候，列强就会像对付义和团一样行事。列强的军队会直接开进东交民巷和南京实行武装护侨，敢于跟列强作对的任何军阀势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跟刚毅的下场是一模一样的。

但这个时候，列强势力已经衰退了，尤其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采取直接行动的日本和美国两个新兴列强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当时掌权的是币原喜重郎，他认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为日本干涉过度，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日本人应该释放善意，在南京时期不应该出兵。由于日本不肯出兵，英国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才得到一条生路，如果当时列强能够集体行动，蒋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这个就没有任何权利了，是美国人，美国人尽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侨民中间主要是美国人，而且包括美国外交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它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场，但是美国为了维护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从日本的虎口之下救出根本没有能力自卫的中国。

好人做这么多年，那不如就做到底，不能为这件小事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他秘密保卫使馆的海军陆战队筑起沙袋，不准外出，坚决不能向任何中国人开枪，你们只要龟缩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足够了。

在日美两国政策的保护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得以成功。成功以后，美国带大多数列强又非常主动的交回了辛丑条约以后规定的各项条约特权，最重要就是关于海关权利，因为这是关于金钱权利。国民党得到海关以后才稍稍有点像个政府的样子。在以前，他们所谓的革命军队，没有固定的税源，依靠各地资本家的临时资助过日子，那时候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

五、面对苏联在远东的冲击，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严重不满，因为日本国内宪法结构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国内的泛亚洲主义者和国际协调主义者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那在辛亥前后，北洋时期，大体上讲是处于外部省控制的国际协调派控制之下。这一派主要观点是，我们既然已经通过英日联盟和各种国际协约加入国际体系，我们等于已经从优等生成为地区分公司经理，这样大好前途必须珍惜，我们不能跟列强捣乱，列强说维持远东秩序，我们乖乖维持远东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条约办事。如果是有的人违反条约发生冲突，那就通过国际协调解决，解决的基本原则是回到条约体系去，币原喜重郎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照胡适的说法这一阶段是日本属于霸权无害的阶段，他不能充分使用自身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话，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例如清帝在退位的时候，张作霖就很想奉迎皇帝回到关东老家，虽然革命党都要十八省，但满洲父老至少是忠于大清皇帝的。

日本这时候只要稍稍下手就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但他们不肯，他们遵循列强集体行动原则。袁世凯倒台的时候机会再次出现，北伐军前进的时候机会第三次出现。但是每一次机会出现当权的都是外务省的国际主义协调者，日本放弃了机会，决定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全部统一。这一点在币原等国际主义协调者垮台之后变成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因为泛亚主义者可以很正确的说，事情全都坏在你们手里面，当初如果你们当机立断，把九一八事变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发生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列强，都不会遇到强烈的抵抗，你们错过最好的时机，把我们害惨了。所以现在我们总算推翻你们掌了权以后，要踩你们一万只脚让你们永远不能翻身，当然他原话肯定不这样，但是你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

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民间的理想主义者和军部的人，他们是一批冒险家，也包括大批军人，像犬养毅这些人，可以说国民党就是泛亚主义者扶持起来的。如果不按照外务省的意见，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问题的，孙中山到处找革命募捐的时候，是黑龙会给他钱，是日本浪人给他保镖，康有为要暗杀他的时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时候是日本浪人保护了他。

日本泛亚主义者养活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革命党，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一口奶一口奶的将他养大，没有黑龙会那样的日本右派，国民党早已经饿死过N多次了。孙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会的黑手党扔到哪个城市的地下水道里面去了，从他们角度来看国民党卑鄙的背叛了他们，投靠了苏联。黑龙会的宗旨本来就是解放亚洲的兄弟，日本是个老大哥，已经在亚洲第一个解放了自己。

日本泛亚主义者认为它本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解放日本它在亚洲大陆的穷兄弟，国民党是他们的小兄弟，应该团结起来把俄国赶到黑龙江以北，把解放亚洲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

但是国民党居然要投靠苏联，反过来对付他们，这个背叛是再卑鄙不过了。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官方仍然极其冷血极其不负责任的推行它的国际协调政策，推行那一套国际条约神圣不可违反。中华民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强调日本要遵守国际条约，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于是国民革命军一路推进，一路残杀日本的侨民，收回租界，破坏日本的条约权利。

日本泛亚主义者还认为最糟糕的是，现在国民党掌握那种苏联发明的新方法，就是可以利用群众运动来办事。如果大清政府或者是北洋政府的军官或者是政府侵犯了条约，那么列强可以兴师问罪，你们签署的条约怎么可以不算话呢?但是如果是革命群众呢，像是沙基惨案那样，几个俄国军官领导一些革命群众围攻英国警察。你说英国警察他就像现在的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和以色列士兵一样，你是打还是不打，你要是不打，那革命的暴力肯定就把你做掉了，顺便就像收回九江和汉口英租界一样，把你得到的租界也收回。

但你要是打了怎么办?那就像五卅惨案，你只要打了保证全世界左派媒体破口大骂：帝国主义又在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真主党所武装起来的那些游行示威群众绝对不是什么手无寸铁平民百姓，以色列士兵只要敢让他们进入自己十米以内，肯定就没命了;不先杀他们，他自己保证就没命。阿富汗的美国军队如果不赶紧进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的话，那些手无寸铁的热爱和平的抗议者绝对不会像英国卫报的记者说的那么可爱的。

苏联军官和国民党党代表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只要是进了租界或者是进了日本企业，就绝对不可能再重新交出来，不仅如此，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也将得不到保证。

尽管币原喜重郎暂时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但其权力基础显然是在不断的削弱，尤其是在张学良决定归附蒋介石以后。尽管我们教科书说张学良归附蒋介石是中国反动势力的大团结，但是在日本角度上看，这意味着亚洲大陆的彻底赤化，从他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纠纷实际上跟真主党与哈马斯的纠纷差不多。如果以色列因为真主党打倒哈马斯,那是不是意味着反共事业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以色列可以安心睡觉了?以色列肯定会说：见鬼，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且都是极端分子，第五纵队。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打倒共产党对日本没有任何好处，国民党驻守华北的整个西北兵一向都是依靠苏联来养活的。这个就是当时基本政治格局，你可以想象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信蒋介石的，而他跟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都包括有联合防共的要求。日本之所以提这些条件，就是因为他不放心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身边有无数的苏联间谍，也看到蒋介石没有胃口要清洗他们，他们怀疑蒋介石本身的立场问题，他的意思是你跟我合作是可以。但是你首先要把身边的和党内的苏联间谍给我清洗出去，这样我才能放心的跟你合作，但蒋介石每次都不干，从蒋介石和宋子文他们统治军统过程中可以看出，徐恩曾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不知道钱壮飞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但他还是要用这些人，因为照国民党当时的想法，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反帝反军阀的政党，他的主要敌人是张作霖和英国帝国主义。

共产党尽管也是他的敌人，但是照他看来，在目前的斗争阶段仍然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这一点也并不离奇，像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帝国，当时也曾经跟苏联联合对付英法帝国主义，只不过他在时机成熟以后也搞土耳其式清党，把苏联人给赶出去，反过来跟英法签订附属条约。

如果蒋介石也愿意那么做的话他不一定会灭亡，但是他对第一阶段估计的太长了。他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仍然是主要敌人，个别的运用几个能干的共产党员，只要不超过他能控制的范围，危险不大，至少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完成中国统一以后我在整体上再和共产党算总账，他打的肯定也是凯末尔的主意，因为二、三十年国民党是公开的把土耳其当做自己的师父，公开主张按照土耳其的路线改造中国。

国民党是想利用苏联的力量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等到统一了中国以后，再以凯末尔为榜样把苏联做掉，这就看是谁最心狠手辣，谁的策略最高。

在抗战前，蒋介石还有理由认为他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二、三十年代军统刚刚组成的时候，主要目的并不是对付共产党人。军统刚刚成立的时候第一批主要敌人是租界内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无法控制的东北。当时东北还是张作霖控制的地方，张学良还没有开始改变立场，北伐的主要目的就是奉军和上海的帝国主义，这两块地方都是国军没有力量直接进去的。没有力量直接进去就只有采取他们从苏联师傅那里学的办法，派秘密警察、派颠覆分子暗中潜入，但是国民党在这方面的人才不够多，谁最擅于搞地下活动，除了共产党员还能有谁呢?尽管任何公开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很可能是要杀掉的，但是像钱壮飞这样擅于搞渗透活动的人才实在是不可多得。如果没有钱壮飞的话，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军统组织很可能根本进不到东北;如果军统当时没有进到东北，进入不到张学良的身边的话，张学良会不会易帜还很成问题的。

国共两党虽然在南方掐的一塌糊涂，但在东北对付奉军这方面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奉军内部搞的一系列活动的话，张学良和周围的新派人士很可能会像以前的郭松龄一样被老派将领和杨宇霆做掉，张学良之所以能够胜利。胜利以后之所以能够异乎寻常的改变他国内国外的整个路线政策，用他自己的新派去取代老派，结果一直搞到丧失东北基地，这里面都跟钱壮飞和徐恩曾负责的东北工程关系极大，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最初的时候并不是很想和苏联翻脸的。他很想和苏联维持像过去一样的关系，但最后不得不翻脸，就是因为苏联不断的按照他的一贯做法在奉军内部搞策反工作，在东北军内部安插自己的人，兵权是张作霖的命根子。如果长期允许他们这么搞下去，二十年以后东北军也要变成红军的一个分支了，所以它非得要跟苏联翻脸，非要杀人不可。杀人以后，他跟苏联再次交涉的时候，交涉内容也是很明显的，很有意思的，他的要求是最主要的要求不是领土要求，不是中东路纠纷，不是财政方面要求，主要的是他坚决要求苏联无论如何要停止对奉军内部的渗透工作。如果这点做不到谈判什么都没有用，没有奉军张作霖什么也不是，但是事情尽管张作霖本身做的算是比较成功。但是完全败在他儿子张学良手里面了，糟就糟在奉军内部新旧两派是有裂痕的，旧派以杨宇霆为领袖，而新派以张学良和郭松龄这对兄弟为代表，觉得老一辈的东北军将领思想太陈腐了。他们在北平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比老人更会办事，希望做一番大事业。郭松龄兵变其实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就是个必然，郭松龄差不多就是张学良的化身，他之所以调动奉军也是张学良交给他的。但是张作霖父子情深，他杀得了郭松龄，却没办法对付张学良，结果还是把天下交给张学良。

而张学良一旦是干掉杨宇霆那些人，实际上在东北内部就等于是郭松龄赢了。郭松龄原本的设想是，把奉军改组为东北国民军，跟冯玉祥称兄道弟，站到苏联和国民党的一边，摧毁旧势力。而现实中张学良解决杨宇霆等代表的东北旧势力以后，他马上就跟蒋介石联盟，带兵进关加入国民革命军，这就意味着日本在远东的条约全线崩溃。

就日本国内角度来看，这个证明了“币原外交”的彻底破产，无论你怎么样对中国人好，他们都不会遵守诺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把你赶出满洲。如果说是赶出内地对于日本人还可以不在乎的话，中国人企图把日本赶出满洲这一点，日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日本角度来看：第一：满洲根本不是中国本土，满蒙一向是中国的敌人，当年汪精卫和孙中山在东京闹革命的时候，每天都向日本政府跪求，乞求日本能解放他们。理由是华夏民族是宋人和明人的后代，跟朝鲜人一样，跟你们是亲兄弟，被满洲和蒙古欺负这么多年，只有指望你们日本人派出王师来拯救我们了，这些宣传对日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现在国民党再来说是东北和蒙古是你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辛亥革命当时孙中山是怎么样苦苦哀求。只要日本肯给他区区几百万元援助，解放他燃眉之急，他愿意把整个东北全部奉送给日本的。

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张学良的政策名义上是引进了国民党，但实际是引进了苏联。不仅是在东北，在整个华北，国民党的组织建立时间比共产党更晚，可以说是。如果在华南共产党还要通过寄生国民党的方式扩张势力，那么华北恰好相反了。如果大家去查党史就可以发现，华北的国民党统治是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的，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前，国民党除了在北京天津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在整个广大的北中国内地一个党员都没有，北方之所以有国民党党组织是共产党的功劳，东北也是这样。东北是以地下党组织渗透的方式建立国民党党部的，按国民党的说法，愿意做地下工作的国民党人，十个有七个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没有几个愿意离开南京和上海的，愿意到艰苦地带到前线去抛头颅洒热血、到军阀的第一线去、打到黑帮的内部去、传播党义的这种人，就凭他的传道热忱你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了。东北的共产党组织是钱壮飞建立的，所以张学良后来东北搞的国民外交是由什么人负责指导的，指向什么样的方向。这一点也许有没有糊弄到蒋介石不好说，但他肯定糊弄不到日本人，日本人对中国情况是最了解的，比谁都了解。

南京事件当中，外媒宣传的还是说是什么的国民革命军搞义和团杀害外侨，群众排外，但是日本外交部的报告，已经把共产国际在南京的每一个代表的姓名、住址，资金来源都给列出了。苏联驻华使馆的哪一个武官，在哪一年，某年某月某日下达训令，这些方面的材料，西方列强还不知道，国民党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在20年代当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全都知道了。

从日本的角度看，币原外相已经知道这些明摆着的颠覆材料居然还要采取姑息纵容政策，实在是不可原谅，对帝国也是极度的不忠，这一套把戏又在东北上演。尽管国民党可能被瞒住，西方就可能不明就里。但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是经营多年，老谋深算，他们连南京的事情都能查出来，钱壮飞他们在东北搞一些事情他们不可能查不出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张学良自鸣得意搞出来一个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伟大主持人。现在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这个伟大主持人的名字叫做阎宝航，你只要说出这个名字，我想多余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了。

国民党和张学良在30年代初期在东北即将推行一部政策，将会是怎么样的?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蒋介石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九一八事件会发生，九一八的发生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他把币原外相以及靠不住的外务部人员全都赶了出来。从日本角度上，这是个亡羊补牢事情，本来在共产革命渗入中国以前就应该当机立断，现在已经到了扁鹊手中已经病入膏肓的时代。你们再不当机立断，整个东亚就要完蛋了，当时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有个口头禅是，只有日本才能够阻止苏联南下。如果没有日本整个东亚大陆都会被完全赤化，这句话连美方都不相信，后来美方资助蒋介石的时候也绝对不相信。

但是从蒋介石倒台以后，历史发展来看，其实日本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对的，当然他们也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自私的帝国主义扩张目的。但是你得注意眼光最敏锐的人都是自私的人，因为外围群众不可能有这样的兴趣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因为跟他没关系，他也不会损失一毛钱，他凭什么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只有利益相关者的眼睛最锐利，鼻子最小，嗅觉最敏锐。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方面比美国人更加先知先觉，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在东北没有利益。他只要抽象的讲一讲，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自由要民主，既不要共产主义又不要殖民主义这一个响亮口号。当然没有具体的利益，他也不想了解什么，而日本有具体利益，他也非要搞清楚具体情况，所以他们的情况是最清楚的。九一八事变是个转折点，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东亚国际体系是在明显的崩溃之中，但是主要破坏就是苏联和国民党。

第一个是苏联，苏联野心最大，他要整个吃下去，他的渗透范围包括整个东亚。国民党的野心比较小，他只要撕碎北洋政府签订的各个条约，把中国本部和满蒙这些地带重新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左右的新中国就满意了。但这一点肯定要牺牲清末民初以来签订的所有条约，日本人在整个20年代都是跟着英国的屁股走的，采取的是维护条约的政策。这主要是属于外交部的惯性，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在外交上之所以没有胜利，主要是因为通过英日联盟跟定了英国的缘故，他在一次大战之后，大英帝国势力不断衰退。英国不断撤退的时候，仍然是根据过去习惯，死死的跟着英国人走，结果错过了他干涉亚洲大陆最好的机会。

从日本角度来看，少壮军人的暴起赶走了这些老迈的崩溃的自私的外务省的官僚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让这些官僚继续胡搞下去，那么英国人愿意作死你也跟它作死，英国人愿意把整个中国交给赤化分子，你也愿意这么干，英国人交出东亚之后他们可以回欧洲，日本人往哪去?玩到整个亚洲大陆赤化以后还能有日本的位置吗?无论如何日本人是出于帝国主义的目的，还是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他都必须强化对亚洲大陆的干涉，这才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的背景。九一八事变的长期后果就是，他彻底打破了国民党不付任何代价就能够重新恢复大清帝国版图的企图。

六、抗日战争爆发归根结底是苏日远东博弈的结果

事实证明，打破条约体系是可以的，但是仍然必须要由鲜血来换，东北是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用鲜血换来的东西。大清是搭便车，要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以后免费得还给你的，所以你在东北只能有一个名义上的主权，实际上的权力还是在日本人手里面，你要想把名义上的权力变成实质上的权力最后你仍然需要流尽自己的血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自然没有免费午餐这件事情。国民党的失败就是苏联的胜利，因为东亚条约体系瓦解的过程中间，旧有的，维护条约的像吴佩孚这一类人都渐渐的垮台，他们的土地和利益被三个条约破坏者所瓜分。三个条约破坏者就是刚才介绍的苏联和附属苏联的共产党、国民党和他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日本人。今后二、三十年代的东亚就要在这三个条约破坏者手中胶着了，按国民党在遭到重击之后，发现自己马上站不住脚了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联合苏联反抗日本的政策。应该说蒋介石和孙中山一样，最初也是谋求西方列强支持，但他们也很的清楚发现，列强既然在亚洲远东的利益不大，就是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干涉远东。

张学良游历欧洲，在各国都碰了一系列钉子以后，最后发现还是只有回到苏联那里去，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只有苏联才有可能赶走日本，然后回到满洲，其他的和欧洲国家都根本不想管东亚的事情，甚至有打算和日本做交易。美国人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实际上也是孤立主义政策，能够不仅用口头谴责日本。还能够用现实的真金白银和武器来反对日本人的列强只有苏联，这个发现不仅仅属于张学良个人。虽然蒋介石严厉的谴责张学良背叛他，但是蒋介石其实是在更高层次、有更大的范围内重复着同样的政策，他之所以不把江西的红军赶尽杀绝，其实也是为了将来联合苏联送上的一个见面礼。这一点连陈诚都看出来了，陈诚和李宗仁都注意到，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时候，军事部署是很奇怪的，好像是存心留一个出口让共产党跑掉似得。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把共产党从东南部分靠近自己核心势力的部分赶出去，赶到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带是很有好处的。第一，这些人如果到了苏联和日本势力交错的地方，如果是在外蒙古的边界上，他很可能引起苏联和日本的冲突，蒋介石就希望苏联和日本人打起来。第二，他们要想到西北，一路上要经过一些地方军阀的辖区，把这些地方军阀给打垮了，然后蒋介石可以跟在它后面“摘桃子”，如果没有“摘桃子”这个过程，将来国民政府能不能够迁到重庆还是很成问题的。

第三，将来他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可以和斯大林做交易。你看我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我留下了相对的余地，而且如果斯大林愿意支持我抗日的话，我还可以把最贫困落后，我自己也不能想要的西北割让给你们，把西北交给苏联。然后苏联帮助我们从日本手里夺回东北，从这在他看来是非常合算的如意算盘，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不知道是谁搞的，但是他的人遭到了袭击很没有面子，他要求中国方面做出解释，蒋介石知不知道，宋哲元知不知道，这不好说。

但是蒋介石即使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仍然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他完全可以重演《塘沽协议》的一幕，尤其是在宋哲元根本不想打的情况下，宋哲元的立场是，不准中央军开进保定，他对蒋介石也是很有理由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央军无论是为了剿匪也好、剿共也好、还是在抗日也好，无论打什么旗号，只要开进了你的地盘，你想再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困难比波兰等东欧国家想把苏联的友好援助部队赶出去是一样的困难。所以只要他还能够做得到，他是尽可能的想要请蒋介石不要援助他的，这个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伟大的反共分子，坚定的抗日英雄阎锡山同志。同盟会的老会员、辛亥革命的英雄，政治上绝对正确，也是采取一模一样的方法。

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他也是恳求蒋介石。不是恳求蒋介石赶紧来援助他，而是恳求蒋介石千万不要援助他，他完全能够把共产党搞定，但是如果国民党也开进来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把国民党请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蒋介石愿意采取息事宁人政策，那么宋哲元和西北军是很容易再跟日本人再搞第二个《塘沽协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维持华北的割据状态，把蒋介石拒之门外。如果抗日真的打起来，那么他们都要变成中央军的俘虏，这个前景是很明显的。是蒋介石决定要它燃烧起来，而且也是蒋介石决定这把火不仅该在华北燃烧起来，而且还要在上海燃烧起来。

上海是列强关注的地带，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如果在华北打起来，列强可能像是对东北一样不管不问。但在上海打起来列强应该是不会不管不问的，列强干预了那么他就可以得救了，结果他没有想到在上海打了三个月打到全军覆没的时候。列强仍然迟迟没有干涉，而且紧接着欧洲战事就爆发了，列强自顾不暇，已经不可能再干涉远东形势，这个致命的误判毁了国民党，把它在30年代积累下来的全部资产都消耗的干干净净，犯了这个赌徒式的错误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死了”，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吃老本和垂死挣扎，但这件事情你也不能说是苏联的阴谋，这只是个试探性行动，苏联在亚洲、非洲各地搞这样试探性的行动多了去了，能不能产生效果关键是在于你自己怎么处理，你自己能不能沉得住气是最关键的问题，以色列人在同样情况下一般都是能沉得住气的。

而抗日战争一旦开始，就产生了两种效果。

第一，在中国内部，各地军阀陷入走投无路，注定要改成蒋介石的俘虏了。阎锡山无论怎么样老谋深算，还是无法阻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同时开进他好不容易经营了多少年、专门修建窄轨铁路来保护的山西省，以后他就走投无路了，他只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其一。最后他无可奈何还是选择国民党，因为他毕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再加上共产党成功地拐去了他不少的军费，他对共产党有切肤之痛，相比呢蒋介石可能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但是这个格局是一个比较小的格局，在更大的格局上，正如宋哲元和阎锡山变成了蒋介石的俘虏和人肉盾牌，蒋介石也变成斯大林的俘虏和人肉盾牌。抗战一旦爆发，列强无力干涉远东局势，蒋介石唯一的希望就落在苏联头上了，只要他跟苏联结盟，那他不可避免的要重新采取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意味着国统区重新为周恩来同志重新打开大门，八路军代表又重新回到重庆。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人士是不大会搞情报工作的。不仅是国民党，连美国都是这样，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前是根本没有任何情报机构的，照史汀生陆军部长充满绅士风度的高尚宣言说。如果你是个绅士的话，你是不会想要去投拆别人的信件的。但是别人投拆你的信件怎么办，这个绅士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他就很无可奈何的发现美国的信件早已被别人投拆了个遍，于是非得成立战略情报局不可，美国成立战略情报局和国民党成立军统的过程非常相似。其相似处就是在于，除了局长以外，第一批核心工作人员和最能干最出色的情报人员全都是地下党，要说国民党后来完蛋。到底是重庆那些共产党地下党员发挥的作用大还是华盛顿的地下党员发挥的作用大，这是很难说的。从格局上来说，恐怕是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因为这些人中间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例如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怀特，蒋介石一直到死的时候始终搞不清楚罗斯福、杜鲁门和马歇尔为什么如此残忍的玩弄和虐待他，但是他如果知道战略情报局是怎么成立的，他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如果他真的了解这么多，他是绝对不敢在1946年就发动内战的，因为我们得承认，尽管国民党把自己描写的非常委屈，但是1946的内战是他首先发动的。

七，各自的结局

在抗战期间，三方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从日本这方面来看，日本人在清朝末年以来就已经提出来，但是被压抑了很久的泛亚洲主义政策总算可以实行了。这个政策认为，日本虽然搞明治维新，但是这个并不表明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西方文化是功利的、现实的，只讲利益不讲道理的，比起我们高贵的日本文化来说并不是最优越的。我们尽管现在出于形势要搞明治维新，要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解放日本而是要解放所有有色人种。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最终撕破脸，从他们角度来看，他们已经解放中国，然后又通过太平洋战争即将彻底消灭整个殖民主义，解放整个亚洲，尽管挨了原子弹投降了。

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是有战胜派和战败派的争论，战败派就不用解释了，战胜派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意思，就是说形式上虽然是投降了。但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来解放亚洲的有色人种，他打甲午战争是因为这个目的、打日俄战争也是这个目的、打蒋介石也是这个目的、打太平洋战争还是这个目的，他最终还是达到那个目的，他成功的消灭了欧洲人和白种人的霸权和殖民主义。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亚洲人民终于获得解放了，而且日本在将来的适当时期并不是不可能恢复原有在亚洲的领袖地位的，这点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你如果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去，你完全你就可以看出当地的领导核心，就是在二战时期由日本扶植起来的一些反殖民主义势力。昂山素季之所以能有势力就是因为她爸爸昂山将军是专门负责给日本人带路的。

有朝一日比如说中日关系在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松绑，日本人重返东南亚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出的牺牲还真不是徒劳的。当年播下的种子真的在以后是会有收成，从日本角度来看，你真的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泛亚主义者从日本国内角度来看是目光远大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像外务省那些职业官僚和现实主义者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只讲现实利益不讲理想。我们不要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的终结，历史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终结。从泛亚主义这角度来讲，这只是一个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在将来这些牺牲还是有回报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终于实现了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后目的，收回了所有租借，至少在法理上来讲，收回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所有大清遗留领土。国民党几十年奋斗的理想最后是要濒临实现了，新中国的复兴迫在眉睫。今后的新中国不再是条约体系中间一个非常次要非常被动的一个小兄弟，而是和伟大的欧洲国家一起并列于世界四强之列，为了这一切美好，难道冒一点风险、付出一点牺牲不是很值得的吗。